摘要：1961年的春天，中南海的柳枝刚抽出新绿，风一吹，细碎的嫩芽落在窗台上，像撒了一把碎玉，却没给毛润之的书房带来多少生机。案头堆着一尺多高的经济报告，红色铅笔在“粮食产量同比下降15%”“工业产值滑坡20%”的字样上画满了圈，墨迹重重，像一道道压在心头的重担。毛
十八画原创作品之《毛润之传奇》（第71~75章，共100章）
第71章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1年的春天，中南海的柳枝刚抽出新绿，风一吹，细碎的嫩芽落在窗台上，像撒了一把碎玉，却没给毛润之的书房带来多少生机。案头堆着一尺多高的经济报告，红色铅笔在“粮食产量同比下降15%”“工业产值滑坡20%”的字样上画满了圈，墨迹重重，像一道道压在心头的重担。毛润之坐在藤椅上，手指摩挲着报告纸的边缘，纸张被反复翻看，边角已经起了毛，甚至能看到他指尖留下的薄茧——这是常年握笔、批阅文件留下的痕迹。
他眉头紧锁，目光落在窗外庭院里的老槐树。这棵槐树有上百年树龄，树皮粗糙如老农耕作的手掌，枝干遒劲却透着几分萧瑟，几片早落的叶子在风里打着旋儿，像极了此刻国民经济的困境。“不能再让百姓受苦了。”他轻声自语，声音里满是坚定，也藏着对民生的牵挂。前几天，他看了一份来自安徽的报告，里面写着“某村农民挖观音土充饥，三人腹胀身亡，孩子哭着要粮”，那些文字像针一样扎在心上，夜里想起，总难入眠。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去过农村，知道百姓的苦。现在粮缸空了，机器停了，再不想办法，百姓就要绝望了。必须拿出实打实的办法，把国民经济拉回来，要让百姓的粮缸满起来，工厂的烟囱冒起来，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工作人员点头应下，心里清楚，主席的每一句话，都装着千万百姓的生计。
经过二十多次中央会议的反复讨论，从春耕谈到夏种，从工业布局议到农业生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最终确定。这八个字像一剂精心调配的良方，精准对准了国民经济的“病症”：调整农轻重比例，让一味冒进的重工业给农业、轻工业“让路”——过去重工业投资占比超过70%，现在要压到50%以下，把省出的钱投给种粮、织布；巩固“一五”计划留下的工业基础，比如鞍钢、长春汽车厂，不再盲目铺新摊子，避免“贪多嚼不烂”；充实农业、轻工业的生产要素，把人力、物力、财力投到百姓急需的领域，比如多建纺织厂、多产农具；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彻底告别“浮夸式”的虚假产量，比如钢产量要算合格钢，粮食要实打实入库。
毛润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敲着桌子强调：“方针要落地，不能只停在纸上！每一条措施，都要盯着百姓的粮袋子、工人的机床转。农民能吃饱，工人能开工，孩子有衣穿，这才是真调整！要是搞形式主义，就是对百姓犯罪！”他的话掷地有声，让在场的干部们都绷紧了神经——大家知道，这次调整，来不得半点虚的。
精简城镇人口是调整的第一步。当时全国城镇人口超过1.3亿，每天需要的粮食超过3000万斤，城市粮库的储备已经亮起了红灯，有的地方甚至开始动用战备粮。毛润之在会议上算了一笔账：“一个城镇人口每月要30斤粮，回农村种粮，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多打粮支援城市。这不是权宜之计，是让城乡都活起来的办法。”
北京某纺织厂的工人老王，就是第一批响应号召的人。他在厂里干了十年，技术过硬，本来能留在城市，可看到厂里贴的动员令，他主动报了名。拿着工厂发的200元安置费，背着铺盖卷，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河北衡水的老家。进村的那天，天还下着小雨，土路上满是泥泞，车轮陷在泥里，一家人推了半天才出来。妻子看着村口破旧的土坯房，墙皮都掉了，忍不住抹眼泪：“在城里住惯了砖瓦房，冬天有暖气，回农村咋过啊？孩子上学都没好学校。”
老王放下铺盖，蹲在门槛上，点了根旱烟，指着村口的荒地说：“咱有手有脚，把地种好，还能饿肚子？以前咱爹娘就是靠这地把咱养大的。孩子上学的事，咱慢慢想办法，先把日子过稳了再说。”他心里也没底，但看着妻子和孩子，只能硬着头皮扛。
第二天一早，老王就跟着村民去学种地。春天播种时，他分不清麦种和草籽，播下去的种子里混了不少草籽，村民李大叔看到了，蹲下来教他：“麦种粒圆，沉甸甸的，草籽细长，轻飘飘的，你抓一把放手里搓搓，就能分清了。”夏天除草时，地里的麦芒扎得他手满是小口子，晚上妻子用盐水给他消毒，他疼得龇牙咧嘴，却笑着说：“没事，过几天就好了，比在厂里扛布卷轻松。”其实他的手在厂里是握梭子的，哪受过这苦，夜里疼得睡不着，就偷偷揉手。
秋天收获时，看着自家粮囤里第一次装满了金黄的玉米和饱满的小麦，老王抓了一把麦子，放在手里搓了搓，吹掉麦壳，把麦粒塞进嘴里嚼了嚼，香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带着泥土的气息。他笑着对孩子说：“你看，咱靠自己的手，也能过上好日子。明年咱再多开几分地，让你娘给你做白面馒头。”孩子拍着手笑，妻子也红了眼眶——她知道，丈夫的辛苦没白费。
和老王一起回乡的，还有纺织厂的女工小李。小李刚结婚一年，丈夫还在城里上班，她一个人带着婆婆回乡种地。一开始她连锄头都握不稳，村民们帮她翻地、播种，她感动得说：“以前在城里，邻里之间都不说话，没想到回农村，大家这么热心。”后来她学会了种棉花，秋天收了棉花，她自己纺纱，给婆婆做了件棉袄，婆婆穿在身上，逢人就夸：“我这儿媳妇，城里来的，却比农村姑娘还能干。”
到1963年底，全国精简城镇人口超过200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城市粮食供应压力大大缓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定量从每人每天四两恢复到六两，有的家庭终于能顿顿喝上稠粥；农村也多了数百万劳动力，河北、河南等地的荒地开垦面积比1961年增加了三成，田埂上多了不少像老王、小李这样的“新农民”，为后续的粮食丰收打下了基础。
农业恢复是重中之重。毛润之特意派了12个中央工作组，分赴河南、山东、安徽等农业大省，每个工作组都带着他的叮嘱：“要告诉农民，自留地是他们的‘救命地’，种什么、怎么种，让他们自己说了算，谁也不能干涉。要是有人敢收回自留地，直接报给中央！”
在河南兰考，农民李大爷分到了半亩自留地。这块地在村东头，靠近河边，土质肥沃，以前是公社的“试验田”，种过甘蔗、棉花，都因为干部瞎指挥，没浇水、没施肥，没收成，最后荒了。李大爷拿着锄头，在地里来回翻耕，土块被敲得细碎，像精心打理的宝贝——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有属于自己的地。
他种上了红薯和棉花——红薯耐旱，产量高，能当饭吃；棉花能纺纱织布，能换钱给孙子交学费。以前在人民公社，地里的活“大家干、大家看”，有人偷懒耍滑，躲在树荫下睡觉，李大爷也没心思好好干，反正收多收少都一样分粮。现在自留地是自己的，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除草、施肥、浇水，比照顾孙子还上心。早上露水大，他的裤脚全湿了，却一点也不在乎；中午太阳毒，他就戴个草帽，在地里忙到下午才回家。
夏天，红薯藤爬满了地，绿油油的，像铺了一层绿毯；棉花也开出了雪白的花，风一吹，像无数个小喇叭在唱歌。李大爷每天傍晚都要去地里转一圈，蹲下来看看红薯藤结了多少小红薯，摸摸棉花苞饱不饱满，心里像喝了蜜。有一次下暴雨，他担心红薯地被淹，半夜起来冒雨去挖沟排水，浑身湿透了，却保住了半亩红薯。
秋天，红薯大丰收，他雇了辆小推车，把红薯运回家，在院子里挖了个地窖，满满地存了一窖，能吃到明年春天；棉花也收了几十斤，他请村里的老裁缝，给妻子和孙子各做了一件新棉衣。穿上新棉衣的那天，孙子在院子里跑着喊：“爷爷，新衣服真暖和！比以前的补丁衣服舒服多了！”李大爷拿着新棉衣，找到工作组的同志，眼眶通红：“还是有了自留地好啊！以前连红薯都吃不饱，冬天穿单衣，现在不仅能吃饱，还能穿新衣服，谢谢毛主席，谢谢党！”
除了自留地，政府还发放了8亿元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购买耕畜和农具。在山东潍坊，1961年时公社里的耕牛不足千头，很多地只能靠人力拉犁，农民累得直不起腰；到1963年，耕牛增加到三千多头，还添了两百多台新式播种机，播种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两倍。农田灌溉面积也扩大了两倍，以前“靠天吃饭”的旱地，现在都能用上井水灌溉，农民再也不用盼着下雨了。1963年，潍坊的粮食产量比1961年增长了三成，农民的粮囤里，终于不再是空的，有的人家还能存下几十斤余粮，用来换盐、换布。
工业调整也在同步推进。毛润之在工业会议上明确提出：“压缩重工业投资，重点保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料——老百姓要穿衣、要吃饭，工厂要造棉布、造农具，这才是眼下最要紧的。那些可有可无的重工业项目，该停就停，不能再浪费钱！”当时，全国有200多个盲目上马的重工业项目被停建，节省下来的20多亿元资金，全部投入到纺织、食品、农具等行业。
上海某纺织厂1961年时的光景，至今让老工人张大姐记忆犹新：“当时缺棉花，一半的机器停了工，我们轮流上班，每个月只能拿半个月的工资。家里有三个孩子，大的穿旧的，小的穿补丁的，冬天连件厚棉袄都没有，孩子冻得直哭。我去供销社买布，售货员说‘没布票，没货’，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受苦。”
调整政策下来后，政府优先给纺织厂调配棉花，从新疆调运的优质棉源源不断地运到厂里，装满了仓库。停了半年的机器重新转了起来，轰鸣声从早到晚，像一首让人安心的歌。张大姐又能天天上班了，工资也能按时发，她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就去供销社买了布，给每个孩子做了件新衣服，孩子穿上新衣服，高兴得晚上都舍不得脱。
工厂还组织技术人员攻关，开发出了印花布。以前厂里只生产白布，老百姓买回去还要自己用染料染色，染出来的颜色不均，还容易掉色。技术人员老陈带着团队，反复试验染料配方，调整印花机器，终于做出了颜色鲜亮、不易掉色的印花布，有牡丹、荷花、梅花的图案，特别受老百姓喜欢。
张大姐第一次拿到印花布时，特意给小女儿做了条连衣裙，上面印着粉色的荷花。女儿穿上后，在车间里转了一圈，工友们都围过来看，夸裙子好看。“以前买布要凭票，现在布多了，咱也能给孩子做花衣服了。”张大姐笑着说，眼里满是满足——她这辈子，就想让孩子穿得体面点，现在终于实现了。
在沈阳，某机床厂的调整更彻底。原来生产大型机床的车间，改成了生产播种机、收割机的车间。技术人员根据东北农村的土壤特点，把播种机的行距调宽，从原来的一尺调到一尺二，让种子能更好地吸收养分；还在收割机上加装了秸秆粉碎装置，粉碎后的秸秆能当肥料，回到地里，既环保又能肥田。
这些农具运到农村后，深受农民欢迎。辽宁某县的农民老赵，以前用手工播种，一天只能种两亩地，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用了新播种机，一天能种十亩地，还不用弯腰。他笑着说：“这机器比人能干，毛主席想得真周到，知道咱农民辛苦，给咱送来了好帮手！”
到1964年，轻工业产值比1961年增长了40%，市场上的日用品渐渐丰富起来——北京的百货商店里，肥皂、牙膏不再缺货，老百姓不用再托关系买；上海的菜市场里，蔬菜的品种多了，冬天也能买到萝卜、白菜、土豆，不用再吃腌菜；粮票、布票的使用范围也逐渐缩小，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粗粮票，老百姓能买到更多白面，过年时终于能吃上一顿纯白面的饺子。
看着各地传来的好转消息，毛润之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在书房里翻看河南的粮食产量报表，报表上“增长25%”的数字用红笔标着，格外醒目；又拿起上海纺织厂的棉布产量数据，手指在“1.2亿米”上轻轻点了点，嘴里念叨着：“好，好，布多了，百姓就有衣服穿了。”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八字方针没有白定，百姓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搞建设就像治水，既要堵漏洞——把盲目上马的项目停了，不能再浪费；也要疏渠道——把人力物力引到急需的地方，比如种地、织布。得一步一步来，急不得，欲速则不达啊。”
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粮食产量回到了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也重新走上正轨。中南海的老槐树下，毛润之偶尔会和工作人员一起散步，看着庭院里的草木郁郁葱葱，鸟儿在树上筑巢，他轻声说：“这才是老百姓想要的日子，有饭吃，有衣穿，有活干，日子才有奔头。咱们当干部的，就是要让百姓过上这样的日子。”
七律·第七十一章
八字方针定困局，调整巩固再充实。
减少城镇人口返，恢复农业多积粟。
压缩基建减负担，国民经济渐复苏。
政策调整见成效，神州又现好景图。
第72章 两弹一星铸国威
1958年的冬天，西北戈壁滩上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卷起的黄沙遮天蔽日，连太阳都变成了模糊的光斑，落在地上，像撒了一把碎金。一群穿着厚棉衣的科研人员，正顶着寒风搭建临时实验室——土坯砌的墙，缝隙里塞着干草，油毡盖的顶，风一吹，屋顶就“哗啦”作响，像是随时会塌下来。
实验室里，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旧仪器摆得满满当当，有的显微镜镜头上还带着划痕，是从老大学里“借”来的；有的计算尺刻度已经模糊，科研人员用红漆重新描了一遍；还有的示波器，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动，是从军工厂里调拨的。食堂里，每天的饭是掺了沙子的窝头和水煮白菜，偶尔能吃到一顿土豆，就算是改善伙食，土豆还是冻过的，咬起来硌牙。
可科研人员们的眼里却闪着光，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红底金像，像一团燃烧的火苗，支撑着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下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每天都要去实验室转一圈，看看大家的进展，鼓励大家：“咱们再苦再难，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国家等着咱们，百姓等着咱们，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
“我们要为中国造出原子弹，让国家挺直腰杆。”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信念。当时，国际形势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美国多次在台湾海峡进行核威慑，派航母在台湾附近游弋，还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扬言“要让中国不敢轻举妄动”；苏联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带走了全部技术资料，临走前还留下话：“没有我们，中国二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你们还是放弃吧。”
这些话传到北京，毛润之在中央会议上拍了桌子，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他语气坚定，目光如炬：“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别人不给的，我们自己造！就算勒紧裤腰带，就算全国人民少吃一口饭，也要把两弹一星搞出来！我们不能没有原子弹，没有原子弹，就没有话语权，就会被别人欺负！”
他亲自在原子弹研制计划上签字，划拨了10亿元专款——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他还从全国抽调了200多名顶尖的科研人员，有从美国、英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有在国内高校任教的教授，还有在工厂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另外调了5000多名技术工人，负责设备制造、场地建设。每次见到负责核武器研制的同志，他都要叮嘱：“要照顾好科研人员的生活，他们是国家的宝贝，不能让他们饿着、冻着。缺什么，就给中央报，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科研人员们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在核武器研究院，年轻的工程师小李和同事们面对的，是苏联留下的残缺图纸——有的图纸缺了关键数据，比如原子弹核心部件的尺寸；有的甚至画反了零件方向，比如导线的连接方式。没有计算机，他们就用算盘和计算尺，白天算、晚上算，演算纸堆得比桌子还高，有的人演算纸用了一面，又用另一面，舍不得浪费一张。
有一次，为了算出原子弹核心部件的临界质量——这是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数据，差一点都不行——小李和同事们连续算了三天三夜。白天，他们围着桌子演算，饿了就啃口干窝头，渴了就喝凉开水；晚上，实验室里的灯亮到后半夜，有的人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计算尺，醒了接着算。
第四天早上，当小李算出最后一个数据，发现和理论值完全吻合时，他激动得跳了起来，手里的演算纸撒了一地。他跑着去找邓稼先，鞋都跑掉了一只，声音都在发抖：“院长，算出来了！数据对得上！我们算出来了！”邓稼先接过演算纸，仔细看了一遍，眼眶通红，拍了拍小李的肩膀：“好样的！辛苦你们了！咱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水果糖，递给小李——这是他女儿寄来的，他一直舍不得吃，想留给最辛苦的人。
在戈壁滩的试验基地，生活条件比研究院更艰苦。夏天，帐篷里的温度超过40度，像个蒸笼，科研人员们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用手一搓，能搓出盐粒；冬天，温度降到零下30度，水管冻裂了，他们就化雪水喝，雪水带着泥沙，喝在嘴里牙碜，喝多了还拉肚子；粮食不够了，就挖野菜、煮土豆，有的野菜有毒，吃了会头晕、呕吐，可大家还是抢着吃——能填肚子就好，总比饿着强。
老科学家王承书，为了研制原子弹的浓缩铀技术，隐姓埋名了三十年。她本来在苏联留学，研究核物理，得知国家需要，立刻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国钻进了戈壁滩的实验室。她没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只说“去西北工作，很久不能回家”，女儿写信问她“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她只能偷偷哭，然后回信说“等妈妈完成工作就回去”。
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让她的头发掉了不少，每次梳头，梳子上都缠着一大把头发；身体也越来越差，经常头晕、乏力，可她从不说苦，也不请假休息。有一次，她因为劳累晕倒在实验室，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实验数据保住了吗？浓缩铀的纯度怎么样了？”同事们让她休息几天，她却摇摇头：“我多干一天，原子弹就能早一天爆炸，国家就多一分安全。我没事，歇一会儿就能接着干。”
年轻技术员小张，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就来戈壁滩了，那年他才22岁。他想家，想父母，想学校里的同学，晚上躺在帐篷里，经常偷偷哭。有一次，他收到家里寄来的毛衣，是母亲织的，上面有他喜欢的条纹图案，他抱着毛衣哭了很久。同事们知道他想家，就经常拉着他一起干活、一起聊天，给他讲研制原子弹的意义。慢慢的，小张也坚定了信念：“为了国家，为了家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造出原子弹，让国家强大起来。”
毛润之得知科研人员的困难后，立刻指示：“给试验基地调运粮食、药品和棉衣，要让科研人员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很快，满载着大米、面粉、棉衣和感冒药的卡车，冒着风雪开到了戈壁滩。当科研人员们拿到崭新的棉衣，棉花又厚又软，穿上特别暖和；吃到喷香的白米饭，没有沙子，还能吃到红烧肉时，很多人都哭了——这不是普通的棉衣和米饭，是党和国家的牵挂，是全国人民的支持。
1964年10月16日，是中国历史上永远难忘的一天。上午10点，试验基地的指挥室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空气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随着总指挥“起爆”的命令，戈壁滩上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比太阳还亮，让人睁不开眼睛；接着是震耳欲聋的巨响，大地都在颤抖，帐篷里的杯子都掉在了地上；蘑菇云缓缓升起，像一座银色的高塔，直冲云霄，在蓝天上停留了很久很久。
科研人员们冲出指挥室，在戈壁滩上欢呼雀跃。小李和同事们抱在一起哭，有的人挥舞着帽子，有的人甚至跪在地上，对着蘑菇云磕头。邓稼先蹲在地上，看着蘑菇云，嘴里反复念叨：“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中国有原子弹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酒，这是他珍藏了很久的，打开盖子，递给身边的人，每个人都喝了一口，酒很烈，却喝出了甜的味道。
消息传到北京，毛润之正在书房里看《资治通鉴》。工作人员兴奋地跑进来，手里拿着电报，跑得太快，差点摔倒，声音都在发抖：“主席！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毛润之放下书，站起身，快步走到窗前，望着远方的天空，虽然看不到蘑菇云，却仿佛能感受到那股震撼的力量。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眼角还有些湿润，轻声说：“好！好！中国人民从此不怕核威胁了！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定地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所有国家都放弃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遍了全国，老百姓都沸腾了。北京街头，人们举着“两弹一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游行，敲锣打鼓，有的还放鞭炮；农村里，老农们围着广播，听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激动得说不出话，有的还对着北京的方向磕头，说“毛主席英明，国家强大了”；学校里，老师给学生们讲原子弹的意义，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要好好学习，为国家做贡献”。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科研人员们没有停下脚步，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氢弹的研制中。氢弹比原子弹更复杂，技术难度更大，可科研人员们信心十足。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比美国的七年、苏联的四年都快，创造了世界奇迹。
当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润之正在召开中央会议，他笑着对同志们说：“咱们的科学家有本事！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能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当卫星成功入轨，播放的《东方红》乐曲通过电波传遍全世界时，毛润之特意让工作人员把收音机搬到书房，他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那熟悉的旋律，嘴角带着微笑。这乐曲，是中国科技进步的象征，是国家尊严的宣告，更是无数科研人员汗水和心血的结晶。
两弹一星的成功，像一道惊雷，震惊了世界。在联合国，以前有些国家的代表看到中国代表团，总是不屑一顾，甚至故意避开；现在，他们主动走上前，和中国代表握手，询问中国的科技发展经验，有的还希望和中国合作。亚非拉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197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比1964年增加了一倍，中国不再是“孤立的国家”。
老百姓们也扬眉吐气，北京街头，有位老人激动地说：“以前外国人欺负我们，说我们是‘东亚病夫’，看不起我们；现在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有了卫星，他们再也不敢随便欺负我们了！这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都是科学家们辛苦换来的！”
毛润之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了自豪。他在书房里翻看两弹一星的照片，有科研人员在戈壁滩工作的场景，他们穿着厚棉衣，脸上满是灰尘，却笑得很灿烂；有蘑菇云升起的瞬间，银色的云柱直冲云霄，特别壮观；还有卫星升空的画面，火箭拖着长长的火焰，飞向天空。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两弹一星不是靠别人给的，是靠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工人、军人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这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只要团结一心，就能办成任何大事！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两弹一星的精神，像一座灯塔，照亮了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后来，中国的航天事业、核工业不断发展，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核潜艇下水到核电站建成，都是在两弹一星精神的激励下取得的。而这一切的起点，都离不开毛润之当年的坚定决策——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他顶住压力，为中国的科技发展铺就了一条通往强大的道路，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挺直了腰杆。
七律·第七十二章
面对威胁不畏惧，决心研制两弹星。
科研人员隐姓名，荒岭之中苦钻研。
六四核弹爆声响，六七氢弹破云天。
七零卫星传金曲，国威从此震宇寰。
第73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的春天，山东某农村的打谷场上，挤满了穿着粗布衣裳的村民。场边的老槐树上挂着一个大喇叭，红色的电线顺着树干垂下来，风吹得喇叭晃悠悠的。村党支部书记站在土台上，手里拿着一份叠得整齐的文件，文件边角都被磨平了，是他反复翻看的结果。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宣读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要打击贪污盗窃，纠正干部的不良作风，让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村民们认真地听着，有的靠在谷堆上，谷堆还留着去年的麦香；有的坐在小板凳上，手里还攥着没编完的草绳，草绳的纤维粘在手上；还有的抱着孩子，孩子在怀里睡得很香。人群里，张大爷低着头，手里搓着草绳，心里却在打鼓——最近村里有传言，说村会计挪用了集体的粮食，给自己的亲戚抵了债。张大爷家去年的口粮不够，想向公社借点粮，村会计却说“集体没粮，要留给种子”，现在看来，这话里有猫腻。
他抬头看了看台上的书记，又看了看身边的村民，大家脸上都带着期待的表情。张大爷心里盼着：“希望这次运动能把事情查清楚，还大家一个公道。要是干部真的贪污，可不能轻饶；要是没这回事，也给干部正名，省得大家瞎猜。”
当时，经过八字方针的调整，国民经济渐渐恢复，农民的粮囤里有了余粮，不用再挖野菜充饥；工厂的机器也转得越来越欢，工人能按时拿到工资，不用再担心失业。可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干部利用职权贪污集体财产，把公社的耕牛、粮食偷偷带回家，有的甚至把救济粮卖了换钱；有的在工作中搞官僚主义，农民反映的灌溉问题，拖了半年都没解决，导致庄稼减产；还有的地方，资本主义倾向抬头，个别农民偷偷买卖土地，有的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把食盐的价格涨了一倍。
这些问题传到北京，毛润之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他在中央会议上，把各地上报的材料摊在桌子上，指着上面的内容说：“你们看看，这些干部，忘了自己是为谁服务的！忘了老百姓的苦！贪污集体财产，搞官僚主义，这是在败坏党的名声，是在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他的语气很严厉，眼神里满是失望和愤怒，甚至把一份材料拍在了桌子上，材料的纸都被拍皱了。
他接着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小题大做，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让干部保持廉洁，让他们记住，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不是官老爷；要让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知道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有问题党会解决。”他特意强调，运动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扩大化，要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坏人——我们是要教育人、挽救人，不是要把人一棍子打死。要是把好人当成坏人，就是在帮敌人的忙！”
运动首先在农村展开。河北某村的工作组进驻那天，村民们都围在村口看，有的还提着篮子，准备去地里干活，顺便看看工作组的人是什么样。工作组的同志没先去村委会喝茶，而是直接去了村仓库，打开了粮囤和账本。仓库的门很久没开了，一打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粮囤里的粮食不多，还掺了不少碎米。
村主任一开始不配合，双手叉腰，站在仓库门口，说：“我当主任这么多年，没贪过一分钱，没占过集体一点便宜，你们凭什么查我的账？这是不信任我！是在给我难堪！”他的脸涨得通红，声音也很大，想把工作组的人吓走。
工作组的组长李同志，以前在农村当过干部，知道村民的难处，也理解村主任的情绪。他耐心地说：“主任，我们查账不是不信任你，是为了给村民一个交代，也是为了保护你。要是真没问题，查清楚了，大家更信任你，你以后工作也好开展；要是有问题，早点改，也不至于犯大错，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村主任听了，脸色缓和了些，不再阻拦，只是站在一边，看着工作组的人查账。工作组的同志，有的翻账本，有的盘点粮食，有的询问仓库管理员，忙得满头大汗。账本很混乱，有的地方没记账，有的地方记的数字对不上，工作组的同志只能一点点核对，遇到不清楚的地方，就找村民了解情况。
经过半个月的核查，账本上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村会计挪用了500斤集体粮食，给自家的弟弟抵了债——他弟弟去年欠了别人的钱，没钱还，就找他帮忙；还把公社发的农药，偷偷卖给了邻村的农民，赚了20块钱，钱被他用来买酒喝了。
工作组召开村民大会，让村会计站在台上作检讨。村会计低着头，声音很小，像蚊子叫，还时不时抬头看一眼村民，眼神里满是愧疚。他说：“我错了，不该挪用集体的粮食，不该卖农药赚钱，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村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愿意把粮食和钱还回来，愿意接受处分。”
工作组不仅让村会计把粮食和钱还给了集体，还帮他制定了整改计划，让他在村里的菜园里干活，用劳动弥补自己的过错。村民们都说：“这样的运动好，能把坏人揪出来，也能还好人清白。以前总觉得干部有问题，却没地方说，现在好了，有工作组给我们做主，党没忘了我们。”
在浙江某村，工作组还查出了干部挪用救济款的问题。村里有十户困难户，公社发了救济款，每户50元，可村支书只给了每户30元，剩下的200元被他用来给儿子买自行车了。工作组把救济款补发给了困难户，还撤了村支书的职，让村民重新选举村支书。困难户王大妈拿到补发的救济款，激动地说：“谢谢工作组，谢谢党，还我们公道了！”
在工厂，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上海某机床厂的车间里，墙上贴满了“揭发贪污盗窃，维护集体利益”的标语，红色的标语纸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微微晃动。有工人反映，车间主任老王利用职权，把厂里的钢材偷偷卖给私人，赚了不少钱；还对提意见的工人进行打击报复，把技术好的工人调去干杂活，让他们没法发挥作用。
工作组进驻后，找了十几个工人谈话，有的在车间里谈，有的在食堂里谈，工人一开始不敢说，怕被报复，工作组的同志说：“你们放心，有党给你们做主，谁也不敢报复你们。要是有人报复，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工人这才敢说实话，有的还拿出了老王卖钢材的证据，比如收条、证人。
工作组还查了车间的领料单和出库单，发现领料单上的钢材数量和出库单上的数量对不上，差了5吨钢材。证据确凿后，工作组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宣布了对老王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撤销车间主任职务，追回赃款，还要在厂里做检讨。
老王站在台上，脸涨得通红，后悔地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我不该贪小便宜，不该打击报复同事。我一时糊涂，犯了错，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职工们虽然生气，但看到老王真心悔改，也没再为难他。
大同煤矿的运动也很有成效。煤矿的工会主席，把工人的福利款挪用了，用来给自己盖房子，工人的劳保用品半年没发，有的工人只能穿着破衣服下井，很危险。工作组查出问题后，追回了福利款，给工人补发了劳保用品，还撤了工会主席的职。工人老赵拿到新的安全帽和工作服，笑着说：“这下下井放心了，党还是想着我们工人的！”
工厂还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请老工人讲旧社会的苦日子，对比现在的好日子，让大家珍惜社会主义的成果。上海机床厂的老工人赵师傅，今年60岁了，在工厂干了40年，他给年轻工人讲：“旧社会，我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干活，每天干12个小时，还吃不饱饭，老板动不动就打人，还扣工资。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机器弄坏了，老板把我打得鼻青脸肿，还把我开除了，我差点饿死。现在好了，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有工资拿，有福利分，生病了有医保，孩子上学有保障。要是让贪污盗窃的人把工厂搞坏了，我们的好日子就没了，大家一定要保护好工厂，保护好社会主义的家业！”
年轻工人小王听了，深受触动，他说：“以前我对社会主义没什么概念，觉得日子好是应该的。现在听赵师傅这么一说，才知道好日子来之不易，是党和国家给的。以后我要好好工作，还要监督干部，不让他们贪污，不让他们搞坏工厂。”
然而，随着运动的推进，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在河南某县，农民周大爷家里养了十几只鸡，本来是想靠卖鸡蛋给孩子交学费，孩子在县里上中学，学费要5块钱，他没那么多钱，只能靠养鸡凑。可有人说他“养这么多鸡，是搞资本主义副业，想当资本家”，把他的鸡没收了，还把他拉到公社的大会上批判，让他站在台上，低着头，接受大家的“教育”。
周大爷委屈地说：“我养几只鸡，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了？我没偷没抢，就是想给孩子赚点学费，让孩子能上学，能有文化。我做错什么了？”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怕被人说“不认错”。
在广东某工厂，技术员小李提了“改进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的建议，比如让技术好的工人带徒弟，减少浪费原材料，这样能让工厂多生产产品，多赚钱。可有人说他“这是在学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他拉去批斗，还停了他的工作，让他去车间干杂活。
小李很困惑，也很委屈：“我是为了工厂好，是为了大家能多拿奖金，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了？难道让工厂亏损，让大家饿肚子才是社会主义吗？”他想不通，夜里经常睡不着，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在某小学，教师老陈因为在课堂上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可取之处，比如‘因材施教’，对现在的教学有帮助”，就被说成是“为封建主义招魂，反对社会主义教育”，遭到了批斗，还被调离了教师岗位，去学校的食堂做饭。老陈教了20年书，热爱教育事业，现在却只能做饭，心里很痛苦，经常一个人偷偷哭。
这些情况传到北京，毛润之非常生气。他在中央会议上拍了桌子，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团结人，不是打击人！是要纠正错误，不是要制造冤案！像养几只鸡、提个合理化建议、说孔子的思想有可取之处，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了？这是瞎搞！是在破坏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在给社会主义抹黑！”
他立刻指示：“要纠正扩大化的错误，对被错批的人，要平反道歉，恢复名誉，把没收的东西还回去，该恢复工作的恢复工作。要是有人故意搞扩大化，要严肃处理，不能姑息！”
随后，各地开始复查，为不少被错批的群众平了反。周大爷的鸡被还了回来，公社的干部还上门道歉，给了他5块钱，让他给孩子交学费；小李恢复了技术员的工作，他提的建议被工厂采纳，生产效率提高了15%，工人的奖金也多了；老陈也回到了教师岗位，继续教他热爱的语文，学校还给他补发了工资。
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打击了贪污盗窃，纠正了干部的不良作风，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让干部们知道“不能贪、不敢贪”，让群众知道“党会为他们做主”，但扩大化的问题也给一些群众和干部造成了伤害，让他们对党产生了误解，有的甚至不敢再提建议，怕被批斗。
毛润之在晚年反思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衷是好的，是为了让党更纯洁，让群众更团结，让社会主义制度更巩固。但在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偏离了方向，把好人当成了坏人，把小事当成了大事，这是教训。以后搞任何运动，都要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多听群众的意见，不能脱离实际，不能伤害好人——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要是伤害了人民，就失去了根本，就会被人民抛弃。”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风气，增强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让干部们更加廉洁，让群众更加信任党，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它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也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尊重客观事实，避免犯扩大化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七律·第七十三章
社教运动开展忙，清政清经清思想。
打击贪盗纠歪风，巩固制度防复亡。
虽有成效显，亦存扩大化伤。
党的建设不停步，总结经验再启航。
第74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大厅里，水晶吊灯的光芒透过紧张的空气，落在各国代表的脸上，气氛紧绷得像即将断裂的弓弦。第26届联合国大会正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进行投票，这是中国第11次为恢复合法席位发起努力，前10次都因美国的强势阻挠铩羽而归。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坐在靠后的位置，深蓝色的中山装在一片西装中格外醒目。团长乔冠华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目光落在主席台上的表决器上，指节微微泛白——他清楚记得，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争取发展中国家理解奔走的场景；也记得前几次提案投票时，美国代表挥舞着文件煽动反对的模样。此刻，他身边的年轻翻译轻声说：“乔团长，坦桑尼亚的姆维尼代表刚才朝我们竖了大拇指。”乔冠华微微点头，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心里却沉甸甸的：这一次，不仅是为中国正名，更是为所有被压迫的发展中国家争一口气。
美国代表团的席位在前排，团长乔治·布什正低声与身边的助理交谈，时不时朝亚非拉国家代表的方向投去目光，眼神里带着几分急切。他刚和哥伦比亚代表谈完，对方却含糊地说“需要再考虑”，显然不愿再被美国裹挟。不远处，坦桑尼亚代表姆维尼正和赞比亚代表低声交流，姆维尼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工人和当地民众一起扛钢轨的画面。他对赞比亚代表说：“中国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我们修铁路、派医生，现在他们需要支持，我们不能退缩。”赞比亚代表用力点头：“没错，这不是简单的投票，是对正义的选择。”
此时，北京中南海的书房里，夜色已浓，窗棂上糊着的薄纸被风吹得轻轻晃动。毛润之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份《参考消息》，但目光却没落在文字上，而是盯着桌角那尊小小的青花瓷瓶——这是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访华时送的礼物，见证着中国与亚非国家的早期友谊。他心里清楚，这次投票不仅是中国外交的关键一役，更是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舞台上第一次真正掌握话语权。
工作人员每隔半小时就会进来汇报一次进展，每次推门，都能看到毛润之微微前倾的身体。当听到“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等非洲国家都明确表示支持我们，欧洲的法国、意大利也倾向赞成”时，毛润之端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温热的茶水，语气肯定地说：“亚非拉国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不会忘记中国对他们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我们帮他们抗殖民主义，帮他们建学校、修公路，这份情谊不是美国的威胁能动摇的。这是相互支持，是正义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晚上10点整，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正式开始。大会主席用略带沙哑的声音依次念出国家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像一颗石子，投进所有人的心湖。“阿富汗，赞成！”大厅里响起零星的掌声；“阿根廷，弃权！”美国代表团的人轻轻皱了皱眉；“巴林，反对！”乔治·布什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
当念到“坦桑尼亚，赞成！”时，姆维尼代表猛地站起身，高举右手，大声喊出“赞成”，非洲国家的代表们纷纷起身鼓掌，掌声像潮水般蔓延开来；当念到“美国，反对！”时，大厅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乔治·布什脸上勉强维持的镇定。乔冠华坐在座位上，手指紧紧攥着笔，手心已经出汗——他知道，还差最后几个关键国家的投票。
“赞比亚，赞成！”“法国，赞成！”“加拿大，赞成！”随着一个个“赞成”响起，乔冠华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终于，大会主席敲了敲锤子，声音透过扬声器传遍整个大厅：“赞成票76票，反对票35票，弃权票17票，提案通过！”
话音刚落，联合国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响亮、更热烈。非洲国家的代表们拥抱着跳起来，有的挥舞着中国国旗，有的拉着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手，用生硬的中文说“恭喜”；拉丁美洲的代表们拍着桌子，大声欢呼，连原本中立的欧洲代表也纷纷起身鼓掌。乔冠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仰头大笑起来——这笑声里，有扬眉吐气的畅快，有对国家强大的自豪，有对所有支持者的感谢。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定格下这张被称为“震碎联合国大厅玻璃的笑”的经典照片。
消息传到北京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推开毛润之的书房门，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主席，联合国的消息来了，我们的提案通过了！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毛润之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原本略带疲惫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像点燃了一盏灯。他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电报，手指在“76票赞成”的字样上反复摩挲，电报纸因为他的用力而微微发皱。他仔细看了两遍，才递给身边的周恩来总理，两人相视一笑，周恩来总理的眼眶有些发红：“主席，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亚非拉人民的胜利！从此，中国在联合国再也不是被排斥的角色了！”
毛润之点了点头，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语气里满是感慨：“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在外交上处处受辱，到今天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我们走了一百多年啊！”他转过身，对工作人员说：“马上通知外交部，做好中国代表团进驻联合国的准备。代表团要带好毛主席语录，向联合国的朋友们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永远不称霸。还要告诉乔冠华同志，在联合国要多交朋友，多听意见，既要坚持原则，也要灵活应变，为世界和平多做实事。”
第二天一早，北京街头仿佛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东单到西单的街道上，游行队伍从清晨排到午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举着“热烈庆祝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外交胜利万岁”的标语，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某工厂的工人老王，特意穿上了过年才舍得穿的新中山装，带着上小学的儿子挤进游行队伍。儿子拽着他的衣角，好奇地问：“爹，联合国是什么地方？恢复合法席位为啥大家这么高兴？”
老王蹲下身，指着远处的天安门，认真地说：“联合国是世界各国开会的地方，以前外国人不让中国进去，让台湾的人占着我们的位置，这是欺负我们。现在我们进去了，就能在世界上说话了，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你记住，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别人才不敢小看我们！”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跟着人群一起喊：“中国万岁！”
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华侨商店里，老华侨陈先生正拿着报纸，手指颤抖着抚摸“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标题。他1948年去了美国，几十年来，每次听到中国在外交上受委屈，都忍不住偷偷落泪。现在看到这个消息，他激动地对店员说：“我要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我要亲眼看看祖国的变化！以后在国外，再也不用怕别人说‘中国没资格在联合国说话’了！”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在此之前，联合国被美国操纵，中国的主权被严重侵犯；恢复席位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像一艘终于驶入正轨的巨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讨论中东问题时，中国提出“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干预”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讨论非洲独立问题时，中国坚决谴责殖民主义，帮助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家获得独立，赢得了广泛赞誉。
中国代表团进驻联合国后，乔冠华团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声音洪亮：“中国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永远不称霸。我们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中国人民经历过殖民压迫的痛苦，深知独立与和平的珍贵，我们愿意和世界各国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
演讲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围上来，和乔冠华握手。姆维尼代表握着他的手说：“你的演讲说出了我们非洲国家的心声，以后我们在联合国，再也不是孤单的了！”乔冠华笑着说：“我们是朋友，应该互相支持，一起为正义发声。”
毛润之在中南海书房里，仔细阅读着乔冠华从联合国发来的演讲报告，时不时在上面圈点批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不是中国外交的终点，而是起点。我们要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要让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像一棵大树，为弱小国家遮风挡雨。”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的外交事业迎来了“春天”。从1971年到1973年，先后有4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1972年，中国与英国、荷兰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与中国建交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
这一切，都离不开毛润之的正确领导和战略眼光。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像一位舵手，引领中国外交在复杂的国际风浪中驶向正确的方向。他始终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主张世界各国平等相待，用真诚和正义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不仅是中国的胜利，更是正义与和平的胜利，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七律·第七十四章
七一年秋传喜讯，联合国里正名份。
恢复中国合法席，驱逐台当局离门。
润之决策顺民心，外交战线获大胜。
国际地位得提升，神州声望远播闻。
第75章 尼克松访华破冰
1972年2月21日，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寒风凛冽，吹得停机坪边的红旗猎猎作响，像在诉说着一个跨越太平洋的故事。但寒风丝毫没有冷却人们的热情——中国政府的官员们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袖口的纽扣扣得一丝不苟；解放军战士们身姿挺拔，钢枪在阳光下泛着冷光；还有两百多名群众代表，手里捧着用红纸包裹的鲜花，花瓣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映着人们期待的笑容。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天空，望着那架正从云端缓缓降落的波音707飞机——机身上的美国国旗，此刻不再象征着敌对，而是承载着打破坚冰的希望。
人群中，65岁的老工人张师傅紧紧攥着手里的向日葵花，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他1950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曾在战场上见过美国士兵，那时的他，对美国充满了敌意。可现在，他看着那架缓缓降落的飞机，心里却百感交集：“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到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只要能和平，比什么都好。”他身边的孙女仰着小脸问：“爷爷，那个飞机里的人是来和我们做朋友的吗？”张师傅摸了摸孙女的头，笑着说：“是啊，以后我们和美国，就不用再打架了。”
飞机的轮胎接触地面，发出轻微的摩擦声，随后稳稳停下。舱门打开，美国总统尼克松穿着深色大衣，戴着礼帽，从舷梯上一步步走下来。他的脚步有些缓慢，眼神里带着几分好奇和郑重——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此之前，他对中国的认知，只来自书本和报告；而现在，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真实：停机坪上的人群、远处的天安门轮廓、空气中淡淡的煤烟味，都让他意识到，这次访问，将改变世界。
当尼克松走到舷梯底部，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快步走上前，伸出了手。尼克松立刻加快脚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这个握手，持续了一分多钟，两只手，一只来自东方，一只来自西方，一只承载着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一只承载着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决心。阳光落在他们身上，将两个身影拉得很长，像一座连接太平洋两岸的桥梁。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我的手握住周恩来总理的手时，我知道，过去二十年的敌对状态，在这一刻开始融化。这不仅是两个人的握手，更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和解。”而周恩来总理则在事后对身边的人说：“这个握手，像春风融化冰雪，像桥梁跨越鸿沟。世界和平，需要这样的握手。”
当天下午3点，中南海的书房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架上的书籍上，《论语》《孙子兵法》等典籍的封面泛着柔光。毛润之坐在藤椅上，虽然身体有些不适，脸色略显苍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手里拿着一份尼克松的资料，上面记录着尼克松的从政经历和对华主张。听到工作人员汇报“尼克松已经到门口了”，毛润之微微欠身，示意请尼克松进来。
尼克松走进书房，目光首先落在毛润之身上——这位中国的领导人，比他想象中更温和，眼神里带着智慧的光芒。他快步走上前，伸出手：“主席先生，我非常荣幸能见到您。”毛润之握住他的手，笑着说：“总统先生，欢迎你来中国。你的到来，打破了中美之间的坚冰，这是件好事。”
两人相对而坐，茶几上放着两杯清茶。尼克松率先开口：“主席先生，中美两国虽然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都面临着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现在，霸权主义威胁着世界的稳定，我们应该携手应对。”
毛润之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说：“总统先生说得对。《论语》里讲‘和而不同’，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有分歧很正常，但重要的是求同存异。中美两国之间，有分歧，但也有共同利益——比如反对霸权主义，比如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我们应该把分歧放在一边，先把共同利益的事做好，让两国人民受益，让世界受益。”
尼克松点点头，说：“您的智慧让我敬佩。我这次来中国，就是希望能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结束敌对，走向合作。”毛润之笑着说：“很好。搞外交，就像走亲戚，多走动，多交流，感情就深了。以后，中美两国要多来往，多沟通，不要因为一点分歧就吵架。”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从世界格局谈到中美关系，从历史谈到未来，气氛轻松而坦诚。离开时，尼克松紧紧握着毛润之的手说：“主席先生，您的话让我深受启发。我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成功，中美关系一定会迎来新的篇章。”毛润之点了点头：“希望我们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打下一个好基础。以后的路，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尼克松参观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在北京，他登上了长城。站在八达岭长城的烽火台上，寒风呼啸，远处的群山连绵起伏，长城像一条巨龙，蜿蜒在群山之间。尼克松扶着城墙，感慨道：“长城是中国的象征，也是人类的奇迹。它见证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人民的坚韧和智慧。能登上长城，是我一生的荣幸。”他身边的翻译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不到长城非好汉’，总统先生现在也是‘好汉’了。”尼克松听了，哈哈大笑：“没错，我现在是‘长城好汉’了！”
在故宫，尼克松在太和殿前驻足良久。他看着金黄的琉璃瓦、红色的宫墙、高大的柱子，心里充满了震撼：“中国的历史文化太深厚了，这些建筑，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历史的见证。美国的历史只有两百年，而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尊重历史。”
在上海，尼克松访问了某机床厂。工厂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穿着蓝色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当尼克松走到一台机床前，工人小李正在操作机床，加工一个精密零件。尼克松弯下腰，仔细看着零件，问：“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喜欢这份工作吗？”
小李停下机器，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笑着说：“我在这里工作五年了，很喜欢这份工作。以前，工厂的机器很旧，生产效率低；现在，工厂引进了新设备，我们的工资也涨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尼克松听了，点了点头：“看到中国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很高兴。劳动创造幸福，这是全世界都认同的道理。”
2月28日，上海锦江饭店的会议室里，气氛庄重而热烈。中美双方的谈判人员围坐在长桌旁，桌上放着《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在签订仪式上，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分别在公报上签字。就在这时，美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突然提出：“公报中‘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句话，能不能修改得更委婉一些？”
周恩来总理放下笔，微笑着说：“这位先生，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事实，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是中美双方都认可的。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次，这句话是公报的核心，修改了就不符合事实了。我们应该尊重事实，尊重双方的共识，这是外交的基本原则。”美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听了，只好坐下，不再说话。
《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公报中，中美双方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确认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的主张；双方同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还同意加强在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交流。这份公报，像一颗种子，播下了中美和平共处的希望。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百姓对这位美国客人充满了好奇。在北京街头，不少群众站在路边，看着尼克松的车队经过，有的挥手致意，有的拿出相机拍照。某中学的教室里，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同学们，中美关系破冰，就像春天来了，冰雪融化。以前，中美是敌人，现在，我们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你们以后可能会有机会去美国，也会有美国学生来中国，你们要成为中美友好的小使者。”
学生们听得很认真，纷纷举手提问：“老师，美国的学生也学中文吗？”“老师，以后我们能和美国的小朋友一起玩吗？”老师笑着说：“会的，只要我们保持友好，以后会有很多机会的。”
毛润之对尼克松访华的成果非常满意。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尼克松访华，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突破。以前，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孤立政策，不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把我们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现在，他们不得不重视中国，不得不来中国访问，这说明中国的实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
他顿了顿，喝了一口茶，继续说：“中美关系搞好了，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和平有利。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个国家和平相处，世界和平就多了一份保障。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让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1973年，中美双方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联络处，负责处理两国之间的日常事务；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关系的破冰，还带动了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1972年，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先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外交事业，像春天的花园，百花齐放。
毛润之的战略眼光和果断决策，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像一位高明的棋手，在复杂的国际棋局中，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又像一位领航员，引领中国外交在风浪中驶向和平与发展的航道。这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不仅改变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为人类和平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七律·第七十五章
七二年春喜讯来，尼克松访华破冰开。
中美领袖会北京，上海公报定新裁。
打破封锁通交往，世界格局随之改。
外交突破意义大，神州外交展新台。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