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我调到了35。新闻联播铿锵有力的片头曲，像一柄钝锤，一下下敲在耳膜上，却敲不进我心里。妻子张桂兰在厨房里洗碗，哗哗的水声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是这个家此刻唯一的活气。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我调到了35。新闻联播铿锵有力的片头曲，像一柄钝锤，一下下敲在耳膜上，却敲不进我心里。妻子张桂兰在厨房里洗碗，哗哗的水声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是这个家此刻唯一的活气。

我盯着电视，屏幕上的人影在动，声音在响，可我什么都没看进去，什么也没听进去。

我叫林卫国，今年刚满六十，从干了一辈子的机修厂办了退休。本以为卸下担子，能过几天舒心日子，可这日子，却比上班还熬人。

我的目光从电视机上挪开，落在客厅角落的五斗橱上。最上面那个抽屉，没锁，但像是有一道无形的封印。那里头，有本发黄的相册，相册里夹着一张我和桂兰年轻时的黑白照。照片上的她，两条乌黑的辫子，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我穿着海魂衫，挺着胸膛，感觉自己能扛起整个世界。

现在，我扛不动了。

桂兰从厨房出来了，手里拿着抹布，一声不吭地擦拭着餐桌，然后是茶几，最后是电视柜。她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沉默而高效。这种沉默，从三天前就开始了。三天，七十二个小时，除了“吃饭了”、“我出去了”这种维持生存必需的短语，我们之间没有超过十个字的交流。

我知道她在气什么。气我上周日，当着儿子儿媳的面，摔了筷子。

“爸，我们是想……”儿子林小军当时搓着手，一脸为难。

“想什么？想把我这把老骨头卖了，换你们住得舒坦？”我打断他，胸口一股邪火直往上蹿。

儿媳王慧的脸当场就白了。

桂兰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压着嗓子说：“你好好说话！”

“我哪句没好好说？”我瞪着眼，“这房子，是我跟你一砖一瓦攒出来的！现在说卖就卖？我死了，你们再动！”

话说绝了，场面也僵了。小军和王慧带着孙子乐乐，饭都没吃完就走了。从那天起，桂兰就没给过我好脸色。

她擦完电视柜，直起身，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她转身进了卧室，“啪嗒”，门关上了。

整个客厅，只剩下我，和音量35的电视。

孤独像水银，从地板的缝隙里一点点渗出来，冰冷，沉重，包裹住我的脚踝，慢慢往上蔓延。我关掉电视，世界瞬间安静得可怕。

我起身，走到那个五斗橱前，鬼使神差地拉开了最上面的抽屉。那本熟悉的相册静静地躺在角落，旁边，却多了一个我不认识的药盒。

我拿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清了上面的字：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主治：全身所有部位的骨关节炎。

我的心，猛地一沉。

电话铃声就在这时尖锐地响了起来，像一声惊雷，劈开了这死寂的夜。我拿起手机，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小军。

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

“爸，”小军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和迟疑，“你和妈……商量得怎么样了？”

我捏着手里的药盒，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妈的腿，是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第一章

“爸，你先别急，妈她……”小军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问你，她腿怎么了？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六十岁的人了，我自认早已过了情绪失控的年纪，可那一刻，一种被蒙蔽、被排挤的愤怒，混杂着后知后觉的恐慌，让我的手都开始发抖。

“就……就前几个月开始的，说是下楼梯膝盖不得劲。去社区医院瞧了瞧，医生说是老年性的关节磨损，让先吃点药养着。”小军的声音越说越低，“妈不让我们告诉你，说你刚退休，正烦着呢，不想给你添堵。”

不想给我添堵？

这六个字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我心里。我烦？我烦什么？我烦的是退休后无所事事的空虚，烦的是感觉自己一下从家庭的顶梁柱变成了多余的摆设。可这些，在妻子的病痛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做了一辈子夫妻，从青葱少年到白发苍苍，我一直以为，我是她最坚实的依靠。可现在，她宁愿瞒着我，跟儿子商量，也不愿对我吐露半个字。

“卖房子的事，也是因为这个？”我哑着嗓子问。

“嗯，”小军承认了，“我们家住六楼，没电梯。妈现在上下楼越来越费劲。王慧的意思是，干脆把老房子卖了，在我们小区换个小点的电梯房，离得近，我们也能多照应。或者……或者就搬来跟我们一起住，我们那套是复式，楼下有间朝南的卧室……”

“够了。”我冷冷地打断他。

我知道儿子儿媳或许是好意，但在我听来，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施舍和可怜。我林卫国，在厂里当了一辈子技术骨干，谁见了不叫一声“林师傅”，我需要别人来“照应”？我的家，需要靠变卖来维持晚年的体面？

我的固执，或者说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让我无法接受这个提议。

“你妈睡了。这事，以后再说。”我不等小军再说什么，直接挂了电话。

客厅里一片漆黑，我没有开灯，就那么握着那个小小的药盒，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卧室的门缝里，没有一丝光亮，安静得仿佛里面没有人。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桂兰已经不在床上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走到客厅，看到她正在阳台上晾衣服。晨光熹微，给她花白的头发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她的动作很慢，每晾一件衣服，都要扶着腰歇一会儿。

我走过去，想说点什么，比如“我来吧”，或者“你的腿，怎么不早说”。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几十年的夫妻，道歉和关怀的话，反而最难说出口。

她看到我，也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早餐是小米粥和前一天剩下的馒头。我们依然沉默地吃着。吃完，她收拾碗筷，我坐在桌边没动。

“桂兰，”我终于开了口，“那个药……”

她洗碗的手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小军都跟你说了吧。”她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情绪。

“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让你跟着瞎操心？”她转过身，手里还拿着沾着泡沫的碗，“你那脾气，一听这事，还不得急火攻心？再说，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人老了，机器零件都得坏，何况是人。”

她把自己的病，说得像厂里报废的某个零件。轻描淡写，却让我心如刀割。

“那卖房子的事……”

“我同意。”她打断我，“我不想再爬楼了。每天买个菜，上下六楼，跟上刑一样。小军他们说的有道理，离得近，万一有什么事，也有个照应。”

“我不同意！”我的火气又上来了，“这房子是我们的根！卖了，我们住哪？住他们家？寄人篱下，看人脸色？”

“林卫国！”桂兰把碗重重地墩在水槽里，水花溅了出来，“你能不能别这么犟！什么叫寄人篱下？那是你儿子家！你这辈子，就活在你那点可怜的面子上！你累不累？”

“我就是累，才不想老了老了，还没个安生地方！”我拍着桌子站起来，“我是一家之主，这事，我说了算！”

“一家之主？”桂兰冷笑一声，眼睛里满是失望和疲惫，“你这个家主，连自己老婆腿疼了几个月都不知道，你还主什么主？”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正中心脏。

我瞬间没了声音，所有的怒火和道理，都被这句话击得粉碎。是啊，我还主什么主？我连最亲近的人都关心不到，我那点所谓的“尊严”，在她的痛苦面前，一文不值。

人老了，不是身子骨硬了，是心硬了，听不进半句旁人的话。我好像，就是这样的人。

那天上午，我们爆发了退休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最后，桂兰摔门而出，留下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我看着桌上她没吃完的半个馒头，心里五味杂陈。

下午，孙子乐乐的幼儿园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说乐乐跟小朋友打架，让我过去一趟。我心里一紧，也顾不上跟桂兰置气，匆匆忙忙赶了过去。

到了幼儿园，乐乐正撅着嘴坐在小板凳上，脸上一个清晰的红指印。另一个小男孩在旁边哭哭啼啼。老师跟我解释了半天，大概意思是，那个小男孩炫耀他爷爷带他去坐飞机，乐乐就说他爷爷更厉害，是修大机器的，然后就吵起来，动了手。

我领着乐乐往家走，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乐乐，为什么打架？”

“他说他爷爷厉害，我说我爷爷才厉害！”乐乐仰着头，一脸不服气。

“那你爷爷哪里厉害了？”

“我爷爷……我爷爷会把电视开得很大声！”乐乐想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

我愣住了，脚步也停了下来。

孩子无意识的话语，往往最伤人。在孙子眼里，我这个爷爷的“厉害”之处，竟然是把电视开得很大声。这算什么？是威严，还是一个听力衰退、不顾及他人的老顽固的标志？

我蹲下身，看着乐乐清澈的眼睛，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乐乐，那……奶奶呢？”我试探着问。

“奶奶好。”乐乐不假思索地说，“奶奶会给我削苹果，会给我讲故事。但是奶奶最近走路很慢，像小乌龟。”他学着桂兰的样子，一瘸一拐地走了两步，然后回头冲我笑。

我的鼻子猛地一酸，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把乐乐送回小军家，王慧开的门。她看到我，表情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客气地叫了声“爸”。

“乐乐在幼儿园跟人打架了，老师让接回来。”我把乐乐往前推了推。

王慧赶紧蹲下身检查乐乐的脸，嘴里念叨着：“怎么又打架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站在门口，没打算进去。

“爸，进来坐会儿吧。”小军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个平板电脑。

我摇了摇头。

“爸，你别跟妈置气了。她也是为了身体着想。”小军走到我跟前，把平板递给我，“你看，这是我刚查的，咱们小区旁边那个‘安居苑’，正好有套小户型出售，一楼，带个小院子。妈不是喜欢种点花花草草吗？这个正好。”

我看着平板上精美的图片，心里却堵得更慌了。他们连房子都看好了，一切都计划得井井有条，只剩下我这个“家主”点头。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时代抛弃的旧零件，所有人都想把我从老旧的机器上拆下来，换到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位置上。

“我不会搬的。”我固执地重复道，然后转身就走。

我没回家，而是一个人去了江边。江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我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想起年轻时，也常和桂兰来这里。那时候，我们一无所有，但好像什么也不怕。

现在，我有房，有退休金，有儿孙，却怕得要死。

我怕失去这间承载了我们一生记忆的房子，怕失去“一家之主”的地位，怕成为儿女的累赘，怕晚景凄凉。我的怕，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我牢牢困住。

不知坐了多久，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手机响了，是桂兰。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林卫国，你死哪去了？天都黑了还不回家！”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急。

“在江边。”

“……饭在锅里，自己热热吃。”她说完，就挂了。

虽然语气还是很冲，但我心里却莫名地松了一口气。她还关心我回不回家吃饭。这个家，还没散。

我回到家，桂兰已经睡了。桌上盖着一个菜罩，下面是两菜一汤。我摸了摸，还是温的。旁边，放着那个我熟悉的药盒，药盒边上，是一杯晾好的温水。

我坐在餐桌前，没有动筷子。

这个家，病了。病的，不只是桂兰的腿，还有我的心。

第二章

冷战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中继续着。

白天，我躲进书房，假装研究棋谱，或者翻看那些早已过时的专业书籍。桂兰则像一只沉默的陀螺，在客厅、厨房、阳台之间旋转，洗衣，做饭，擦地。我们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呼吸着同一片空气，却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唯一打破这种沉默的，是孙子乐乐。

周末，小军和王慧带着乐乐过来，名义上是“看望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想缓和气氛。乐乐像一颗小太阳，他的到来，让这个冰冷的家有了一丝暖意。

“奶奶，我的奥特曼呢？”

“奶奶给你收在电视柜里了。”

“爷爷，你教我下棋吧！”

“……好。”

我拿出棋盘，把“车马炮”一个个摆好。乐乐很聪明，教一遍就记住了规则，但小孩子心性，没一会儿就坐不住了。

“爷爷，这个不好玩。我们玩手机吧！”他从自己的小书包里掏出一部旧手机，是小军淘汰下来的。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我不以为然。

“可好玩了！可以看动画片，还可以打怪兽！”他献宝似的把手机递到我面前，“爷爷你看，这个游戏叫‘植物大战僵尸’，我教你！”

我看着屏幕上那些奇形怪状的植物和僵尸，皱起了眉头。在我看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远不如黑白分明的棋子来得实在。

“爷爷不玩这个。”我把手机推开。

“哎呀，爷爷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啊！”乐乐嘟着嘴，一脸“你真笨”的表情，“我教你嘛，很简单的，你点这里，种一个豌豆射手，它就会‘biubiubiu’地打僵尸……”

乐乐的小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嘴里念念有词。我被他缠得没办法，只好耐着性子听着。他讲得很快，什么“阳光”、“能量豆”，我一个也听不懂。试着点了几下，要么是种错了地方，要么是没种上。

“爷爷你太笨了！”乐乐终于失去了耐心，抢过手机，自己玩了起来。

我尴尬地愣在那里，手还保持着点击屏幕的姿势。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我林卫国，厂里出了名的技术能手，多复杂的图纸到我手里都能理顺，现在，竟然被一个几岁的小孩说“笨”？

小军和王慧在旁边看着，王慧想说什么，被小军用眼神制止了。

桂兰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从厨房出来，正好看到这一幕。她把果盘放在茶几上，对乐乐说：“乐乐，别总玩手机，眼睛要坏的。来，吃苹果。”

“奶奶，爷爷好笨，连游戏都不会玩。”乐乐头也不抬地说。

桂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复杂。她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拿起一块苹果，递到我嘴边。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几十年来，她都习惯了这样。我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别过脸去。

“我不吃。”

她的手僵在半空中，然后，慢慢地收了回去。

气氛瞬间降到冰点。

小军赶紧打圆场：“爸，乐乐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来，我给你看看那个‘安居苑’的房子，他们出了3D效果图，跟真的一样。”

他又想把那个该死的平板递过来。

“我不看！”我猛地站起来，声音大得吓了乐乐一跳。

“林卫国！”桂兰也站了起来。

“你们就合起伙来逼我是吧？”我红着眼，指着小军，“你，你妈，还有你媳妇，你们是不是早就商量好了，就等我这个老东西点头签字了？”

“爸！你怎么能这么想？”小军一脸受伤，“我们不是为了你好吗？”

“为我好？为我好就是卖我的房子，让我无家可归？为我好就是让我搬去跟你们住，每天看你们的脸色？”我的情绪彻底失控了，那些压抑在心底的恐惧和委屈，在这一刻全爆发了出来。

“爸，你说什么呢！什么叫看我们脸色？”王慧也忍不住了，眼圈都红了，“我们是怕你们年纪大了，身边没人照顾。妈的腿不好，你又倔，万一哪天在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

“我死在家里，也用不着你们管！”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整个客厅死一般地寂静。乐乐被吓得不敢出声，躲在王慧身后。桂兰的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小军深深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失望。他拉起王慧和乐乐，“我们走。”

“小军！”桂兰急忙喊了一声。

小军没回头，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门“砰”的一声关上，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

我颓然地坐回沙发，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我赢了，我用最伤人的话，赶跑了他们，守住了我那可笑的“尊严”。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胜利的喜悦，只剩下无边的悔恨和空虚。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可不讲理，剩下的就只有沉默了。

这一次，沉默持续了更久。桂兰没有摔门，没有争吵，她只是看了我很久很久，然后默默地走进厨房，开始收拾残局。那眼神，比任何指责都让我难受。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的桂兰呼吸平稳，似乎已经睡熟了。我知道她没有。几十年的夫妻，她是不是在装睡，我一清二楚。

我悄悄起身，走到客厅。茶几上，那盘苹果还摆在那里，已经有些氧化，变成了褐色。

我拿起一块，放进嘴里。又干又涩，难以下咽。

就在这时，我听见桂日志屋的门响了一声。我赶紧坐回沙发，假装在看电视。电视没开，一片漆黑，我对着那片漆黑，假装看得很认真。

桂兰走了出来，她没开灯，径直走向阳台。我听见她拉开一个小抽屉的声音，窸窸窣窣的。我心里好奇，但没动。

过了一会儿，她又走了回来，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她在我身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个茶几的距离。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她的呼吸。

“卫国，”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我们谈谈吧。”

我没做声，算是默许。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房子。”她说，“我也舍不得。这里有我们一辈子的回忆。你第一次给我做饭，把厨房弄得乌烟瘴气；小军在这里学会走路，第一次喊‘爸爸’；我们在这里吵过，也在这里笑过……我都记得。”

我的喉咙有些发紧。

“可是，卫国，人不能总活在回忆里。人是要往前看的。”她顿了顿，继续说，“我的腿，医生说，是不可逆的。以后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你不是累赘！”我急切地反驳。

“你听我说完。”她的语气很平静，“我不想老了，连下楼晒个太阳都变成一种奢望。我不想每天看着你为我端茶倒水，一脸愁容。我不想我们晚年的生活，被我的这条腿困死在这六楼上。”

“我们可以装电梯……”我挣扎道，尽管我知道这不现实，老小区的加装电梯工程，邻里之间扯皮拉筋，遥遥无期。

“别自欺欺人了。”她一针见血，“卫国，你不是怕卖房子，你是怕老，怕自己没用了，怕被这个家抛弃。对不对？”

我沉默了。她太了解我了。我的那点心思，在她面前，无所遁形。

“可你想过没有，”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颤抖，“你越是这样，就越是把我们往外推。你用你的固执，筑起一堵墙，把小军推开，把王慧推开，也把我……推开。”

我感觉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今天下午，我出去了一趟。”她说，“我去了小军说过的那个‘安居苑’。”

我猛地抬起头，在黑暗中望向她。

“环境不错，很安静。一楼，出门就是个小花园。我看到有几个老太太，在花园里跳舞。她们用一个很小的录音机放音乐，跳得很开心。”

我心里一动，想起了之前在她包里发现的那个舞蹈班的宣传单。

“我只是……想活得轻松一点，卫得国。”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恳求，“就当是为了我，行吗？”

她从身后拿出一个东西，放在茶几上，往我这边推了推。

是一份购房意向书。

我盯着那几张纸，感觉有千斤重。签了字，就意味着我前半生的奋斗和骄傲，将画上一个句号。不签，我就要眼睁睁看着最爱的人，被困在这六楼的“牢笼”里，慢慢枯萎。

我的手伸向那份意向书，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第三章

我的手在半空中悬了足有半分钟，最终还是无力地垂落。

“让我想想。”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桂兰没有再逼我，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起身回了卧室。黑暗中，我听到她压抑的、细微的抽泣声。那声音像一根根小针，扎在我的心上，不深，但密密麻麻，疼得我喘不过气。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没有躲进书房。我拿着抹布，把家里彻彻底底地擦了一遍。从门窗到地板，每一个角落。这像是一种仪式，我在用这种方式，与这间房子做一次无声的告别。

桂兰看着我反常的举动，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我擦到高处的窗户时，默默地搬来一张凳子，扶着。

我们依然没有交流，但气氛不再像之前那样剑拔弩张。一种沉重的、悲伤的默契，在我们之间流淌。

下午，我换上衣服，对正在准备晚饭的桂兰说：“我出去一趟。”

“去哪？”

“去小军那一趟。”

桂兰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但很快又黯淡下去。“别又吵起来。”她叮嘱道。

我点了点头，出了门。

我没有直接去小军家，而是先去了那个“安居苑”。我想亲眼看看，那个即将取代我半生心血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小区很新，绿化做得很好，到处都是平缓的坡道和扶手，显然是为老年人做了专门设计。我看到桂兰说的那个小花园，几个老头老太太正围在一起下棋，旁边还有人在拉二胡。一派祥和安逸的景象。

我找到小军说的那栋楼，那间一楼的房子，窗户外面果然有个小院子，用木栅栏围着，里面空荡荡的。我想象着桂兰在这里种上月季、茉莉，清晨起来浇浇水的样子，心里那堵坚冰，似乎有了一丝融化的迹象。

或许，桂兰是对的。人，不能总活在回忆里。

我在小区里转了一圈，直到天色擦黑，才走向小军家。

在楼下，我犹豫了。那天我说的话太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难道要跟儿子儿媳低头认错？我的自尊心又开始作祟。

就在我徘徊不定的时候，我看到小军和王慧从单元门里走了出来，两人似乎在争吵。我下意识地躲到一棵大树后面。

他们走进了停在路边的车里，大概是觉得车里隔音好，说话方便。我离得不远，能隐约听到他们的声音。

（第三人称视角）

车内空间狭小，气氛压抑。王慧的眼圈是红的。

“林小军，我真是受够了！”她把包扔在副驾驶座上，“每次都是这样！我们好心好意为他们着想，到头来，里外不是人！你爸那话说的，好像我们惦记他那套破房子，要赶他们走似的！”

林小军疲惫地揉着后颈，这是他压力大时的习惯性动作。“小慧，你别这么说。我爸他……他就是那个脾气，一辈子要强，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我从嫁给你那天就知道！可要强也得有个限度吧？妈的腿都那样了，他还死守着他那点面子！他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妈的命？”王慧的声音激动起来。

“你小声点！”林小军看了一眼车外，“我爸他不是不心疼我妈，他就是……转不过那个弯。他觉得卖了房子，搬来跟我们住，他就不是一家之主了，就得看我们脸色过日子了。”

“我们什么时候给他脸色看了？”王慧委屈得直掉眼泪，“我们给他买衣服，他说浪费钱；带他出去吃饭，他说外面的不干净；想给他换个智能手机，他说我们嫌他老，跟不上时代……我到底要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了！”

林小军沉默了。他伸手，想去抱抱妻子，却被王慧一把推开。

“你别碰我！”王慧别过脸去，“林小军，我把话放这儿。这事必须解决。要么，说服你爸，卖了房子，搬到‘安居苑’或者跟我们住。要么……要么我们就出钱，给妈请个保姆。我实在是没精力再这么耗下去了。”

“请保姆？我爸能同意？那不是更打他的脸？”

“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拖着？等妈哪天在楼梯上摔一跤，你就满意了？”

林小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边是固执的父亲，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妻子，他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第一人称视角）

我在树后站着，浑身冰冷。

原来在儿媳眼里，我就是这样一个顽固不化、不近人情的老头子。原来我们之间，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的矛盾和委屈。原来我的儿子，为了我，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

我一直以为，我是这个家的主心骨，为他们遮风挡雨。到头来，我却成了这个家最大的风雨。

一辈子夫妻，到头来，你只看见你的委屈，看不见我的疼。桂兰的这句话，又在耳边响起。我何尝不是，只看见自己的委-屈，却看不见妻子的疼，看不见儿子的难，看不见儿媳的累。

车里的争吵还在继续，我却已经听不清了。我转身，默默地离开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医院，挂了骨科的专家号。我想亲自问问医生，桂兰的病，到底有多严重。

排了很久的队，终于轮到我。我把桂兰的病历和拍的片子递给医生。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教授，戴着眼镜，很干练。她仔细地看了片子，又问了些情况。

“是典型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已经到三期了。”医生指着片子上的一个阴影对我说，“你看这里，软骨已经磨损得很严重，关节间隙变窄。保守治疗，也就是吃药、理疗，只能缓解症状，延缓发展。想要根治，只能做关节置换手术。”

“手术？”我的心一紧，“风险大吗？”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但这个技术现在很成熟了，成功率很高。术后恢复得好，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不过……”医生看了我一眼，“患者的病历上写着，她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史，这会增加手术的麻醉风险和术后并发症的几率。”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桂兰有高血压我知道，但心脏病……她从来没跟我提过！

“医生，她……她的心脏病严重吗？”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目前看是轻度的，但需要做个全面的术前评估才能确定。我建议你们还是尽早考虑手术。拖得越久，关节磨损越厉害，手术难度也越大，恢复也越慢。特别是，要尽量避免上下楼梯、负重，这些都会加重病情。”

我拿着医生的诊断，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

天已经完全黑了。街上华灯初上，车水马龙。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却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心脏病，关节炎三期，手术风险……这些沉重的词语，像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我，这个自诩为“一家之主”的男人，竟然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甚至还在为卖不卖房子这种事，跟她置气，跟儿女争吵。

我真是个混蛋！

我掏出手机，颤抖着拨通了小军的电话。

“爸？”

“小军……你妈她……她有心脏病，你知道吗？”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良久，小军才用一种极其疲惫的声音说：“知道。也是前两年体检发现的。医生说不严重，注意别劳累，别激动就行。妈还是那句话，不让告诉你，怕你担心。”

怕我担心……

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在街头，当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视线瞬间模糊。我没有哭出声，只是用力地吞咽着，喉咙里像堵了一团火。我拼命地眨着眼睛，想把那股酸涩逼回去，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滑了下来。

我终于明白，桂兰为什么执意要卖房。那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活命。

我也终于明白，我的固执，我的自尊，在生死面前，是多么的可笑和无知。

人这一辈子，总要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一次把心掏空的代价。

我挂了电话，擦干眼泪，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四章

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点了。

客厅的灯亮着，桂兰没有睡，她坐在沙发上，正在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小，几乎听不见。茶几上，依然放着给我留的饭菜，旁边是一杯温水。

她听到开门声，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询问。

我换了鞋，没有像往常一样沉默地走向书房，而是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吃饭了吗？”她问。

“……还没。”

“我去给你热热。”她说着就要起身。

“不用了。”我叫住她，“桂兰，我有话跟你说。”

她重新坐下，看着我，等着我的下文。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被我捏得有些发皱的购房意向书，放在茶几上，推到她面前。然后，我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笔，放在意向书旁边。

“我同意了。”我说，声音有些沙哑，“卖吧。”

桂兰愣住了，似乎没反应过来。她看看意向书，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不确定。

“你说……什么？”

“我说，我同意卖房子了。”我重复了一遍，加重了语气，“你想住‘安居苑’，我们就去买‘安居苑’。你想住一楼，我们就买一楼。你想种花，我们就买个带院子的。”

桂兰的嘴唇微微颤抖着，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没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我去医院了。”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我问了医生。你的腿……还有你的心脏……”

我说不下去了。

“你……都知道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点了点头。

“你这个傻瓜……”她喃喃地说，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我瞒得那么辛苦，你怎么就……”

“是我傻。”我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第一次，如此坦诚地剖开自己，“是我混蛋！是我自私！我只想着我那点可怜的面子，我怕老，怕没用，怕被你们嫌弃……我从来……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你。对不起，桂兰，真的……对不起。”

最后三个字，我说得极其艰难。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对她说“对不起”。

桂兰再也忍不住，捂着脸，无声地哭了起来。肩膀一抽一抽的，那么瘦弱，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我心里像被刀剜一样疼。我站起身，走到她身边，笨拙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拍着。

“别哭了，别哭了……都是我的错。”

她没有推开我。她靠在我的身上，像个孩子一样，把几十年的委屈和辛苦，都哭了出来。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聊她的病，聊小军的压力，聊王慧的委屈，聊我们未来的打算。我们把所有藏在心里的话，都摊开在了桌面上。没有争吵，没有指责，只有平静的诉说和倾听。

原来道歉不一定非要说出口，把你的好，重新做到她心里去，也算。但有时候，一句迟来的“对不起”，却能融化积攒了半生的冰山。

第二天是周六，一大早，我就给小军打了电话。

“你跟王慧，还有乐乐，今天回家吃饭。”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爸……”小军的声音有些迟疑。

“让你回来就回来，哪那么多废话。”我模仿着以前的腔调，但心里却没了底气。

挂了电话，我开始在厨房里忙活。桂兰腿脚不便，我让她在客厅坐着，遥控指挥。

“那个鱼，要先用姜片和料酒腌一下。”

“排骨要焯水，把血沫撇干净。”

“青菜别炒太久，老了就不好吃了。”

我手忙脚乱，不是忘了放盐，就是打翻了酱油瓶。厨房被我弄得像个战场。桂兰看着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最后，她还是忍不住，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从我手里接过了锅铲。

“行了行了，你这个林大师傅，还是去修你的机器吧。这厨房的活，你干不来。”她嘴上数落着，脸上却带着笑意。

我看着她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心里暖暖的。这才是家啊。

中午，小军一家三口忐忑地进了门。

乐乐躲在王慧身后，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蹲下身，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和蔼一些。“乐乐，来，爷爷看看。”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在乐乐面前晃了晃。是一个崭新的奥特曼模型，我早上特意去商场买的。

乐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给我的吗？”

“当然。”我把奥特曼塞到他手里。

他接过奥特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小军和王慧，小声地说了句：“谢谢爷爷。”

王慧和小军都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出。

“都站着干嘛？洗手，准备吃饭！”我站起身，恢复了“一家之主”的派头，但语气里，已经没了之前的生硬。

饭桌上，气氛有些微妙。我给王慧夹了一筷子她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小慧，那天……是爸不对，爸说话太重了，你别往心里去。”我端起面前的酒杯，“爸给你赔个不是。”

王慧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端起面前的果汁，“爸，您别这么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小军在一旁，看着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揉了揉后颈。

那顿饭，是几个月来，我们家吃得最舒心的一顿。饭后，我把小军和王慧叫到书房。

我拿出那份意向书，当着他们的面，在末尾签上了我的名字：林卫国。

字迹有些抖，但每一笔，都写得格外用力。

“爸……”小军看着我的签名，声音有些哽咽。

“行了，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我把意向书递给他，“后面的事，就交给你们年轻人去办吧。我只有一个要求。”

“您说。”

“找个好点的中介，把咱们这老房子，卖个好价钱。”我顿了顿，补充道，“也……也卖给一户好人家。希望他们，也能好好待它。”

这间房子，像我的另一个孩子。我亲手把它养大，现在，要亲手把它送走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一下子忙碌起来。中介带着一波又一波的人来看房。每来一次，我的心就揪一次。我看着那些陌生人，在我的家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房子采光不行啊。”

“厨房太小了，得重新装。”

“墙皮都脱落了，好旧。”

我躲在书房里，听着这些话，拳头捏得紧紧的。桂兰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泡了一杯茶给我。

“别听他们瞎说。咱们这房子，地段好，户型正，他们那是故意挑刺，想压价呢。”

我喝了口茶，心里的火气平复了一些。

晚年的尊严，有时候就是守着一间空房子，假装自己还有个家。现在，我连这个“假装”的资格，都快没有了。

房子最终卖给了一对准备结婚的小夫妻。签合同那天，我没去，让小军全权代理了。我怕我去了，会忍不住反悔。

合同签完，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半个月内搬走。

打包行李的那几天，家里一片狼藉。每一件旧物，都牵扯出一段回忆。那台用了十几年的缝纫机，是桂兰的嫁妆；那个掉了漆的暖水瓶，是小军上大学时，我送他的；书架上那套《机械原理》，是我评工程师时，熬夜苦读的见证。

我把那张我和桂兰的黑白合照，小心翼翼地从相册里取出来，找了个新的相框装好。照片上的我们，那么年轻，笑得那么灿烂。

我把相框递给桂兰。

“这个，挂到新家去。”

桂兰接过相框，摩挲着玻璃表面，点了点头。

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这大概是，我在这张床上睡的最后一晚了。

我起身，走到客厅。桂兰也不在卧室。

我看到她，正站在阳台上，看着窗外的夜景。这个城市的夜晚，灯火辉煌，和我年轻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走过去，从身后，轻轻地抱住了她。

她身子一僵，随即放松下来。

“睡不着？”我问。

“嗯。”她靠在我的怀里，“有点……舍不得。”

“我也是。”

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着，抱着。仿佛想把这几十年的时光，都浓缩在这最后一个拥抱里。

我知道，告别这间房子，就是告别我们的前半生。而明天，我们将要走向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晚年。

第五章

搬进“安居苑”的那天，天气格外好。

新家比老房子小，但格局很亮堂。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把整个客厅照得暖洋洋的。小军和王慧忙前忙后，把一件件家具摆放到位。乐乐在新家里跑来跑去，兴奋地大喊大叫。

桂兰站在小院子的栅栏边，看着外面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卫国，你看，这里真好。”她说。

我嗯了一声，心里却空落落的。

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墙壁，新的地板，新的邻居，新的生活。我像一个外来者，站在这崭新的环境里，格格不入。

晚上，小军和王慧要留下来吃饭，被我赶走了。

“行了，都忙了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我们俩自己能行。”

他们走后，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和桂兰吃了点剩饭，然后各自收拾。我把我的那些专业书，一本本码进新买的书柜里。桂兰则把厨房的瓶瓶罐罐，擦拭干净，摆放整齐。

晚上睡觉，躺在陌生的床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老房子的床上，有一个被我睡了几十年的人形凹槽，完美贴合我的身体。而这张新床，平坦，坚硬，让我感觉自己像个被随意搁置的物件。

我身边，桂兰的呼吸也很急促，显然也没睡着。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就是有点认床。”

我知道，她也和我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努力适应着新生活。桂兰很快就和花园里那群跳舞的老太太们混熟了。她买了一套红色的运动服，每天晚饭后，就拿着小录音机，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她们的“舞会”。

她的腿脚，因为不用再爬楼，似乎真的好了很多。脸上的笑容，也一天比一天多。

而我，却越来越沉默。

我试着去跟楼下下棋的老头们搭话，但他们谈论的都是我不懂的股票、孙辈的学区房。我插不上嘴，只能尴尬地站在一边，看他们楚河汉界，杀得难解难分。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电视，看书，然后等着桂兰跳舞回来，一起吃晚饭。

电视机的音量，我习惯性地调到25。不大不小，既能听清，也不会吵到邻居。这似乎成了我融入新环境的一种妥协。

有一天，桂兰跳舞回来，兴奋地对我说：“卫国，我们舞蹈队下个月要去社区表演呢！老师让我当领舞！”

“是吗？那挺好。”我淡淡地应了一句，眼睛还盯着电视上的抗战剧。

她的兴奋，在我的冷淡面前，一点点冷却下去。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

“我高兴啊。”我说，“你好好跳，别给我们家丢人。”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太冲，太扫兴。

桂兰没再理我，转身进了卧室。

我看着电视里炮火连天的画面，心里却一片荒芜。我嫉妒。我嫉妒桂兰那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乐趣，融入了新的集体。而我，像一棵被移植的老树，根还悬在半空中，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

我开始怀念老房子，怀念那个虽然破旧但充满了熟悉气味的地方。怀念在厂里上班的日子，怀念那些喊我“林师傅”的徒弟们。在那里，我是被需要的，被尊重的。

而在这里，我只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退休老头。

这种失落感，在一次家庭聚会中，达到了顶峰。

那天是乐乐的生日，小军在外面订了个大包间。我们一家，还有王慧的父母，都去了。

饭桌上，王慧的父亲，我的亲家，谈起他最近刚报了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班，说得眉飞色舞。亲家母则展示着她新学会的丝网花，引来一片赞叹。桂兰也兴致勃勃地讲她们舞蹈队的趣事。

只有我，一言不发，默默地喝着酒。

“爸，您最近怎么样啊？在新家还习惯吧？”王慧客气地问我。

“挺好。”我言简意赅。

“爸，您也该找点事干。别老闷在家里。”小军说，“要不，我给您也在老年大学报个名？学学摄影，或者钓鱼什么的？”

“我学那些干什么？”我没好气地说，“我这辈子，就会跟机器打交道。现在机器不要我了，我还能干什么？”

气氛一下子又僵了。

亲家和亲家母交换了一个眼神，没再说话。王慧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桂兰在桌子底下，又踢了我一脚。

我放下酒杯，站起身，“我出去抽根烟。”

我走到酒店的露台上，点了一支烟。晚风很凉，吹得我有些清醒。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像个浑身长满刺的刺猬，谁靠近就扎谁。我知道家人是好意，可他们的每一句“关心”，在我听来，都像是在提醒我：你已经没用了。

回到包间，蛋糕已经切好了。乐乐正在分蛋糕。

他把第一块，给了桂兰。“给奶奶！”

第二块，给了王慧的妈妈。“给外婆！”

第三块，给了王慧。

……

他把蛋糕分了一圈，最后，只剩下碟子上一块最小的，被他用叉子戳得有些烂的。他端着那块蛋糕，走到我面前。

“爷爷，这个给你。”

我看着那块不成形的蛋糕，再看看其他人盘子里完整漂亮的蛋糕块，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没有接。

“爷爷不爱吃甜的。”我说。

乐乐“哦”了一声，自己把那块蛋糕吃了。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大家都在笑闹着，互相往脸上抹奶油。只有我，坐在角落里，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回到家，我借着酒劲，对桂兰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我们就不该卖房子。”

桂兰正在给我准备醒酒汤，听到这话，身子一僵。

“林卫国，你又发什么疯？”

“我没发疯！”我大着舌头说，“我在那，好歹还是个‘林师傅’。在这，我算什么？一个等着死的糟老头子！”

“你胡说什么！”桂兰把醒酒汤重重地放在桌上，“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又抽什么风？”

“好？哪里好了？”我指着这个崭新却冰冷的家，“你每天出去跳舞，高高兴兴。我呢？我每天就在这四堵墙里，等你回来！我跟坐牢有什么区别？”

“那你也出去找点事做啊！谁拦着你了？”

“我能做什么？我只会修机器！现在谁还用我修？”我越说越激动，把桌上的杯子挥到了地上。

“啪”的一声，杯子碎了。

我们也碎了。

桂-兰看着我，眼睛里满是失望。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拿出扫帚和簸箕，把地上的碎片一点点扫起来。

我看着她一瘸一拐的背影，酒醒了一半。

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把对自己的不满，全都发泄在了最亲近的人身上。我因为自己的无能，而伤害着最爱我的人。

“桂兰，我……”我想道歉，却说不出口。

她扫完地，直起身，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林卫国，如果你觉得跟我生活在一起，是坐牢。那这个牢，我不让你坐了。”

说完，她转身进了客房，把门反锁了。

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客厅里，脚边是还没扫干净的玻璃碴子，在灯光下，闪着冰冷的光。

第六章

分房睡的日子，比冷战更让人窒息。

客房的门，像一道无法逾越的柏林墙，把我和桂兰隔在两个世界。我能听到她清晨起床洗漱的声音，能闻到她做早餐时飘来的饭香，但我却看不到她的人。她会把我的那份早饭放在餐桌上，然后自己端着碗，在小院子里吃。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小军和王慧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打电话来问。

“妈，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

“没有，挺好的。”桂兰的回答轻描淡写。

“爸，您别又钻牛角尖了。”

“我没事，好得很。”我的回答硬邦邦。

我们都在粉饰太平，但那摇摇欲坠的和平，谁都看得见。

没有了桂兰的管束，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开始整夜整夜地看电视，经常在沙发上就睡着了。醒来时，身上会多一条毯子。我知道是她给我盖的。

我不想做饭，就用开水泡剩饭吃。第二天，餐桌上就会多出一些我爱吃的酱菜和咸鸭蛋。

我们之间没有言语，但这种无声的关怀，比任何争吵都让我心碎。她还在关心我，但我却用我的固执和坏脾气，把她推得越来越远。

一天下午，我正在书房发呆，听到了敲门声。

我以为是桂兰，打开门，却看到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穿着物业的制服。

“您好，是林师傅吧？”他很客气。

我愣了一下。“你认识我？”

“我们这片，谁不认识您啊。”他笑着说，“我是物业工程部的老张。我们这的监控系统出了点问题，找了好几家公司来看，都说要换整套设备，报价好几万。听舞蹈队的王阿姨说，她老伴儿是厂里的高级技师，对这些东西很在行，我就冒昧来问问。”

王阿姨，就是桂兰。

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原来，在外面，她还是会骄傲地跟别人说，她老伴是个“高级技师”。

我的那点虚荣心，瞬间得到了满足。

“在哪？带我去看看。”我来了精神，感觉浑身的零件都重新上了油。

我跟着老张来到小区的监控室。几台显示器一片雪花，主机箱发出“嗡嗡”的噪音。我戴上老花镜，撸起袖子，这里摸摸，那里敲敲，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是一个核心的电路板老化了。

“确实得换。”我对老张说。

老张的脸垮了下来，“那……那得不少钱吧？”

“换整套设备，当然贵。但其实，只要把这块电路板换了就行。”我指着那个烧坏的元件，“这种板子，市面上不好买。不过，我自己应该能修。”

“您……您能修？”老张的眼睛亮了。

“我试试。”

我把电路板拆了下来，带回家。那是我搬进新家后，第一次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我把我那些宝贝工具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摊在书房的地板上。电烙铁、万用表、各种型号的螺丝刀……这些冰冷的铁家伙，此刻在我眼里，比什么都亲切。

桂兰从客房出来倒水，看到我趴在地上，捣鼓着一堆零件，愣了一下。

“你干嘛呢？”

“物业的监控坏了，我给修修。”我头也没抬，专注于手里的活。

她没再说什么，但也没走。她就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我。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那目光里，有好奇，有惊讶，还有一丝我熟悉的……崇拜。就像几十年前，我第一次给她修好那台不出声的收音机时，她的眼神一样。

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终于把那块电路板修好了。当我把它重新装回监控主机，按下开机键，所有的显示器“唰”的一声，全部亮了起来。

监控室里一片欢呼。老张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林师傅，您可真是神了！太谢谢您了！您给我们省了好几万啊！”

“小事一桩。”我摆了摆手，心里却乐开了花。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桂兰已经做好了晚饭。四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

她把饭菜摆在餐桌上，而不是像前几天那样，只留我的一份。

“吃饭吧。”她说。

我坐下，我们谁也没提分房睡的事，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又坐回了同一张餐桌。

“听王阿姨说，你把物业的监控修好了？”她给我夹了一筷子鱼。

“嗯。”我故作平静地应了一声，但嘴角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

“厉害。”她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就这两个字，比物业给我的任何感谢，都让我受用。

晚饭后，她没有回客房，而是坐在沙发上，看我正在看的抗战剧。

电视机的音量还是25。她忽然说：“声音是不是有点小？调大点吧。”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她不介意我的“习惯”。

我拿起遥控器，把音量调到了30。

“这样呢？”

“嗯，挺好。”

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虽然还是没什么交流，但那道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冰墙，已经悄然融化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客房的门没有关。我等了很久，终于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

桂兰走了进来，在我身边躺下。

我转过身，在黑暗中，将她揽入怀中。她的身体有些僵硬，但没有挣扎。

“桂兰，”我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声音闷闷的，“我错了。”

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在我背上，轻轻地拍了拍。

一切，尽在不言中。

从那以后，我在小区里“出名”了。

东家的门锁坏了，西家的水管堵了，南家的收音机不响了……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师傅”。我成了小区的“义务维修工”。

我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虽然不挣一分钱，有时候还要自己贴点零件钱，但我却感觉无比充实。每一次帮邻居解决问题后，听到那一声声真诚的“谢谢”，看到他们脸上感激的笑容，我都感觉自己又变回了那个被需要的“林师傅”。

我的话多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桂-兰看着我的变化，打趣说：“你这是找到新单位了啊，林总工。”

我嘿嘿一笑，“为人民服务嘛。”

我以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就会这样，在一种新的平衡和满足中，平顺地走下去。

直到有一天，小军打来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

“爸，你跟妈来一趟医院吧。”小军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凝重，“妈的……术前评估报告，出来了。”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第七章

我和桂兰赶到医院时，小军和王慧正等在医生办公室门口。他们的脸色，和小军电话里的声音一样凝重。

“怎么了？”我急切地问。

小军没说话，只是朝办公室里扬了扬下巴。

我们走了进去。还是上次那位女教授。她示意我们坐下，然后把一叠报告推到我们面前。

“林师傅，阿姨，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一些。”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评估结果显示，阿姨的心脏功能，比我们之前判断的要差。她的冠状动脉有几处狭窄，虽然还没到需要做支架的程度，但如果进行膝关节置换这样的大手术，麻醉和术后应激，很可能会诱发心肌梗死。”医生的话，像一把重锤，一下下敲在我心上。

“那……那怎么办？”我颤声问，“不……不手术了吗？”

“手术风险太高，我们不建议。”医生摇了摇头，“目前来看，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尽量减少活动，特别是负重和上下楼。另外，心脏这边，也要开始用药干预了。”

医生后面的话，我几乎没听进去。我脑子里只剩下“手术风险太高”、“诱发心肌梗死”这几个字。

我以为，卖了房子，搬了家，解决了上下楼的问题，桂兰的腿就能慢慢好起来。我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她心情好，病痛就会离她远去。

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拿着一堆新开的药，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桂兰一言不发，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我知道，这个结果对她的打击，比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大。

她那么期待能在舞台上领舞，那么向往轻松自在的生活。而现在，医生的一句话，就将她所有的希望都击碎了。她不仅不能跳舞，甚至连日常的活动都要被限制。

这和坐牢，又有什么区别？

回到家，桂-兰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一整个下午都没出来。我几次想去敲门，手抬起来，又放下。我知道，此刻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是苍白的。

小军和王慧留下来吃了晚饭。饭桌上，谁都没有说话。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吃完饭，小军把我叫到楼下。我们在小区的花园里，慢慢地走着。

“爸，您别太担心。”小军递给我一支烟。

我接过来，却没有点燃。“怎么能不担心？你妈她……她心里肯定难受死了。”

“我知道。”小-军叹了口气，“其实，我跟王慧商量了一下。我们想……把妈接到我们家去住。”

我脚步一顿，停了下来。

“你们那不是复式吗？楼上楼下的，她住着也不方便。”

“我们搬出去。”小军说出了一个让我震惊的决定，“我们那套房子，就留给您和妈住。我们带着乐乐，在附近租个小点的房子。”

“胡闹！”我立刻反对，“你们搬出去住？那像什么话！乐乐上学怎么办？你们上班怎么办？”

“这些都能解决。”小军固执地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妈的身体。住我们那，空间大，王慧也方便照顾。您一个人，我们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能照顾好她！”

“爸！”小军的语气也强硬起来，“您别再逞强了行不行？您年纪也大了！万一您和妈两个人在家，出了什么事，谁知道？我们这么做，不是不信任您，是想让我们所有人都安心！”

我们站在花园的石子路上，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看着儿子，他不再是那个跟在我身后，需要我保护的小男孩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想要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而我，这个曾经的顶梁柱，似乎正在成为他前进路上的障碍。

“这事，我不同意。”我掐灭了手里的烟，“你妈也不会同意的。”

“我们会说服她的。”小军的态度很坚决。

我们不欢而散。

我回到家，桂兰已经从卧室出来了。她正在厨房里，慢慢地洗着碗。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碗。

“我来吧。”

她没有拒绝，默默地让开了位置。

“小军跟你说了吗？”我一边洗碗，一边问。

“说了。”

“你怎么想？”

“我不同意。”她的回答，和我预想的一样。

“嗯。”我点了点头。

我们之间，又陷入了沉默。

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身边桂兰平稳的呼吸声，心里却波涛汹涌。我拒绝小军的提议，真的是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吗？还是……还是我内心深处，依然无法接受自己“被照顾”的角色？我害怕失去和桂兰两人世界的最后一点空间，害怕彻底沦为一个需要依附儿女才能生存的老人。

我的自私和固执，像一株拔不掉的野草，在我心底疯狂滋长。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里帮邻居们修修补补。但所有人都看出来，我心不在焉。

傍晚，我回到家，屋子里一片漆黑。

桂兰不在家。

我心里一慌，赶紧给她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是桂兰的声音，但背景很嘈杂。

“你在哪？”

“我在……社区礼堂。”

“你去那干嘛？”

“……我们舞蹈队，今晚彩排。”

我的心猛地一揪，“你疯了！医生怎么说的你忘了？你的腿和心脏，根本不能跳舞！”

“我知道。”她的声音很平静，却透着一股决绝，“卫国，我就想再跳一次。就一次。”

“你赶紧给我回来！”我几乎是在咆哮。

“不了。”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再打过去，已经没人接了。

我疯了一样冲出家门，往社区礼堂跑去。礼堂不远，我跑得气喘吁吁。还没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出欢快的音乐声。

我推开门，舞台上，一群穿着鲜艳舞蹈服的老太太正在翩翩起舞。

站在最中间，领舞的，正是桂兰。

她穿着一身火红的舞蹈服，化了淡妆，在绚烂的舞台灯光下，美得让我心惊。她的动作，没有旁边的人那么标准，甚至有些僵硬，但我能看出，她在很努力地跟上节拍。

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灿烂而悲壮的笑容。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她不是在跳舞，她是在跟她的梦想，做最后的告别。

台下的观众席里，坐着小军和王慧，还有乐乐。他们显然也是被桂兰叫来的。他们没有阻止，只是静静地看着，眼眶通红。

音乐达到高潮，桂兰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

就在她旋转的那一刹那，她的身体晃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用手捂住了胸口，踉跄着，眼看就要倒下。

“桂兰！”我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冲了上去。

……

尾声

医院的走廊，白得刺眼。

我坐在抢救室外的长椅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是桂兰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张签好的器官捐献志愿书。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时间仿佛静止了，只有墙上的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小军和王慧坐在我的身边，王慧靠在小军的肩膀上，无声地哭泣。

不知道过了多久，抢救室的门开了。

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满是疲惫。

我们三个人，“呼啦”一下全都围了上去。

“医生，我妈她……”小军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医生看着我们，摇了摇头。

我的世界，在这一瞬间，崩塌了。

……

一年后。

清晨，阳光透过阳台的落地窗，洒在我身上。

我慢慢地浇着花。小院子里，桂兰种下的那些月季和茉莉，开得格外繁盛。

桌上，放着一杯晾好的温水，和一个药盒。我的药。一年前，桂兰倒下后，我也病倒了。心脏出了问题，装了两个支架。

现在，我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小军和王慧不放心，想让我搬过去，我拒绝了。我说，我想守着这个家。这里，有桂兰的气息。

每天，我都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去小区里，帮邻居们修东西。大家还是叫我“林师傅”。

晚上，我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机的音量，永远定格在30。我常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来时，会下意识地去摸身边的毯子，却只摸到一片冰凉。

今天，是桂兰的一周年祭日。

我没有去墓地。我把那张我和她年轻时的黑白合照，摆在餐桌上。照片前，放了一碗她最爱吃的，我亲手做的，西红柿鸡蛋面。面条有些坨了，盐也放多了。

我坐在桌边，看着照片里笑靥如花的她。

“桂兰，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哑着嗓子，自言自语。

“从前，有一个很固执的老头。他以为自己是天，能为家人撑起一切。后来他才发现，他不是天，他只是一堵墙，一堵把他爱的人，都隔在外面的墙……”

我说不下去了，喉咙发紧，视线开始模糊。

我低下头，看着桌上那碗已经凉透了的面。阳光下，几根翠绿的葱花，像极了桂兰种在院子里的那些小葱。生机勃勃。

我拿起筷子，夹起一根面条，颤颤巍巍地，往嘴里送去。

还没送到嘴边，筷子，从我手中滑落，掉在了地上。

来源：俊俏香瓜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