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我爸调到了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枚生了锈的图钉，精准地钉在我们家客厅的背景音里，十年如一日。我妈曾抱怨过，说这个音量，新闻听不清，广告嫌吵，但我爸固执地认为，35，刚刚好。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我爸调到了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枚生了锈的图钉，精准地钉在我们家客厅的背景音里，十年如一日。我妈曾抱怨过，说这个音量，新闻听不清，广告嫌吵，但我爸固执地认为，35，刚刚好。

我起身去我爸妈卧室的五斗柜里找电视遥控器的电池，他总喜欢把这些零碎东西塞在那。拉开最上面一层抽屉，一沓崭新的七号电池下，压着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年轻的爸妈穿着的确良衬衫，在公园的石桥上笑得一脸灿烂。我爸揽着我妈的肩，我妈的麻花辫垂在胸前，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我愣了一下，记忆里，我妈已经很久没有那样笑过了。

“陈阳，找到了没？广告都演完了！”客厅传来我爸不耐烦的催促。

“就来！”我应了一声，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塞回原处，关上抽屉。

回到客厅，我爸已经自己动手换好了电池，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上的抗战剧，眉头紧锁，仿佛他就是那个在战壕里指挥的将军。我妈坐在他旁边，手里织着毛衣，一针一线，沉默而规律。她没看电视，也没看我爸，只是垂着眼，整个人像一口被抽干了水的老井，深不见底。这种反常的沉默从晚饭时就开始了，她几乎没动筷子，只是用勺子把碗里的米饭拨来拨去。

我坐到我妈身边，轻声问：“妈，不舒服？”

她手上的动作一顿，没抬头，只是说：“没事。”

“爸，你那个体检报告出来没？医生怎么说？”我转向我爸。这些年，他的血压一直偏高。

“老毛病了，不用……”我爸挥了挥手，眼睛还盯着电视，话说到一半，突然猛地顿住，手里的遥控器“啪”地掉在地上。

他捂着胸口，额头上瞬间渗出豆大的汗珠，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

“老陈！”我妈手里的毛衣针和线团滚了一地，声音尖锐得变了调。

我脑子“嗡”的一声，所有的念头都消失了，只剩下本能的反应。我冲过去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大吼：“快！打120！”

救护车的鸣笛声，将2016年那个普通的秋夜，彻底撕裂。

引子

医院的走廊，白得晃眼，消毒水的味道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我的喉咙。我靠着冰冷的墙壁，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急救室的红灯亮着，像一只恶魔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

我妈坐在长椅上，背挺得笔直，双手紧紧交握放在膝盖上。她没有哭，没有抖，甚至没有说话。从我爸被推进去开始，她就保持着这个姿势，像一尊被风化了的石像。我几次想开口跟她说点什么，但看着她那张毫无血色的脸，所有安慰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我的妻子张琳赶到时，手里提着一个保温壶。她是个护士，比我镇定得多。她走到我妈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妈，喝口热水吧。”

我妈像是没听见，一动不动。

张琳把壶递给我，用眼神示意我。我拧开盖子，递到我妈嘴边：“妈，喝点水。”

她的嘴唇干裂，微微动了一下，终于抬起眼看我。那眼神空洞得可怕，仿佛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她摇了摇头。

“陈阳，你先吃点东西，爸这边不知道要多久。”张琳拉着我到一边，低声说。

“我吃不下。”我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脏一阵阵抽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一百年。走廊里人来人往，脚步声、说话声、轮床滚动的声音，交织成一片令人烦躁的噪音。而我们这一角，安静得可怕。我爸的手机在我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我拿出来一看，是他那些老伙计的微信群，还在聊着晚上那集抗战剧的剧情。

我忽然想起我爸倒下前那句没说完的话，“老毛病了，不用……”，不用什么？不用担心？不用去医院？我用力捶了一下墙壁，骨节生疼。如果我早点逼着他去做个全面的检查，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别这样，这不是你的错。”张琳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温暖而干燥，给了我一丝力量。

不知道过了多久，急救室的门终于开了。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了出来，神情疲惫。

我和我妈几乎是同时弹了起来，冲了过去。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

医生摘下口罩，看着我们，语气沉重：“病人是突发大面积心梗，虽然暂时抢救过来了，但情况非常不乐观。心肌坏死面积太大，多器官都出现了衰竭迹象。我们尽力了，但……”

“但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

“但预后极差。他现在没有自主呼吸，全靠机器维持。最好的结果，可能也是植物人状态。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四个字，像四颗冰冷的钉子，钉进我的脑子里。

我妈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她的身体僵硬得像块木头。我以为她会崩溃，会哭喊，但她没有。她只是看着医生，用一种近乎平静的、沙哑的声音问：“医生，如果……如果一直用机器维持着，他还能活多久？”

“这个不好说，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有可能。但这是一个非常痛苦和漫长的过程，对病人和家属都是巨大的消耗。而且，费用非常高昂。”

我立刻说：“钱不是问题！多少钱我们都治！医生，求求你，一定要救我爸！”

医生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们明白你的心情。病人已经转到ICU了，你们可以先去办手续。我们会尽一切努力。”

办完手续，我隔着ICU厚厚的玻璃墙，看着躺在里面的父亲。他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脸上罩着呼吸机，胸口随着机器的节奏微弱地起伏。各种监护仪上的数字和波形线在不停地跳动。我忽然想起医生的话，那一瞬间，我无比清晰地感觉到：人在ICU里，就是一串数字，不是一个人了。

我掏出手机，想给单位领导请个假。屏幕亮起，跳出女儿暖暖的微信视频请求。我犹豫了一下，走到楼梯间接通。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来呀？爷爷的电话也打不通。”七岁的女儿在屏幕那头嘟着嘴，一脸不高兴。

我强行挤出一个笑容：“爸爸……爸爸和奶奶有点事。暖暖乖，先跟妈妈睡觉。”

“爷爷怎么不接我电话呀？他说好今天教我下象棋的。”

孩子无意识的话语，像一根最细的针，精准地刺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的鼻子一酸，视线瞬间模糊了。我怕被她看出来，匆忙说：“爷爷睡着了，明天……明天爸爸再让他给你打。挂了啊，乖。”

挂掉视频，我再也忍不住，靠着墙壁，用力地吞咽着，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滚烫的棉花。

等我情绪平复一点，回到ICU门口，却发现长椅上只有张琳一个人。

“我妈呢？”

“妈说她出去一下，透透气。”

我点点头，没多想。也许她只是需要一个地方独自待一会儿。可我没想到，这一“透气”，就“透”出了我之后几个月都无法理解和原谅的惊天骇浪。

第一章

我爸在ICU的头三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探视时间，我和我妈轮流进去。我每次进去，都趴在床边，紧紧握着他那只没有打针的手，不停地跟他说话。我说公司里的事，说暖暖又考了双百，说那部他追的抗战剧昨晚演到了哪里。他的手冰冷而浮肿，没有任何回应。监护仪上那些红红绿绿的数字，成了我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我妈进去的时候，从不多话。她只是默默地用热毛巾给我爸擦脸、擦手，动作轻柔得像在擦拭一件易碎的瓷器。然后，她会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静静地看着他，一看就是二十分钟。不哭，也不说话。那份超出常理的冷静，让我心里越来越不安。

ICU的费用像流水一样。一天一万多的账单，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把这些年的积蓄都取了出来，又跟朋友借了一些，但面对这个无底洞，依然是杯水车薪。

第四天下午，我去缴费处续费，回来时看到主治医生正在跟我妈谈话。我赶紧走过去。

“……情况没有好转，各项指标还在下滑。脑部扫描显示，缺氧时间过长，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说实话，陈女士，我们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医生面色凝重，“作为医生，我不该这么说，但你们家属确实要考虑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了。”

“后续的治疗方案”是句委婉的行话，我懂。意思就是，要不要继续这种毫无希望、纯粹烧钱的“治疗”。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我妈听完，点了点头，声音依旧是那种不起波澜的沙哑：“医生，我明白了。谢谢你。”

我一把抓住医生的胳膊，近乎哀求：“医生，再试试！求求你们再试试！国外的药行不行？转院行不行？只要有办法，我们都愿意试！”

医生同情地看着我：“小伙子，我理解。但你父亲现在的情况，经不起任何折腾了。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选择。”

医生走后，我看着我妈，情绪激动起来：“妈！你听见没有？医生都快放弃了！你怎么还能这么冷静？你倒是说句话啊！”

我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疲惫和……决绝。她没理我，转身朝电梯走去。

“你去哪？”我追上去。

“回家，拿点东西。”她头也不回。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守在医院。张琳要上夜班，暖暖只能交给邻居照看。深夜的医院走廊空无一人，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一遍遍地刷着手机，查着各种关于心梗后康复的奇迹案例，给自己一点虚无缥Miao的希望。希望这东西，比钱还不禁花。

凌晨两点，我实在熬不住，开车回家想冲个澡换件衣服。

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味。客厅的灯关着，只有我爸妈卧室的门缝里透出一点光亮。我以为我妈还没睡，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跟她说一声我回来了。

门没关严，我从门缝里看进去，瞬间如遭雷击。

我妈正跪在床边的地板上，面前摊开着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套崭新的、深蓝色的寿衣。她正拿着一块白布，一点一点，极其仔细地擦拭着那件衣服的盘扣，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举行某种庄严的仪式。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血气直冲头顶。

她……她竟然已经准备好了后事！我爸还躺在ICU里，她这个做妻子的，不想着怎么救他，却在家里给他准备好了寿衣！

我猛地推开门，指着地上的东西，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你在干什么！”

我妈被这突如其来的闯入吓了一跳，手里的布掉在地上。她抬起头，看到是我，脸上的惊慌迅速褪去，又恢复了那副死水般的平静。她没有辩解，也没有隐瞒，只是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你看到了。”她说。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那套刺眼的寿衣，“我爸还在医院里躺着！你就在家给他准备这个？你还是不是人！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陈阳，”她叫我的名字，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你爸……撑不住了。”

“撑不住你也得让他撑！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们就不能放弃！钱我来想办法！房子卖了也行！我求求你，妈！我们再努力一下好不好？”我几乎是在哭喊。

她摇了摇头，慢慢地把寿衣叠好，放回包裹里，动作一丝不苟。然后，她抬起眼，直视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是放弃他。我是不想让他受罪了。”

“受罪？躺在ICU里是受罪，难道就这么死了就不是受罪了吗？你问过他愿不愿意吗？”

“我不用问。”我妈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砸在我心上，“我跟他过了一辈子，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他那么好强的一个人，他不会愿意像现在这样，没知觉、没尊严地躺在那，靠一堆管子活着。”

“尊严？尊严比命还重要吗？”我嘶吼着。

“对你爸来说，是。”

那一刻，我看着眼前这个无比熟悉又无比陌生的母亲，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瞬间传遍四肢百骸。我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这在我看来，就是冷血，是背叛。

我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间，冲出家门。在小区的车里，我把头埋在方向盘上，无声地痛哭。我恨她的冷静，恨她的“理智”，更恨她的残忍。

第二章

从那天起，我和我妈之间，竖起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我搬到了医院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一天二十四小时守着。除了每天进去探视的那半个小时，其余时间我就坐在ICU门口的椅子上。我拒绝接我妈的电话，她送来的饭菜，我也原封不动地让她拿回去。张琳夹在中间，两头为难，劝了我几次，见我油盐不进，也只能叹气。

我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查资料，加各种病友群，咨询每一个可能的治疗方案。免疫疗法、干细胞移植、神经刺激……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都想去试。我联系了一家上海的私立医院，把父亲的病历传了过去，对方说可以接收，但费用是天文数字，而且不保证任何效果。

我决定卖掉我和张琳现在住的房子。那是我结婚时，我爸妈拿出毕生积蓄付的首付。为了这事，张琳第一次跟我红了脸。

“陈阳，你冷静点！卖了房子我们住哪？暖暖怎么办？爸现在这个情况，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那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死吗？”我在电话里冲她喊，“那是你爸！也是我爸！”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张琳压抑的哭声：“我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妈？你这样跟她耗着，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我管不了她是什么滋味！”我挂断了电话，心里烦躁得像有一万只蚂蚁在爬。

第五天，我去给我爸擦身。他的身体开始出现水肿，皮肤一按一个坑，久久无法复原。我给他擦脸的时候，看到他眼角似乎有湿润的痕迹。我愣住了，凑近了看，那是一滴浑浊的眼泪。

他有感觉！他一定是有感觉的！

我像疯了一样冲出去找医生：“医生！我爸流眼泪了！他有意识！他能听见我说话！”

医生跟着我进去看了一圈，检查了各项指标，然后遗憾地摇了摇头：“这只是无意识的生理反应，神经性的。他的脑电图还是一条直线，没有任何改善。”

我最后的希望，被这句话彻底击碎。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ICU，坐在长椅上，整个人都空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妈走到了我面前。她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放在我旁边的椅子上。

“陈阳，我知道你恨我。”她开口了，声音嘶哑，“但你不能把自己身体搞垮了。你爸……还要你扛着。”

我没看她，只是盯着地面上的一块污渍，冷冷地说：“用不着你管。”

“我给你炖了点汤，喝了吧。”

“拿走，我不想喝。”

她没动，就那么站着。我们俩，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空旷的走廊里对峙着。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叹了口气，说：“你爸的那个电视遥控器，我找不到了，你知道放哪了吗？”

我心里一刺。电视遥控器，音量35。那是我爸的专属印记。现在，他人躺在这里，她却在关心一个遥控器？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又冒了上来。

“不知道！可能被你连着他的命一起扔了吧！”我口不择言。

我妈的身体明显地颤抖了一下。她没再说话，默默地把保温桶放在椅子上，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长长的走廊灯光下拉得很长，显得那么孤单和佝偻。我忽然发现，才几天不见，她的头发好像白了一大半。

那晚，张琳下班后，没有回家，直接来了医院。她把我拉到楼梯间，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骂。

“陈阳，你混蛋！你知不知道你今天下午跟妈说的话有多伤人？她一个人回家，在客厅里坐了整整三个小时，一动不动！晚饭也没吃！”

我梗着脖子：“是她先伤人的！”

“她伤人？她是在救你！也是在救这个家！”张琳的眼圈红了，“你以为就你难受吗？她是跟他过了一辈子的人！她的心比你痛一万倍！有时候，不说话，不是没意见，是怕一开口，堤就垮了。”

“我不信！她要是真痛，她会去买寿衣？”

“你只看到她买了寿衣，你看到她每天晚上抱着爸的枕头才能睡着吗？你看到她翻着你们小时候的相册，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吗？你看到她去寺里，跪得两个膝盖都肿了吗？”

我愣住了。这些，我全都不知道。

“陈阳，”张琳的声音软了下来，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这是我今天在妈的枕头下发现的。”

我摊开手心，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打开一看，是我爸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的作业。

那是一份简陋的“遗嘱”，没有公证，没有格式，只有几行字：

“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不要抢救。不插管，不折腾。让我安安静静地走。钱都留给惠娟和陈阳。柜子里那套集邮册，给暖暖。别哭。”

落款日期，是半年前。

我的手开始发抖，那张薄薄的纸，此刻却重如千钧。原来，我爸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原来，我妈不是自作主张，她只是在遵从他的意愿。

而我，这个自以为是的儿子，用最恶毒的语言，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捅向我那本已千疮百孔的母亲。

第三章

我捏着那张纸，在楼梯间站了很久。晚风从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我浑身发冷。我终于明白，我妈那看似冷酷的平静之下，掩藏着怎样巨大的悲痛和决心。她不是在放弃我爸，她是在成全他。成全他生命最后的尊严。

我拿着那张纸，走回ICU门口。我妈还坐在那里的长椅上，背影萧索。

我走到她身后，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声“妈”，像块巨石堵在我的喉咙里。

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回过头来。看到我手里的纸，她的眼神黯淡下去，随即又涌上一层水光。她别过脸去，用力地揉了揉眼睛。

我把纸递给她，声音艰涩：“对不起。”

她没有接，只是摇了摇头，低声说：“不怪你。”

那一刻，我们之间那堵冰冷的墙，悄无声息地裂开了一道缝。

我们一起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我和我妈一起找到了主治医生。我把那张“遗嘱”递给了他。

“医生，我们决定了。放弃……有创治疗。”说出这几个字，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医生接过纸，看了很久，然后郑重地对我们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这是病人的权利，也是你们作为家属的权利。我们会尊重你们的决定。”

签那份《放弃治疗知情同意书》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每一个字，都像刀刻一样，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我妈站在我旁边，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手背上。她的手很凉，却给了我签下最后一个字的勇气。

手续办完，我们获得了最后一次进ICU探视的机会，没有时间限制。

护士撤掉了大部分仪器，只保留了最基本的心率监测。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我爸微弱的、时断时续的呼吸声。

我妈坐在床边，像之前无数次那样，握着我爸的手。这一次，她终于不再压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砸在我爸的手背上。

“老陈，你个死老头子……说好的一起去趟西藏，你又说话不算话……”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念叨着，“你放心走吧，家里有我，有陈阳。暖暖……我会照顾好。你呀，下辈子，别这么犟了……”

我站在床尾，看着他们。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柴米油盐，争吵与和解，都浓缩在这最后的告别里。我忽然想起张琳跟我说过的，有一次他们俩冷战，谁也不理谁。晚饭时，我爸默默地削了一个苹果，没说话，直接塞到我妈手里。我妈也没说话，接过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掉了。

最伤人的，不是仇人的刀，而是亲人递过来的那杯冷水。 而最温暖的，也并非什么海誓山盟，只是那无声中递过来的一只苹果，一杯热水。

我妈趴在我爸的床边，哭了很久，哭到最后，声音都哑了。然后，她慢慢直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包。打开来，是一缕头发，用红线扎着。一缕是花白的，一缕是黑色的。

她小心翼翼地剪下我爸的一小撮头发，和我爸妈自己的那两缕，一起用红线缠好，放回布包，贴身收好。这是他们老家的习俗，叫“结发”，寓意着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做完这一切，她站起身，对我爸的身体，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阳，我们走吧。”她说。

我最后看了一眼监护仪，那条代表心率的绿线，已经渐渐趋于平直。

我扶着我妈，走出了ICU，走出了医院。

外面的天，已经亮了。2016年10月26日，清晨6点45分。

我爸走了。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很安详。

(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在陈阳和李惠娟离开病房后，护士小王走了进来，准备做最后的生命体征记录。她看了一眼心电监护仪，屏幕上已经是一条笔直的横线，伴随着刺耳的长鸣。她伸手关掉了机器。病房里恢复了彻底的寂静。按照流程，她开始为逝者整理遗容。当她拿起热毛巾，准备擦拭陈卫国的脸时，她愣住了。在老人紧闭的眼角，一滴清亮的液体，正缓缓滑落，没入花白的鬓角。小王在ICU工作了五年，见过无数生离死别，但这一刻，她还是忍不住鼻子一酸。她停下手中的动作，在床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老先生，安心走好。”

第四章

我爸的葬礼办得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只请了最亲近的几家亲戚和他的几个老伙计。

追悼会上，我妈异常的平静。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站在那里，接受着亲友的慰问，对每个人都点头致意。没有眼泪，也没有过多的言语。有人在背后小声议论，说她“心真硬”、“夫妻感情也就那样”。

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像被针扎一样。我走到他们面前，冷冷地说：“我妈怎么样，轮不到你们来评价。”

那些人讪讪地闭了嘴。

我扶着我妈，她在我手心里轻轻捏了一下，示意我不要在意。

葬礼结束后，家里一下子空了下来。那种空，不是少了一个人的空，而是整个房子的灵魂都被抽走了。我不敢去看客厅的那个沙发，总觉得我爸还坐在那里，把电视音量调到35，看着他的抗战剧。

我把那个遥控器收了起来，放进了他卧室的抽屉里，和那张黑白老照片放在一起。

我怕我妈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就让张琳带着暖暖搬回来住。

暖暖还小，对死亡没有太清晰的概念。她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爷爷不见了，为什么家里总是很安静。

有一天，她拿着我以前教我爸用的那个智能手机，跑到我妈面前，仰着小脸问：“奶奶，你能帮我给爷爷打个视频电话吗？我想他了。”

我妈正在阳台浇花，听到这话，身体僵了一下。她慢慢转过身，蹲下来，摸着暖暖的头，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暖暖，爷爷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旅行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不回来了。他在那里，变成了一颗星星。晚上你抬头看，最亮的那一颗，就是爷爷。他在看着我们呢。”

“星星不会说话呀。”暖暖的嘴瘪了起来，眼看就要哭。

我妈把她搂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会的。你跟星星说的话，爷爷都能听见。不信，你今晚试试。”

我站在客厅，看着这一幕，喉咙发紧。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我第一次给我爸买智能手机的时候。他像个老小孩，对着那个小小的屏幕，怎么也弄不明白。我教了他好几遍，他还是记不住。我有些不耐烦，声音也大了起来。他涨红了脸，把手机往桌上一推，闷闷地说：“不学了！什么破玩意儿！”后来还是我妈，耐着性子，画了图，一步一步地教他，他才慢慢学会了怎么发微信，怎么视频聊天。他学会的第一个功能，就是给我打视频。当我的脸出现在他手机屏幕上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如今，那个会因为学会新技能而开心的老小孩，再也回不来了。

我妈的情绪，在葬礼后的一个星期，彻底垮了。

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天就坐在沙发上发呆，一坐就是一天。她不看电视，也不跟人说话，有时候我跟她说话，她要反应好半天，才“哦”一声。她瘦得很快，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我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是重度抑郁，开了药。但她不肯吃，说：“是药三分毒，我没病。”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发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我推开门一看，她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我爸生前最喜欢的那只紫砂壶，用一块布，一遍一遍地擦着。嘴里还小声地念叨：“老陈，水凉了，我给你续上……”

我心里一酸，走过去，轻轻地从她手里拿过茶壶：“妈，很晚了，睡吧。”

她像是被惊醒了，茫然地看着我，又看看手里的茶壶，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那是自从我爸走后，我第一次见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无助。她像个迷路的孩子，抓着我的胳膊，反复说：“陈阳，我把他弄丢了……我把他弄丢了……”

我抱着她不住颤抖的肩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陪着她一起流泪。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又回到了医院的楼梯间，手里捏着我爸那张歪歪扭扭的“遗嘱”。我忽然明白了，我爸让我妈“不要哭”，不是不让她悲伤，而是不希望她沉溺在悲伤里，无法自拔。

理解不是原谅，而是终于站在了对方的废墟上，看到了他看到过的风景。 我终于明白，我妈当初决定买寿衣、放弃治疗，需要多大的勇气。那不是冷酷，而是最深沉的爱和尊重。她替我爸扛下了所有的骂名和不解，只为了维护他最后的体面。而现在，轮到我，来把她从这片悲伤的废墟里，拉出来了。

第五章

为了让我妈振作起来，我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

我请了长假，每天在家陪着她。我试着带她去公园散步，去逛超市，去参加社区的老年活动。但她总是兴致缺缺，大多数时候，只是沉默地跟着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

张琳建议，换个环境可能会好一点。我们商量着，带她出去旅游一趟。

“妈，你想去哪？西藏？云南？还是去海边看看？”我拿着一本地图册，摊在她面前。

她看着地图册上那些五彩斑斓的风景照，眼神空洞。过了很久，她说：“哪也不想去。”

“老陈答应过我的，等他退了休，就带我去西藏。”她忽然说，声音很低，“他说话不算话。”

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

“那我们就自己去，带着爸的照片一起去。就当……就当替他完成心愿。”我说。

她摇了摇头，没再说话。

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钱买不来命，但没钱，你连谈论命的资格都没有。而现在我发现，有时候，就算你有时间，有钱，你也无法填补一个人内心的巨大空洞。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有一天，我正在储物间里整理我爸的遗物，我妈走了进来。这个小小的储物间不到五平米，堆满了各种杂物，空气里都是灰尘的味道。

“这些……都扔了吧。”她看着那些我爸生前宝贝得不行的鱼竿、象棋、集邮册，淡淡地说。

“别啊妈，这都是爸的心爱之物，留个念想吧。”

“留着干什么？睹物思人，更难受。”她说着，就要动手去搬那个装满集邮册的箱子。

我一把按住她的手：“妈！你到底想怎么样？爸已经走了，我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下去！你这样半死不活的，爸在天上看着能安心吗？”

“我怎么活，不用你教！”她猛地甩开我的手，情绪激动起来，“你以为我不想好好活吗？我一闭上眼，就是他在ICU里那个样子！浑身插满了管子！是我！是我亲手签字拔掉他的管子的！你懂不懂！”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如此激烈地爆发。那压抑了太久的痛苦和自责，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

“是我害死了他！我就是个凶手！”她蹲在地上，抱着头，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

我被她的样子吓住了，一时间手足无措。我蹲下身，想去抱她，却被她一把推开。

“你走开！你们都别管我！”

就在这时，储物间的门被推开一条缝，暖暖的小脑袋探了进来。她看着地上痛哭的奶奶和不知所措的我，怯生生地问：“奶奶，你为什么哭呀？是不是爸爸欺负你了？”

我妈的哭声戛然而止。她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暖暖。

暖暖走进来，用她的小手，轻轻地擦着我妈脸上的泪。她学着我妈平时哄她的样子，奶声奶气地说：“奶奶不哭，暖暖吹吹，痛痛飞走了。”

我妈看着孙女清澈无邪的眼睛，愣住了。她一把将暖暖紧紧地搂在怀里，放声大哭。这一次的哭声，不再是绝望和自责，而是带着一种释放和宣泄。

我默默地退出了储物间，把空间留给她们祖孙俩。

那次爆发之后，我妈的情况，似乎有了一点点好转。她不再整天发呆，开始愿意和我们说几句话，偶尔也会被暖暖逗笑。

有一天吃早饭，她主动对我说：“陈阳，你爸那套集邮册，别扔了。他说过，要留给暖暖的。”

我心里一暖，点点头：“好。”

她喝了一口粥，又说：“还有，你别总请假了，单位里事多，赶紧回去上班吧。我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虽然还有化不开的悲伤，但已经有了一丝生气。她说：“就那样吧。”

我知道，这个“就那样吧”，不是放弃，也不是敷衍，而是一种接受。接受现实，接受失去，然后，试着继续往前走。

第六章

我重新开始上班，但每天都会掐着点回家。张琳把她的班也尽量调成了白班。我们俩 unspokenly 形成了一种默契，家里必须时刻有人陪着我妈。

我妈开始试着自己找点事做。她把家里所有的窗帘都拆下来洗了，把沙发套也换了新的颜色。她开始研究菜谱，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饭。厨房里重新响起了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家里渐渐有了一点烟火气。

但我们都知道，她心里的那个洞，还在。

她依然睡不好，经常半夜醒来，一个人坐在客厅的黑暗里。她不再提我爸，家里所有关于我爸的东西，也都被她收了起来。仿佛只要不看不提，那个人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有一次，我妈的一个老姐妹，王阿姨，来家里看她。两人在阳台上聊了很久。我送王阿姨下楼的时候，在楼梯间里，王阿姨拉住我，叹了口气。

“小陈啊，你妈这辈子，不容易。”

“我知道。”

“你不知道。”王阿姨摇了摇头，“有些事，她从来没跟你们孩子说过。你还记得你上初中那会儿，你爸辞职下海，结果被人骗了，赔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吗？”

我点头，那段日子我印象很深。家里天天有人上门要债，我爸整天愁眉苦脸，抽烟喝酒。

王阿姨说：“那时候，你爸差点就没挺过去。有一天晚上，他喝多了，一个人跑到咱们这栋楼的楼顶，要往下跳。是我半夜听见动静不对，赶紧把你妈叫起来。我们俩冲上楼，你爸就站在天台边上，风一吹，摇摇晃晃的，吓死人了。”

我心里一惊，这件事我从来都不知道。

“当时你妈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王阿姨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敬佩，“她没哭没闹，也没冲上去拉他。她就站在几米远的地方，特别平静地跟你爸说：‘陈卫国，你要是真想死，我不拦你。但你不能这么窝囊地死。你欠的债，我陪你一起还。还不上了，我陪你一起去死。但只要我们还活一天，就得活得像个人样。’”

“后来呢？”我追问。

“后来你爸就站在那，哭了半宿。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提过一个‘死’字。他去工地上扛过水泥，去码头上搬过货，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你妈也没闲着，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去夜市摆摊卖袜子。两个人，硬是用了五六年，把几十万的债都还清了。”

王阿姨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爸那个人，自尊心比天都大。你妈最了解他。所以这次……她做的决定，肯定也是为了你爸。你别怪她。”

我站在楼梯间里，久久没有动弹。原来，在那些我不知道的岁月里，我的父母，曾经一起走过那样的绝境。我妈那句“活得像个人样”，和她在医院里说的“他不会愿意没尊严地活着”，在二十年的时空里，遥相呼应。

我终于彻底懂了。她买寿衣，不是盼着他死，而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给他最体面的告别。她签字拔管，不是残忍，而是兑现她对他最深沉的承诺——让他活得像个人样，也死得像个人样。

最深的爱，不是我陪你生，而是我敢让你死。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看见我妈正在看电视。屏幕上放着一部家长里短的电视剧，音量开得很小，只有15。

我走过去，拿起遥控器，想了想，把音量调到了35。

刺啦的电视剧对白声瞬间充满了整个客厅。

我妈愣了一下，抬起头看我。

我冲她笑了笑，说：“妈，这个音量，刚刚好。”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第七章

从那天起，我们家里的电视音量，又回到了35。

我妈不再刻意回避关于我爸的话题。有时候吃饭，她会突然说一句：“这道红烧肉，你爸以前最爱吃了。”或者看到电视里某个演员，会说：“这人长得有点像你爸年轻的时候。”

她的脸上，甚至开始有了一点点笑容。

201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小区里的玉兰花都开了。

一个周末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我醒来发现我妈不在房间。我心里一慌，赶紧下床去找。最后在阳台上找到了她。

她穿着一件薄外套，正静静地看着远处的天际线。晨曦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

“妈，怎么起这么早？”我走过去，给她披了件厚衣服。

她回过头，对我笑了笑：“睡不着，就起来看看。今天的日出，应该很好看。”

我们俩并排站着，谁也没有说话。远方的天空，从鱼肚白，一点点变成淡粉色，然后是橘红色，最后，一轮金色的太阳，从云层后面喷薄而出，万丈光芒瞬间洒满了整个世界。

“真好看啊。”我妈轻声感叹。

“是啊。”

“陈阳，”她忽然开口，“我想好了。等过了你爸的周年，我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我愣住了：“回老家？那我们……”

“你们有你们的日子要过。我总不能一辈子都靠着你们。”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坚定，“你爸走了，但我还在。我得替他，好好地活着。”

我看着她被朝阳映照的侧脸，那些皱纹里，仿佛写满了故事，但那双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光。

我点了点头，说：“好。我陪你回去。”

我爸的一周年祭日，我们一家人回了老家。

我们在他的墓前，摆上了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倒了三杯白酒。

我妈没哭。她只是摸着墓碑上我爸的照片，絮絮叨叨地说了很久的话。说家里的事，说暖暖又长高了，说我工作上拿了奖金。最后，她说：“老陈，我来看你了。你一个人在那边，别怕孤单。等我忙完了这边的事，就去找你。你呀，先在那边，把路探好了。”

回程的路上，车里很安静。我从后视镜里看我妈，她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神情安详。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她：“妈，我爸那个电视遥控器，我之前收起来了，你还要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摇摇头：“不用了。”

是啊，不用了。那个把音量固定在35的人已经不在了，那个遥控器，也便失去了它的意义。生活，终究要翻开新的一页。

回到城里的家，暖暖嚷嚷着要看动画片。我打开电视，她自己拿起遥控器，把音量调到了她喜欢的20。欢快的音乐充满了整个客厅。

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着屏幕上跳跃的卡通人物，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

我问她：“妈，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她想了想，说：“就那样吧。”

这个“就那样吧”，不再是无奈，不是妥协，也不是悲伤的接受。它像一句最平常的家常话，意味着，日子，还要继续。有滋有味地，一天一天，过下去。

后来，我妈在老家报了一个老年大学，学起了国画。她偶尔会把她的画拍了发给我看，画的是山，是水，是花，是鸟。笔触虽然稚嫩，但色彩明亮，充满了生命力。

我们家的客厅里，电视的音量再也没有固定在35。有时候是暖暖喜欢的20，有时候是张琳追剧的28，有时候是我看球赛的40。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数字，随着家人的喜好而改变。

只是偶尔，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会独自一人，把音量悄悄调回到35。

然后关掉画面，闭上眼睛。

在黑暗里，我仿佛能听到，时光在沙沙作响。那是我父亲，留给我们这个家，最后的，也是最温柔的回响。

一天，我收拾书房，在我爸的旧书桌最深处，发现了一个小木盒子。打开来，里面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而是一沓火车票。从我们这个小城，到我上大学的北京，四年的时间，几十张硬座车票，被他一张张仔细地抚平，收藏得整整齐齐。

盒子的最底下，压着一张小纸条，是他龙飞凤舞的字迹：

“吾儿远行，唯愿平安。”

我拿着那张纸条，站在书桌前，很久很久。

我走到厨房，看到我妈正在准备晚饭。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照在她身上，她的白发在光线下闪着柔和的光。

我想走过去，跟她说说火车票的事，跟她说说那张纸条。

我张了张嘴，脚却像生了根一样，定在了原地。

最终，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转身，轻轻地带上了书房的门。那未曾说出口的话语，和那个未曾递过去的盒子，就在那一方小小的空间里，成了一个只有我知道的，温暖的秘密。

来源：愉悦的小鱼L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