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我弟弟林涛的家门,就在我对面。一道走廊,宽度一米二,从我家门口到他家门口,不多不少,正好三步。这三步,我走了十八年。从2006年到今天,一万多个日夜,我家的饭菜香,总会准时飘进他家的门缝。
那扇门又关上了,砰的一声,像一声闷雷,滚过我四十多年的人生。
那是我弟弟林涛的家门,就在我对面。一道走廊,宽度一米二,从我家门口到他家门口,不多不少,正好三步。这三步,我走了十八年。从2006年到今天,一万多个日夜,我家的饭菜香,总会准时飘进他家的门缝。
手机在桌上震动,屏幕上跳出“妈”这个字。我没接,任由它固执地响着,像个催命的符。我知道电话那头会说什么。无非是“小兰啊,你弟妹今天加班,你晚上多做两个菜,给涛涛和孩子送过去。”
十八年了,这句话我听了不下千遍。
我看着案板上刚切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纹理清晰,是顶好的肉。我丈夫老周最爱我做的红烧肉,可这块肉,不是为他准备的。是为我弟弟,林涛。
手机终于不响了,随即而来的是微信的提示音,一声接一声。我点开,是我妈发的语音,带着那种不容置喙的语气:“你怎么不接电话?我跟你说,你弟他们想吃红烧肉了,你记得多放点冰糖,孩子喜欢甜的。还有,再炒个青菜,荤素搭配。”
我关掉手机,眼前一阵阵发黑。胃里像是塞了一块冰,又冷又硬,坠得我喘不过气。
我想起2006年的那个夏天,天气热得像个蒸笼。我和老周刚还清我们这套房子的贷款,手里攥着好不容易攒下的三万块钱,准备给家里换台空调。林涛那时候刚大学毕业,领着女朋友小梅回家,说要结婚,但没房子。
我妈拉着我的手,眼泪说掉就掉:“小兰,你是长姐,长姐如母。你得帮你弟弟一把啊。不然人家姑娘怎么肯嫁?”
我爸在一旁抽着闷烟,半晌才说一句:“总不能让你弟弟打一辈子光棍。”
那时的林涛,二十出头,眼睛里有光,他怯生生地喊我“姐”,说:“姐,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加倍还你。”
我和老周对视了一眼,从他眼里看到了无奈,也看到了一丝不忍。我们都是苦过来的,知道没个安稳窝的难。那时候房价还没起飞,我们这个老小区的对门,正好有套小两居要卖,十二万。
我们掏空了所有积蓄,老周还找他战友借了五万,凑了十二万,全款给我弟买下了对门的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林涛的名字。
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在亲戚面前到处夸我:“我家小兰,就是有本事,疼弟弟。”
那天,林涛拿到钥匙,激动得脸通红,对着我和老周深深鞠了一躬。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了。血浓于水,一家人,不就该这样相互扶持吗?
可我忘了,人性这东西,是经不起日夜考验的。太亲的人,真的不能住得太近。近到,他家的每一次争吵,每一次饭香,每一次深夜的咳嗽,都像长在我生活里的背景音,关不掉,躲不开。
十八年,足以让一个青年变成油腻的中年,也足以让一份恩情,变成理所当然的绑架。
我拿起那块五花肉,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
第一章:那碗没送过去的红烧肉
厨房里,油烟机嗡嗡作响,像是在附和我心里的烦躁。我重新从冰箱里拿出两个西红柿,准备做个鸡蛋汤,再随便炒个青菜。这是我和老周的晚餐,简单,清净。
老周下班回来,一进门就闻到了空气里不对劲的味道。不是饭菜香,而是一种紧绷的、压抑的沉默。他换了鞋,走到我身边,看到垃圾桶里那块扎眼的五花肉。
他什么也没问,只是脱下外套,默默地开始淘米。
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是二十多年婚姻磨出来的。他知道,能让我把一块上好的五花肉扔掉,一定是那道一米二宽的走廊对面,又刮来了什么风。
“妈又打电话了?”他轻声问。
我点点头,眼眶有点酸。我转过身去,假装在找盐,不想让他看见我的狼狈。
“别理他们,”老周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沉稳而有力,“我们过我们的。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是啊,够多了。多到我自己都快忘了,我也是个需要人疼的女人,是别人的妻子,是自己孩子的母亲。
林涛结婚后,小梅很快就怀孕了。我妈说:“小兰,你弟妹身子不方便,你多照顾点。”于是,小梅的孕期营养餐,是我做的。孩子出生后,我妈又说:“小...兰,你弟他们要上班,你反正就在家,帮忙带带孩子。”于是,侄子林凯的童年,有一半是在我家度过的。喂奶、换尿布、哄睡,我比小梅这个亲妈还熟练。
林凯上幼儿园了,每天的接送,是我。他放学后的第一顿饭,是在我家吃的。小梅和林涛下班回来,直接来我家,把孩子和我做好的晚饭一起打包带走。有时候,他们甚至连碗都懒得洗,第二天早上把油腻腻的空碗放在我家门口。
我儿子周杨,比林凯大五岁。他从小就懂事,也习惯了家里永远有个“小客人”。他会把自己的玩具让给弟弟,把好吃的零食留给弟弟。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个他念叨了很久的变形金刚,他刚拆开,林凯就哭着喊着要。
林涛在一旁笑着说:“哥哥让让弟弟嘛。”
我看着周杨眼里一闪而过的失落,心像被针扎了一下。那天晚上,周杨悄悄问我:“妈妈,我们家是不是林凯弟弟的家?”
那一刻,我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饭做好了,两菜一汤。老周给我盛了碗汤,说:“快吃吧,吃完我们出去散散步。”
刚坐下,门铃响了。急促,不耐烦。
老周去开门,是我妈。她手里还拎着个空饭盒,一看到饭桌上的清汤寡水,脸立刻就拉了下来。
“小兰!我让你做的红烧肉呢?涛涛他们还等着吃饭呢!”她的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在小小的客厅里回荡。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心里那根绷了十八年的弦,终于断了。
我说:“妈,我没做。”
我妈愣住了,好像没听懂我的话。她旁边的林涛探进头来,脸上带着一丝不悦:“姐,怎么回事啊?小梅还饿着肚子呢。”
我看着他,这个我从小背到大的弟弟,这个我掏空家底为他买房的弟弟。他的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眼角的细纹,微微凸起的肚腩,但那眼神,还是和十八年前一样,充满了理所当然。
“饿了,就自己做。”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妈终于反应过来,她把饭盒重重地摔在鞋柜上,发出刺耳的响声。“林兰!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忘了你弟弟是你拉扯大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就不认亲了?”
老周挡在我身前,对他们说:“妈,小兰今天不舒服。你们也该学着自己过日子了。”
“我们怎么就没自己过日子了?她是你老婆,也是我女儿,是涛涛的姐姐!做顿饭怎么了?我们住这么近,不就是为了相互照应吗?”我妈的声音开始发颤,这是她要哭的前兆。
我站起身,走到门口,看着我妈,看着我弟,一字一句地说:“妈,当初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让你们有个家,不是为了让我多一个家要养。从今天起,你们家的饭,你们自己做。”
说完,我关上了门。门外是我妈的哭喊声和林涛的抱怨声。我靠在门上,身体止不住地发抖。
老周走过来,抱住我。他说:“没事了,都过去了。”
我知道,不是过去了。而是,刚刚开始。
第二章:一张褪了色的房产证
楼道里的战争,是从第二天早上开始的。
我送儿子上学,一开门,就看到一袋垃圾,端端正正地放在我家门口,袋口没系紧,流出一些汤汁,散发着酸腐的气味。对面,林涛家的门紧闭着。
我什么也没说,把那袋垃圾拎起来,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
晚上,我和老周正在看电视,对门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是那种重金属摇滚,贝斯的声音一下下地撞击着墙壁,也撞击着我的神经。
周杨从房间里跑出来,捂着耳朵:“妈,太吵了,我作业写不了。”
老周的脸色沉了下来,起身要去理论。我拉住他:“别去。去了就是吵架。”
我们默默地关上电视,各自回房。那一晚,噪音直到深夜十二点才停。躺在床上,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接下来的几天,各种小动作层出不穷。半夜的剁肉声,清晨的吵架声,故意堆在走廊里的杂物……那个曾经充满饭菜香和欢声笑语的走廊,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我妈一天给我打十几个电话,哭诉我的“无情”和“不孝”。她说我被老周这个“外人”挑唆坏了,忘了本。
我把她的电话设置了免打扰。
这个家里,唯一让我感到慰藉的,是老周和周杨的理解。老周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每天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周杨会给我讲学校的趣事,还会用他攒的零花钱,给我买一束康乃馨。
那天,我整理旧物,在一个落了灰的箱子里,翻出了我们家的房产证。红色的封皮已经有些褪色,边角也起了毛。我打开它,看着上面我和老周的名字,想起了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的点点滴滴。
我们结婚时,什么都没有。租住在十几平米的城中村,夏天漏雨,冬天透风。老周在一家国企上班,我在一家私企做会计。我们俩的工资加起来,刨去开销,每个月只能攒下几百块。
为了买这套房子,我们省吃俭用到了极致。我三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老周戒了他最爱的烟。我们每天自己带饭,周末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菜。就这样,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地攒首付。
付了首付那天,我们俩在空荡荡的毛坯房里,激动得抱头痛痛哭。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真正扎下的根。
后来,为了给我弟买房,我们又背上了新的债务。那些年,我不敢生病,不敢请假,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老周为了多赚钱,下班后还去开过一段时间的夜班出租车。
有一次他深夜回来,累得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我给他盖被子的时候,看到他脚上磨出的水泡,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这些苦,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尤其是我妈和我弟。我怕他们有负担。我以为我的付出,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现在想来,是我太天真了。有些付出,在别人眼里,不过是天经地义。
我拿着那本褪了色的房产证,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一个我自己都感到害怕,却又无比坚定的决定。
我找到老周,把房产证放在他面前。
“老周,”我说,“我们把这套房子卖了吧。我们搬家。”
老周愣住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但更多的是心疼。他握住我的手,那只手上,还有当年开夜车留下的茧子。
“你想好了?”他问。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想好了。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想换个地方,一个听不到对门关门声的地方,一个可以安安静安心心,为我们自己做一顿饭的地方。”
老周没再说什么,他把我揽进怀里,说了一个字:“好。”
这个决定,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轩然大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妈。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歇斯底里的尖叫。
“你要卖房子?林兰!你疯了!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家拆了才甘心?你搬走了,我们怎么办?你弟弟怎么办?我怎么办?”
我平静地说:“妈,我已经决定了。房子我会尽快挂出去。”
没过多久,我弟林涛和小梅就冲了过来,把我家门拍得震天响。
老周开了门,拦住他们。
林涛红着眼睛,指着我:“姐!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们?我们住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搬?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拖累你了?”
小梅则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哎呦,真是攀上高枝了,看不上我们这些穷亲戚了。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让我们家涛涛娶我,说以后会照顾我们一辈子呢。”
我看着他们扭曲的脸,听着那些刻薄的话,心里反而一片平静。哀莫大于心死,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我说:“房子是我的,我想卖就卖。至于拖累,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这场闹剧,最终在邻居的围观和劝说下收场。但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彻底降到了冰点。
我很快联系了中介,把房子挂了出去。那几天,家里人来人往,都是来看房的。每来一批人,对门的门就会打开一条缝,一双警惕的眼睛在里面窥探着。
我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第三章:楼道里的“战争”
中介的效率很高,不到一周,就找到了一个诚心买房的客户。对方是一对年轻夫妻,看了房很满意,当场就付了定金。签合同那天,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同时也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这个我住了二十多年的家,马上就要不属于我了。
消息传到我妈和我弟那里,彻底引爆了他们积压已久的情绪。
那天晚上,我家的电闸突然跳了,整个屋子陷入一片黑暗。老周去检查,发现是我们家门口的电闸被人恶意拉了下来。走廊的灯光下,我看到林涛家的门缝里,透出电视屏幕的光亮。
我们没有去质问,沉默地把电闸推了上去。
从那天起,楼道里的“战争”正式升级。
有时是深夜的门铃,打开门却空无一人。有时是门口被泼上不明液体,散发着恶臭。我和老周每天出门,都要先检查一下门口有没有“惊喜”。
小梅尤其变本加厉。她开始在楼道里指桑骂槐,声音大到整栋楼都能听见。
“有些人啊,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自己没多大本事,还瞧不起娘家人了。也不想想,没有娘家人撑腰,她能有今天?”
“真是养了个白眼狼哦,喂不熟的。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就不管爹妈弟妹的死活了。”
我把窗户关得紧紧的,但那些污言秽语还是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钻进我的耳朵。
老周气得要去跟他们理论,我一次次拉住他。我知道,跟失去理智的人,是讲不清道理的。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有错,只会觉得是我们的“背叛”导致了这一切。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白天精神恍惚,工作也频频出错。镜子里的我,面色蜡黄,眼下是浓重的黑眼圈,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有一次,我在楼下碰到小区的王阿姨。她拉着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忍不住说:“小兰啊,你们家这是怎么了?以前多好的一家人,现在怎么闹成这样?你弟媳妇昨天在楼下说你……”
后面的话,她没好意思说出口,但我都懂。
我勉强笑了笑,说:“阿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销”。在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区里,我从一个“顾家、疼弟弟”的好姐姐,变成了一个“无情、不孝”的白眼狼。
最让我难过的,是我妈的态度。她完全站在了弟弟那边。她不再给我打电话,而是开始在亲戚群里散播我的“罪状”。
“我这个女儿,算是白养了。为了个男人,连自己的亲妈亲弟都不要了。”
“心都寒透了。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把所有的好都给了她。”
群里的亲戚们不明就里,纷纷出来劝我。三姑说:“小兰,你妈不容易,你多让着她点。”四姨说:“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到卖房子?”
我看着那些信息,一条都回复不出来。我的委屈,我的痛苦,在他们眼里,都成了我的“不懂事”。
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门对门住着,心却隔了一整个太平洋。太近的距离,非但没有增进亲情,反而让彼此的缺点和矛盾,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被无限放大,最终磨光了所有的情分。
这天,我下班回家,刚走出电梯,就看到一个女人站在我家门口,正拿着一串钥匙,试图开我家的门。
我心里一惊,大喊一声:“你干什么!”
那女人吓了一跳,回过头来。是小梅。
她看到我,非但没有惊慌,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干什么?我来拿东西!我儿子林凯的溜冰鞋,上次放你们家了。”
“拿东西不会敲门吗?你哪来的钥匙?”我厉声问道。
“这钥匙是你妈给我的!她说你们反正要搬走了,这房子以后说不定就是我们的了,让我提前来熟悉熟悉!”小梅抱着胳膊,一脸的挑衅。
我气得浑身发抖。我妈,我的亲妈,竟然在我还没搬走的时候,就把我家的钥匙给了别人!
“把钥匙还给我!”我冲过去,想抢回那串钥匙。
小梅往后一躲,尖叫起来:“打人啦!林兰打人啦!”
对面的门“哗”地一下开了,林涛和我妈从里面冲了出来。林涛一把将我推开,护在小梅身前:“姐!你干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非要动手?”
我妈则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林兰!你还有没有良心!小梅是你弟媳妇,进你家门怎么了?你还想打她?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我被林涛推得一个趔趄,撞在墙上,后背生疼。我看着眼前这三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他们像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的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彻底的绝望。
第四章:儿子的一封信
楼道里的那场闹剧,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
从那以后,我不再和他们有任何言语上的交锋。我把家里的锁换了,换成了最高级的指纹锁。看到他们,我只当是空气,目不斜视地走过去。
沉默,是我最后的反抗。
但这样的日子,对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周杨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沉默,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他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少出来。
我担心他,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家庭的裂痕,像一道丑陋的伤疤,我不想让他看得太清楚。
直到有一天,我打扫他的房间,在他书桌的台灯下,发现了一张被揉得皱巴巴的纸。我展开一看,是周杨的笔迹。那不是一封信,只是一段涂涂改改的文字,像一篇没写完的日记。
上面写着:
“今天,我又听到奶奶在楼道里骂妈妈了。骂得很难听。妈妈假装没听见,可我看到她回到家,偷偷在厨房里哭了。
爸爸说我们要搬家了,我很开心。我不想住在这里了。这里一点也不像家。
我讨厌舅舅,也讨厌舅妈。他们总是来我们家拿东西,好像我们家是超市。林凯弟弟一来,我就什么都得让着他。我的变形金刚,我的新球鞋……妈妈说,我是哥哥,应该大方一点。可是,我也会难过啊。
妈妈,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累?我们搬走吧,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地方。在那里,你不用再给舅舅家做饭,不用再受奶奶的气。在那里,你可以只做你自己,做我的好妈妈。”
纸上,有几滴干涸的水渍,像是泪痕。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原来,我以为的“保护”,在他眼里,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我自以为是的坚强,却让他看到了我所有的脆弱。
儿子,我的儿子,他什么都懂。他用他稚嫩的文字,说出了我所有的心声。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这些日子以来所有的委屈、压抑、痛苦,都随着眼泪倾泻而出。
老周听到哭声,从客厅跑进来,看到我手里的纸,一切都明白了。他没有说话,只是走过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像一座山,为我挡住了所有的风雨。
哭过之后,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儿子的信,像一剂强心针,让我搬家的决心,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我不能再让我的家庭,我的儿子,为我的软弱和所谓的“亲情”买单。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学校找了周杨的班主任。我跟他谈了很久,说了家里最近发生的一些变故,以及这些事可能对孩子产生的影响。班主任很理解,表示会多关注周杨的心理状态。
从学校出来,阳光正好。我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心里的阴霾都散去了不少。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个花店,买了一盆兰花。我想,新的生活,需要一点新的生机。
当我抱着花盆走进楼道时,意外地看到了林涛。他正蹲在自家门口,捣鼓着一辆儿童自行车,链条掉了,他弄得满手油污,却怎么也装不上去。
林凯在一旁急得直哭。
看到我,林涛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他低下头,假装没看见我。
我犹豫了一下。换作以前,我肯定会走上前去,说一句“我来吧”,然后三下五除二地帮他搞定。修自行车这种事,我比他拿手。
但现在,我只是静静地站了一秒钟,然后抱着我的兰花,走到家门口,输入指纹,开门,进去。整个过程,我没有看他一眼。
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听到了身后林凯更大声的哭闹,和林涛压抑着怒气的呵斥。
我的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
有些事,必须让他自己去学。有些人,必须让他自己去成长。我已经做了十八年的“长姐”,现在,我也该做回我自己了。
第五章:最后一次家庭会议
卖房子的手续进行得很顺利,过户日期定在了月底。我们找的新房子也定了下来,是一个离这里很远的新小区,环境很好,只是面积比现在小了一些。但对我来说,那将是天堂。
我妈大概是知道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终于改变了策略。她给我打来电话,语气不再是之前的歇斯底里,而是带着一种疲惫的哀求。
“小兰,我们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谈谈吧。就在老房子,你爸走之前,我们一家人住的那个地方。就算……就算是你搬走前,我们最后吃一顿团圆饭。”
我爸在我上大学那年就因病去世了。那个老房子,承载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那里有我爸亲手打的家具,有我妈年轻时的照片,也有我和林涛打闹的痕迹。
我爸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让我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和弟弟。这句话,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捆了我半辈子。
我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跟老周说了这件事,他皱着眉:“这怕不是个鸿门宴。”
我说:“我知道。但总要有个了断。我想去跟我爸告个别。”
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去了老房子。推开那扇熟悉的门,一股陈旧的木头和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屋子里的摆设还是老样子,只是蒙上了一层灰。墙上,还挂着我们一家四口唯一的合影。照片上,我爸抱着年幼的林涛,我妈搂着扎着羊角辫的我,笑得一脸幸福。
我看着那张照片,眼睛有点酸。
没多久,我妈、林涛和小梅也来了。小梅怀里还抱着熟睡的林凯。
我妈的头发白了许多,看起来苍老了不少。她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进了厨房。
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闷。桌上摆满了菜,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但我一口都吃不下去。
饭吃到一半,我妈终于开口了。她放下筷子,看着我,眼圈红了。
“小兰,妈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妈对不起你。”
我心里一震,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我妈第一次,向我道歉。
“但是,”她话锋一转,“你也不能这么狠心啊。咱们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你弟弟从小就依赖你,你这么一走,让他怎么办?让我怎么办?我们孤儿寡母的,以后还能指望谁?”
她开始抹眼泪,一边哭一边数落我的“不是”。
小梅在旁边帮腔:“就是啊,大姑姐。我们也不是说非要占你便宜。一家人住得近,相互有个照应,多好。你看林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他多喜欢你这个大姑啊。你走了,他得多伤心。”
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心里那刚刚升起的一丝动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的道歉,他们的挽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在乎我,而是因为他们即将失去一个可以无限索取的“依靠”。
我还没开口,林涛突然把酒杯重重地顿在桌上,酒洒了出来。他喝了酒,脸涨得通红。
“姐!”他站起来,指着我,大着舌头说,“我……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真的……真的就这么不管我们了?你搬走了,妈谁来照顾?林凯以后谁接送?我……我工作上遇到点事,找谁商量去?你不能就这么……这么自私地……把我们都扔下!”
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精准地插进了我心里最痛的地方。
自私?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十八年,我把我最好的年华,都耗费在了对他们的“帮扶”上。我自己的儿子,我都没有像照顾侄子那样尽心尽力。到头来,在他嘴里,我成了一个“自私”的人。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站起身,看着林涛,看着这个我曾经最疼爱的弟弟。
“林涛,你今年三十八岁了,不是八岁。你是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站起来,为你自己的家,负起责任?”
“我问你,这十八年,你给过我一分钱的带孩子费用吗?你买过一袋米,一桶油到我家吗?那十二万的房款,你除了最开始还了两万,剩下的十万,你还过一分吗?”
“你只知道向我索取,你有关心过我过得好不好吗?你知道我为了给你凑钱买房,跟老周吃了多少苦吗?你知道周杨因为你儿子,受了多少委屈吗?”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知道你自己!在你眼里,我林兰,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只是你的姐姐,一个可以让你予取予求的工具!”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嘶吼。我把积压了十八年的所有怨气,都吼了出来。
整个屋子,死一般的寂静。
林涛愣住了,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妈也呆住了,眼泪还挂在脸上。
只有老周,走到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背。周杨也站起来,默默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我走到墙边,看着那张全家福,看着照片里我父亲温和的笑容。
我在心里对他说:爸,对不起。女儿不孝,没能完成你最后的嘱托。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转过身,对他们说:“这个家,就这样吧。以后,你们好自为之。”
说完,我拉着老周和周杨,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扇门。身后,是我妈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第六章:告别,与一个旧手机
搬家的那天,是个阴天。
我们没有请搬家公司,东西不多,老周和他两个战友,一辆小货车就搞定了。
我负责收拾最后的细软。当我把床头柜里所有的东西都清空时,一个旧手机掉了出来。那是我淘汰给妈用的第一台智能手机,屏幕上还有裂痕。
我拿着那个手机,想起了一件事。
前几天,我回老房子拿我爸的一张旧照片。我妈不在家,门没锁。我进去后,看到她正戴着老花镜,坐在小板凳上,对着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在那个旧手机上,笨拙地戳戳点点。
我走近一看,那张纸上,是她自己画的各种APP的图标,旁边标注着歪歪扭扭的字:“这个是买菜的”,“这个是交水电费的”,“这个是和亲戚聊天的”……
她是在学着用智能手机,学着如何自己处理那些过去都是我帮她搞定的一切。
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慌忙把手机和纸都藏到了身后,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倔强。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我恨她的偏心,怨她的糊涂,但看着她斑白的鬓角和那份笨拙的努力,我又没办法真的恨起来。她只是一个被传统观念束缚了一辈子的、可怜又可悲的老人。她用她以为正确的方式,爱着她的孩子们,却最终把我们都推向了对立面。
我把那个旧手机放回抽屉,关上。然后,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空荡荡的家。阳光从没有窗帘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
这里的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了。
东西都装上车后,老周对我说:“你在这等我,我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我点点头。我知道,有些告别,是必须的。
我站在楼下,看着我们住了二十多年的那个窗户。没多久,对面的窗户也打开了,林涛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楼下。我们隔着几十米的距离,遥遥相望。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怨恨,有不解,也有一丝我看不懂的落寞。
我不知道老周上去跟他说了什么。十几分钟后,老周下来了,表情很平静。
“走吧。”他说。
车子启动,缓缓驶离这个我生活了半个青春的小区。我没有回头。
在车上,我问老周:“你跟他说了什么?”
老周开着车,目视前方,淡淡地说:“我把那张十万块的欠条,还给他了。”
我愣住了。那张欠条,是我当初怕林涛忘记,让他写的。虽然我从没想过真的要他还。
“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他明白,你这个姐姐,对他仁至义尽了。从今往后,你们两清了。亲情还在,但恩情已了。以后你们的相处,要建立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无休止的索取和绑架上。”老周顿了顿,继续说,“我还告诉他,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小家都撑不起来,那他一辈子都活该被人瞧不起。”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眼泪无声地滑落。
我嫁了一个好男人。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第七章:阳台上的那盆兰花
新家在城市的另一端。
打开窗,再也看不到那扇熟悉的门,听不到那刺耳的关门声。楼下是一个小花园,鸟语花香,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我们的生活,终于回归了久违的平静。
老周还是每天按时上下班,回来后会陪我一起在厨房里忙活。周杨在新学校适应得很好,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我们一家三口,会在晚饭后一起去楼下散步,聊聊一天中发生的趣事。
我妈偶尔会打来电话,不再是命令和哭诉,只是小心翼翼地问问我们的近况。我知道,她在试探,也在学着适应没有我的日子。
我买的那盆兰花,被我放在了阳台上最好的位置。刚搬来时,它因为长途的颠簸,有些蔫蔫的。但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它慢慢缓了过来,抽出了新的叶子,还打了一个小小的花苞。
我和林涛,几乎断了联系。我们没有互删微信,但谁也没有再给对方发过一条信息。我们的朋友圈,成了了解彼此近况的唯一窗口。
我看到他发了儿子林凯的奖状,看到他带着全家去公园野餐,也看到他深夜里转发的一些关于“中年男人的责任与压力”的文章。
我知道,他在努力地改变。没有了姐姐这个靠山,他必须逼着自己,去成为另一个家的靠山。
中秋节那天,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饭,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彩信。我点开,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摆盘虽然有些笨拙,但看得出做菜人的用心。其中,有一碗红烧肉,颜色烧得有些深,看起来火候没掌握好。
照片下面,附着一句话。
“姐,中秋快乐。我试着做了你教我的红烧肉,没做好。以后,我会学着做好。”
发信人,是林涛。
我拿着手机,愣了很久很久。那碗烧得不怎么样的红烧肉,比我这辈子收到的任何礼物,都来得珍贵。
我把照片转发给了老周。
老周看后,笑了笑,从背后抱住我,说:“你看,距离,有时候是最好的解药。”
我走出厨房,来到阳台。那盆兰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然绽放。在夕阳的余晖下,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我忽然明白了。亲人之间,最好的距离,或许就是一碗汤的距离。太近,会烫伤彼此;太远,会凉了心意。只有不远不近,才能让汤的温度刚刚好。
汤会冷,但心,在恰当的距离里,才会重新暖起来。
来源:愉悦的小鱼L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