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的声音照例被开到35。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声音被放大到失真，像两把钝锉，在我耳膜上来回摩擦。母亲坐在沙发正中，身体微微前倾，眼睛却并没有看着屏幕，那是一种失焦的凝视，仿佛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父亲坐在他的单人沙发里，拿起茶几上的报纸，镜片后的目光随着文字

晚饭后，电视的声音照例被开到35。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声音被放大到失真，像两把钝锉，在我耳膜上来回摩擦。母亲坐在沙发正中，身体微微前倾，眼睛却并没有看着屏幕，那是一种失焦的凝视，仿佛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父亲坐在他的单人沙发里，拿起茶几上的报纸，镜片后的目光随着文字移动，但他翻页的频率比平时快了一倍，我知道，他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这是我们家维持了近二十年的仪式，一个用噪音对抗沉默的仪式。

一切的改变，从母亲床头那个不起眼的木盒子开始。那盒子是暗红色的，上面没有雕花，只有岁月磨出的温润光泽。它在那里放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它就像母亲床头柜上的水杯和药瓶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存在。直到上周，母亲在一次长时间的昏睡后醒来，第一次主动提起了它。

她的声音很轻，像秋天最后一片枯叶落在地上：“建勋，你……去一趟成都。”

我正给她掖被角的手顿住了。成都？我们家，一个典型的福建沿海家庭，亲戚朋友最远的也不过出了本省，和那座几千里之外的内陆城市，能有什么交集？

“去成都干什么？”我问。

母亲的呼吸有些急促，她指了指那个木盒子：“把这个……送给你淑媛阿姨。”

淑媛阿姨。这个名字像一颗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石子，突然被我踢到了脚下。我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偶尔会念叨这个名字，但每次父亲都会用一声不耐烦的咳嗽打断她。后来，这个名字就和许多童年的旧事一起，被彻底尘封了。

“哪个淑媛阿姨？”我追问，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预感。

“你别管那么多，”母亲闭上了眼睛，眉头却紧紧皱着，像是在忍受巨大的痛苦，“地址……在盒子夹层里。快去，建勋，妈……快没时间了。”

父亲在那一刻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刚炖好的汤。他听到母亲的话，脚步明显一滞，汤匙在碗边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当。他没看我，也没看母亲，只是低着头，把碗放在床头柜上，发出一声沉闷的碰撞。他扶了扶眼镜，用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声音说：“你妈累了，让她休息吧。”

那个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客厅里，电视的声音依然是35，但那噪音第一次没能盖过我心里的疑问。我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一个决定在我心里慢慢成形。

第二天，我订了去成都的机票。

父亲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赞成。他只是在我临走前，默默地帮我把行李箱的轮子擦干净，然后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现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嘴唇动了动，最后只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拎着行李，拿着那个并不沉重却感觉有千斤之重的木盒子，踏上了去往那座陌生城市的旅程。我以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投递”，却不知道，我即将投递的，是我母亲被藏了四十年的半生，以及我们这个家平静表象下，早已溃烂流脓的根。

第一章：宽窄巷子里的窄门

飞机降落在双流机场，一股潮湿温润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若有若无的辛辣味道。这就是成都，一座以悠闲和美食闻名的城市。但我无心感受这一切，心里只装着那个地址。

地址在一张泛黄的信纸上：成都市，窄巷子，17号附3号。

我打了辆车，直接开往宽窄巷子。司机是个健谈的中年人，听说我是福建来的，热情地介绍着沿途的风景。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应着，目光始终胶着在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上。车流、人群、高楼，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而疏离。

车在景区附近停下，司机指着前方熙熙攘攘的人群说：“帅哥，里面车不让进，你得自己走进去了。”

我道了谢，拉着行李箱，拿着那个木盒子，汇入了人流。青砖黛瓦的仿古建筑，琳琅满目的商铺，空气中弥漫着火锅底料和各种小吃的混合香气。游客们举着手机，笑着，闹着，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松弛的快乐。这种快乐与我格格不入。

我按着门牌号，在窄巷子里艰难地寻找。17号是一家装修精致的茶馆，门口挂着红灯笼。我绕到茶馆后面，才看到一扇极不起眼的、只容一人通过的小门，门上用白色油漆写着“附3号”。

门是虚掩着的。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门后是一个狭小的天井，光线昏暗，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霉味和草药味。一个女人正背对着我，蹲在地上，用一把小刷子仔细地清洗着一个瓦罐。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衣，头发用一根木簪子随意地挽着，几缕碎发垂在耳边。

“请问，是陈淑媛女士吗？”我开口，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有些突兀。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然后，她缓缓地站起身，转了过来。

那一瞬间，我的呼吸停滞了。

她的脸，和病床上憔셔的母亲几乎一模一样。一样的眉眼，一样的鼻梁，甚至连嘴角那颗小小的痣，都在同一个位置。只是她的脸颊更瘦削，眼神里没有母亲那种长年累月被病痛和心事磨出来的浑浊，而是一种清澈的、几乎是冷漠的疏离。

她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木盒子，眼神微微一动。

“你是？”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四川口音的绵软，但语调却是平的，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是林建勋，我母亲是陈淑琴。”我说着，把木盒子递了过去，“她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她没有立刻接。她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脸上来回扫视，仿佛要穿透我的皮肉，看到我的骨骼。半晌，她才伸出手，那是一双骨节分明、因为常年劳作而显得有些粗糙的手。她的指尖触碰到盒子的瞬间，我感到她极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她接过盒子，没有打开，只是用指腹缓缓摩挲着盒子的表面。那个动作，和我母亲抚摸这个盒子时的动作，一模一样。

“她……还好吗？”她终于再次开口，目光却低垂着，看着怀里的盒子。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艰涩地回答：“不太好。医生说，时间不多了。”

她抱着盒子的手臂，似乎收紧了一些。

“进来坐吧。”她说，声音依旧平静。她转身推开一扇门，屋内的景象让我再次愣住了。

那是一间极小的屋子，大概只有十几平米，被一个布帘隔成了里外两间。外间是客厅兼厨房，一张小桌，两把椅子，一个老式的燃气灶。墙上挂着一串风干的腊肉和红辣椒。整个房间收拾得异常整洁，但那种深入骨髓的清贫，是任何整洁都无法掩盖的。

这……就是母亲心心念念，让我一定要把盒子送到的地方？

她给我倒了杯水，是温的。杯子是一个带豁口的搪瓷杯。

“你从福建过来，累了吧。”她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还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眼前的这个女人，和我血缘上最亲近的陌生人，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局促。

她抱着那个盒子，坐在我对面，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斑驳的木桌。她不说话，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沉默在房间里发酵，比天井里的霉味更令人窒息。

许久，她终于抬起头，看着我，问了一句让我猝不及 rừng然的话。

“她……恨我吗？”

第二章：豆瓣鱼里的秘密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恨？母亲从未在我面前提过这个字。她只是沉默，用震耳欲聋的电视声，将自己和整个世界隔绝开来。

“我不知道。”我只能实话实说，“她很少提起过去的事。”

淑媛阿姨，我应该这么称呼她，听了我的回答，脸上露出一个极淡的、说不清是嘲讽还是悲哀的笑容。她站起身：“你还没吃饭吧？我去做饭。”

她没有给我拒绝的机会，转身走到了那个小小的燃气灶前。她打开一个菜篮，里面只有几样简单的蔬菜和一小块豆腐。她淘米，洗菜，切菜，动作麻利而熟练。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的背影，那种相似感又一次涌了上来。她的身形，她挽起袖子的姿态，甚至她切菜时刀刃碰到砧板的清脆声，都和我记忆中年轻时的母亲高度重合。

我突然意识到，我对我母亲的过去，一无所知。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注视，头也不回地说：“家里没什么好菜，随便吃点。”

不一会儿，饭菜的香气就飘了过来。三菜一汤，一盘炒青菜，一盘麻婆豆腐，一盘豆瓣鱼，还有一碗紫菜汤。看到那盘豆瓣鱼，我的心猛地一跳。

这是我母亲的拿手菜。从小到大，只有家里来了最重要的客人，或者逢年过节，她才会做。那味道，鲜香微辣，豆瓣酱的咸香和鱼肉的鲜甜完美融合，是我童年记忆里最顶级的美味。

淑媛阿姨把菜端上桌，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饭。

“尝尝，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我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那一瞬间，一股熟悉的暖流从舌尖窜入心底。就是这个味道，一模一样。只是，在熟悉的味道之外，还多了一丝极细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麻。是花椒。

“怎么样？”她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期待。

“很好吃，”我由衷地说，“和我妈做的味道几乎一样。”

她听了，眼神里的光亮又暗了下去。她低下头，默默地扒着碗里的白饭，没有再夹菜。

“我妈……她也经常做这个菜。”我试图打破沉默。

“是吗。”她淡淡地应了一句，语气里听不出情绪。“这是我妈教的。我们家以前，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次鱼。”

她口中的“我妈”，自然也是我的外婆。可对于外公外婆，我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于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母亲说，他们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

“我能问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终于还是问出了口，“为什么你们……”

“吃饭吧。”她打断了我，声音恢复了最初的冷漠，“菜要凉了。”

那顿饭，我们再也没有交谈。我能感觉到，这个看似平静的女人，内心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墙。而那个木盒子，或许就是墙上唯一的缝隙。

吃完饭，她默默地收拾碗筷。我提出帮忙，被她拒绝了。我只好再次坐回那把硬邦邦的木椅子上，环顾着这个小小的家。

我的目光落在墙角一个不起眼的柜子上。柜子上放着一些杂物，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相框，背对着外面。鬼使神差地，我站起身，走了过去，拿起了那个相框。

我把它转了过来。

相框里是一张已经严重褪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个梳着麻花辫的小女孩，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模一样的花布衫，并肩站在一起。她们长得一模一样，连笑容的弧度都分毫不差。其中一个女孩，我认得，那是我母亲。我在家里的老相册里见过她童年的照片。

那么，另一个……

就在这时，淑媛阿姨洗完碗走了出来。她看到我手里的相框，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她快步走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夺过相框，重新将它反扣在柜子上。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的！”她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严厉的斥责，因为激动，甚至有些破音。

“对不起，我……”

“你走吧。”她背对着我，声音因为极力压抑而微微颤抖，“东西送到了，你可以走了。”

“阿姨，”我上前一步，“我母亲病得很重，她让我来，一定不只是为了送一个盒子。她一定有话想对你说，或者，想从我这里知道你的消息。我们能谈谈吗？”

她猛地转过身，眼睛里布满了红色的血丝。她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像两把淬了冰的刀子。

“谈？谈什么？”她冷笑一声，“谈她是怎么抢走我的人生，心安理得地过了四十年，现在快死了，才想起我来，假惺惺地让你送个盒子来求心安理？林建勋，你回去告诉她，我陈淑媛这辈子，死都不会原谅她！”

她的话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响。

抢走……她的人生？

第三章：一碗冰粉的往事

【第三人称视角】

一九七八年，福建，一个靠海的小渔村。

十六岁的陈淑琴和陈淑媛，是村里最引人注目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像两朵并蒂莲，一起上学，一起赶海，一起在榕树下说着悄悄话。她们分享着彼此所有的秘密，除了一个。

那年夏天，村里来了一个下乡的知青，一个会拉小提琴、会写诗的上海男人。男人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姐妹俩平静的心湖。她们都爱上了他。

男人对谁都温文尔雅，但他看向淑琴的眼神，总比看淑媛时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淑媛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第一次尝到了嫉妒的滋味，那滋味像海胆的刺，细细密密地扎在心上。

变故发生在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的那天。知青要回城了。临走前，他约了淑琴在海边见面。他告诉淑琴，他会回来娶她。

这一切，都被躲在礁石后的淑媛听见了。

那天晚上，淑媛做了一个改变三个人一生的决定。她偷了家里的户口本，用姐姐淑琴的名字，给自己报了名，去了一个遥远的、据说招工条件很好的四川工厂。她想，只要她离开了，那个男人就会忘了姐姐，而她，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她不知道的是，她前脚刚走，知青的父母就找上了门。他们是来退婚的。他们说，自己的儿子前途无量，绝不可能娶一个渔村的女孩。他们留下了一笔钱，作为补偿。

知青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淑媛也走了，杳无音讯。

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在一次出海时遇到了风暴，再也没能回来。母亲大病一场，家里欠下了巨额的债务。为了还债，也为了给母亲治病，淑琴嫁给了邻村一个愿意出高价彩礼的男人，那个男人就是林建勋的父亲，林国栋。

婚后，淑琴才收到妹妹从四川寄来的第一封信。信里，淑媛没有提知青的事，只说自己在成都的工厂很好，让家里放心。她问姐姐，和那个上海男人怎么样了。

淑琴看着信，哭了整整一夜。她回信说，那个男人已经回城，他们断了联系。她没有说自己嫁了人，更没有说家里发生的变故。她怕妹妹知道了会内疚，会不顾一切地跑回来。她想，妹妹既然已经在外面扎了根，就让她好好过吧。

从此，姐妹俩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谎言”通信。淑琴在信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了家庭放弃爱情、独自支撑的姐姐形象。而淑媛，也从不提及自己在工厂的艰辛和被人欺骗的遭遇。她们在信纸上，为对方构建了一个虚假的美好世界，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心安理得的理由。

直到淑琴病重，她才终于意识到，有些债，是躲不掉的。那个木盒子，装的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而是她和那个男人之间所有的信件，以及那笔她从未动过的“补偿款”的存折。她想让儿子把这些还给妹妹，她想告诉她，当年，她才是那个被选择的人。她想求得妹妹的原谅。

但她不知道，她以为的“成全”，在妹妹看来，却是彻头徹尾的“背叛”和“抢夺”。

【第一人称视角】

我被淑媛阿姨吼得愣在原地。她眼中的恨意是那么真实，那么刺骨，让我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的声音干涩。

“你当然不知道！”她笑了起来，笑声里充满了凄厉和绝望，“你们一家人，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你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是怎么一个人在成都挣扎的，你不知道我……”

她的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剧烈地咳嗽起来。她咳得弯下了腰，脸色涨得通红。我下意识地想上前扶她，却被她一把推开。

“滚！你给我滚！”她指着门，对我嘶吼。

我看着她因激动而剧烈起伏的肩膀，看着她通红的眼眶，心里乱成一团麻。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默默地退出了那扇窄小的门，站在天井里。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隔绝了她压抑的哭声。

我没有走。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她的话——“抢走我的人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母亲和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巷子里的游客渐渐散去，周围安静了许多。我不知道站了多久，腿都有些麻了。那扇门，始终没有再打开。

我叹了口气，转身准备离开，找个地方住下再说。刚走出两步，门“吱呀”一声开了。

淑媛阿姨站在门口，眼睛还是红肿的，但情绪已经平复了许多。她手里端着一个小碗。

“吃了再走。”她把碗递给我，声音沙哑。

碗里是晶莹剔透的冰粉，上面撒着红糖汁、花生碎和几颗葡萄干。在成都闷热的傍晚，看起来格外诱人。

我接过来，却没有动。

“对不起。”她说，声音低得像蚊子叫，“我刚才……情绪不太好。”

“没关系。”我摇摇头，“阿姨，我能和你谈谈吗？我真的想知道真相。”

她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进来说吧。”

我们重新回到了那间小屋。她打开了灯，昏黄的灯光让这个小小的空间显得有了一丝暖意。她把那个木盒子放在桌子中央，像是某种审判前的证物。

“你想知道什么？”

“所有。”

她看着那个盒子，眼神悠远，仿佛穿透了四十年的时光。

“我和你母亲，是双胞胎。”她缓缓开口，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好得像一个人。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

她讲述的，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故事。一个关于青春、爱恋和嫉妒的故事。在她口中，我的母亲成了一个为了爱情，不惜用谎言欺骗妹妹，抢走妹妹工作机会的“坏女人”。

“她给我写信，说她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了，很幸福。她让我安心在成都工作，不要回去打扰她。”淑媛阿姨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我信了。我一个人在成都，再苦再累，我想着姐姐是幸福的，我就觉得值了。我拼命工作，把每个月省下来的钱都寄回去，我想让她过得更好一点。”

“直到十年前，我回了一趟老家。村子已经变了样，我找到了一个远房亲戚，才知道，那个男人早就走了，姐姐也早就嫁给了你父亲，生了你。我们家，也早就不在那个小渔村了。”

“她骗了我，骗了我整整三十年！”她一拳砸在桌子上，桌上的搪瓷杯跳了一下。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和我温柔、沉默、善良的母亲，是同一个人吗？

“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我指着盒子，声音颤抖。

她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打开了那个尘封了四十年的木盒子。

第四章：两本日记，两种人生

盒子里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珠宝，只有一沓厚厚的、已经泛黄的信纸，和一个小小的、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淑媛阿姨颤抖着手，拿起了最上面的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娟秀而熟悉，是我母亲的笔迹。

“亲爱的妹妹，见字如面……”她轻声读着，读着读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信纸上，晕开了陈年的墨迹。

那些信，记录了一个我从未了解过的母亲。信里，她向妹妹描绘了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她说那个上海知青对她很好，他们准备结婚了；她说她不用再下海，每天只用在家看看书，写写字；她说父亲的身体很好，还想着攒钱来成都看她。

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谎言。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淑媛阿姨喃喃自语，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自己。

我无法回答。我拿起那个红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个同样陈旧的存折，和一本小小的、带锁的日记本。锁已经锈住了，我稍一用力，就掰开了。

日记本的第一页，写着一行字：致我最亲爱的妹妹，淑媛。

字迹，同样是母亲的。

我一页一页地翻开。

“1978年10月。媛媛走了。妈说，她去成都过好日子了。可我心里为什么这么慌？上海那个人也走了，他爸妈来过了，留下一笔钱，说我们不配。我没敢告诉妈，我怕她受不了。”

“1979年3月。爸爸走了。天塌了。家里欠了好多钱，妈病倒了。林家来提亲，彩礼很高。媒人说，国栋是个老实人。我看着病床上的妈，点了头。媛媛，姐姐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他。”

“1980年5月。收到媛媛的信，她说工厂很好，还寄了钱回来。我把钱偷偷存了起来。我回信骗了她，我说我和他很好。我不能让她回来，这里太苦了，她应该有更好的人生。”

“1985年9月。建勋出生了。他很爱笑，眼睛像你。媛媛，如果你在，你一定会很喜欢他。我常常做梦，梦见我们小时候一起在海边捡贝壳。醒来后，枕头都是湿的。”

……

日记的最后一页，日期是上个月。字迹已经变得歪歪扭扭，几乎无法辨认。

“媛媛，姐姐快不行了。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我偷了你的人生，用谎言把你困在远方。我不敢去见你，只能让建勋去。那个盒子，是我全部的忏悔。那些信，是我为你编织的梦。那个存折，是你寄回来的钱和你应得的补偿款，我一分没动。如果……还有下辈子，换我等你。”

日记的最后，是一大片被泪水浸透的褶皱。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把日记本推到淑媛阿姨面前，喉咙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拿起日记本，一页一页地看，原本压抑的哭声，渐渐变成了嚎啕大哭。她哭得像个孩子，仿佛要把这四十年的委屈、思念和悔恨，全部都哭出来。

我也忍不住扭过头去，眼眶热得发烫。我猛地站起身，走到天井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潮湿的空气，却怎么也压不住心里的翻江倒海。

原来，这就是我们家那个巨大的沉默的真相。母亲用谎言将妹妹推开，独自背负起家庭的重担和一生的愧疚。而父亲，作为这一切的旁观者和参与者，选择了用沉默来守护这个秘密。那个常年被开到35的电视声，不是为了对抗沉默，而是为了掩盖两个人心照不宣的、巨大的悲伤和罪孽。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父亲打来的。

我接起电话，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

“喂，爸。”

“建勋啊，”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异常疲惫，“你……见到她了吗？”

“见到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我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爸，”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又是一阵沉默。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了电话。

“……就这样吧。”他轻轻地说，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沧桑和无奈，“你……好好陪陪你阿姨。家里……有我。”

说完，他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站在成都夜晚的天井里，第一次，对父亲那句口头禅“就这样吧”，有了全新的理解。那不是敷衍，不是逃避，而是一个男人，在命运面前，最深沉的无力和顺从。

第五章：一碗担担面的和解

那一夜，我和淑媛阿姨都没有睡。

她看完了母亲的日记，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抱着那个木盒子，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映出两行早已干涸的泪痕。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任何语言，在四十年的时光误会和生死离别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是默默地给她倒了一杯又一杯的热水。争吵过后，这个下意识的温暖举动，是我们之间唯一不需要言语的交流。

天快亮的时候，她终于动了。她站起身，对我说：“我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我们走出那条窄巷子。清晨的成都还没有完全苏醒，空气清新微凉。街边的早餐店已经冒出了热气。

她带我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面馆，店里只有两三桌客人。

“老板，两碗担担面。”她熟练地对老板说。

很快，两碗热气腾腾的担担面就端了上来。红油的香、肉臊的鲜、花生碎的脆，混合在一起，勾人食欲。

她把面拌匀，推到我面前：“尝尝，这家的味道最正宗。”

我默默地吃着面，面条爽滑，味道香辣，确实很好吃。但我吃得心事重重。

“你母亲……”她突然开口，“她喜欢吃辣吗？”

我摇了摇头：“她吃得很清淡。一点辣都不能沾。”

淑媛阿姨的眼神黯淡了一下。她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面，轻声说：“她以前最喜欢吃了。小时候，家里穷，偶尔能吃上一顿放了辣椒的菜，她总是抢得最凶的那个。”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我从未见过母亲“抢”东西吃的样子。在我记忆里，她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和父亲，自己只吃些残羹冷炙。

“建勋，”她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我，“你恨我吗？如果不是因为我，你母亲……也许会嫁给那个上海知青，过上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我放下筷子，摇了摇头：“我不恨你。我只是……心疼她。也心疼你。”

是的，心疼。我心疼母亲用一辈子来偿还一个青春的谎言，心疼淑媛阿姨在异乡独自承受了四十年的孤独和被“背叛”的痛苦。她们都是这场命运悲剧的受害者，没有谁比谁更无辜。

“我们家以前的平静，”我轻声说，像是在总结，也像是在自语，“不过是靠一个人的秘密和另一个人的沉默来维持的。”

淑媛阿姨看着我，眼眶又红了。她用力眨了眨眼，把泪意逼了回去。

“你长大了。”她说。

吃完面，我们沿着府南河慢慢地走。河边的晨雾还没有散尽，晨练的人们在雾中穿行，像一幅水墨画。

“我想……和她说说话。”淑媛阿姨突然停下脚步，对我说。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的意思。

我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拨通了父亲的视频电话。我不知道这个时间他是否醒了。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屏幕上出现了父亲苍老的面容，他似乎一夜没睡，眼袋又深又重。

“爸，妈呢？”

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把镜头转向了病床。母亲正安静地躺着，似乎还在昏睡。

我把手机递给淑媛阿姨。

她接过手机，双手都在颤抖。她看着屏幕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容，嘴唇翕动了半天，才发出一个破碎的音节。

“姐……”

屏幕那头，母亲的眼皮似乎动了一下。

“姐，是我，淑媛。”她的声音哽咽了，“我对不起你……我不该……不该那么任性地跑掉……”

她对着手机，断断续续地，把四十年前的那个秘密，那个关于高考名额和不告而别的真相，全都说了出来。

她以为屏幕那头的人听不见。但就在她泣不成声的时候，屏幕里，母亲的眼角，缓缓滑下了一滴泪。

第六章：没有拨出的电话

视频通话结束了。

淑媛阿姨蹲在河边，肩膀剧烈地耸动。我静静地站在她身后，把整个世界的喧嚣都替她挡在外面。

许久，她才站起身，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泪。她转过身，对我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谢谢你，建勋。”

“我们是一家人。”我说。

那天下午，我教淑媛阿姨用智能手机。她学得很慢，像个孩子一样，一遍遍地问我怎么解锁，怎么打开微信。我耐心地教着，就像小时候，母亲教我写字一样。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洒在我们身上，有一种不真实的温暖。

我帮她把母亲和父亲的微信都加上了。我告诉她，以后想他们了，随时可以视频。

她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小小的绿色图标，眼神里有光。

我在成都多待了三天。这三天里，淑媛阿姨的话明显多了起来。她带我去了她工作的社区工厂，那是一个给火锅店串串的地方，工作辛苦，收入微薄。她带我去了她常去的菜市场，和小贩们熟稔地讨价还价。她还带我去了人民公园，在鹤鸣茶社，我们坐了一下午，看着周围喝茶、打牌、掏耳朵的成都人，享受着一种久违的、真正的悠闲。

她给我讲了很多她和母亲小时候的趣事。她说母亲小时候胆子特别大，敢一个人去坟地里掏鸟蛋；她说母亲游泳比男孩子还厉害，能一口气潜到河底摸河蚌；她说母亲曾经为了保护她，和邻村的野小子打架，满身是泥地把她护在身后。

她每说一件，我脑海中那个沉默、病弱的母亲形象，就鲜活一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认识的少女，在福建的海风里，肆意地笑着，跑着。

离别的那天，她把我送到机场。

“阿姨，跟我回福建吧。”在安检口，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回去看看她，也看看……家。”

她摇了摇头。

“不了。”她笑着说，眼角却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这里，也是我的家。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习惯了。”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塞到我手里。

“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不多。你带回去，给你母亲买点好吃的。”

我捏着那个温热的布包，鼻子一酸。

“阿姨，你……”

“回去吧。”她拍了拍我的胳膊，“替我……好好照顾她。”

我一步三回头地走进了安检口。隔着玻璃，我看到她一直站在原地，对我挥着手，脸上带着笑。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心里五味杂陈。这次成都之行，像一场大梦。我来的时候，带着一个沉重的盒子和满心的疑问。回去的时候，盒子空了，心却被一种更沉重也更温暖的东西填满了。

我回到了家。

父亲明显老了许多，背也更驼了。他见我回来，只是点了点头，接过我手里的行李。

“你阿姨……还好吗？”他问。

“挺好的。”我说，“她让我带了些钱回来。”

父亲摆了摆手：“你自己留着吧。”

我走进母亲的房间。她醒着，精神看起来比我走之前好了一些。电视没有开，房间里异常安静。

我坐在她床边，握住她冰冷的手。

“妈，我见到淑媛阿姨了。”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浑浊的眼珠转向我，充满了期盼。

我把在成都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我讲了淑媛阿姨的生活，讲了那盘放了花椒的豆瓣鱼，讲了那张黑白照片，也讲了那通跨越四十年的视频电话。

母亲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讲到最后，我拿出手机，翻出我和淑媛阿姨在人民公园的合影给她看。

照片上，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母亲看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颤抖着伸出手，指尖轻轻地抚摸着屏幕上淑媛阿姨的脸。

“像……真像……”她喃喃地说，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瘦了……”

那天晚上，父亲做了一桌子菜。吃饭的时候，他破天荒地拿出了一瓶白酒，给我和他自己都倒了一杯。

“建勋，”他端起酒杯，眼睛看着我，又好像透过我，在看别的东西，“这些年，委屈你妈了。也……委屈我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能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我爸的口头禅是“就这样吧”，而我，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下意识地模仿着他。我对家里的沉默习以为常，对母亲的悲伤视而不见，我以为只要不问、不听、不说，就能维持表面的和平。我一说谎，或者想要逃避什么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后颈。这个小动作，是这个家庭沉默基因的遗传。

吃完饭，我回到自己房间，接到了淑媛阿姨的电话。

“你妈……怎么样了？”

“精神好多了。今天还多吃了半碗饭。”

“那就好，那就好。”电话那头，她如释重负。

我们聊了很久，聊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家常。挂电话前，她说：“建勋，以后……别让你爸一个人了。”

我愣住了。

挂了电话，我走出房间，看到父亲正坐在母亲床边，用棉签沾着水，一点一点地湿润着母亲干裂的嘴唇。他的动作很轻，很慢，眼神专注而温柔。

我突然明白了淑媛阿姨那句话的意思。

也突然明白了，父亲那句“委屈我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爱我的母亲，所以他选择尊重她的秘密，用一生的沉默，陪伴她，守护她。这份爱，深沉如海，也压抑如山。

第七章：电视机关掉以后

母亲是在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走的。

她走得很安详。

前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床边，交给我一个电话号码。

“这是……上海那个人的。”她气若游丝地说，“我走了以后，你打给他，告诉他，我不怪他。也告诉他，淑媛在成都，过得很好。”

我握着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点了点头。

“还有，”她看着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清明和温柔，“建勋，别学我们。有话……要说出来。别让爱你的人……猜。”

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办完母亲的后事，家里一下子空了。父亲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整个人都垮了。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大半天，不看报纸，也不说话。

那台制造了二十年噪音的电视机，再也没有打开过。

家里安静得可怕，静得能听到墙上石英钟秒针走动的声音，嗒，嗒，嗒，像在为流逝的生命倒计时。

我给淑媛阿姨打了电话，告诉她母亲走了。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很久。她说，她想回来看看。

我给她订了机票。

她在母亲的墓前，站了整整一个下午。她没有哭，只是把脸贴在冰冷的墓碑上，一遍又一遍地，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说着什么。

回到家，她像个主人一样，开始忙碌起来。她把家里上上下下都打扫了一遍，把母亲生前的衣物都整理好，用樟脑丸包起来。她给父亲做饭，炖他爱喝的排骨汤。

父亲的话依然很少，但他不再是终日沉默。他会看着淑媛阿姨忙碌的背影，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我看不懂的情绪。有时候，他们会坐在一起，聊起一些很久以前的、关于渔村的往事。大多时候是淑媛阿姨在说，父亲在听，偶尔点点头，或者“嗯”一声。

家里，渐渐有了一点烟火气。

淑媛阿姨在福建待了一个月。临走前，她把我们叫到一起。

“哥，”她对父亲说，“我想把姐的骨灰，分一半，带回成都。”

父亲愣住了，随即点了点头：“好。”

“建勋，”她又转向我，“这个家，以后就交给你了。好好陪着你爸。”

我用力点头。

送走淑媛阿姨后，我拿出母亲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犹豫了很久。最终，我还是没有拨出去。

我想，母亲让我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追究什么，也不是为了缅怀什么，而是一种彻底的放下。她放下了，我也应该放下。有些往事，就让它彻底成为往事吧。

我把那张纸条，连同那个空了的木盒子，一起烧掉了。火光中，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和淑媛阿姨年轻时的笑脸，在福建的海边，在成都的巷口，交织，重叠，最后化为一缕青烟，消散在风里。

我是福建人，去了趟四川成都，忍不住说说，这里给我的印象是什么。

成都给我的印象，不是火锅，不是茶馆，也不是悠闲的生活。

它是一盘放了花椒的豆瓣鱼，是两种日记里藏着的两种人生，是一碗担担面里的眼泪和原谅，是一通跨越了四十年的视频电话。

它让我明白，一个家庭的根，有时候埋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也复杂得多。有些沉默，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沉。

如今，我回到家，电视机是关着的。我和父亲会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聊我的工作，聊他的健康，聊淑媛阿姨最近又学会了哪个新菜式。

家里很安静。

但这种安静，不再是令人窒息的真空。它像一场大雨过后，被洗刷过的天空，干净，透彻，有风缓缓吹过。

我知道，这才是家本该有的样子。

来源：多才西柚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