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腊月里，北风把胡同吹得直响，老屋的瓦檐咯吱咯吱，好像在提醒我，年关到了，人心最薄的时候也到了。

那年腊月里，北风把胡同吹得直响，老屋的瓦檐咯吱咯吱，好像在提醒我，年关到了，人心最薄的时候也到了。

我叫梁雪梅，今年四十有二，在城西一家便民超市当收银，丈夫叫赵国梁，开了个小修车铺，带着两个徒弟，手艺还行，脾气不算好，但也不至于动手，这是以前我一直以为的。

那天是腊月二十八，我从超市晚班出来，嘴里吐的白气一口一口，冻得脚尖发麻。

我兜里揣着给婆婆买的保暖内衣，想着大年三十贴对联的时候给她；还揣了个小封红给小姑子的儿子，孩子上三年级，嘴甜，人又伶俐。

我走进胡同口，远远看见我们家窗里亮着灯，玻璃上有几块糊的旧窗口花，不规整，却很有年的意思。

钥匙插进门锁，门里有动静，赵国梁出来，一身机油味，脸上黑一道白一道。

他开口第一句：“钱呢？”

我一愣：“哪钱？”

“过年的钱，你这几天上班不是发了奖金？”

我笑了笑，把包往沙发上一放：“小店哪有什么奖金，发了一袋米一桶油。”

他“哼”了一声，扭头看了看厨房：“你姐给你打钱没有？上回说给你转一千，让你先买点菜。”

“姐说这两天紧，狗子发烧，先贷了两百给我，让我凑合着买了点，剩下的她过年给我们包大红包。”

他脸色一下子沉下来，像一锅凉水泼在煤炉上，冒出白烟：“凑合？你就会凑合。年三十儿，家里就这点菜？你心里到底有沒有这个家？”

我知道他又是在借题发挥，便笑着递了杯热水：“别急，明儿再去菜市，菜也便宜。我这两天打听了，猪肉降了。”

他把杯子一推，水晃出来烫了我的手背，我“哎哟”一声，手背瞬间红了一片。

“你倒会算计别人的便宜！”他骂，眼里冒着火，“你娘家那边，哪回不是掏我们家？去年你妈住院，咱们掏了八千，你姐夫的车都换新了！你心疼过自己男人的辛苦？”

我抬眼看他，心里凉凉的，像雪地里掉了个洞：“八千是我打工攒的，拿出来给妈看病，应该。你当时不也没说什么？”

他的胸脯起伏得厉害，像要把气都吐尽了，他走到屋里，踢了椅子一脚，椅子在地上滑出吱啦一声。

“别说了，”我压低声音，“孩子在这边写作业呢，他听了不好。”

儿子在屋里没出声，但我知道他肯定竖着耳朵。

我转身去厨房，把刚蒸好的馒头拿出来，搭上帕子，热气呼呼上来，窗子有一层细细的水雾。

我想着怎么柔和地换个话题，问他修车铺今年怎样，师傅来不来，徒弟过年回不回，喂鱼喂鸟。冬天的日子像崴脚，走着走着就不稳了，得扶着墙慢慢挪。

他没有接我的话，我端着一碗热汤出来，他突然过来，狠狠一把将我手里的碗夺过去，汤洒了满地。

“我再问你一次，”他盯着我，声音哑了，“你拿了多少钱给你娘家？”

我这个人，平时能忍着就忍着，能顺着就顺着，但这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腾地冒一股劲，就像在锅里压着的蒸汽突然突破了。

“我给我妈给我姐，那是我愿意。”我说，“我没动你的钱，我出我的力，谁也不用跟谁计较。”

他眼里那团火突然“噗”地燃了起来。

我一直以为他不至于动手，可那一瞬，拳头是没有道理的，像是从另外一个身体里直接冲出来。

他抬手，一巴掌扇中了我的脸，我的眼前一白，耳鸣的声音像下了雨，打在铁棚上啪啪啪。

我呆在那里，他抬腿踢过来，我一个踉跄，摔倒在地，腿骨磕在桌角，疼得我龇牙，我下意识地护着头。

他抄起桌上的烟灰缸，往地上一砸，碎了，瓷片四散；又抄起那只旧鱼缸，里面两条小金鱼扑腾了两下，玻璃“喀嚓”一声裂开，水哗地出来，溅了一地，金鱼在水里挣扎又滑出去，我看着它们在地上抖动着尾巴，眼睛里蒙上了一层灰。

儿子吓傻了，从屋里跑出来，哭着喊：“爸！爸你别打妈！”

他像没听到，把我按在地上，拳头雨点一样落下来。

我只记得暖气片旁有一张贴画，是去年儿子画的，新年福字，纸面上“福”字被突如其来的水浸湿掉了边角，红色褪成了粉色，像在流血。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也可能是一个世纪，他才停了，喘着粗气，蹲在一边，骂骂咧咧。

我从地上爬起来，嘴里有血的味道，手掌火辣辣地痛，腿也在颤。

我看着他，那个一起过了二十年的男人，突然有一点陌生。

我意识到，年三十的团圆饭，不会有了。

我没哭，怕一哭眼泪就像打开的门，再关不上。

我站起来，扶着墙，走进屋里，拿了衣服，翻出箱底的一包红糖，给儿子冲了一杯甜水。儿子抓着我的手，指尖冰凉，紧得我骨节疼。

“妈，我们走吧。”儿子说，嗓音哑得厉害。

我点点头：“嗯，我们走。”

我没有拿太多东西，拿了孩子的证件，拿了我的工资卡，拿了那只旧手机，屏幕上有几道裂，我想换很久了，但每回都是别的事情更重要。

我走前看了一眼婆婆的那间房，门半掩着，里面静静的。她耳朵背了，夜里睡着了，一般听不到动静。

我没有敲门。

屁股后面的他还在嘴里嘟嘟囔囔，突然像是回了神，追上来拉住我的胳膊：“你去哪儿？给我站住！你敢迈出这个门！”

我回头看他，眼睛里的灰慢慢吹散，露出底下硬硬的东西。

“我回娘家。”我说。

他像被扇了一记耳光，手一松，我趁机打开门，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人鸡皮疙瘩一层一层，我看见街上有零星的烟花在天边开，像人心里那些突然冒出来绚丽却一瞬即逝的念头。

我拉着孩子，没回头。

胡同的雪被踩得哗哗响，脚底下硬，像踩在生活的骨头上。

我家的娘家，在城东，再往里走是老菜场，往外一点是火车道，晚上有车过，玻璃会颤。娘家房子小，老爹在的时候还热闹，八年前走了，妈妈再也没改嫁，她老了，手上长了老年斑，冬天脚肿，晚上要用热水泡。

我走到门口，发现门没插，开了个小缝，我推门进去，屋里有一盏小小的台灯，照着桌上摊开的旧报纸，报纸上压着一副老花镜。

“妈，”我轻声叫，“我回来了。”

妈妈从里屋出来，披着一件棉袄，头发乱乱的，老脸上有惊慌：“咋了？”

“没事，”我笑了笑，眼睛里酸涩像小刀在刮，“我带小阳回来住几天。”

小阳是我儿子，十五岁，个子蹿了一截，看起来跟我肩膀一般高。

妈妈将我们迎进屋，手忙脚乱给我们烧水，手抖得厉害，打翻了水壶盖。

“你爸不在了，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都归你，”她嘴里念叨，“你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我心里一层一层地塌，对着这个屋子，曾经的笑声好像一截烟，从记忆里飘出来，又被一阵风吹散，只剩淡淡的烟味。

凌晨两点，街上爆竹声此起彼伏，像一群不肯睡的鸟。

我躺在床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疼，睡不着，心里把这一年又过了一遍，从三月那个订单的延误，到六月儿子的中考压力，到十月婆婆住院，到十二月的年终盘点，像一串豆子，越串越紧，终于在腊月二十八这天，绷断了。

我想起赵国梁，他的好与坏。

他有时候会给我剥一瓣蒜，放在我的碗边；也会在我腰疼的时候给我贴膏药。

他也会在酒后骂我，骂起来一口一个“你娘家”，像那些脏水都要往那边泼。

我知道每个人都不是一个颜色，可那一刻，他把他最黑的一面呈给我，我目睹了，不知道还能回去。

我闭上眼，眼前还是那条在地上扑腾的金鱼，尾巴拍打，最后一抖，停了。

天亮的时候，我没叫儿子，自己起床，洗了脸，照镜子，眼角青色压了粉，还能看见。

我在厨房煮了两碗粥，简单地做了土豆丝，妈妈端着碗，吃得很慢，我也吃得很慢，锅里一直“咕嘟咕嘟”，像人心里的话冒泡，冒到嘴边又吞回去。

饭后我拨通了一个电话，是我姐。

电话那头她听见我的声音就说：“你咋了？嗓子咋哑了？”

“姐，”我说，“我在妈这儿。”

她那头停了一下，声音里一下子紧起来：“他打你了？”

我“嗯”了一声，喉咙里像卡着一块石头。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你等着。”

挂了电话后，我觉得屋子更冷了，早上阳光照在窗纸上，透出的黄中带灰，像旧年里留下来的光。

中午的时候，姐和姐夫来了，带着一车年货，还有锅碗瓢盆，吵吵嚷嚷地闯进来，姐一看到我，眼圈就红了。

她拽住我的手，翻我的袖子，看见那青紫，牙咬得咯咯响：“咋搞成这样？”

姐夫平时在工地当班组长，脸晒得黑里透红，是那种粗中有细的人，看看我，又看看姐姐，说：“过年的，咱先吃口饭，别急，吃饱了有力气说话。”

我点头。

我们做了麻辣豆腐，蒸了一盆鱼，红红火火的，鱼头冲着屋外，寓意年年有余，我夹了一块鱼肉，顺着骨头剔出来，喂给妈妈，她笑笑说：“你吃吧，妈不饿。”

饭桌上，姐突然把筷子一放，说：“你打算咋办？”

我手里的筷子一顿，却没抬头。

“离，”姐说，“不离留着过年？”

我一激灵，眼泪“啪嗒”掉进碗里，粉条浮起来又沉下去。

姐夫说：“老赵这人，我们也不是不认识。以前喝点酒，骂两句，也算男人脾气。可这动手，没理了。”

我咬着嘴唇不说话，屋里有段时间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妈妈坐在旁边，看着我们，叹气：“好好的一个年，咋就成了这样呢。”

我在心里衡量，离婚是个决心，是把过去这一切当面剖开，血肉糊糊地摆在阳光下，然后对着所有人说：我不要了。

我习惯摆盘，为别人考虑，为家里打圆场，这一步，难。

姐看着我，不催，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我到底还是没说出“离”这个字，只说：“过了年再说。”

这话像败降一样，让我自己都讨厌。

下午，我接到赵国梁的电话，他的声音挺平静：“你在哪儿？”

“在妈这儿。”我说。

“回来吧，”他淡淡道，“妈问你呢。”

我沉默。

他也沉默了一会儿，说：“昨晚是我不对，回来说话。”

我心里一动，又压了下去。

我说：“过了年再说。”

他沉下声：“你别不识好歹。”

我挂了。

那晚，我们照常贴春联，姊夫挑起主事的重担，踩着凳子把“福”贴倒，说“倒福倒福，福到了。”姐姐在一边笑骂他：“老土。”

妈妈把饺子馅拌好，韭菜味儿熏得眼睛都流泪，我调饺子皮，手上还疼，擀得慢。我们包了三个盘子红枣馅的，意思新年红红火火。

电视里播放春晚，歌舞喧嚣，主持人的笑容都像铅印得一丝不苟，太平。桌子上茶杯叮叮当当，建国以来最大的团圆夜，家家都亮着灯，我知道这城里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家，灯亮着，人心却暗着。

午夜十二点，烟花一起升起来，玻璃震得人心一震。我看着那通天的光，想起我来时路，思绪像风筝，线都在别人的手里攥着。

零点过后，屋里静下来，妈妈睡了，姐姐靠着沙发打盹，姐姐夫坐着抽烟，烟雾缭绕，他抬眼看我：“你要不走，我明天就去。”

“去哪里？”

“去赵家。”他说。

我一惊。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声音却很平：“你嫂子你姐，这个年你竟挨了那样的打。你以为我们没心没肺？我们都是人，心是肉长的。”

我想起标题上那句——大年初一娘家人把他家砸个稀巴烂——这当然当时不在我的脑子里，后来有人把这事儿说得很热闹，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他们眼里的热闹。

然而在那会儿，姐夫说的不是热闹，是规矩——我们这老街坊里讲一个“理”字，打人者付出代价，至少也得把这口气还回去。

我赶紧摇头：“别去，别闹大了。”

姐夫看着我：“你心软没错，但你这心软是拿你自己垫的。人啊，不能只有一面。”

我一夜没睡，听着外边零零星星的炮仗声，打在窗纸上，直到天微微亮，我才打了个盹。

第二天，正月初一，大街小巷早早响起鞭炮，门口过年挂起的红灯笼在风里摆。

姐姐早早起床，换了件红毛衣，脸上抹了点粉，像要去什么重要场合。姐夫穿了件黑皮夹克，脚蹬棉靴，手里握着一把榔头，榔头被他拿得像瓷碗，丝毫不显得突兀。

“你们真要去？”我拉住姐的衣角，声音发颤。

姐姐把我的手抚开：“小妹，姐不跟你讲大道理了。你这人太讲理，讲理讲到让人欺负你。今天这事，我们替你把道理讨回来。”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我：“你放心，姐知道分寸。”

我站在门内，脚像钉在地上。

姐夫招呼了另外两个舅舅，是我们舅家的表哥，平时拉货、跑运输，很实在的人。一个拎了一袋炮仗，一个扛着根木棍，看着吓人。马路上有人看着，指指点点，又笑着说：“梁家的动真格了。”

我追出去，没追上。

他们的背影很直，像几根在风里也不弯的桩子。

妈妈在屋里坐着，手不停抖，口里念叨：“祖宗保佑，祖宗保佑，别出大事。”

我像被拴在这屋子的一个气球，轻，飘在空中，下面的一切与我有些远。

我拨通赵国梁的电话，没人接，可能睡着了，也可能不敢接。我又拨婆婆的，她接了，声音里有些迷糊：“喂？”

“妈。”我艰难地说，“姐他们过去了，你把门别开。”

婆婆倒吸一口凉气：“你说啥？过来做什么？”

我想说“他们去闹了”，话到嘴边却咽下去，只说：“妈，小心。”

挂了电话，我在门口站着，脚下一条蚂蚁爬过，我弯下腰看了一会儿，只觉得那小生灵也在颤抖。

大约半个小时后，消息回来得很快。

“梁家的人上赵家砸场子了！”这是邻居阿青的微信，她是做快递收发的，消息灵通。

她砸了一串语音过来：“小梅你娘家人厉害啊，拿着榔头把你家修车铺的玻璃给砸了！你婆婆哭着喊人，街坊围了一圈。你老公还没起床，穿着秋衣出来挡，被你姐夫一脚踹在边上了，没打人啊，没真打，只是骂了几句。你姐在里头把你们家结婚那点旧相框拿下来摔了，说‘不稀罕’，哗啦一声。”

我咬住嘴唇，手机都发烫，手指烫得生疼。

阿青接着说：“他们还把那个破鱼缸的碎片都扫了，放在你家门口，插了个签儿，上面写着‘还你’。”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一拳打中太阳穴，眼前白茫茫一片。

我猜得到这个画面：正月初一，别人家里放着鞭炮开门接福，我们家门口插着一根写着“还你”的签，玻璃碎了一地。

这是我姐夫的招，一看就是这样的大老爷们想出来的直白的象征，粗糙，却表达得明明白白——你给我妹的，我们一概还你。

我想哭 哭不出来。

人有时候这样，太大的情绪会堵住眼泪的闸门。

我往椅子上一坐，头一颗颗疼起来，像有人在里面敲击。

门外又有动静，是姐他们回来了。

姐姐进门的时候脸红红的，冬日里风把她脸刮得发亮。她手上拎着一个油乎乎的塑料袋，里面是一只鸡。

“从他家冰箱里拿的。”姐说，“你买的，我们拿回来。”

我看着她，嘴唇哆嗦：“姐……”

“别说了。”她把鸡往桌上一放，“你要怪就怪我。”

她把榔头递给我看，榔头头上有几道浅痕，闪着寒光。

“没打人，”她说，“咱们这边讲理，不动手打人。那被抓去了坐牢，谁照你？”

我鼻子一下酸了，咳了一声，像咳出一片锋利的玻璃碎片。

妈妈拉着姐姐的小臂，声音发颤：“哎呀，孩子，你这当姐的就这样？闹得街坊都知道。”

姐姐把妈妈的手拉开，轻轻按在她膝上：“妈，事情已经这样了，风凉话总是有，但咱有理怕啥？谁叫他大年三十打了俺妹？这年纪头能干出这事儿，他不怕别人说，咱怕啥？”

我坐在椅子上，突然觉得一阵凛冽的快意穿过那个堵塞的地方，一下子让我呼吸畅快。

这快意不是报复，是一种背脊有人，心里有底的感觉。

正午，鞭炮声不停，像都在庆祝，似乎连老天都觉得我们这事儿挺合适事。

下午一点，我点开手机，看到赵国梁发来的信息：“你们过分了。”

我回了一句：“昨晚过分的是你。”

他没再回。

舅舅们坐在屋里喝茶，姐夫突然说：“雪梅，你还想回去吗？”

这句话像一滴石子落在井水里，激起一圈圈涟漪，又慢慢平静。

我没有立刻说话，起身去厨房倒了杯水，站在水龙头前看水流下，浮着白色的气泡，从最开始的激烈到后来的稳定，像一段关系，从热到冷。

我回到屋里，坐下，低声说：“我不回去了。”

姐姐“呼”地出了一口气，格外响亮，像终于放下了一个沉甸甸的锅。

姐夫点头：“那就好。我们一起给你找路。”

找路三个字，像地上铺了一层厚实的地毯，虽然前面还看不清，但至少脚下不再是冰。

我把这话说出口的那一刻，突然有一种虚脱，像跑了很远，快到站了。

“离，”我把那个字吐了出来。

这一声“离”，沉甸甸地落在桌子上，落在我的心里，落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把旧的一年切开，把新的一个开始放进去。

我们开始盘算实际的事儿：孩子抚养，房子归属，修车铺怎么处理，婆婆怎么办。

姐夫是实际的人，他拿出了一张纸，像在工地算材料：“一、孩子。你有固定工作，国梁也有。儿子多大？十五半岁。按理说孩子意见很重要。”

儿子搬了个小凳子在一边坐着，抬起头，声音不大但清楚：“我跟妈。”

我看了他一眼，眼里立刻湿了。

“二、房子，”姐夫继续，“婚后房子，是谁名下？贷款还完没有？”

“他名下，”我说，“是他父母在我跟他结婚前买的房，旧房子，婚后我们一起修缮了几回。”

“那就别想了，归他。”姐夫手起笔落，“三、修车铺，合同谁的名字？租的还是买的地？有许可证吗？店面转让费，帐都不能算糊涂。”

“是租的，”我说，“合同是他名字。购置工具这几年都是我们攒钱买的，有收据。”

“收据全在店里？”姐夫问。

“有些在家，有些在店里。”

“去拿。”他干脆地说，“四、婆婆，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怎么安排？”

我叹气：“妈在我们这住了这两月。她的老姐姐在外地，时不时来看她。婆婆心眼小，就是个老太太，唉。”

“那你可怜，她可怜，谁都可怜，最后不就是你可怜。”姐姐没好气地说，“你不能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搂。”

我低下头，又抬起来：“妈，我心里有数。”

第二天，我去派出所做了家庭暴力报案备案。值班的年轻民警看着我脸上的青色，认真地做了记录，给我开了证明。旁边一个年长的女警端了杯热水给我，轻声说：“以后如果他再来纠缠，你直接打110，拿着这个，不用怕。”

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城市长期保持的冷，突然有了点温度，不是沸腾，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能承受的温热。

之后我们对峙了几天，赵国梁时冷时热，有时打电话过来道歉，说喝多了，说对不起，说他是一时的火；有时又骂，说我给娘家人脸了，说我毁他名声，说他早就看我娘家不顺眼。

我开成免提，让姐姐听，让妈妈也听，姐姐听了几句“啪”一下挂掉：“别纵着他。”

我心里有一部分柔软的东西，每当他一句“对不起”，那部分就动一下；每当他转头骂人，那部分就缩回去。像冬天的猫，伸出爪子，又缩进毛里。

总之，我在这个冬天里学会了不被那只猫牵着走。

正月十五那天，灯会很热闹，街上乌泱泱的人，卖糖人的，卖糖葫芦的，吹糖的，用嘴吹起一个龙头，再用手一掐，孩子们欢喜得不得了。我和儿子也挤在其中，看着灯笼，手里捧着一杯热豆浆，蓬松的白气上升。我的心那一天，好像第一次从底层浮起来，能呼吸了。

我们开始办理离婚手续，先是调解，后是谈判。律师是姐夫朋友介绍的，不是名律师，收费也不贵，年轻人，穿衣服干净利索，说话有条理。他一句话我记住了：“雪梅，离婚不是打仗，是收拾残局，把该归谁的归谁。”

这句话很像工地的话，材料该归哪个位置，木方放在哪里，水泥多少袋，合理安排。

我们坐在社区调解室，墙上贴着笑脸的宣传海报，调解员是个中年女人，笑容辛苦，脸上写着长期操心的痕迹。桌上摆着热水和瓜子，我们谁也没有动。

赵国梁坐在我的对面，眼圈青，可能是熬夜。看见我，眉头微微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调解员说：“国梁，小梅，这么多年夫妻，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过年的时候出了事，毕竟特殊的日子，伤人伤己。现在坐下来，互相说说心里话，不要一上来就你死我活。”

她的声音和着热水的热汽，抚着我紧绷了一季的神经。

我看着那张我熟悉又陌生的脸，记起二十多岁的他，骑着一辆二手摩托带我去看城郊的油菜花，风把我的裙摆吹成花。

那是我们以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样子。

我低头，点开手机相册，里面有前年的一家三口去海边合影。海水蓝得很假，天也蓝得很假，唯一真的，是我们脚底的沙子，烫。

我把手机放平，抬头，缓慢地说：“国梁，我们可以好好谈，但我离婚的决定不改。”

他狠狠吸了一口气，耳根泛红：“你还记得二十年前你跟我在桥上吃凉皮吗？那天我们只有十块钱，买了两碗凉皮，一瓶汽水，坐在桥上吹风，你说你跟我就这么过一辈子。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真有福气。”

我心里猛地一抽，眼泪在眼眶里头打转，却没有掉下来。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啊。”我轻轻地说。

“我一时气，”他急了，“我一时气，你知道我的脾气，平时不那样。”

“你打了我。”我说，“这是越过了我的线。”

他沉默，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调解员看我们两个，叹了一口气：“既然你们都冷静，这样吧，财产分配，孩子抚养，列出来。”

我拿出纸，像过年那天姐夫那样，一条条写。

孩子抚养归我，他承担抚养费一半；房子归他；修车铺工具设备按收据清单折价，对半；我拿着这边的凭证申请工伤医疗报销，出院证明——这是女警建议我留好的，他同意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确认不再纠缠。

他看着那纸，像看着一卷从来没读过的账本，里面每一个数字都跟他的过去有关系。

最终，他没有很高兴地签，也没有砸桌子，沉默地签了。

签字那一刻，我看着那一个个黑色的字印在白纸上，就像这一段走到了句点。

我们的婚姻就像小城里的冬天，来得缓，去得也缓。

离婚证拿回家的那天，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压在一叠旧账单下。我不想看，也不愿拿出来给别人看。很多人以为拿到了离婚证就“自由”，可自由两个字对我而言，不是放出去的，是在心里长出来的一截骨头，支撑我往前走。

离婚后，我领着儿子住回了娘家。妈妈病多了，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照顾她，她的脚肿得厉害，我给她按压，按压的时候，她老爱叹气，叹一个阵子便笑笑，说：“闺女，你受苦了。”

儿子懂事了许多，不像以前那样老打游戏，放学回家就帮我干活。我们家的晚饭很简单，米饭、青菜，偶尔加个鸡蛋，周末我会蒸几个馒头，白白胖胖的，儿子喜欢在馒头上抹点糖，甜得他笑起来很暖。

他有一次在厨房里洗碗，突然冒出一句：“妈，有没有后悔？”

我没回答，转身把锅盖揭开，蒸汽扑到脸上，热热的，有点烫。

他又说：“我觉得不应该后悔，人做了决定就往前走。”

我看着他，觉得他忽然长大了，眼睛里有了光。

我对着他笑了笑，没说话。

我们的小日子清苦却干净，我学会了修理家里的小电器，换灯泡，修漏水的管子，打开电脑看视频学，拿着胶带一个一个绕，手上被胶粘着也笑。我觉得这世界对女性的要求是残忍的，既要在家里当厨娘、保姆、护士、修理工，又要在外面当收银、客服、微笑机器，但转念一想，谁让我们生在这样的家、这样的城，愿不愿意，日子总要自己过。

赵国梁那边，我没有打听，看见他时也只是路上偶遇，他带着徒弟推着一个轮子过马路，低着头。我尽量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保持着一份陌生的礼貌。

我听说他店里的玻璃换了，门口换了一块新的招牌，又换了新徒弟。有时候人会觉得生活是个循环，昨天碎了的，今天换新的，不影响你继续拧螺丝。

春天的时候，老街拆迁的风声起来了，街坊们聚在街口议论纷纷，盼望分房，又怕赔钱，怕没工作地。我娘家这套小房子在拆迁范围内，妈妈忽然坚挺了眼睛，说：“拆了就拆了，拆了给我闺女分一套楼房，去电梯楼住住。”

我笑她：“妈，你顶多分回点钱，哪轮得到你做主？”

她笑得像个孩子，嘴角裂得长。

拆迁队的喇叭一天一遍，广播里讲政策，讲补偿，大家心里各打算盘。姐姐说：“你趁这机会，能搬就搬，搬远点，远离那个地方，有些东西不是怕，是从此不看见。”

我想起那句诗，“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可我没有诗人的骨头，我有的是一双冻僵的手和一个想安生的心。

我去街道办跑手续，办户口迁移。挤在人群里，排队，盖章，排队，盖章。天热起来，汗从背脊往下流，衣服黏在身上，我不抱怨，这是我可以控制的事。

夏天到了，蝉鸣过分的夜里，睡不着，我会走到阳台上，吹吹夜风。楼下有夫妻吵架，女人哭，男人吼，声音带着酒气，我不看，只听，听到最后，居然听见男人哭。我关上窗，关上耳朵，把他们当作另一个平行世界。我想，谁不是一个个“渺小啊渺小”的人，挣扎着，维持着，硬撑着。

秋天里，儿子的学校通知家长会，我去了。人群里我看见了赵国梁，他站在门口一侧，手插口袋，看到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我也点头，像两个陌生人。开完会，他追上来：“小阳最近几门课有点掉，注意一下。”

我嗯了一声：“我知道。”

他看我手里拿着的资料，“要不改天见一面，谈谈孩子。”

我说：“让他自己跟你谈吧。”

说完我转身走了，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是我初中同学阿琴，她在这个学校当清洁工。她拉我说话，说起孩子，说起丈夫的病，说起打零工的辛苦。她说：“你看咱这些人，能盼什么？盼孩子出息一点儿吧。”

我连连点头，心里像有一股酸甜，叫人想笑又想哭。

冬天又来了，隔壁的老李头在一个雪夜里走了。那天白天还在门口嗑瓜子，晚上就心梗了。葬礼那天，街坊们围着，老李头的儿子哭得撕心裂肺，我站在人群里看着，想起我爸去世的那年，我抱着他的遗像，眼泪掉得脸都肿了。死亡像个无声的老师，时间是另一位，我们没有谁能逃开他们。

我把一切生活里的琐碎当作功课去做，刷碗是功课，擦地是功课，哄妈妈吃药是功课。功课做完了，心里才有一点宁静，像在书本背后藏了一张空白纸，可以在上面写一个自己的名字。

又是一年腊月二十八，街上依旧红火，小贩的吆喝声穿过风，热闹得过分。我站在超市的收银台后，红色的促销吊旗搔首弄姿，顾客拥挤，手里拎着菜，脸上带着准备过年的亢奋。我手指在键盘上飞，这里扫条形码，那里找零钱。忙到下午两点，掌柜让我们轮流吃饭，我拿着员工餐，坐在后面的堆货间，吃两口凉的炒面，喝一口温水，突然觉得心里很平静。

手机震了一下，是姐姐发来的一个视频，视频里是她家的炖肉，满锅冒油，姊夫在旁边拿筷子去捞，被她打了一下手。我笑了笑，把视频存下来。

回家的路上，天已经黑了。我拎着一袋年货，是给妈妈买的核桃仁，给儿子买的毛线手套。走在胡同里，看见一家家窗户里忽明忽暗的灯，比去年更暖一点，因为我知道，在这每一盏灯里，都有我的一种可能。

我推开门，屋里暖烘烘的，妈妈坐在火炉边，拿着毛线针织毛衣，针在她手里“叮叮”响。她抬头看见我，笑道：“回来了？”

我“嗯”了一声，把手套递给儿子：“给你。”

他接过，戴上，伸开手板，看在灯下，笑：“正好。”

那晚，我们包了饺子，里面包了硬币，谁吃到谁有好运。儿子吃到了一枚，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嚷嚷着要去买彩票。妈妈笑说：“你这孩子，财迷心窍。”

到了三十儿的晚上，烟花在窗外，一朵一朵往上开。我坐在床边，翻开抽屉，拿出那本压了离婚证的账单。离婚证的红和房租的白交错。我不再害怕这两种颜色同时出现，它们是我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光。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雪梅，我在，你过得好就行。”

我看了看号码，自然知道是谁，却没回。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窗外孩子在放烟花，笑声咿咿呀呀的，飘进来，落在我们的屋子里，落在我的心上。

你问我那场“砸”的意义是什么，后来有人来问我，说“你娘家太彪了”，说“你们这叫以暴制暴”，也说“解气”。

我都是笑笑。有时候人要解一口气，那口气不是冲别人，是从喉咙里那块石头挪开。那之后，我走路更稳一点，说话更直一点，睡觉更安稳一点。

我们这个地方，女人背后的娘家，是天。天撑住了，地才不会塌。我不是鼓励谁去砸谁家，我只想说，人的尊严不能被拿来凑热闹，更不能拿来过年。

我一直记得那天，姐姐从赵家回来，手里拎着那只鸡，笑得像胜利。她往桌上一放，转头对我说：“这回，轮到你自己过自己的年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过自己的年。

第一章 冬夜里那一声脆响

那是一声很脆的响，像玻璃杯被指头轻轻一弹，又像一根绷紧的弦断了。

大年三十儿的前两天，赵国梁把那声响送到了我的耳边。他的手掌落在我的脸上，那声“啪”干脆利落，连带着在我心里也留下一道清晰的裂痕。

我们家的客厅不大，沙发是旧的，布面褪色，一角露出黄色的海绵。茶几是玻璃的，有划痕，但擦拭之后还算清亮。墙上挂着儿子手工做的一个风铃，用旧光盘剪的，表面反光，风一吹“叮叮”响。

赵国梁站在风铃下，眼睛红红的，头发乱，鼻息粗。他身上有一股油味混着烟味，是修车铺常见的味道，我曾经喜欢那味道，因为那是他在这个城市里挣口饭吃的味道。此刻那味道却把我呛得眼睛发酸。

“说话！”他吼。

我的嘴角有血，咸得厉害，舌头探过去，疼得我叫了一声。

我看着他，心里像有一个人，拿着笔，在一本厚厚的账本上，用力划了一个“欠”字。欠什么？欠自己、欠青春、欠那些熬夜、欠那一碗碗下饭的咸菜，欠那些走廊里的低声争吵，欠那些年里好容易积攒的信任。

我没有说话，或者说我说了，但我的声音被他的吼盖过去，把我一口气都压回去。

儿子从房间跑出来，站在我们中间，他伸开手，像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在水里扑腾的姿势，拦着他的父亲：“爸，你别打了！”

他把儿子一推，儿子“咚”地撞在墙上，倒没摔，我的心却摔了。我冲过去抱住儿子，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你回房里去。”

他不走，我用力推了他一下，带着他进房间，反手把门带上。门外还在闹，砸的声音，不停的骂声。这些声音像蝗虫，成群结队从窗缝里钻进来，啃食家具，啃食人的耐心。

我靠在门上，身子一寸寸滑下去，坐在地上，一只手护着脑袋，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门把手。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一面鼓，我手上握着敲鼓的棒子，想停它，停不了。

这种时候，有人会想起死，我没有，我想起活。想起我妈孤零零的家，想起我姐当年嫁过来时带的那个瓷盆，想起那年冬天我爸站在雪地里哆嗦着说“屋里熬着粥，回来了就好”。

活着的念头，像一根细针，扎进我头皮，让我清醒。

赵国梁踢了一下门，力气很大，我差点把手从把手上松开。我抖了一下，抓得更紧。

我知道，我必须走。我必须在这一刻抬腿往外走，否则我会被这屋子里这个男人，甚至是被这个过年的氛围，再一次软化，然后在这个冬天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那天夜里，我拉着儿子出了门。没带走什么，甚至忘了拿牙刷，忘了拿换洗的衣服，我像一条鱼被临时从水里捞出来，喘着粗气在空气里挣扎。

走到胡同口的时候，有个邻居探出头：“雪梅，这大半夜去哪儿？”

我回头看了看她，笑了一下，什么都没说。

夜风像刀，切在脸上疼，我突然觉得这疼让我醒了。我不想做那个在温水里被煮到熟烂的青蛙，我愿意出来被风吹，被冷刮，至少意识到自己依然是个活物。

第二章 初一的火

正月初一是这城市最喜庆的一天，连树梢都像被人刷了油，亮。

我在娘家，屋里暖气片烫，妈妈把厚厚的被子都拿出来晒，屋里有阳光特有的气味，固执地盖过了潮气和老房子的霉味。

上午十点半，姐姐带着姐夫来了。他们看见我，像看见自己失而复得的东西，又像看见婴儿时期的弟妹，心疼得很。他们的眼睛里有痛，有怒，有不甘，也有无奈。这些混杂在一起，把冬天烹成了滚烫的开水。

“走吧。”姐夫说。

我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我不赞成，也不反对。我站在门口，眼睛看着他们鞋上的泥，想起小时候冬天的冻土，表面硬，下面其实松，只要敲两下，碎成一片。

他们走出去，脚步的厚重让我心在发颤。

我的娘家人并不富裕，也谈不上学历。我们这一片的人，钱包空，骨头硬。你跟我们讲法，我们认；你跟我们讲理，我们也认。你要是不讲理，只讲拳头，我们也不怕你。不是好勇斗狠，是这个城市的风吹得人骨头上都生出一层硬茬。

姐姐她们砸的不是人，是那个时刻里一点骄傲。骄傲是什么？不是看谁家的车豪华，谁家的房子大，是在被羞辱的时候站起来拍一拍衣服上的灰说：不行。

阿青的消息一条条地过来，说有警察来了，说劝架，说围观的人唏嘘，说有人拍视频，我的心一紧。我害怕这样的事变成茶余饭后的八卦，害怕明天我走出门，路两侧的人会嘻嘻哈哈地用指头戳我，害怕儿子在学校被同学当第三种人——既不是有个完整家庭的孩子，也不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而是那个“娘家砸了他家”的孩子。

但阿青后来补了一句：“雪梅，其实大多数人是说你们有理。都知道赵那人酒后凶。没人笑你，大家说你们娘家讲血性。”

我突然就笑了，又哭了。人像石头一样，有时候不敲一下，不知道里面是水还是火。那一刻，我身上被敲开了一个口子，火从里面蹿出来了。

姐姐回来时，我帮她接过手里的榔头，手很沉，皱着眉头问：“你有没有伤着？”

她说：“没事儿。你姐不是莽撞人。砸的都是无关紧要的玻璃。草台班子似的事情给你表演一下，让你那个男人长记性。”

我说“不该”，她说“该”，我们俩谁也不肯把自己那边的“理”放下来。

后来我想想，我们讲的是两个面上的理。她讲的是血脉的理，是“我的妹妹被打了，我不能不管”。我讲的是世上的理，是“遵纪守法，闹也要有个边”。

两边的理，互相不冲突。生活就这样，理和理之间不是打架，是不同的手艺人各自拿自己的工具，修一间屋。

那天，我坐在家里，姐姐给我在小臂上擦药，药酒的味道浓烈，她手劲儿不轻，按到痛处时我“啊”一声，她没停，反而按得更重：“疼就对了。疼了记得。”

我点头，咬牙，眼泪往回流，流到嗓子眼里，咸。

第三章 门槛

我有个毛病，凡事喜欢站在门槛上看，不进也不退，探出头去看一眼，又缩回来。这毛病在婚姻里，让我忍忍忍，忍出了一条路，也忍出了一截疤。

离婚那一天，我踏过了那个门槛。

那天是个晴天，冬日里少见的晴，天空像被擦过，蓝得干净。我穿了一件灰色的大衣，围了一条驼色的围巾，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包。姊夫台面把资料一页一页理好夹在透明资料夹里，怕我漏掉什么。

民政局门口摆着两盆发财树，叶子回缩得厉害，好像也怕冷。我排队的时候，前面一个年轻女孩对着男孩笑，露出白牙，男孩搂着她，我心里轻轻叹了口气。生活里，你见过太多这样的笑，漂亮，干净，鲜活；你也见过笑容过后的眼泪和茶色的日子。你不会去劝那对笑的人“你别笑，将来你要哭”，你只会在心里为他们诚心地盼望——愿他们笑得久一点。

轮到我时，工作人员礼貌地抬头，问：“离婚协议双方都到吗？”

“到。”我说。

赵国梁比我早来了十分钟，站在栈台边抽完最后一根烟，待我进入时捻灭。他的手指甲缝里还有黑，抓紧了一种习惯，我早见惯不怪。但今天这些细节更像一种象征——我们谁都不是金贵的货色，我们都是普通人，用手去掏生活的泥巴，所以指甲才会黑。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把手伸过去打人。

拿到那个小本子的瞬间，我没有太多情绪。就像拿到了某个小奖状，心里知道自己离了大事不远，但暂时看不出到底是好是坏。

走出民政局的门，我站在台阶上，摸了摸口袋里的小本，突然有点发笑的冲动。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像一个人走过了很长一段森林，树上不断有人给她贴标签，这儿写着“好媳妇”，那儿写着“懦弱”，再往里“忍让”，再往里“贤惠”，最后她走到了森林的出口，风吹过，她那些标签哗啦啦掉了几片。她低头看自己的裙摆，勉强看见了自己名字的一个角。

赵国梁站在台阶下，没走。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尴尬地没说话。他最终说了一句：“以后有什么事，打电话。”

我嗯一声，转身就走。

走在街上，冷风直往衣服里钻，小吃摊上的油烟香味挤进人群。我突然有一种长久抑郁后的轻松，这轻松不是快乐，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楚。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知道明天要做什么，知道晚饭要煮什么简单的菜给我妈和儿子，知道七点会上楼上的阿姨的舞蹈队活动还会从窗外飘进来，知道八点要去洗一桶衣服，九点要按时睡觉。每一件小事组成了我的今天，我可以把它们整齐地摆在心里。

回到家，妈妈问：“办了吗？”

我点头，把小本子递给她，她没有接，我也没有非要她接。我们母女之间，有一种默契，不需要太多仪式感。

“好，”她说，“你该吃饭了。”

我突然笑了，把一切都笑进这碗热饭里。

第四章 技艺与良心

我常常想起我爸。

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厂里的车工，手上有绝活。厂里那条老车床，他像玩一样，切出圆润的锥，磨出一丝不苟的边。后来厂子倒了，他在家把那套手艺拆开，卖给别人，自己去市场上帮人修修自行车，顺便给自己弄点局外的工作。

他总说：“人活着，有个手艺，心里就不慌。”

小时候他给我缝过一双鞋，针脚细密，针线穿过旧布，拉的那一下“嗖”的声音至今让我怀念。那时候我们很穷，我穿着那双鞋跑去上学，别的女孩笑我鞋笨，外面是自己手织的布，我不在意。因为每一针每一线里是我爸的心。

我为什么说这些？因为离婚之后，我重新拾起了我爸那套对手艺和良心的信念。无论你从婚姻里退出来，进到职场，还是在厨房，手上的活干得认真，你就不会输。

我在超市，是收银。有人会觉得这是不需要技巧的工作，一坐就是一天，机械扫条码。我却觉得没有一份工作是纯机械，你用心，它就给你不同。我去学会了识别伪钞，学会了跟顾客简单的闲聊，学会了在人多的时候保持稳定。吃饭的时候，我拿小本记当天的小问题，比如第几号货架的酱油常常断货，哪一种散称糖每天剩余最多，掌柜让我们每人想一个改善的方法，我就画了几张简单的流程图拿给他看。他开始时只是笑，后来一天问我：“小梁，你以前做过管理？”

我摇头：“没有，跟着看着。”

他说：“你挺实在的。”

那天晚上我回家，很高兴。我对着儿子说：“你看，干活还是要动脑子。”

儿子笑：“妈，你像小学班主任。”

我并不觉得他这是嘲笑，我把这当作鼓励。

有一天，一个婆婆来超市，买了一袋米、一桶油、一包盐，付钱时发现钱不够，脸红了，急得要掉眼泪。我把差额先垫了，婆婆连声说谢谢。我知道这些事情说出来，有人会说我多管闲事，也有人会说我傻。是，我傻一点。但我父亲告诉我，做人有良心，别人记得不记得是别人的事，你自己心底里有一盏灯，别倒了。

还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偷了一盒奶粉，被抓住了，掌柜把他按在办公室骂。他说父亲病了，家里小孩啼哭。我不替他开脱，也不帮他，但我心里软了一下。我问掌柜：“能不能让他把这盒奶粉付钱拿走，打个借条，分期给。”掌柜看了看我，破天荒地点头。后来那小伙子一个月来还二十，我看到他时，总能看到他脸上那点尊严。尊严这个东西，‘穷’并不是唯一剥夺它的刀，贫穷会把它削得薄一点，但不必消灭它。消灭它的是人的无情和对别人的轻视。

这不是说我多高尚，这是我一点点从生活里挖出来的宝，把它插在我的日子里。

孩子也在这时候变得更稳。他会拿着书坐在厨房门口，边看边问我：“妈，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选择，是不是也像考试题？”

“是。”我回答，“而且是全填空题，没有标准答案。”

他笑，说：“那就更难了。”

我笑：“但你可以多练习。”

我们在小屋里，把生活当作一桌桌工程，技术是手艺，良心是标准，传承是我爸留给我的一张薄薄纸上写着的几个字：做事靠手，做人靠心。

第五章 和解与不和解

时间在这座城里就是公交车，一趟一趟地来，一趟一趟地走。你跑得再快，也有它赶不上你的时候；它慢了，你也不能催它。

有一天，我在街角遇见赵国梁，他从修车铺里出来，身后那个徒弟嚷嚷着“师傅，这螺丝卡死了”，他回头骂了一句：“你手是豆腐作的？”

我站在一边，心里波澜不惊，就像看见老邻居家的孩子长了个青春痘，不惊不怪。

他看见我，犹豫了一下，走过来：“妈怎么样？”

“还行。”

“孩子呢？”

“还行。”

他点点头，像是在和自己交代。

我看见他眉毛上有一根白毛，忍不住感慨时间。那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的眉毛黑漆漆的，浓得像画上去，闹洞房那会儿，他笑得牙齿都看不见。他对我说：“我要让你过好日子。”那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所谓的好日子是什么。他以为是有房有车有票子，我以为是有笑有话有日出。他忙着去修车，我忙着生娃养娃。我们站在生活的两端，往中间递东西，递到有一天，递的东西不见了，我们递的是伤害。

他挽回过，打电话，发消息，道歉。也有一次在我家门口冻得通红地站了一晚上。他以为这样我会感动。我没感动。我不是石头，我是人，有血有泪。但那一晚我想到的，是那条在地板上挣扎的金鱼。我不能让自己再回到一个一言不合就能被打的环境里，哪怕对方在门口冻死。救一条鱼不是把它重新丢进原来的那个泥塘，是把它送回河。

我们后来有过一次长谈，不是在调解室，而是在茶楼。我点了一壶普洱，他点了一壶铁观音，我们像两个老朋友，谈了起初，谈了后来。

他说：“你从来不跟我写东西。”

我笑：“写什么？你小学毕业没读完。”

他也笑：“也对。你这人总喜欢在心里讲道理。你以为我听不懂，其实我都懂。只是我不愿承认。”

我说：“你喜欢面子，吃绝对的。”

他点头：“有人一定要帮你刮脸，我就爱抽那人。他刮我的那一下，我也得回去一下。这是我性子，改变不了。我年轻时候还好，老了更明显。”

我们坐在窗边，外面阳光明媚，路边的梧桐树叶从树枝上落下，有的落在地上，有的被风吹回半空又落下。

“雪梅，”他说，“你有你的决定，我不拦。但以后，孩子的未来，我们一起管。”

我点头：“当然。”

那一刻，我们达成了一种和解。这和解不是“重归于好”，不是“忘记过去”，是对彼此的了解和严肃对待，像两个工人合力抬起一块沉石砖，不需要感情，也不需要怨恨，只需要协调好力气。

同时，我也有不少“不和解”。比如他的家人对我的指指点点，我选择不理；比如邻里间的闲话，我选择笑笑；比如夜深人静时那些“如果当初”的念头，我选择不去翻，那二十年就像一本旧书，扉页都开始发黄，我不恨，也不爱，放在那里就好。每个人都有一本旧书，翻不翻，取决于他有没有新书可读。

第六章 又一年的饺子

又一年大年三十到了。

我们家的屋子在这个冬天做了小小的改造，我攒了一些钱，换了新窗，贴了新的隔热膜，屋子里不再那么透风。墙被我刷了一遍白色，买了几瓶涂料，三天刷完，手腕酸了三天。我看着那墙，像看着一个新的本子，心里很踏实。

妈妈身体更虚弱一些，她不肯看病，说医院的白床让人心寒。我只好按她的意思，在家里给她多做些营养的汤，炖牛骨熬八个小时，汤色微黄，热气里带着一种安心的味道。她喝一口，笑笑说：“你爸在就好了。”

儿子考上了一个职高，他喜欢汽车维修。我起初不理解，难道路还没走远又走回头？他笑：“妈，不是回头，是我喜欢。我喜欢摸那钢铁，喜欢用手去拧到正正相相。”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的光很亮，很像我父亲。我想起父亲那句“人活着，有个手艺心里就不慌”，突然觉得这选择也许是最好的一条。技术、良心、传承——这几个词像一根由三股线扭成的绳子，我握在手里，觉得有使不完的力。

我们在三十儿那天提前包好饺子，做了四样菜：红烧肉、醋溜白菜、麻辣豆腐、清蒸鲈鱼。姐姐和姐夫带着外甥来，外甥正在长个子，一下子吃了十个饺子，笑得眼睛像新月。姐夫帮我在窗棂上挂了一串红灯笼，笑说：“今年咱们不错！”

酒杯碰在一起，“当啷”一声，我突然想起了去年那一声玻璃碎裂的“喀嚓”。这两个声音在我头里重叠了一下，奇妙地没有冲突。生活就是这样，它不是选择题，不是非黑即白，它是填空题，问你在空格里填什么，哪样的声音更大更近，是你自己决定的。

吃过饭，儿子拿出一个红包递给我，红色很正，显得他手也白了一点。他笑得不好意思：“妈，我自己打工挣的，不多，你拿着。”

我接过红包时，眼里有一点水。我问：“你给他爸了吗？”

他摇头：“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发了个消息，说新年好。他回了。”

“嗯。”我点头，“该做的事做了就好。”

晚上十二点的钟声敲响，四周的烟花像一起张开的花。我站在窗前，想着这两年发生的事，没有怨恨，也没有“如果”，我只觉得，我活着，平平稳稳地活着，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有时候有人会问我：“你后悔吗？”

我会笑，不说话。后悔这个词，太大。我只觉得每一天的起床与睡去，每一次把饭菜端到桌上，每一次撑着头想明天的安排，这些具体的小事情才是把我的日子缝在一起的针脚。后悔没有针脚那样的具体，它只是一个飘在空中的布条。

我的故事里有暴力，有砸，有泪，有笑，有纠缠，也有和解。但我最想留给儿子的，是这样几句话：人要珍惜情义，重视精神，不唯金钱；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坚守和高贵；家人间的理解和包容，是生活的基石；技术、良心、传承，是走过一生的不歇车。

第七章 春天从旧门里进来

春天来了，总是这样的，不紧不慢，从旧门里进来，穿过屋子，揩过桌面，抚过你的脸，让你以为它一直在那里，只是你没看见。

我在春天里把家里的花盆都翻了土，买了些小苗，茉莉、吊兰、薄荷、长寿花。妈妈看见了，笑得欢：“你这屋子也算有个样子了。”

我在阳台上晾一床白被子，风吹，被子像一只大白鸟。阳光照在被子上，透过布往里渗，让我想起小时候藏在被窝里偷看的书，氤氲地沉在那光里。

某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不是信，是一张小纸条，是前邻居的老太太让小外孙带来的。纸条是赵国梁写的，字很丑，但认认真真：“雪梅，我知道错了，本以为你过了年会回，还想着守着你就是。但是发现你没有回，才知道你是真的走了。这一年，我想的最多的是‘为什么’。我不会写大道理。就祝你好好。”

我把纸条叠起来，放在抽屉里，压在离婚证下面。不是怨恨，是觉得这一小段文字应该和那本子待在一起，互相比，也互相照。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走到一条河边，河水清浅，有小鱼游。岸边有很多碎玻璃，阳光照下来，让那些玻璃发光。我看见有一条小金鱼在岸边跳，它似乎是那条曾在我们客厅里挣扎过的。我弯腰，第一次不怕手被割伤，去捧它，把它放进水里。它在我的手心里打了两下，然后游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亮了，阳光照在窗帘上，窗帘轻轻动。我觉得心里没有什么洞了，或者说，有的洞也都长上了柔软的边。

第八章 人间烟火

有一年，我遇见了一个人。他叫老陆，是我们超市的供货商，送新鲜蔬菜，六点入货。每次他都把货摆得齐齐整整，对我们笑，嘴角有一个浅浅的酒窝。他不说太多，问一句“辛苦”，背过身就忙他的。我不觉得他特别，他就是千千万万里一个普通的人。

有一次我下班晚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还在，帮我抬了一袋米，送到家门口。我说“谢谢”，他笑，“没事。”回身就走了。我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熄灭在夜里，觉得这样的背影，比另一种轰轰烈烈的要让人踏实。

我们后来有了更多的遇见，在早市、在超市外的垃圾桶旁、在小区门口。他会跟我说两句，问问我妈的身体，问问孩子。夜里也有过一条电话，说“你睡了没有”。我清楚地知道，这像一个瘦小的芽，竭力从土里往上钻。我没有浇水也没有拔草，我只是看着它，知道它存在。

我有了一点儿别的想法，不叫爱情，至少在我跑过来这段时间里，我不敢给它命名。我会在中午的短暂时间里想想他，会在晚上关灯的时候不自觉地去想他。但我没有迈出任何一步。我甚至没有说过一句更深入的话。你可以说我怯，也可以说我稳。我只告诉自己：“先把眼前的事做好。”

老陆后来没有再出现，听说他去了别的市。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我也没有。他像是一缕烟，从我的窗前飘过去，我抬起头，看了一眼，落下头，继续切菜。

我知道有人会觉得遗憾，觉得人年纪大了不许再谈爱。但这世界上最美的烟火不是天上那几朵，是你坐在厨房门口，一碗热汤着手，端起碗的时候闻到的味。你不必跟所有人证明你有资格“再爱一次”，你只需让你的生活像那一碗汤一样清而不淡，热而不烫，入口之后通体暖。

我的妈妈渐渐走不动了，她的裤腰越松，腰带是细细的一条，我帮她别着，手都不敢用力。我把她扶到门口晒太阳，她跟邻居聊几句，“你家闺女好”，她笑，“好啥呀，这日子一步一步过的嘛。”

我在她的每一个笑容里看见了她年轻时的样子，披着一条旧棉被走出冬天，手里提着刚买的菜，把日子拉成一条线，慢慢走。

有一天，我对儿子说：“你爸送你一套工具箱，拿回来了不？”

他点头：“拿了。挺好的。我用得着。”

我看着他，心里舒服。男人之间的东西，就让他们自己交流。我们这些女人，放下手里的东西，不去拉扯，生一条缝，让彼此通过。

这就是我的烟火，不华丽，但明亮。

尾声

多年后，有人问起这段故事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只金鱼。它不是单纯的象征，也不是用来讲道理的“物件”，它是一个活过的生命，是一个在瞬间跳出水的生灵，它提醒我：当某个时刻你没有水了，你必须起跳，哪怕这跳痛，哪怕这跳不让人理解。也只有你自己知道，跳出去的那一刻，你不是为了成为谁的明星，不是为了成为他人的传说，你只是为了呼吸，为了活。

我也会想起我的姐姐、姐夫，还有那个大年初一。他们那天的“砸”，一直被人津津乐道。有人说这是勇敢，有人说这是鲁莽。我心里不分，他们做那件事时候，他们就是我娘家的天。他们站起来了，我的地上才没有落满玻璃。

人间是烟火，也是工具，是责任也是心软，是忍让也是不忍，是和解的是不和解，是站在门槛上，是跨过门槛。我们这小小的城市织起了无数个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在这个冬天里互相取暖，在春天里一起出门，在夏天里眯着眼喝一碗凉茶，在秋天里把储藏的粮食盘算好。他们轻声说话，轻轻地为自己和别人把生活支好。

如果你问我，这个故事想告诉什么，我会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最深的时候，背后也都有一门手艺，哪怕那手艺只是把饭做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娘家，哪怕那娘家只是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将那个“理”扶起来，哪怕你手上只是糙粗，你仍然可以把它扶直。

这就是生活最朴素的真相。它没有太多传奇，也不需太多英雄。它只是需要我们在被风吹得站不稳的时候，抓住一件小事，一次认真，一分良心，一点传承，继续往前走。

来源：朝雾拂面去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