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并不总是代表着正确，更多的是一种情绪表达

摘要：在信息传播日益便捷的今天，每一个社会事件都可能触发民众情绪，特别是涉及公平正义的问题，公众往往会集体发声推动问题解决；民意作为社会监督的镜鉴，有其特别的作用，常展现出对公平的朴素追求。如某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曝光后，舆论持续关注施压，最终帮助农民工追回薪资；

在信息传播日益便捷的今天，每一个社会事件都可能触发民众情绪，特别是涉及公平正义的问题，公众往往会集体发声推动问题解决；民意作为社会监督的镜鉴，有其特别的作用，常展现出对公平的朴素追求。如某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曝光后，舆论持续关注施压，最终帮助农民工追回薪资；又如某社区违规建设污染项目，居民通过合理表达诉求形成民意合力，促使项目停工整改。这种民意成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助力，为社会公平注入了温暖的民间力量，也让公众看到民意积极作用的一面。

但也需清醒看到，民意存在着主观性与碎片化，如果原始信息不实，就极易使其走向偏颇。

当年“昆山反杀案”初期，“宝马车主持刀追砍”的片段信息迅速点燃舆论，部分民众受身份标签、冲突画面影响，简单将事件定性为“故意杀人”，网络上满是“严惩防卫者于海明”的声音。

此时的民意，就是被情绪与片面信息误导的产物。幸而法院未被这股偏颇民意裹挟，而是通过调取完整监控、还原事件时间线、精准解读正当防卫条款，最终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判决不仅纠正了初期的民意偏差，更以法律的理性，守住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底线。

更令人深思的是“张玉环案”中民意的转变与司法的坚守。

1993年，张玉环因涉嫌杀害两名男童被逮捕，当时“凶手落网”的消息让部分民众深信其“罪有应得”，初期民意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定罪。这种基于有限信息的判断，显然带有极大的片面性。而司法机关并未屈从于这份偏颇民意，在27年间始终坚守程序正义：审查证据链时发现关键物证缺失，核实供述时察觉矛盾漏洞，最终以“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有罪”改判张玉环无罪。倘若当初司法盲从初期民意，这起冤案便无从昭雪，司法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坚守，恰恰证明了其独立于情绪之外的价值——民意可能被表象误导，但法律必须对每一个生命负责。

某明星涉嫌偷税漏税事件曝光后，大量粉丝受情绪支配，在网络上质疑税务部门调查、攻击办案人员，形成一股对抗性“民意”。这份被粉丝滤镜扭曲的民意，显然违背了税收公平的基本原则。而司法机关始终以税法为标尺，依据客观的交易记录、资金流向开展工作，最终依法作出补缴税款、罚款的判决。

这份判决既未被狂热粉丝的偏颇民意干扰，也未因公众对“明星特权”的反感而加重处罚，而是以精准的法律适用，维护了公共利益。

从这些事件中不难看出，民意既有推动公平的温度，也有陷入偏颇的风险。它可以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为司法审判提供多元视角，但绝不能成为裁判正义的最终标准。

司法审判的专业性，体现在它能剥离情绪干扰、弥补信息碎片，以严谨程序还原事实真相；司法的公正性，体现在它不盲从、不偏倚，只对法律与事实负责。

当期待正义降临之时，既要认可民意的积极作用，更应尊重司法的独立与专业——因为真正的正义，从不是民意的“多数决”，而是法律对每一个个体权利的坚定守护，是民意与司法的良性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