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日本元禄刻本《事林广记》所载《至元杂令》，一直被当作元初社会在行的法令制度，最新研究推测其编撰刊行于至元十二年到十四年间。然而，学者对《至元杂令》涵盖的条目范围多有误解，导致关于其形成年代问题论证不周。《事林广记》以南宋陈元靓《博闻录》为基础改编而成，
作者简介
陈晓伟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元初的法令形态
——关于《至元杂令》性质再讨论
摘 要：日本元禄刻本《事林广记》所载《至元杂令》，一直被当作元初社会在行的法令制度，最新研究推测其编撰刊行于至元十二年到十四年间。然而，学者对《至元杂令》涵盖的条目范围多有误解，导致关于其形成年代问题论证不周。《事林广记》以南宋陈元靓《博闻录》为基础改编而成，《至元杂令》的具体内容也应出自《博闻录》旧文，因时代和编纂环境的变化而改写题目，冠以“至元”年号。与《大金集礼》《金史》等比较得知，《至元杂令》实为金时法令，它里面既有金章宗《泰和令》，亦有金世宗大定时期制度。金代典制文献曾在福建建阳书坊流传，《事林广记》加以抄录改编，这构成了金史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泰和令；至元杂令；事林广记；元朝法律
阅 读 导 引
一、《至元杂令》的内容及其来源
二、《至元杂令》《吉凶杂仪》实为金时法令
结论：金史知识体系中的金代典制及其传播脉络
《元史·刑法志》序文提到，“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元承金制，“金律”的《泰和令》属于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该法令颁行于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十二月，金亡以后仍然行用，直到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禁止，深刻影响了元朝法律体系的形成。这期间，除被元人称作“旧例”的《泰和令》相沿不废外，元初自身法制建设处于何种状态？其中，《至元杂令》受到学界关注。
《至元杂令》载于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的元朝泰定二年（1325）《事林广记》（简称和刻本《广记》）壬集卷一。据该书甲集卷九《正统年运门》云，大元“今上皇帝中统五年，至元万万年”，可知其底本源自至元时期版本。《至元杂令》因见于元代类书中，故而被视为体现元代法律的文献。黄时鉴先生辑校元代法律资料时，便将《至元杂令》全文收录。胡兴东教授认为，《至元杂令》可能是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颁布的单行令。戴建国教授通过深入分析具体条文，得出新认识：《至元杂令》内容庞杂，又多与金代制度吻合，应是书商汇集部分元初在行的法令而成，并非从原法典照搬一整篇的金泰和《杂令》而来，元初法制多袭用金制，反映了元朝法律由使用借鉴金朝法律向元朝制定法过渡的时代特征。
综合前人所论，《至元杂令》作为一份探讨元承金制问题的法令文献，既不是元朝正式颁布的法典，也不符合传统法典编纂范畴内“杂令”篇目，这种编纂形态非常特殊，颇令人困惑。本文拟从宋元类书编纂背景中分析《至元杂令》的材料来源及形成过程，进而揭示其真实性质。
一、《至元杂令》的内容
及其来源
根据《至元杂令》所见“至元”二字，学界断定其为至元时期编纂所颁行法令的结论具有合理之处。书中“诸杖大小则例”的中统五年（1264）圣旨和“各路散府诸州司县分决杖罪例”的至元十二年二月圣旨，也是构成断限的依据。戴建国教授结合具体法令内容分析如下：第一，《至元杂令》“笞杖则例”目的决杖五十七以下刑等仍隶属杖刑，而这一制度乃是成宗大德九年（1305）之前的旧制；第二，元世祖统治初期废除流刑，到成宗时期又正式恢复，《至元杂令》“笞杖则例”目载有笞刑、杖刑、徒刑、绞刑四种刑罚，唯独没有流刑；第三，《至元杂令》“日月蚀六条”目并没有收入至元十四年（1277）规定的“初十五日禁断屠”新制。由此推测，《至元杂令》的编撰刊行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到十四年之间。
探讨《至元杂令》形成年代问题，首要一步是，厘清它的涵盖范围，具体包括哪些条目。在和刻本《广记》壬集的正文中，卷端题作《至元杂令》（图1－a），下文共列“诸色回避”“官民仪礼”“品官车制”“吉凶权宜”“官员服色”“吏员书袋”“私家车服”“禁宰孕畜”“寺庙（戒杀）”“权豪违碍”“论诉期务”“典质财物”“卑幼交易”“质债折庸”“典雇身役”“民俗杂禁”“孝悌赏劝”“周岁节假日”“日月蚀六条”“禁断红门”“官民坟地”“品官葬仪”“笞杖则例”“诸杖大小则例”“各路散府诸州司县分决杖罪例”“军官馆谷”，共计26条目。以往学者将它们全部当成《至元杂令》的内容，实则误矣。
值得注意的是，和刻本《广记》的目录及其下所系条目。按，壬集《重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目录》卷一这条，其实分作《至元杂令》《吉凶杂仪》两大门类（图1－b），只有“诸色回避”至“孝悌赏劝”17个条目属于《至元杂令》。《吉凶杂仪》从“周岁节假日”到“品官葬仪”共5个条目，“品官葬仪”特别标注“附”字，下面为“笞杖则例”“军官馆谷”。据此提示，在正文中，“品官葬仪”全部结束后为空白版面，“笞杖则例”“诸杖大小则例”“各路散府诸州司县分决杖罪例”“军官馆谷”等条目则新起一版，明显是后来增补的内容。
通检和刻本《广记》全书，通常是每卷独立一门，偶有一卷两门或三门者，如丁集卷六《切字活法》《正讹点画》、戊集卷一○《古代乐舞》《压胜法》，己集卷四《道教洪绪》《天师宗系》、庚集卷二《四民安业》《农田急务》《旅行杂记》、辛集卷五《解毒备急》《备急单方》、壬集卷五《识候玄机》《庶征休咎》、卷七《星命要括》《占时悔吝》等，它们于正文中均设有门类标示。然而壬集却存在着疏漏，卷一《至元杂令》《吉凶杂仪》目录下所列各条目于正文中依次排序，然而并未正式标出《吉凶杂仪》一目，使得卷一的全部条文算在《至元杂令》的范围。
由此可见，“笞杖则例”至“军官馆谷”各目既不属于《吉凶杂仪》，也不是《至元杂令》，这样就不能根据这些条目所载元制来推测《至元杂令》的性质。
a 壬集卷一正文
b 壬集目录
图1 和刻本《事林广记》，台北央图藏
《至元杂令》涵盖的内容得以厘清，有助于追溯其来源及形成年代。从和刻本《广记》编纂背景中考察，有一条线索值得注意，《至元杂令》“质债折庸”条云：
诸负债贫无以备，同家眷折庸，其射粮军于衣粮内克半准还，家眷不在抑折庸之例。若良人质债折庸身死者，其债并免征理。若元质数口内有身死者，除一分之数。（小注：输课亦同）
《永乐大典》卷五四一东字韵庸字目“折庸”条载有相同的一段文字，引自《博闻录》。除“折庸”条外，《永乐大典》现存残卷的卷五四○东字韵蓉字目“肉苁蓉”条、卷一九七八三勘字韵屋字目“三伏内斫竹制器皿不蛀”，亦引《博闻录》。其中“肉苁蓉”条同样见于和刻本《广记》。
据考证，和刻本《广记》以《博闻录》为基础改编而成。《博闻录》编成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即金泰和八年至正大元年，那么，书中“质债折庸”内容反映的应该是金代制度。按，该条提到的“射粮军”，正是金代军事设置。据《金史·兵志》记载，“诸路所募射粮军，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强壮者，皆刺其□，所以兼充杂役者也”。元代已无此制。根据“质债折庸”这条提示，可见《博闻录》已经有了《至元杂令》的内容，其他条目或同样如此。
和刻本《广记》兼容“新”“旧”内容，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至元杂令》虽冠以“至元”年号，具体内容恐非元制，这种现象在和刻本《广记》中相当普遍。例如，乙集卷一收录的《燕京图志》《南京城图》《东京城图》及卷二《朝京驿程》，乃根据南宋使节出使金朝的“行程录”绘制，并非元代城市制度及交通地理。又如，乙集卷三《江北郡县》，卷端《书指序略》指出，前代疆域“未有如大元之盛也。……今将南北混一郡县刊作二卷”。似为元代行政建置。实际上，《江北郡县》记载金末政区地理，也是采自《博闻录》。由此可见，《博闻录》原本记述金代制度，和刻本《广记》改编时一仍其旧，保留原书大量内容。
其次，《至元杂令》“官民仪礼”条规定：“诸臣庶私礼并用本朝拜礼。”甲集目录卷九《正统年运》明确以“本朝”指“大元”。然此处“本朝拜礼”并非元代礼仪，而是《金史·礼志八》“本国拜仪”条所载金制（详见下文）。和刻本《广记》“本朝”的用例，还有戊集卷六《服用纪原》腰带条“本朝加顺折也”云云，抄自宋人高承辑《事物纪原》，“本朝”则指宋朝。同一书中的“本朝”指代对象不同，体现了《广记》脱胎于《博闻录》的痕迹，而《博闻录》又是照搬宋、金文献。
再次，和刻本《广记》同时吸收元代新制。壬集目录卷二列《婚姻旧体》《嫁娶新仪》，具体到正文中，《婚姻旧体》题作《婚姻燕喜》，抄自《东京梦华录》；目录所示《嫁娶新仪》有“奏定体例”“官席聘礼”“筵会品格”“年甲高下”“同姓不婚”“有妻不娶”“守志归宗”“同类婚嫁”八条，然正文则阙失脱漏，所幸见于元贞元年间（1295—1297）的修订本——对马宗家本《事林广记》。该部分题作《嫁娶新例》，现存“筵会等第”“同姓不得为婚”“有妻更娶妻者”“夫亡服阕守志归宗”“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均来自至元八年二月“嫁娶聘财体例”圣旨。和刻本《广记》将“旧体”“新仪”并举，《婚姻旧体》应源自南宋旧俗，《嫁娶新仪》则采纳至元八年新颁的婚姻制度。
根据《广记》新旧兼收的特点，推测《至元杂令》和《吉凶杂仪》沿用《博闻录》旧文；和刻本《广记》改编过程中，同时增补元初新颁法律，将“笞杖则例”“诸杖大小则例”“各路散府诸州司县分决杖罪例”“军官馆谷”作为附录条目，这非常符合类书编纂适应时代变化的特点。一个有力的旁证是，与和刻本《广记》比较，对马宗家本《事林广记》的《刑法类》的体例和内容发生明显变化：正文首先为《至元大典》，即“笞杖则例”，其他“诸杖大小则例”“各路散府诸州司县分决杖罪例”改换作“法物轻重”“省部断例”，删除“军官馆谷”，又增补“十恶条令”；《至元杂令》《吉凶杂仪》的22条目全部改作“杂行事目”，已置于篇末。可见随着新制的颁行而收入类书，《至元杂令》等早期内容将逐步被剔除。
二、《至元杂令》《吉凶杂仪》实为金时法令
戴建国教授注意到，《至元杂令》“品官车制”“孝悌赏劝”“周岁节假日”“日月蚀六条”“禁断红门”“品官葬仪”6条与《大金国志》卷三五《杂色仪制》等书具有相合内容，认为《至元杂令》抄自《元史·世祖纪》至元元年八月乙巳条所见“新立条格”，亦即耶律铸“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再杂以其他当时在行的法令（包括沿用的金朝法令）而成。相较于目前学界讨论元初律法承袭金制问题仅围绕《泰和令》展开而言，戴建国教授对“金制”的发掘是一大推进，可惜仍对其性质论证不周。上文指出，只有“品官车制”“孝悌赏劝”属于《至元杂令》，而其他4条目实为《吉凶杂仪》，有可能全部属于《博闻录》旧文。这些法令条目的形成时间及是否行用于元初社会等问题，还需要重新探讨。下文将逐条解析。
《至元杂令》“诸色回避”条共记3条规定，有线索者如下：
诸人姓名与古王及周公、孔子同者，并合回避。若同音及复名单犯或单名复犯者，不在此限。进士人名（祖）犯孔子名并合回避。
《金史·章宗纪》记载，明昌三年（1192）十一月丙子，“诏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泰和五年三月甲戌，“谕有司，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仍著为令”。赵翼指出，“此近代避圣讳之始也”。《至元杂令》与《金史》相合，“诸色回避”系杂糅两条金章宗时期的诏谕内容而成。
《至元杂令》“品官车制”条云：
诸车者，一品官听用银螭头；二品、三品不得施银，准凉棚柱竿、月板许用银狮头；四品、五品狮头；六品以下云头；庶人平佩。
戴建国教授发现，清代官修《续通典》卷六三《礼·公侯大夫等车辂》所载“金王公以下车制”内容相同。其实，《续通典》根据的是《金史·舆服志上·王公以下车制及鞍勒饰》。《大金集礼·舆服下·臣庶车服》也有记载，且来源明确：
大定制文，诸车，一品用银螭头，凉棚杆子、月板并许以银装饰；三品以上螭头，不得施银，凉棚杆子、月板亦听用银装饰；五品以上狮头；六品以下云头；庶人平头。
《大金集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书影
《至元杂令》与《大金集礼》相同，该“品官车制”来自金世宗“大定制文”。
《至元杂令》“官员服色”条云：
诸公服色，文资官五品以上紫；六品、七品绯；八品、九品绿。武官并紫带。皇太子用玉，佩玉双鱼袋；亲王用玉，佩玉鱼；文官一品亦用玉，二品用通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或御仙花，五品红鞓乌犀，并佩金鱼，服绯者红鞓乌犀，佩银鱼，服绿者皂鞓乌犀。武官一品、二品与文官同，三品、四品用金，五品、六品、七品红鞓乌犀，八品以下并皂鞓乌犀，皆不佩鱼。应庭殿祗应五品以下，非入内不许服金带、其司天、太医、内侍、教坊官服色并与文官同，惟不佩鱼。
该条内容与《金史·舆服志中·公服》和《大金集礼·舆服下·臣庶车服》相同，此为金大定《官制》。
《至元杂令》“私家车服”条云：
诸私家不得用纯黄、纯红帐幕，若经宣赐銮舆、服御舆、日月云肩龙凤文红黄服、玉鞘眼皆须更改。（小注：龙去一角、鞘一眼之类）即服用物上亦不得近似龙，违者没官。
此条内容见于《金史·舆服志中·宗室外戚及一品命妇服用》和《大金集礼·舆服下·臣庶车服》，上文“玉鞘眼”应作“五箇鞘眼之鞍”，“鞘一眼之类”原为“鞍填一眼之类”。该项制度亦出自“大定制文”。
《至元杂令》“民俗杂禁”条共有4条规定，第3条云：
诸品官明金，宗室及外戚甚品命妇衣服用明金依使。品官之官妇女，惟首冠、霞帔、领袖、系腰用明金，衣服用金条压绣，余并禁。经宣赐衣神佛者，不在此限。
此条与上条“私家车服”并见于《金史·舆服志中·宗室外戚及一品命妇服用》和《大金集礼·舆服下·臣庶车服》的记载，亦为“大定制文”。《金史·世宗纪》大定二十年（1180）四月己亥载，“制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妇，衣服听用明金”。由此可知，“大定制文”的这项规定颁布于此时。
《吉凶杂仪》“官民坟地”条云：
一品，四面各三百步；二品，二百五十步；三品，二百步；四品、五品，一百五十步；六品下，一百步；庶人及寺观各三十步。若地内安坑坟茔，并免税赋。
元人潘昂霄《苍崖先生金石例·墓图》的记述更为详细：
诸坟茔地，一品，四面，各三百步；（小注：长周不等者以积步折之，余准此）二品，二百五十步；三品，二百步；四品、五品，一百五十步；六品以下，一百步；庶人（小注：不叙使官余条葬无文者，并准此）及寺观各三十步。若经恩锡及山谷内已业荒田者，不在步数之限。
两者所载官民的墓地规制一致，与元代《墓地禁步之图》“一品九十步、二品八十步、三品七十步、四品六十步、五品五十步、六品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庶人九步”的规定差异较大，有可能为金制。戴建国教授指出，“官民坟地”下面的“品官葬仪”条与潘昂霄书《石人羊虎柱制度》“金制诸葬仪”亦同。苏天爵《金进士盖公墓记》记述“诸葬仪”的条文相同，具体为《泰和令》。
对比可见，《至元杂令》“诸色回避”条在《金史·章宗纪》中得到印证；“品官车制”“私家车服”“民俗杂禁”3条与《金史·舆服志》《大金集礼·舆服下·臣庶车服》相合，均出自“大定制文”；“官员服色”乃据金大定《官制》；《吉凶杂仪》的“品官葬仪”条属于《泰和令》，“官民坟地”条盖据此而来。
形成于金代的这些条令，有些的确为元初沿用乃至影响到当时立法，变成元人经常援引的“旧例”。上文指出，《至元杂令》“质债折庸”所见“射粮军”乃金朝兵种，整条内容为金制。与其有关的《至元杂令》“典雇身役”条又云：
诸良人典雇身不得过五年。若限内重立文约增加年月者，价钱不追，仍听出离。或依元立年限准克已役月日转典雇者，听。其典身限满无可赎者，折庸出离。或典数口内有身死者，除其死者一分之价即典。奴婢不在折庸之例，内有身死者，收赎日并出元价。其官户及奴婢并不得典雇良人，亦不得典雇监户、官户，违者元价不追。
元初王恽《为典雇身良人限满折庸事状》提到，“其典雇身人，如元限已满，无财可赎者，今后合无照依旧例，令限外为始，以日折庸，准算元钱，使之出离。其或典数口内有身故者，除其死者一分之价”。此谓遵从“旧例”，实即金制。
与上述情况类似者，《至元杂令》“论诉期务”条云：
诸论诉田宅、婚姻、良贱、家财、债负，起自十月一日官司受理，至二月尽断毕，三月一日住接词状。其事关人众不能结绝者，听附簿入务，候务开日举行。若有文案及交相侵夺并于田农人户者，随时受理决断。
大德三年八月，元朝御史台呈：“百姓争论田宅、婚姻、良贱之事，有经十余年未得结绝，往往赴诉朝廷。照得旧例：‘自十月一日受理，至三月一日住接词状，事关人众，不能结绝，候务开日举行。’”“旧例”一般指《泰和令》，其内容与《至元杂令》完全相同。此条全文更早出现于至元六年三月十一日的中书户部公文中，说明元代务限法乃袭用金制。
《至元杂令》虽收录元承金制的条令，整体内容实则反映了金代情况。最能说明问题是，《至元杂令》《吉凶杂仪》22条中，除“吉凶权宜”“禁宰孕畜”“寺庙戒杀”“权豪违碍”“典质财物”“卑幼交易”6条外，其他均可在金代文献中找到较为明确的制度来源；然而这些金代制度，到元初已遭废弃。典型案例如下：
第一，《至元杂令》“官民仪礼”条规定：“诸臣庶私礼并用本朝拜礼（小注：妇女亦同）。”“本朝”实指金朝。按，《金史·礼志八》“本国拜仪”条云：
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袖，下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礼。国言摇手而拜谓之“撒速”。承安五年五月，上谕旨有司曰：“女直、汉人拜数可以相从者，酌中议之。”礼官奏曰：“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礼也。乞自今，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主事陈松曰：“本朝拜礼，其来久矣，乃便服之拜也。可令公服则朝拜，便服则从本朝拜。”平章政事张万公谓拜礼各便所习，不须改也。司空完颜襄曰：“今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宜从本朝拜礼，松言是也。”上乃命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
“金之拜制”即“本朝拜礼”，实属女真旧仪。《金史·章宗纪》承安五年（1200）五月戊午载“敕来日重五拜天，服公裳者拜礼仍旧，诸便服者并用女直拜”，指的也是“上谕旨有司”云云。《至元杂令》“官民仪礼”条“私礼”义同“便服”，该条应源自这道承安五年敕文条令。
第二，《至元杂令》“吏员书袋”条云：
诸使员并县书袋，（小注：公私同）省令、译史等并紫纻丝为之，宗正府、六部令泽皮，统（充）军司书泽皮，按察司书皮，以狸皮为之。随朝吏员及外路吏、译人之类，以赤随之。（小注：各长七寸、阔二寸、厚半寸）违者并委所司纠察。
《金史·舆服志下》记述“书袋之制”：
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员与士民之服无别，潜入民间受赇鬻狱，有司不能检察，遂定悬书袋之制。省、枢密院令、译史用紫纻丝为之，台、六部、宗正、统军司、检察司以黑斜皮为之，寺、监、随朝诸局、并州县，并黄皮为之，各长七寸、阔二寸、厚半寸，并于束带上悬带，公退则悬于便服，违者所司纠之。
对比可知，《至元杂令》与《金史》的记载一致，“泽皮”应为“黑斜皮”之误。关于书袋之制在元代的情况：王恽曾倡议采用“百司吏员并悬书袋”，然《中堂事记》载中统元年事：“时堂议拟令诸掾巾裹一衣，皂服，仍佩书袋于上。或曰：‘书袋废已久，骤用，恐骇观听；若巾裹，服止皂、褐二色，尽表于众。’遂行焉。”此言明元初早就废除书袋之制，不再恢复。
第三，《至元杂令》“孝悌赏劝”条云：
诸割股孝悌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及舅姑割股，（小注：奴婢为本主同）并委所属申覆朝廷，官支绢五匹、羊两头、田一顷以劝孝悌。
“羊两头、田一顷”，对马宗家本《事林广记》作“羊两羫，酒二瓶”，是。《大金国志·杂色仪制》“割股孝悌仪”条与对马宗家本同，表明《至元杂令》“孝悌赏劝”条为金制。这一条令见于元初。至元三年十月，中书左三部，承奉省判：
元呈：“备据上都路总管府申：‘松州林子部落寨梁清弟重兴，为母病割肝行孝，乞照验’事。本部照得旧例： ‘诸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儿）〔兄〕姊、舅〔姑〕割股者，并委所属体究，保申尚书省，官给绢五匹、酒二瓶、羊二口，以劝孝悌。其割肝、剜眼、脔臂胸之类，并行禁断。’如准所呈，拟合遍行随路禁断。”批奉都堂钧旨：准拟施行。
此“旧例”即《至元杂令》“孝悌赏劝”条内容，到至元三年开始明确“禁断”。
综上，《至元杂令》“官民仪礼”“吏员书袋”“孝悌赏劝”体现的是金代制度，元初已经废罢。上引“诸色回避”条避圣人讳、“官员服色”条“御仙花”亦不存于元制；“民俗杂禁”条“诸品官明金”及“明金衣物”，乃缘起于金世宗大定九年之规定，“禁民间称言‘销金’，条理内旧有者，改作‘明金’字”。这一改名出于避忌本朝国号的原因，元时恢复为“销金”。《吉凶杂仪》“周岁节假日”条规定万春节（金世宗生辰）休假，乃针对大定时期的情况而言，与元代无涉。上文推测，《至元杂令》和《吉凶杂仪》原本源自编成于嘉定年间（金泰和至正大间）的《博闻录》，诸条令内容属于金制，恰好能解释以上现象。尽管部分法令仍在元初沿用，恐怕也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状态。
结论：金史知识体系中的金代典制及其传播脉络
金元之际，《泰和令》的延续与废止，体现了元承金制背景下的法令变革。而从文献编纂角度看，和刻本《广记》中只有《吉凶杂仪》“官民坟地”条、“品官葬仪”条明确出于《泰和令》。《至元杂令》《吉凶杂仪》并不代表元初法令的实际形态，反映的乃是宋元时期金代法令的传播形式。解释《至元杂令》《吉凶杂仪》的形成过程及来源问题，不仅得借助于《金史》等金代文献，还需要结合南宋时期类书编纂环境，以梳理金代典制的传播路径。
从整个宋元时代史书编纂的代表性、系统性成果看，金史文献历经宋金时期的流传，到元代形成了书坊私撰《大金国志》和至正时期官修《金史》，前者是南方社会士人了解金朝知识的通行读物，后者则体现后世王朝政治性修史的成果，它们分别代表了南方、北方的金史知识体系。就史书篇章体例而言，《大金国志》《金史》主要包含“史”“传”“志”三大类，记载金朝大政。“史”是指以皇帝本纪为主线的金代王朝发展史，其基本史料及来源呈现三大系统：一是以实录为载体的金朝官修国史；二是归降宋朝的金人撰述，具有影响的作品如张汇《金虏节要》、张棣《正隆事迹》、苗耀《神麓记》等；三是南宋官修国史所载女真史事，包括宋朝使节的奏报。具体而言，《金史》帝纪和列传以历朝实录修成；《大金国志》的诸帝“纪年”，则杂取后两个系统材料而成，“开国功臣传”亦如此，“文学翰苑传”另抄取元好问《中州集》。
尽管《大金国志》和《金史》性质迥异，“志”的部分却显示共同的文献取向，恰好与《广记》所载金制具有相同特征。研究发现，《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有些内容重合，均与宋元时期类书所载金制有关；和刻本《广记》的《吉凶杂仪》又与《大金国志·杂色仪制》具有相同的记载。曾震宇考察《大金国志》取材时，提出该书《杂色仪制》引自《大金集礼》，其中“随朝迎拜赦诏仪”条抄自《大金集礼·赦诏·随朝拜赦书》。比和刻本形成时间更晚的，对马宗家本《事林广记》别集卷八《国典类·朝仪》各条记载亦如此，具体如下：“迎诏仪典”“出郊迎接”“行礼赞拜”“揖劝酒馔”“下马酬别”“军司宣读”条与《大金集礼·赦诏·外路迎拜赦诏》吻合；“宣官迎接”“鸣鼓作乐”“受阅宣命”“参见问候”“劝酒馆待”“官属酌送”条与《大金集礼·宣命·送宣赐生日》相合；“亲王客仪”条见于《大金集礼·亲王》，可见均为金代制度。
日本学者宫纪子已经注意到对马宗家本所载金制，认为当时南方人了解金代制度，只能使用《大金国志》和张棣《金虏图经》，推测《事林广记》编者看到的是《泰和令》。实则不然。关于这些仪制的出处，《大金集礼》记载非常明确，《随朝拜赦书》和《外路迎拜赦诏》《送宣赐生日》均为《大定仪制》，“亲王客仪”即大定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定见客仪式”。上文考证，《至元杂令》“品官车制”“私家车服”“民俗杂禁”条出自“大定制文”，“官员服色”条据大定《官制》。
以上呈现的是，《金史》《大金集礼》《大金国志》与《广记》为代表的类书体系相互交错的文献脉络。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些材料性质都属于“金代典制”，《大金集礼》明确提到“制文”“仪制”“官制”，就是指金代法令系统的“制”。《金史·刑志》记载制书的编纂过程：皇统间，“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正隆时，“著为《续降制书》”；大定二十二年，“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诏颁行焉”。据此可知，金人不断将本朝历年颁布的制书厘定成编，并且从本土流传至宋地。据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刑法类”有《金国刑统》《金国须知》，“职官类”有《金国大定官制》等，这些文献都记录金代典章制度。其中，《金国须知》属于关于金制的专题类书，如《金虏承安须知》，“金虏名讳及增修朝官、职事、俸给、格式、服制、地里图之类也。承安，盖虏主璟之纪元也。时惟丁巳，乃宁宗皇帝庆元三年云”。元末纂修《金史》时，曾引到一种《士民须知》，当中也涉及金代职官、地理等内容。足可见证，金代的各种典制文献已为宋人所注意，并以类书形式传播。
上文揭示，和刻本《广记》诸条令不仅与《大金国志·杂色仪制》相合，也多有与《大金集礼》相印证者，将其置于金代文献南传的背景中，可见金代典制文献构成南方书坊的重要知识来源。《博闻录》最初编纂者陈元靓出身于福建建阳，该地书坊编书、印书的文化风气盛行，当有条件从以上文献中抄录金代典制。《事林广记》保留下《博闻录》旧文，金代法令见于其中，至元年间改编《事林广记》时便适时改名《至元杂令》。元贞元年间的对马宗家本《事林广记》又题作“杂行事目”，至顺时期建阳西园精舍本、椿庄书院本逐步删除旧知识而替换成新的元代法律条文。书坊类书收录的金制，属于金史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排版：陈楚楚
审核：管 琴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