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岭山脉是指横亘于广东、广西、江西、湖南之间的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5座山岭。秦汉时，南岭山脉专指大庾岭，晋之后才有五岭之说。近代以来，“南岭”逐渐取代“五岭”这一称呼。

#我的宝藏兴趣#南岭山脉是指横亘于广东、广西、江西、湖南之间的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5座山岭。秦汉时，南岭山脉专指大庾岭，晋之后才有五岭之说。近代以来，“南岭”逐渐取代“五岭”这一称呼。

《水经注》载：“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内外”是指岭北为内，岭南为外。南岭山势险峻、沟壑纵横，自古便是中原人士赴岭南之天然屏障。

汉唐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和关注，岭外与中原的往来更加密切。唐代曾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市舶录》中赞美岭南是“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道路不断修扩，成为南北交流大动脉

尽管有“隔内外”之屏障，但岭南与中原地区交流往来的历史十分久远。传说上古时代，帝舜南巡苍梧，奏韶乐而留下“韶石”。宋代《太平御览》称，韶州（今广东韶关）“以韶石为名”。明清在此设关征税，故得名韶关。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的《玉茗堂全集》中有咏叹“韶石”的诗篇：“舜帝南巡日，传闻此地回。秋风响灵峡，还似凤飞来。谒帝苍梧道，行歌赤水滨。乐昌好鸣磬，能待有心人。五月奏南薰，千秋仰白云。可怜箫管韵，不得到徐闻。大圣虚忘味，何曾到海涯。今朝抚韶石，直似见重华。”

秦统一六国后，发兵五十万，分五路经南岭山脉征伐百越。《淮南子·人间训》载：“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其中，镡城在越城岭，九疑（即九嶷山）在都庞岭，南野在大庾岭，因此秦汉时有“峤道”（指山间狭窄陡峭的山路）之说。秦军戍守南岭时，在大庾岭设横浦关，在骑田岭设阳山关，在萌渚岭设湟溪关，又在湘江与漓江之间修筑灵渠，贯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越城岭通道顺畅，奠定了南岭内外的交通地理格局。秦朝还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自此岭南地区成为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21年6月，纵贯南岭山脉的韶（关）新（丰）高速公路开通运营。新华社发（王建华摄）

秦汉之际，中原动荡，赵佗以横浦、阳山、湟溪三关自守。公元前204年，赵佗建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都城在番禺（今广东广州）。公元前196年，汉高祖诏封赵佗为南越王，南越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西汉时开辟了徐闻、合浦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中原与岭南乃至海外联系密切。东汉在都庞岭与越城岭之间的零陵、骑田岭旁的桂阳开凿峤道，之后逐渐成为南北往来的“常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岭山脉附近大多为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六朝统治，长江以南地区开发加速。五岭最东的大庾岭成为连接建康与岭外的通道。唐玄宗时，名相张九龄告病回到位于大庾岭脚下的故乡，率众扩修大庾岭路，可通五轨马车，进一步密切了岭南与中原的往来。

五代两宋时期，中央王朝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在广州设管理海洋贸易的市舶司，大庾岭路成为南北物资交流、海外奇珍异品进入京师的繁忙通道。据《宋史》记载，宋朝在大庾岭设驿站，岭南陆运香药北上，先“由大庾岭步运至南安军”，之后由水路输送到开封。

明代进一步修缮大庾岭道，《南安府志》记载：“两广往来襟喉，诸夷朝贡亦于焉取道。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后来导致大庾岭路不堪重负，遇阴雨天，路面积水成灾。明成化年间，江西南安知府张汝弼组织翻修，“路既平，行者称便”。

清代，大庾岭路成为南北交流大动脉，仕宦、商贾、诸夷朝贡使臣皆经此北上。清中期官府再次翻修大庾岭路面。

各族群迁徙融合，成为和辑共生之地

先秦时期，岭南先民以百越人为主。秦汉统一时期，中央王朝在岭南设置郡县，增进了各族群之间的交流融合。秦末，百越人梅鋗响应反秦浪潮，因功被刘邦封为十万户侯，封地位于大庾岭以南地区，因此，大庾岭也被称为梅岭。

西汉时，南越王赵佗采取“和辑百越”政策，促进了汉越的交融。汉末以降，岭南地区俚人活跃，其首领之一的冼夫人历经南朝梁、陈与隋三朝，协助丈夫冯宝“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恩威并施，百越归附。陈朝时，她联合百越平息欧阳纥叛乱。隋朝时，她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招降诸部落，促进了俚、汉等族群融合。此一时期，北方战乱，中原士民大量南迁，也促进了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隋唐时期，生活在五岭山脉中的一些部族逐渐进入世人视野。如都庞岭有“莫瑶”部族，据《隋书》称，“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梁书》说，湘州、零陵、衡阳等地的莫瑶人“依山险为居”。隋唐时，莫瑶又向萌渚岭附近的连州、阳山和越城岭附近的桂阳等山区迁移。宋室南渡后，由莫瑶发展而来的瑶族几乎遍布南岭山脉；由俚人发展而来的壮族则主要生活在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等山区；畲人自隋朝从湖南顺着五岭抵达广东东部，各民族共同开发了五岭山区。

▲梅关关楼和“梅岭”石碑。新华社记者黄国保摄

唐宋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繁荣，大食、波斯等番商陆续来到广州，官府设置“番坊”进行管理。宋代，大量中原人通过梅关古道进入南雄珠玑巷，然后顺着珠江水系的北江南下，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开枝散叶。

明清时期，生活在岭南的汉、瑶、壮、畲、黎等族群交流往来频繁不断，广东出现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其格局至今犹存。

海上贸易繁荣，成为“金山”“南库”

先秦时期，岭南的海产品已经进入中原。据《逸周书》记载，岭南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等进贡周朝。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岭南设置郡县，发展城市建设，带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说明番禺当时已成为商品货物的集散地。

南越王赵佗利用横浦、阳山、湟溪三关，与中原地区开展物资交流。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运用国家力量开辟从南岭濒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诸多港口中，徐闻成为岭南富庶之地，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流传“欲拔贫，诣徐闻”的民谣，意思是说，要想摆脱贫困，就去徐闻寻找机会。

▲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的黄埔古港。来源：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网站

三国东吴时期，岭南经济中心转移到广州，《南齐书》记载：“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唐代，以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兴盛，出现了专门的“广州通海夷道”，即由广州海上出发直通阿拉伯帝国的商道，唐朝宰相陆扆形容广州港“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宋代，随着中原大量移民到来，岭南一带围垦沙田掀起高潮，农业商品化程度加深，当地种植的稻米远销福建甚至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南岭山脉中的矿产资源也得到开采，北宋余靖的《武溪集》记载，“韶被山带海，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达十万人。

明朝实行朝贡贸易，在广州设怀远驿，专门接待外国使者。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的提请，在福建月港解除长达200年的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允许私人海商出洋贸易，史称“隆庆开禁”。此后，凭借海上贸易，岭南地区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地，开启新的辉煌篇章。明末，广州出现了“定期市”，类似于如今的广交会。《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样写道，“定期市”一年两次，一次是在一月，另一次是在六月末。开市期间，各国商人在广州直接与本地人交易，场面非常热闹。

清代，康熙帝统一台湾后，实行开海贸易，设江、浙、闽、粤四大海关。乾隆时又实行广州一口对西洋各国贸易，广州成为全球海洋贸易中心，粤海关税收在四大海关中居首位，海内外商品通过五岭的交流不断增强，岭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南库”。明清时期崛起的广东商帮也通过五岭，走向内地，在各地建立了众多广东商业会馆。

文教不断发展，成为文化昌盛之地

先秦时期，中原礼乐文化与荆楚稻作文化已传入岭南，前者有“韶石”传说，后者有“五羊衔谷”传说，广州因此得名“羊城”“穗城”。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央王朝遣官治理岭南地区，岭南由化外之地向中原文化看齐。魏晋南北朝，岭南文化吸纳海外文化元素，天竺高僧搭乘海路商船来到岭南，达摩初祖在广州光孝寺弘法，后北上建康，再到中州少林寺。唐代广州宝庄严寺是王勃经南昌滕王阁南下逗留之地，其所撰《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传世至今。与此同时，岭南僧人惠能推动了佛教中国化步伐，他过南岭北上黄梅拜见五祖，之后长期在南岭山区弘法。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因海难而流落南岭各大寺庙弘法，最终经韶关过梅关古道北上。

唐宋时期，贬官对岭南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等贬谪岭南，他们在贬谪地兴办学校，积极传播中原儒家文化，苏轼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因为学校的开办，唐宋时期，岭南涌现了张九龄、李昴英、崔与之等一批走上政坛的文人。

明代，岭南全面融入中央王朝主流思想文化。以霍韬、梁储、方献夫等为代表的南海士大夫群体，通过科举入朝为官，影响了明代政治局势的走向。陈献章、湛若水等倡导心学，创立了甘泉学派。此间，西学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韶关，越过南岭，他在札记中记录了翻越大庾岭所见景象，“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先民利用山势就便改造，使南岭山脉由“隔内外”而变通途。在统一王朝的引领下，各民族不断向内凝聚，而岭南浩瀚的海洋又吸引域外人士的到来，南岭地区成为南北、海内外等文化交流融合的场域，彰显了中华民族突破地理阻隔、凝聚文化认同、巩固国家统一的历史路径。南岭见证了岭南与中原的互动交流，也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