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上低增长，不断增长的现金转移和补贴已成为该国经济的主要拖累。面向个人的福利支出——例如老年人全民养老金、残疾养老金和学生助学金——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基础设施、教育和安全方面的投资。

与许多人口老龄化国家一样，墨西哥也面临养老金危机。仅在过去五年里，墨西哥老年人全民养老金的预算就增加了四倍。

加上低增长，不断增长的现金转移和补贴已成为该国经济的主要拖累。面向个人的福利支出——例如老年人全民养老金、残疾养老金和学生助学金——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基础设施、教育和安全方面的投资。

这些项目在政治上颇具吸引力：受益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资金的流向，而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或提高警力效率的回报则更难衡量。其结果是，财政结构优先考虑可见的再分配，而那些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对长期增长至关重要的基础则被忽视。

在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执政期间（2018-2024年），补贴和福利支出实际增长了近50%，到2024年达到1.3万亿比索（约700亿美元）。

研究表明，这些增幅是政府工资增幅的六倍，几乎是联邦对各州转移支付增幅的四倍。大部分增长仅来自两个项目：针对老年人和永久性残疾人士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奥夫拉多尔将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

结果，养老金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18年的3.4%上升到2024年的5.7%。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攀升至27%，为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项目吸收了前几届政府在再分配和投资之间更均匀分配的财政空间。

克劳迪娅·申鲍姆继承了这些转移支付政策的受欢迎程度和财政压力。她2025年的预算维持了这些政策，甚至有所扩大：福利部（Secretaría del Bienestar）将获得所有联邦部委中最大的拨款。

老年人的全民养老金保持不变，受益人超过1200万，而一些新项目——例如针对63-64岁女性的部分养老金——则增加了进一步的投入。但这是有代价的：19个联邦部委中有16个面临预算削减，卫生、环境甚至国防预算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削减。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可编程预算被锁定在养老金上。

再分配政策可以缓解短期贫困，但对长期增长却收效甚微。正如查尔斯·I·琼斯在《长期经济增长展望》（2023年）中指出的那样，生活水平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增长，而非现金转移。

现金转移会造成财政压力：对年轻人和生产性人群征收更高的税款，减少基础设施支出，并增加公共债务。这些压力会导致挤出效应：更高的税收会抑制消费，减少基础设施支出会损害私营部门的生产力，而利率上升则会抑制投资。

长期经济增长源于奖励创新、创业精神和融入全球市场的制度。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强调，保障产权和自由交换是繁荣的基石。转移支付或许能赢得选票，但无法取代促进投资和创意创造的制度框架。

奥夫拉多尔的政策导致墨西哥2024年的赤字创下纪录，接近GDP的5%，为三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债务与GDP之比也不断上升。赤字的形成不仅源于非缴费型养老金和社会转移支付的扩张，也源于对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不断增加的补贴以及汽油价格的上涨。

财政稳定基金已耗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缓冲经济衰退的余地。因此，希恩鲍姆面临的财政空间十分狭窄：她的政府要么提高税收，要么削减必要的投资，要么进一步增加债务。

每一种选择都会带来经济成本。墨西哥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该国必须从施舍政治转向增长政治。否则，转移支付虽然仍然会受到欢迎，但却会以牺牲繁荣、稳定和机遇为代价。

除了眼前的财政争论之外，养老金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其为何成为墨西哥预算格局的核心。转移支付为数百万选民创造了集中且可见的收益，而其成本——以增税、减少公共投资或增加债务的形式——则较为分散，短期内不易察觉。

这种不对称性解释了为什么像全民养老金这样的项目即使存在长期风险，在政治上也难以触及。经济学家将此描述为典型的“收益集中而成本分散”的案例。承诺直接发放现金比倡导产权改革、司法效率或放松管制更容易赢得选举，尽管后者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其他国家正在提高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年龄，或减少年轻一代的养老金数额。墨西哥则反其道而行之——承诺在早期提供更慷慨的转移支付。这种动态可能会使国家陷入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尤其是在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退休人口减少的情况下。

如果不采取措施优先投资于促进增长的领域，转移支付的负担将更加沉重地压在子孙后代身上。因此，墨西哥面临着一个抉择：是维持转移支付的短期受欢迎程度，还是建设可持续增长的制度能力。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