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精准地调到了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横亘在我和父亲之间，丈量着我们之间那片沉默的领地。客厅里弥漫着新闻联播那熟悉的片头曲，而我的妻子林珊，则像往常一样，用指尖轻轻敲了敲我的胳膊，眼神示意我去看书房里那扇紧闭的门。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精准地调到了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横亘在我和父亲之间，丈量着我们之间那片沉默的领地。客厅里弥漫着新闻联播那熟悉的片头曲，而我的妻子林珊，则像往常一样，用指尖轻轻敲了敲我的胳膊，眼神示意我去看书房里那扇紧闭的门。

那扇门背后，是我的父亲，一个固执地活在自己世界里的老人。

我拿起遥控器，将音量从35调到28。几乎是瞬间，书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父亲探出头，花白的眉毛拧在一起：“声音怎么小了？听不清！”

“爸，对耳朵不好。”我解释，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疲惫。

“我耳朵好得很！”他走出来，一把夺过遥控器，手指熟练地在“音量+”上连按七下，屏幕右上角的数字重新跳回了“35”。他满意地坐回沙发，身体微微前倾，仿佛要钻进电视里去。

林珊叹了口气，转身进了厨房。我知道，她又去给我冲那提神醒脑的浓茶了。最近公司资金链出了问题，几个大项目同时停摆，我焦头烂额，每晚靠着浓茶和香烟熬着。而父亲，似乎对我的困境一无所知，或者说，他只关心电视里的国家大事和那雷打不动的“35”音量。

我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起身想回房间躲个清静。经过父亲的书桌时，我的目光无意中扫过他那只半开的抽屉。抽屉的角落里，卡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的一角，上面似乎是一个女人的侧脸，模糊不清。我心里咯噔一下，母亲去世多年，父亲从不看她的照片，说看了伤心。这张照片，会是谁？

我没敢多看，径直回了卧室。林珊端着茶进来，放到床头柜上，低声说：“爸今天一天都没怎么说话，就坐在那儿发呆，电视开着也不看。你问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反常的沉默。我心里一动，父亲的性格我了解，他就像个老式的座钟，每天的生活轨迹精准到分秒。任何一点偏离，都意味着内部的齿轮出了问题。

“知道了。”我含糊地应着，脑子里却全是公司那笔还不上的贷款。

夜深了，我被客厅里微弱的响动惊醒。走出去一看，父亲正穿着外套，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像是要出门。

“爸，这都几点了，您去哪？”我吓了一跳。

他被我吓得一哆嗦，手里的布包差点掉在地上。他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含糊不清的话：“我……我想回趟老家……不，是去趟南方……我想找个人……”

“找谁？”我追问。

他摇了摇头，眼神躲闪，只是反复念叨着：“一个很重要的人……要不是当年……”他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摆摆手，转身回了房间，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黑暗的客厅里，满心疑云。

“要不是当年……”这句没说完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我早已波涛汹涌的心湖。我知道，有什么东西，要从那段被尘封的岁月里，破土而出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正式向我提出了他的要求。

“小伟，你陪我，或者帮我找个人。”他坐在餐桌前，没有碰眼前的豆浆油条，表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林珊给儿子乐乐夹了个包子，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

我喝了口粥，胃里有些发堵。“爸，公司最近忙得要死，我哪有时间。您要找谁啊？亲戚朋友吗？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不是亲戚，也……没有电话。”父亲的声音低了下去，“她是我的恩人。二十多年前的恩人。”

“二十多年前？”我皱起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对，就是97年。”父亲的眼神飘向窗外，仿佛穿透了这二十多年的时光，“那年，我去南方打工，在火车上……”

我的心猛地一沉。那段记忆，是我整个少年时代最灰暗的底色，我从不愿主动提起。

引子

1997年，香港回归的喜悦还飘荡在空气里，我们那个北方小县城里，却刮起了一股南下打工的狂风。无数像我父亲一样，不甘于在黄土地里刨食的男人，怀揣着发财梦，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那年我17岁，刚读完高二，因为家里穷，交不起下一年的学费，便铁了心要跟同村的几个叔伯一起出去闯荡。

父亲不同意，他觉得我还小，应该读书。我们为此大吵了一架，那是我第一次跟他顶嘴。最后，我用绝食两天换来了他的妥协。他沉默地给了我他攒了大半年的三百块钱，用一块旧布缝在我的内裤口袋里。

临走那天，他送我到村口，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看到他别过脸去，偷偷用粗糙的手背抹了下眼睛。

绿皮火车像一条贪吃的巨蟒，吞下了无数和我一样对未来既迷茫又充满渴望的年轻人。车厢里拥挤不堪，空气中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我被挤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三天两夜，几乎没怎么合眼。

就在火车即将到达广州的前一个晚上，我睡得最沉的时候，灾难降临了。

我是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中惊醒的，下意识地去摸内裤口袋。那一瞬间，我的血凉了半截。口袋被划开了一道整齐的口子，里面空空如也。

三百块钱，那是我全部的家当，是父亲大半年的血汗，是我南下闯荡的唯一希望，就这么没了。

我疯了一样在周围寻找，质问身边的每一个人，但回应我的只有冷漠、不耐烦和怀疑的眼神。一个乘警过来问了几句，做了个笔录，然后摇摇头，让我到站后去派出所报案。我知道，这基本等于石沉大海。

绝望像冰冷的海水，将我彻底淹没。我蜷缩在座位上，不敢哭，也不敢动。我不知道下了车该怎么办，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我甚至想到了死，从这飞驰的火车上一跃而下，一了百了。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坐在我对面一直沉默不语的一个大婶，忽然递过来一个热乎乎的馒头。

“娃，饿了吧？先垫垫。”她的口音很重，带着浓浓的南方味道。

我摇摇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她把馒头硬塞到我手里，又从自己的布包里，掏出一卷被手帕包得整整齐齐的毛票，仔细地数了数，抽出两张一百的，塞到我另一个口袋里。

“拿着。出门在外，谁都有个难处。”她拍了拍我的口袋，语气不容置疑，“姨在东莞的电子厂上班，这是我的地址。你要是实在没地方去，就来找我。但姨还是希望你，能凭自己站住脚。”

我愣住了，手里攥着那两百块钱，比我爹给我的三百块钱还要滚烫。我抬起头，这才仔细看清她的样子。她约莫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眼角有细密的皱纹，但眼神很亮，很温暖。

我张了张嘴，想说声谢谢，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哭。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又递给我一个馒头。

火车到站，人潮汹涌。我被人群推着往前走，等我回过神来，想再跟她说声谢谢，她已经汇入人海，不见了踪影。

我手里紧紧攥着那两百块钱和那个写着地址的纸条，站在广州火车站川流不息的广场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找到她，把钱还给她。

这个念头，支撑着我度过了最初最艰难的日子。我没去找她，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像她期望的那样，凭自己站住脚。我睡过桥洞，捡过瓶子，在工地上搬过砖。后来，我找到了一份在餐馆洗盘子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省吃俭用，很快攒够了二百块钱，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去了东莞那家电子厂。然而，工厂的人告诉我，那位姓陈的大婶，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辞职回老家了，没人知道她老家在哪。

唯一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那二百块钱，我一直没舍得花。后来我辗转多地，做过销售，开过小店，慢慢有了自己的事业，结了婚，生了子，把父亲从老家接到了城里。生活越来越好，当年的窘迫似乎已经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但那份未曾报答的恩情，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我曾动用各种关系去寻找，但只知道她姓陈，可能来自湖南或者江西，其他一无所知，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竟然会旧事重提。

第一章

“爸，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人海茫茫的，上哪儿找去？”我的语气里透着不耐烦，更多的是一种被戳到痛处的烦躁。

父亲的脸瞬间涨红了，他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豆浆溅了出来。“忘恩负负义的东西！要不是陈大姐那二百块钱，你当年可能就死在广州了！我李家的根可能就断在你手里了！你现在出息了，有钱了，就把救命恩人忘了？”

他的声音很大，带着方言里特有的生硬腔调，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乐乐被吓得一哆嗦，手里的包子掉在了地上。林珊赶紧抱起儿子，瞪了我一眼。

“我没忘！”我也火了，站了起来，“这些年我没找过吗？我托了多少人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她叫什么全名吗？你知道她老家是哪个村哪个镇的吗？光知道一个姓陈的，口音像湖南的，这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

我的骄傲，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被父亲的话狠狠刺穿。是的，我成功了，我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李总”。但我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摆脱那个在火车上绝望哭泣的少年的影子。而那位陈大婶，就是那段不堪历史的见证者。我渴望找到她，郑重地还上那笔钱，甚至十倍、百倍地报答她，以此来证明，我早已不是当年的我。但这份渴望，与现实的无力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种焦灼的内耗。

而现在，公司的危机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头顶，我根本没有心力去处理这件虚无缥缈的旧事。

“我不管！我做梦都梦见她了！我总觉得，我要是不在她闭眼之前找到她，还上这份情，我死都闭不上眼！”父亲的胸口剧烈起伏着，他标志性地用手敲了敲自己的膝盖，“我老了，不中用了，就这么点念想，你都不肯帮我？”

“人老了，不中用了。”这是父亲的口头禅。以前他说这话，我只觉得是老人的自怨自艾。但今天，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像一把道德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客厅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最终，还是林珊打破了僵局。她把乐乐安顿在房间里，走出来，平静地说：“爸，小伟他不是那个意思。这样，小伟你不是会用电脑吗？现在网上什么都能查到，你把你知道的信息都在网上发一发，看看有没有线索。爸，您也别急，我们慢慢想办法。”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下午，我难得没有去公司，坐在书房里，教父亲怎么用智能手机。我想，如果他能学会自己上网查，也能分担我一点压力。

“爸，你看，这个是地图，你点这里，输入地名，就能找到。”我把手机递给他，指着屏幕上的图标。

父亲戴上老花镜，凑得很近，手指在屏幕上戳了半天，要么点不开，要么点错。他显得很笨拙，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这个……怎么划不动？”他用力地戳着屏幕，手机界面被他戳得乱七-八糟。

“不是戳，是划，轻轻地划过去。”我有些不耐烦，从他手里拿过手机，演示了一遍。

“哦……哦……是这样……”他学着我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划着，好不容易打开了搜索框，却又在输入法上犯了难。他不会拼音，手写输入又总是识别错。

“算了算了！”他把手机猛地推给我，满脸涨红，“人老了，不中用了，学不会这些洋玩意儿。还是你来吧。”

我看着他颓然地靠在椅子上，那句“人老了，不中用了”里充满了真实的挫败和无力。我心里一酸，刚才升起的那点烦躁瞬间烟消云散。我想到他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木匠，多复杂的卯榫结构，在他手里都服服帖帖。而现在，他却被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难住了。

“有些债，欠在心里，比欠在账本上，要沉重得多。” 我脑子里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或许，我一直低估了这件事在父亲心中的分量。

我深吸一口气，坐到他身边，放缓了语气：“爸，别急，我来弄。你再把当年的事，仔仔细细跟我说一遍，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

父亲的眼睛亮了一下。他开始陷入长久的回忆，从那趟列车的车次，到车厢的编号，再到陈大婶的穿着、口音，甚至她用来包钱的那块蓝色印花手帕……他描述得无比清晰，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我一边听，一边在电脑上敲打着，将这些信息整合成一篇寻人启事，发布到各大论坛和社交平台。做完这一切，天已经黑了。

就在我准备关电脑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我的合伙人老张。

“老李，完了。”电话那头，老张的声音嘶哑而绝望，“刚刚得到消息，我们最大的客户，宏远集团，单方面终止了和我们的所有合作。他们说……我们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什么？”我噌地站了起来，“不可能！我们的产品上周才通过了质检！”

“是有人在背后搞鬼！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华泰公司！他们买通了宏远内部的人，做了份假的质检报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宏远集团的订单，占了我们公司百分之四十的业务量。失去他们，等于斩断了我们的主动脉。本就岌岌可危的资金链，这下彻底断了。

“老李？老李你还在听吗？”

我握着手机，手心冰凉。窗外，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像一张巨大而辉煌的网。而我，仿佛是网中一只被勒住脖子的飞蛾，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挂了电话，没有回书房，而是走进了那个堆放杂物的储物间。我关上门，在黑暗和灰尘中，点燃了一根烟。

我该怎么办？告诉林珊？告诉父亲？不，我不能。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不能倒下。我那该死的、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骄傲，不允许我在家人面前露出丝毫的软弱。

我必须自己扛过去。就像二十多年前，那个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少年一样。

第二章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笼罩在一种诡异的低气压中。

我早出晚归，假装公司一切正常，甚至比以前更忙。我频繁地打电话，见客户，参加各种饭局，试图拉到新的投资，挽救濒临破产的公司。但现实是残酷的，华泰公司的狙击精准而致命，业界已经传遍了我们“产品质量有问题”的谣言，没人敢在这个时候趟这趟浑水。

每次拖着灌了铅一样的身体回到家，迎接我的都是父亲那张写满期待的脸。

“小伟，网……网上有消息了吗？”他会迎上来，小心翼翼地问。

“没那么快，爸。这种事得慢慢来。”我一边换鞋，一边敷衍。

然后，他就会默默地走开，坐到沙发上，把电视音量调到35，但眼神却空洞地望着屏幕，我知道，他什么都没看进去。他敲击膝盖的频率越来越快，那“笃、笃”的声响，像鼓点一样敲在我的心上，让我愈发烦躁。

林珊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你最近怎么了？魂不守舍的。”一天晚上，她在我身边躺下，问道。

“没事，公司项目多，累的。”我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钱的事？上个月的房贷你还没转给我。”

我的心一紧。我把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投进了公司，现在连房贷都还不上了。但我还是嘴硬：“忘了。明天就转你。”

“李伟，”她忽然叫了我的全名，声音里带着一丝冷意，“我们是夫妻。有什么事，你不能跟我说吗？你每天回家，除了叹气就是抽烟，家里跟冰窖一样。乐乐都问我，爸爸是不是不开心了。”

“我说了没事！”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你能不能别跟审犯人一样？我一个大男人，外面的事自己能处理好！”

争吵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爆发了。在狭小的卧室里，我们互相指责，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像刀子。

“你处理？你怎么处理？家里的开销，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哪样不要钱？你以为你还是那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小伙子吗？”

“我就是压力太大了！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

“我怎么不理解你？我让你跟我说，你说了吗？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比这个家还重要吗？”

“够了！”我低吼一声，抓起车钥匙冲出了家门。

我把车开到江边，在车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车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车窗内是我一个人的地狱。我痛恨自己的无能，更痛恨自己的懦弱。林珊说得对，我的骄傲，正在毁掉我的家。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开车回去。家里静悄悄的，林珊和乐乐的房间门关着，父亲的房间也黑着灯。我蹑手蹑脚地洗漱完，回到卧室，发现林珊根本没睡，她睁着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林珊已经不在身边。餐桌上放着我那份早餐，已经凉了。

更让我心惊的是，父亲也不在。

他的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一块豆腐块。床头柜上，压着一张纸条，是他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的几个字：

“我自个儿去找。勿念。”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击中。

我疯了一样冲出家门，一边给林珊打电话，一边发动车子。电话接通了，林珊的声音很平静：“我看到纸条了。我已经给所有亲戚都打过电话了，没人见过他。你别急，先去火车站和汽车站看看。”

“他能去哪？他身上有钱吗？他连手机都不会用！”我对着电话吼道，声音里带着哭腔。

“他带走了存折。”林珊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这份平静反而让我更加心慌，“里面有他攒的三万多块钱。”

我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咆哮着冲了出去。我不敢想象，一个七十多岁、固执、不熟悉现代社会的老人，独自一人踏上茫茫的寻亲之路，会遇到什么。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家，有时候不是避风港，而是一个让你看清自己有多失败的放大镜。” 我眼前一片模糊，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悔恨。

我赶到火车站，在售票大厅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拿着父亲的照片问每一个人。人来人往，没人为我停留。我又跑到汽车站，同样一无所获。

我瘫坐在车站广场的台阶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公司的破产，家庭的矛盾，父亲的走失，像三座大山，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时，林珊的电话又打来了。

“你回家一趟，快！”她的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一丝焦急。

我以为是父亲有消息了，疯了似的开车回家。一进门，林珊指着书房的电脑：“我刚才开了爸的电脑，想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你看这个。”

我凑过去一看，屏幕上是一个购票网站的页面，上面清楚地显示着一条已支付的订单信息：

车次：K758，发车时间：今日上午10:30，始发站：本市，终点站：广州。

时间是上午九点，距离发车还有一个半小时。

我抓起车钥匙，再次冲了出去。这一次，我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一定要在火车开动前，拦住他！

第三章

通往火车站的路，在早高峰的拥堵中，变成了一条漫长的红色长龙。

我焦躁地按着喇叭，每一次红灯的跳动，都像是在倒数我与父亲错过的可能。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父亲固执的背影，林珊冰冷的眼神，合伙人绝望的声音，还有乐乐那句天真的问话，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爸爸，爷爷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昨天晚上，就在我准备出门找父亲时，乐乐揉着惺忪的睡眼，从房间里走出来，拉着我的衣角，小声地问。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我蹲下来，摸着他的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怎么会呢？爷爷只是……只是出去旅游了，很快就回来。”

乐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眼神里的不安却没能散去。

孩子的话，往往最能刺痛大人的软肋。我一直以为自己为这个家撑起了一片天，却没想到，我的坏情绪和家庭的裂痕，早已在孩子心里投下了阴影。

车子终于在距离发车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冲到了火车站的停车场。我甚至来不及锁车，就朝着进站口狂奔。

“先生，请出示您的车票和身份证！”检票员拦住了我。

“我找人！我爸在里面，他要坐10点半去广州的火车！”我语无伦次地解释着，试图往里闯。

“不行！没有票不能进！”

我被两个保安架住，眼睁睁地看着电子显示屏上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跳动。我急得满头大汗，几乎要跪下来。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检票口的人群中。他背着那个小布包，头发花白，背影佝偻，正随着人流缓缓向前移动。

“爸！”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喊。

父亲的身体顿了一下，他回过头，看到了被保安架住的我。他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被一种混杂着愤怒和倔强的表情取代。他没有理我，转过头，加快了脚步。

“爸！你不能走！”我挣脱保安，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在检票闸机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放开我！”父亲用力甩着我的手，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忙你的大事业去！”

“跟我回家！”我死死地拉着他，几乎是在哀求。

我们的拉扯引来了周围所有人的侧目。车站广播里开始播放K758次列车停止检票的通知。

父亲听到广播，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他忽然不动了，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一种近乎绝望的悲伤。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他喃喃地说，“我就快……我就快找到了……”

我把他带回了家。

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车里的气氛，比西伯利亚的寒流还要冰冷。

回到家，林珊和乐乐都在客厅里等着。看到我们，林珊明显松了口气，但什么也没说。乐乐跑过来，想抱抱爷爷，却被父亲身上那股生人勿近的气场吓得停住了脚步。

父亲没有看任何人，径直走回自己的房间，“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那扇门，隔开的不仅仅是两个空间，更是两代人无法沟通的内心世界。

第四章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和父亲陷入了彻底的冷战。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吃饭上厕所，绝不出来。吃饭的时候，他也只是埋头扒饭，不和任何人交流。家里的电视机再也没有响起过，那熟悉的“35”音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敲击膝盖的标志性动作也消失了，他只是静静地坐着，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像。

我和林珊的冷战也在持续。

我们分房睡，交流仅限于“乐乐的学费该交了”或者“明天要开家长会”这类必要事宜。我们像两个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客气、疏离，却又被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一天深夜，我处理完一堆催款邮件，头痛欲裂，走出书房想倒杯水。客厅里没有开灯，只有月光从窗户里洒进来，给家具镀上一层冷冷的银边。

我刚走到沙发旁，就看到一个人影蜷缩在沙发上。是林珊。她没有盖被子，就那样穿着单薄的睡衣，抱着膝盖，一动不动。

我的心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这几天，我只顾着自己的烦恼和与父亲的对峙，却忽略了她。她不仅要照顾孩子，安抚老人，还要默默承受我的坏脾气和这个家摇摇欲坠的压力。

我走回房间，拿了一床薄毯，轻轻地披在她身上。

她的身体僵了一下，但没有回头。

我也没有说话，转身去厨房倒水。等我再回到客厅时，她已经不见了，沙发上只剩下那床毯子，叠得整整齐齐。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夫妻之间，最深的关怀，有时恰恰是无声的。它藏在深夜里的一杯热水，藏在争吵后悄悄披上的毯子里，藏在那些说不出口的“对不起”和“我爱你”里。

“婚姻是一场漫长的冷战，而爱，是停战的唯一理由。” 我坐在沙发上，闻着毯子上残留的、她发丝的淡淡清香，忽然觉得没有那么疲惫了。

第二天，我主动敲响了卧室的门。林珊开了门，眼睛有些红肿。

“我们谈谈吧。”我说。

她没有拒绝。

在关着灯的卧室里，我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向她坦白了一切。公司的困境，华泰的狙击，濒临破产的现实，以及我那可笑的、不愿让她担心的骄傲。

我以为她会指责我，或者抱怨我。但她没有。她只是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她伸出手，握住了我冰冷的手。

“李伟，你记不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租住在城中村，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那时候你不也一无所有吗？我不还是嫁给你了？”她的声音很轻，却很有力量，“钱没了可以再挣，公司倒了可以再开，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决了堤。我像个孩子一样，把头埋在她的怀里，放声大哭。这些天所有的压力、委屈、恐惧和悔恨，都随着泪水倾泻而出。

哭过之后，我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我们决定，要一起面对这场危机。林珊拿出了她所有的积蓄，我们甚至商量好了，如果公司最终还是没保住，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去租个小点的房子住。

“那爸呢？”林珊问，“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我沉默了。

“去跟他谈谈吧。”林珊说，“他不是固执，他是害怕。他怕再也见不到那个恩人，怕这份情，到死都还不上。他的时间，比我们少。”

晚上，我鼓起勇气，敲响了父亲的房门。

“爸，我们谈谈。”

父亲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没有回头。

“我帮你找。”我说，“我答应你，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把陈大婶找到。”

父亲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他缓缓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你说真的？”

“真的。”我点点头，把我的计划告诉他，“我已经联系了一个专门做寻人服务的公益组织，把所有信息都提供给他们了。另外，我也会利用我所有的人脉，去湖南、江西那些地方打听。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

父亲盯着我看了很久，仿佛要看穿我的内心。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句熟悉的口头禅又冒了出来：“唉，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得给你们添麻烦。”

但这一次，我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那不再是抱怨或武器，而是一种卸下防备后的示弱和依赖。

我们的家庭战争，在这一刻，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第五章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但一切又都不同了。

我和林珊的关系前所未有的融洽。她开始关注财经新闻，帮我分析公司的处境，甚至提出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我也不再把所有压力都自己扛，每天回家，我们会开诚布公地聊公司的进展，聊家里的开销。虽然困难依旧，但因为有人分担，心里踏实了很多。

我和父亲的关系也缓和了。

寻人启事发出后，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回复，但大多是无效信息。每一次希望燃起，又每一次失望熄灭。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急躁，他学会了和我一起分析每一条线索，甚至开始研究地图，在上面圈出陈大婶可能来自的区域。

家里的电视音量，又回到了35。但这一次，它不再是矛盾的导火索。有时候林珊会开玩笑说：“爸，您这音量，整栋楼都听见了。”父亲就会乐呵呵地说：“听见好啊，说不定谁听见了，就知道陈大姐在哪呢！”一家人都会笑起来。

父亲的标志性动作——敲膝盖，也重新出现了。每当一条线索中断，他就会“笃、笃”地敲着膝盖，眉头紧锁。但只要我跟他说“爸，别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他又会重新振作起来。

他的口头禅“人老了，不中用了”，也呈现出了新的含义。一次，一个自称是陈大婶同乡的人打来电话，提供了非常具体的线索，但要求我们先支付一笔“信息费”。我有些怀疑，父亲却显得很激动，催我赶紧打钱。

“爸，这可能是个骗子。”我劝他。

“万一是真的呢？”他急了，“不就是点钱吗？我这把老骨头，也就能出点钱了。人老了，不中用了，别的事也帮不上你……”

我听明白了，他这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寻人行动中，甚至不惜用一种近乎“道德绑架”的方式，来推动事情的进展。我哭笑不得，但心里却有些发暖。

我最终还是没有打钱，而是托了当地的朋友去核实，发现果然是个骗局。父亲虽然失望，但也没有再说什么。

日子就在这种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一天天过去。公司的状况，在我和林珊的共同努力下，有了一丝转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银行的过桥贷款，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就在我以为生活会这样平静地继续下去时，一个电话，再次打破了这份宁静。

电话是那个公益组织打来的。

“李先生吗？关于您要找的陈大婶，我们这边好像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工作人员的语气很兴奋，“我们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二十多年前，在东莞那家电子厂工作的员工里，有一个叫陈秀英的湖南籍女工，年龄和您描述的相符。最关键的是，我们查到，她有一个儿子，十年前因为工作调动，也来到了你们市，而且，就在你们区！”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

“她……她现在在哪里？”我声音颤抖地问。

“我们查到的地址是……幸福路，阳光小区，3栋401。”

我挂了电话，手心里全是汗。幸福路，阳光小区，离我们家只有不到三公里。

我冲进父亲的房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父亲“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因为起得太猛，差点摔倒。他抓住我的胳膊，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顺着他深刻的皱纹，滚滚而下。

二十多年的等待，在这一刻，似乎终于看到了尽头。

第六章

我和父亲，带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来到了阳光小区。

林珊本来也要跟着来，但被我劝住了。我希望这是我和父亲，与那位陈大婶的第一次，也是迟到了二十多年的正式会面。

我们按照地址，找到了3栋401。那是一扇很普通的防盗门，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

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按下了门铃。

等了很久，门才开了一道缝。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脸疲惫，眼窝深陷。

“你们找谁？”他警惕地问。

“请问，这里是陈秀英阿姨家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善。

男人的眼神黯淡了一下，他把门开得大了一些。“我妈是叫陈秀英。你们是……”

“我们是……”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复杂的过往。

父亲却一步上前，激动地抓住男人的胳膊：“我……我是你妈的……故人。她在家吗？我想见见她。”

男人沉默地看了我们一会儿，侧过身，让我们进了屋。

屋子里的陈设很简单，但收拾得很干净。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

“你们坐吧。”男人指了指沙发，给我们倒了两杯水，“我叫张力，是我妈的儿子。”

“陈大姐她……人呢？”父亲环顾四周，急切地问。

张力端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他低下头，声音沙哑地说：“我妈……她不在了。”

“不在了？是回老家了吗？”父亲追问。

张力摇了摇头，抬起头，眼圈泛红：“她两年前，就走了。肝癌，晚期。”

“轰”的一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父亲脸上的血色，在瞬间褪得一干二净。他踉跄着后退了两步，扶住了墙壁，才没有倒下。

“走……走了？”他喃喃自语，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怎么会呢？”

“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了，没撑过半年。”张力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她走的时候，很安详。她跟我说，她这辈子，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也没什么遗憾了。”

没什么遗憾了……

父亲靠着墙，缓缓地滑坐到地上。他抱着头，瘦削的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了压抑的、像小兽一样的呜咽声。

二十多年的执念，二十多年的期盼，在这一刻，被现实击得粉碎。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无法相见，而是阴阳相隔，连一句‘谢谢’都来不及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任何语言，在生离死别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从张力家出来，父亲一言不发，整个人都像是被抽走了灵魂。我把他扶上车，他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一动不动。

回到家，我把他安顿在房间里。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

我心里堵得难受，想找个地方透透气。我下了楼，无意识地走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阴冷、空旷，正适合我此刻的心情。

我绕着车库走了一圈又一圈，脑子里乱糟糟的。忽然，我的目光落在了我们家那个停车位后面的储物柜上。那是买车位时附赠的，里面堆放着一些不常用的杂物。

柜门没有锁好，露出一条缝。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拉开了柜门。

里面除了几个旧轮胎和一些洗车工具外，还有一个不起眼的木箱子，上面落满了灰尘。

我好奇地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本用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的存折，和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

我打开存折，当看清上面的数字时，我的呼吸骤然停止了。

存款余额：100,000元。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活期存折，而是一本零存整取的定期存折。第一笔存款记录，是在二十年前，金额只有50元。从那以后，每个月，都有一笔钱存入，从几十到几百不等，从未间断。

我颤抖着手，打开那张信纸。上面是父亲那熟悉的、歪歪扭扭的字迹：

“还陈大姐的钱。本金加利息。她若安好，给她养老。她若不在，给她家人。”

短短二十一个字，却像千斤巨石，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原来，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原来，他这二十多年，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存进了这个账户。他不仅仅是想还那二百块钱，他是想连本带息，还上一份足以改变命运的恩情。

原来，他那句“要不是当年……”，后面藏着的是如此沉重而深厚的感恩。

我想起他固执地要把电视音量调到35，想起他笨拙地学着用智能手机，想起他为了一个虚假的线索而激动不已，想起他独自一人踏上南下的火车……所有我曾经不理解的、甚至厌烦的行为，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

那不是固执，那是一份延续了二十多年的承诺。

我靠在冰冷的车库墙壁上，手里紧紧攥着那本沉甸甸的存折，泪流满面。在父亲这份深沉如海的感恩面前，我那点所谓的公司危机，那点所谓的男人骄傲，显得如此渺小，如此可笑。

第七章

我拿着存折回到家，客厅里一片寂静。那台曾经总是喧闹的电视机，此刻安静地黑着屏，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我推开父亲的房门，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我没有开灯，在床边的黑暗中坐下。

“爸。”我叫了他一声，声音沙哑。

他没有反应。

我把存折放到他的枕边。“我都看到了。”

他的身体猛地一颤，缓缓地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被揭穿秘密后的慌乱和无措。

“我……”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爸，对不起。”我握住他冰冷粗糙的手，“是我不好。我一直都不理解你。”

父亲的嘴唇剧烈地颤抖起来，他那双看过半个多世纪风霜的眼睛里，迅速积满了泪水。他再也控制不住，这个在我面前永远坚强、固执、像山一样的男人，在这一刻，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没了……小伟……没了……”他哽咽着，“我欠了她一辈子啊……我本来想着，找到她，把这钱给她，让她下半辈子不用再那么辛苦……可我没用了……我太没用了……”

他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每一声，都像是打在我的心上。

“人老了，不中用了……”他看着手里的存折，声音里是前所未有的、令人心碎的脆弱。

我紧紧地抱住他，任由他的泪水打湿我的肩膀。我告诉他，陈大婶的儿子张力，现在生活也很困难。妻子几年前生病，花光了积蓄，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一个小公司打工，收入微薄。

父亲的哭声渐渐停了。他抬起头，通红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丝光亮。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和父亲就坐在了阳台上。清晨的空气微凉，带着草木的清新。我们久违地，像多年以前那样，平静地聊着天。

我们决定，将这十万块钱，以陈秀英大婶的名义，交给她的儿子张力。这不是偿还，也不是施舍，而是一份恩情的延续。

我们还决定，等我的公司度过这次危机，要成立一个小的公益基金，就用陈秀英的名字命名，去帮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在困境中挣扎的年轻人。

父亲脸上的阴霾，在晨光中，一点点散去。他虽然依然沉默，但眼神里，多了一些我能读懂的东西——释然。

那笔还不上的债，终于以另一种方式，找到了归宿。

几个月后。

我的公司，在林珊的帮助和多方努力下，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我们卖掉了现在的大房子，搬进了一个小点的房子，虽然空间小了，但一家人的心，却前所未有地贴近。

父亲的精神好了很多，他甚至开始主动要求林珊教他用微信，每天在家庭群里转发各种养生文章。

这天下午，我坐在新的、略显狭小的办公室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我整理旧文件时，翻出了那张写着张力电话号码的纸条。

我拿起手机，输入了那个号码。屏幕上，跳出了“呼叫”的绿色按钮。

我的手指悬停在按钮上方，迟迟没有按下。

我想告诉他，我们准备成立基金会的事；我想问问他，孩子最近好不好；我还想，再听他讲讲，关于他母亲的，那些我未曾参与的过往。

窗外，有鸽子飞过，翅膀划破了湛蓝的天空。

我深吸一口气，指尖，轻轻地动了一下。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