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陶谦（132 年 - 194 年），字恭祖，是东汉末年徐州地区的重要人物。东汉末年，州的行政属性变为郡之上的更高一级划分，陶谦实际上担任的是徐州牧，而非徐州太守。
贾许计：合兵攻打长安
1、散布谣言，王允吕布要杀奔陕北、甘肃
李角郭四10万众杀向长安。董卓姑爷牛斧
吕布领李肃5万出长安迎敌。
牛斧杀败李肃，李肃被正法。牛斧家将胡三杀牛斧，并投吕布。吕布杀之。
贾许以拉锯之法，缠斗吕布，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前后夹击。另派兵去抄吕布后路的家。
一路西山一路东山，二路奔长安抄家。张济樊稠血洗长安城
吕布奔山东跑去。
王允殉国。李角郭汜欺压皇上后宫。
杨彪用皇上血书，调曹操回京，为国除害。
20多州县，兵垦。青州晏州，荀于荀尤叔侄，成于郭嘉奉孝毛介吕谦。夏侯惇、于进、典韦。
20多万，独霸山东。接琅琊郡家属。英邵父曹嵩叔曹德。过徐州太守陶谦奉迎弄巧成拙，导致曹嵩曹德一家被杀。张凯护送。张凯见财起意，抢曹家财宝，杀人越货。
曹操点兵15万，杀奔徐州，路过之地斩尽杀绝。（016）
徐州牧陶谦
陶谦（132 年 - 194 年），字恭祖，是东汉末年徐州地区的重要人物。东汉末年，州的行政属性变为郡之上的更高一级划分，陶谦实际上担任的是徐州牧，而非徐州太守。
早年经历：陶谦出生于丹阳郡丹阳县，父亲曾任馀姚县长。他幼年丧父，少年时性格放浪，后喜欢学习，成为诸生，在州郡任职，被举茂才，历任舒、卢二县令、幽州刺史、议郎等职。经营徐州：中平五年（188 年），徐州黄巾起，陶谦被朝廷任为徐州刺史，他任用臧霸、孙观等将，击破徐州黄巾。之后推行屯田，恢复生产。董卓之乱时，陶谦未加入关东声讨董卓的军事行动，但在初平二年（191 年）派精兵三千支持朱儁讨伐董卓。初平四年（193 年），陶谦听从王朗、赵昱建议遣使进京朝贡，获拜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惹祸上身：初平四年（193 年），曹操之父曹嵩在琅邪躲避战乱，陶谦部下兵士杀害了曹嵩，曹操以替父报仇为由，起兵讨伐陶谦，陶谦战败，徐州大半遭兵祸。忧曹而死：兴平元年（194 年），曹操再度南攻徐州，陶谦屡战屡败，打算逃回老家丹阳，后因曹操回师平叛吕布之乱而暂解危机。同年，陶谦病逝，临终前将徐州托付给刘备。军事方面：陶谦初任徐州牧时，果断出击，精心整顿军队，迅速剿灭多股土匪，稳定了徐州的治安。在黄巾起义爆发时，他任用臧霸等将，成功击破徐州黄巾，使徐州免受黄巾军的大规模侵扰。经济方面：陶谦表荐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徐州境内实行屯田。陈登上任后 “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使得徐州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 “粳稻丰积” 的景象，百姓生活相对富足，吸引了青州、豫州等地的流民前来。文化方面：陶谦任命笮融督管广陵、下邳、彭城运粮，笮融利用手中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还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在徐州地区的传播。陶谦的性格特点复杂多面，既包含能让他在乱世中稳定徐州的优势，也存在导致其后期困境与争议的缺陷，可从以下几个核心维度具体分析：
陶谦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人生阶段显著调整：
少年时期：任侠疏狂，不拘礼法。据《三国志・陶谦传》记载，他出身官宦家庭（父为馀姚县长），但幼年丧父后一度 “不修行业，游荡无度”，甚至曾带着伙伴假扮官吏，拦截过路过的同乡（时任苍梧太守的甘公）。这种 “放浪” 并非纯粹的顽劣，更带有东汉末年士人 “任侠” 的底色 —— 敢于打破常规、行事果决，也为他后来能在乱世中快速决断埋下伏笔。中年之后：收敛锋芒，务实沉稳。随着步入仕途（被举茂才、任县令），陶谦逐渐褪去少年狂气，变得务实且有大局观。任徐州刺史时，面对黄巾之乱的混乱局面，他没有慌乱，而是迅速联合臧霸、孙观等地方豪强，精准制定剿匪策略；后续推行屯田、恢复生产，也体现出他 “重民生、轻虚名” 的沉稳特质 —— 相较于其他诸侯热衷 “讨董” 虚名，他更专注于徐州内部的稳定。陶谦的用人能力呈现明显的 “两极化”，既展现过识人的眼光，也因过度信任埋下隐患，这本质是他 “重情但缺乏制衡意识” 的性格体现：
识人之明：重用贤才，稳定根基。他深知徐州的稳定需依赖两类人：一是务实的行政人才，如任命陈登为典农校尉，主管屯田 —— 陈登果然不负所望，“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让徐州实现 “粳稻丰积”，成为乱世中的 “粮仓”；二是善战的军事人才，如吸纳臧霸等泰山兵首领，利用其熟悉地方的优势平定匪患，筑牢徐州防务。这些任命精准匹配了徐州 “需稳定、需生产” 的需求，体现他的用人智慧。用人失察：纵容亲信，酿下大祸。他对宗教领袖笮融的过度信任，暴露了性格中 “重私谊、轻规制” 的缺陷。陶谦让笮融督管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粮食运输，这本是要保障军需民生的关键职位，但笮融却利用职权截留粮食，大肆修建佛寺、搜刮民财，甚至在曹操攻徐州时裹挟部众逃亡，沿途劫掠广陵、豫章等地，给徐州及周边造成额外灾难。更致命的是，他对部下约束不足 —— 导致曹嵩（曹操父）被自己的兵士杀害，直接引发曹操两次屠徐州，这背后也有他 “对下属过于宽松、缺乏严格管控意识” 的性格因素。避战保境：不主动卷入中原纷争。董卓之乱时，关东诸侯纷纷举兵 “讨董”，陶谦却始终未参与 —— 并非支持董卓，而是不愿让徐州卷入战火，选择 “守境安民”；即便后来派三千精兵支持朱儁讨董，也仅是象征性参与，核心目的仍是 “维系与朝廷的关系，而非争夺中原霸权”。这种 “偏安” 性格让徐州在早期得以远离战乱，但也导致徐州缺乏与强诸侯抗衡的军事积累。妥协退让：面对危机时的被动性。曹操第一次攻徐州时，陶谦虽组织抵抗，但屡战屡败后便心生退意，计划 “走归丹阳”（退回老家丹阳郡）；第二次曹操来攻，他更是陷入绝望，若非吕布偷袭曹操后方，徐州大概率会直接陷落。这种 “缺乏破釜沉舟的抗争意志” 的性格，让他在乱世竞争中处于被动 —— 他能守住徐州的 “稳”，却守不住徐州的 “强”，最终只能在临终前将徐州托付给刘备，而非尝试自主延续统治。仁厚一面：接纳流民，恢复民生。东汉末年，青州、豫州因战乱流民遍野，陶谦统治下的徐州因 “屯田丰收、治安稳定”，成为流民的避难所。他不仅没有驱逐流民，反而吸纳他们参与生产，既缓解了流民的生存危机，也充实了徐州的人力 —— 这种对普通百姓的包容，体现了他性格中 “仁政” 的一面。狭隘一面：地域隔阂，疏远本土士族。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陶谦是丹阳郡人（今安徽宣城一带），在徐州任上 “亲任丹阳人”，对徐州本土士族（如陈氏、赵氏）虽有任用，但始终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曾因矛盾杀害过本土名士。这种 “地域本位” 的偏见，导致他未能完全整合徐州的本土力量 —— 后期曹操来攻时，部分本土势力的观望态度，也与他这一性格缺陷有关。综上，陶谦的性格是 “乱世守成者” 的典型：他有务实、仁厚的一面，能在混乱中为一方百姓创造安宁；但也有妥协、失察的缺陷，缺乏争霸乱世的野心与能力。这种性格让他成为徐州的 “稳定者”，却也注定了他无法成为逐鹿天下的 “强者”，最终只能在时代的洪流中遗憾退场。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