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9月份，我给《浙江日报》写了一篇新闻稿，题目是《王店公社发展湖羊生产》，200多字。寄给报社后，隔了一个星期，报社为慎重起见，将稿子编好后打印成小样，寄给我单位领导审核。单位领导在确认报道中的数字、内容无误后，郑重地盖上公章，又寄回报社。接下来的日子

清楚地记得，我领到的第一笔稿费是在1977年11月，那时新闻单位刚恢复稿酬制不久。刚好是5元，是《浙江日报》寄的。

1977年9月份，我给《浙江日报》写了一篇新闻稿，题目是《王店公社发展湖羊生产》，200多字。寄给报社后，隔了一个星期，报社为慎重起见，将稿子编好后打印成小样，寄给我单位领导审核。单位领导在确认报道中的数字、内容无误后，郑重地盖上公章，又寄回报社。接下来的日子便是等待。当时我心情很复杂：如果用了，那是我第一次署上自己的大名刊登的第一篇报道；如果被“枪毙”，说明我的新闻写作还够不上见报水平。一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茧站帮助收购中秋茧。茧站分管会计工作的张顺生拿着当天的《浙江日报》，指着第二版对我说：“小王，你的大名上报纸了！”我迫不及待地从他手中抢过报纸，细细地浏览起来。在《大力发展经济，保证社会供给》的通栏标题下，见到了我的那篇小稿《王店公社发展湖羊生产》，跟小样上的内容没有变动，文后署上了我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用我的名字刊登的第一篇稿子啊！以前由于“文革”时期，新闻单位取消了稿酬制，而且刊登的稿子都不署真名，一般都署“××报道组”。之前，我在乡下，先后给浙江日报、浙北报、嘉兴县广播站写稿，都是以大队报道组的名义刊登或播送（那时《嘉兴日报》还没有创刊），而且都是义务的，没有稿酬。谁知我给《浙江日报》写的稿子刊登后的一个月，接到报社寄来的5元钱稿费，真可用“欣喜若狂”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稿费是通过邮局汇来的，寄款人是用蓝色的浙江日报社印章。

收到汇款单后，我去王店邮局领取。那时负责汇兑款的是一位解放初就在邮政部门工作的老同志，叫张荣根。他接过汇款单，笑着对我说：“不错啊，小王！这可是文革后我们镇上的第一笔稿费啊！”他还勉励我今后多多写稿。

取回5元稿费后，我想与单位的同事一起分享一下快乐。因当时我的月工资仅35元，5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晚上我约了单位里的小曹、小杨一起，三人来到王店镇上当时最有名的“得意楼菜馆”。我们点了4只菜：韭菜炒肉丝，0.26元；炒三鲜，0.35元，另外点了一盆白斩鸡和一盆蔬菜，加上酒水。结账时，一共花去1.25元。

酒席间，三人你一言、我一语，谈工作，谈生活，最后谈到我的写稿上。他们说：“小王，今后你要多写写，我们可以多靠靠你的福，饱饱口福。”我说：“我从1965年开始写稿，写了不少稿子，尤其是嘉兴县广播站，几乎经常播送我写的稿子，可一直没拿到过稿费，纯粹是义务劳动。这次浙江日报给的5元钱，可是我生平的第一笔稿费啊！”说话间，自然显出我的激情和喜悦。

由于本人的喜好和工作需要，我经常给新闻单位写稿。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稿费。由于我的努力，我先后20次被《浙江日报》评为积极通讯员，也多次被《嘉兴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和积极通讯员。我写的稿子还上过《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还播发过我写的社会新闻稿。

第一笔稿费是我终生难忘的，也是我写新闻报道的一个转折点。人生有追求，也就有希望。如今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唯一的爱好仍然是写稿、写稿、写稿……

来源：嘉兴往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