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波动，银行出险事件也不断发生。近年来，境内外出现了瑞信银行、包商银行等银行出险事件。因此，从汲取经营教训以及更好管控对手方风险的角度，科学借鉴国际评级机构对于银行业评级的方法论经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报告基于穆迪、惠誉与标普三大国际评
银行业，国际评级
伴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波动，银行出险事件也不断发生。近年来，境内外出现了瑞信银行、包商银行等银行出险事件。因此，从汲取经营教训以及更好管控对手方风险的角度，科学借鉴国际评级机构对于银行业评级的方法论经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报告基于穆迪、惠誉与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公开方法论文件，系统梳理并比较其在银行业机构的界定标准、评级框架构建及核心要素选取，旨在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交易对手方风险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除了惠誉的银行业评级体系仅适用于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银行控股公司之外，标普和穆迪的银行业评级体系亦适用于部分非银金融机构。
从评级框架上来看，三大机构对于银行机构的评级体系均基于两大核心考量维度。一是银行个体信用实力，用于评估银行在缺乏外部支持条件下出险违约的可能性。二是外部支持因素，涵盖政府与银行的母集团（母公司）等第三方在银行危机情境下对银行的支持能力与意愿。尽管逻辑结构相似，各机构在方法论上存在显著差异：惠誉采用“生存能力评级（VR）”与“外部支持评级（SR）”双重架构，并依据孰高原则确定银行的最终信用等级；标普通过“银行业国别风险评估（BICRA）”确立某一经济体内所有银行的基准评级锚点，再结合不同银行个体的特征与外部支持要素进行综合调整；穆迪则以“基础信用评估（BCA）”为核心，逐步纳入关联机构支持、违约损失率（LGF）及政府支持因子，形成最终评级结果。
从评级要素上来看，三大评级机构对银行的评级要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银行经营情况与外部支持情况三个主要部分。在宏观经济情况层面，三家机构均聚焦经济增长稳定性、信贷周期、监管框架及行业结构等变量，但在具体指标选取与权重设定上存在差异。在银行经营情况层面，三家机构均强调资本充足性、流动性状况、盈利可持续性、资产质量和业务模式五大方面，仅在要素权重与细分维度上略有不同。在外部支持情况层面，三大机构均考量了政府与银行母集団（母公司）的支持能力与意愿。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三家评级机构在银行主体评级框架下增加或多次修订调整了国别风险（Country Risk）的衡量规则。在全球经济格局动荡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叠加的环境下，不同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银行业中观经营状况的变化对于金融机构经营信用状况影响提升已成为三家机构的共识。
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银行始终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但是伴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波动，银行出险事件也不断发生。在境外，曾位列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瑞信银行出险，其AT1债券出现全额减记，该行最终亦被瑞银集团所并购。在境内，随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逐步推进，包商银行等银行业市场化退出。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我国经济也正处于深刻变革与多重挑战并存的新阶段，无论是从汲取教训以促进银行行稳致远的角度，还是更好前瞻管控对手方风险的角度，科学借鉴国际评级机构的方法论经验，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增强核心竞争力、有效管控风险，也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在境外，银行业的信用评级体系构建自20世纪70年代起步，穆迪（Moody’s）、惠誉（Fitch Ratings）及标普（S&P Global Ratings）等国际评级机构率先对银行债务进行评级，后续逐渐扩展至对存款与交易对手方信用评级。目前，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对象已覆盖全球数千家银行，其评级框架与方法论历经多次修订而日趋严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机构均对其银行业信用评级模型进行了显著优化与系统性更新。
本报告基于穆迪、惠誉与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公开方法论文件，系统梳理并比较其在银行业机构的界定标准、评级框架构建及核心要素选取方面的共性与差异，旨在为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与国际对标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适用范围与评级框架
1.1 银行业评级方法的适用范围
从银行业评级方法的应用范围来看，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均对其银行业评级体系的适用范畴进行了明确。其中，不同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方法适用范畴的主要差异集中在其是否适用于非银机构。
惠誉的银行业评价体系适用范围包括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s）、政策性银行（policy banks）以及银行的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ies, BHCs），但不包括非银金融机构。
标普的银行业评级体系则内嵌在其金融机构（Fis）评级框架体系中，该评级体系所适用的机构包括从事零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银行机构，以及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不过，这一评级体系并不适用于保险公司。
穆迪对于受评对象范围划分为两类：一是监管定义下的银行机构，该类机构一般全球范围内具有银行资质或同等法律地位，通常获得监管批准可以开展吸收公众存款、提供信贷等服务，且能够获取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二是符合特定条件的“类银行机构”（bank-like institutions），其中主要包含资产负债表具有银行的杠杆特征、以借贷为核心业务活动的非银机构。不过，这一评级体系并不适用于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
应当指出的是，穆迪亦在考量如何更科学的对混业经营主体适用评级更合适的评级方法。在部分经济体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下，部分机构存在同时开展银行业务、证券业务、资产管理、私募股权投资以及保险业务的情况。此前，在这种情况下，穆迪通常根据机构的收益来源或资产分布情况，采用与其主要业务活动最匹配的评级方法。
1.2 银行业评级框架
整体比较而言，从评级的基础逻辑框架来看，三家评级机构均从主体自身情况与外部支持情况两大基础维度展开评级分析。具体来看，三家评级机构对银行机构开展评级的逻辑为：首先，从主体自身情况角度，结合运营环境和银行信用状况分析受评对象在无任何特殊支持情况下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其次，从外部支持的角度考虑政府、股东等各类外部支持对受评对象及其各类债务工具违约风险的影响。最后，在自身信用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调整，最终形成主体信用评级、各类债务工具评级及交易对手信用评级等。
而从具体的评价维度与推演逻辑上，三家评级机构在也保有一定的差异化特征。三家评级机构的具体评价逻辑框架简述如下：
1.2.1 惠誉
惠誉的银行业评级框架主要分为银行生存能力评级（Viability Rating, VR）和外部支持评级（Support Rating, SR）两部分。在此基础上，其还将支持评级部分分为政府支持评级（Government support Rating,GSR）与股东支持评级（Shareholder support Rating, SSR）两个维度。
第一，生存能力评级。该部分评级基于银行的个体实力，主要考量银行的内在信用偿付能力，反映了惠誉对于受评银行陷入困境可能性的判断，这种困境包括银行违约或需要特殊外部支持以恢复生存能力的情景。主要的评级要素包括经营环境、公司状况、管理与战略、风险偏好、财务状况等。
具体而言，惠誉通过三步流程确定受评银行的生存能力评级：一是分析师根据银行的经营范围以及所属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确定银行运营环境的评级。二是结合经营环境评分，确定其他关键评级驱动因素（KRD）的评分（业务状况、风险状况、资产质量、收益和盈利能力、资本化和杠杆水平以及融资和流动性）。三是根据KRDs评分来确定银行的生存能力评级。
第二，外部支持评级。该部分评级衡量受评银行陷入困境时获得潜在外部支持的可能性。惠誉认为，外部支持主要来源于各经济体政府支持与机构（股东）的支持。外部支持评级的评价要素主要围绕支持能力与支持意愿展开。惠誉以经济体的主权评级为出发点衡量主权政府提供支持的能力，主要考虑银行以及其集团系统的规模、潜在问题的规模、银行系统的结构、银行系统的负债结构、主权政府的金融灵活性等。
在政府支持评级（GSR）分析中，惠誉通过两个步骤来分析政府对特定银行提供支持的能力和意愿。第一步，确定某一司法管辖区内典型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的政府支持评级。该评估会同时考量政府支持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能力与倾向。第二步，判断特定银行的政府支持评级应等于、高于还是低于该经济体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政府支持评级水平，并针对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设置了差异化的评价体系。
在股东支持评级分析中，惠誉主要考量与股东提供支持的能力和倾向相关的关键评级驱动因素，进而来确定股东支持评级（SSRs）。首先，以母公司的长期主体评级（Long-Term IDR）作为参考起点，但当某银行股东的主体评级因合格次级债务的缓冲而高于该行的生存能力评级（VR）时，子公司的股东支持评级可能会在母公司生存能力评级的基础上进行调增。之后，分析师会根据关键评级驱动因素，考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母公司评级下调股东支持评级。如果子银行的生存能力评级或政府支持评级（GSR）更高，其长期主体评级可能会高于股东支持评级。
从评级序列来看，惠誉基于评级框架将对银行主体及其所发行的证券分别给予以下几类评级：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Long-Term Issuer Default Rating，LT IDR，即长期主体评级），短期发行人违约评级（Short-Term IDR），衍生对手评级（Derivative Counterparty Rating，DCR），高级债或存款评级（Senior Debt and Deposit Rating），次级债、混合资本债评级（Subordinated and Hybrid Instruments Rating）。
具体来说，惠誉在授予长期主体评级时采用孰高原则，即根据生存能力评级、政府支持评级以及股东支持评级维度之中较高者的评级水平确定其长期主体评级。与此同时，惠誉基于长短期评级的映射关系得到短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以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为基准通过调整得到衍生品对手方评级（Derivative Counterparty Rating，DCR），以表示受评对象在衍生交易合同中违约的可能，上述两个评级常匹配或高于长期主体评级。
与此同时，在债项评级方面，惠誉在考虑债券偿付顺序、债券期限、具体条款、违约回收率等方面的基础上予以评定。高级债或存款评级（Senior Debt and Deposit Rating）以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为基准，通过适当调整确定，通常情况下与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相等或更高。次级债、混合资本债评级（Subordinated and Hybrid Instruments Rating）以生存能力评级为基准进行适当调降后确定，调降的幅度依赖于相关债项的违约风险和违约时的回收率。
1.2.2 标普
标普的银行业评级框架主要分为三大步骤：首先，由银行国别风险评估（Banking industry country risk assessment，BICRA）得出该经济体内银行个体的评级基准（Stand-Alone Credit Profile Anchor，SACP Anchor）。其次，基于SACP Anchor，根据个体银行的特定要素评估（FI-specific factors）进行调整，得出个体信用评估（SACP），并以SACP为基础，形成优先股与混合资本债项评级；最后，基于SACP结合外部支持评估（Extraordinary external support）的调整，形成包含主体评级在内的各类评级。下文，我们将对上述过程进行详细阐述。
第一，标普通过对国别风险、经济风险和行业风险的分析，重点评估银行所处的经营环境，从而确定银行信用评级的基准起点。评级基准反映了在当前以及预期的经营环境下，标普对特定经济体内一家“典型”银行个体信用状况的基准假设性判断。在构建评级基准时，标普通常将银行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和行业风险作为衡量银行信誉的宏观要素。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标普将以特定经济体的经济风险和行业风险作为两个维度构建映射矩阵，综合得出个体信用评估基准（SACP Anchor）。由于不同经济体宏观经济形势的差异，因此在不同经济体展业的具体银行，其个体信用评估基准可能会存在显著差异。标普通过BICRA 评估环节的设置，使得不同经济体的银行之间评级具有可比性。
应当指出的是，此后在对个体银行进行评级时，若该行在多个经济体内开展业务，那么该行的经济风险评分将按业务权重加权计算，但该行的行业风险并不加权计算，而统一按照所在国情况进行考量。
第二，在个体评级基准的基础上，标普根据特定要素评估来一步分析不同银行的个体特征，从而得出银行个体信用评估结果（SACP）作为特定银行主体和债项评级的基础。这个环节中所需要考虑的分析要素主要包括个体银行的经营情况、风险情况、资本和收益、融资和流动性等。标普通过同行业比较及可比分析方法，来判断具体银行每个特定评级要素的评分。
应当指出的是，在银行特定要素分析中，标普对于不同要素的分析应用了不同的同业样本银行进行对标。其中，经营状况分析将评级对象与具有相同行业风险的银行进行比较；风险情况分析将评级对象与具有相似经济风险和产品组合的银行进行比较；资本和收益分析将评级对象与全球所有银行进行比较；融资情况分析将评级对象与该经济体内所有银行进行比较；流动性分析将评级对象与全球所有银行进行比较。根据评分结果，标普将对个体信用评估基准进行调整，并将经四项要素调整后的结果叠加得到特定银行个体的信用评估结果。
第三，在得到特定银行的个体信用评估结果后，标普则还会进一步考虑机构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外部支持主要包括政府支持、集团支持和其他损失吸收能力（Addition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ALAC）支持。综合考虑以上外部支持要素，标普将取个体信用评估级别与外部支持要素上调级别中的较高者。随后，将受评银行与具有类似个体评级银行的资本情况与盈利能力进行比较，并进行微调后得到最终的主体信用评级（Issuer Credit Rating，ICR）。对于债项评级，高级无担保债券评级参考主体信用评级，优先股和混合资本工具在个体信用评估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对于交易对手评级，则基于主体信用评级与无担保债券评级调整。
1.2.3 穆迪
穆迪的银行业评级框架主要分为基本信用评估（Baseline Credit Assessment，BCA）、支持和结构性分析（Support & Structural Analysis）两部分。其中，结构性分析又分为关联机构支持评估（Affiliate Support）、违约损失率评估（Loss Given Failure , LGF）以及政府支持评估（Government Support）三个模块。
具体来看，在穆迪的银行业评价框架下，其对银行主体和债项进行评级可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基本信用评估。基本信用评估（BCA）反映了穆迪对受评银行个体实力的看法，核心在于评估其在无特殊外部支持情况下的违约可能性。该评估主要基于宏观环境（包括国家风险、信用条件等）和银行财务状况（涵盖偿付能力如资产风险、资本、盈利能力，以及流动性如融资结构、流动性资源），主要通过打分卡模型分析来得出银行的BCA级别。
第二，关联机构支持评估。在得出银行的BCA级别之后，穆迪会考虑银行关联机构支持（主要指集团内部其他主体可能提供的支持）对其评级进行调整。该项调整综合考量关联机构向该行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能力以及实体间的相关性或依赖程度，从而得出调整后BCA级别（Adjusted BCA）。
第三．违约损失率（Loss Given Failure, LGF）评估。在得到调整后BCA级别后，穆迪将进一步开展违约损失率评估。违约损失率评估旨在分析当关联机构支持无法获得或耗尽时，银行倒闭对不同债务工具造成的损失以及不同债权人所面临的损失多寡。需要指出的是，此阶段分析尚未考虑政府对银行机构的支持因素。
违约损失率评估的方法取决于银行是否受处置机制（Operational Resolution Regime, ORR）约束，该机制通过立法旨在促进银行破产处置的有序进行，并明确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在银行困境中可能受到的不同影响。对于不受处置机制约束的银行，采用初级违约损失率评估方法，穆迪通常保持银行存款和高级无担保债务的评级与调整后BCA一致，而将次级债的评级设定为调整后BCA下调一个级别。对于受处置机制约束的银行，则采用高级违约损失率分析方法，该方法会考量不同类别债权人在银行处置过程中从受偿顺序更低的债务中获得的减损保护程度。在综合考虑调整后BCA、违约损失率评估结果以及其他可能的调整要素后，穆迪得出初步评级级别（Preliminary Rating Assessment, PRA）。
最后，在初步评级级别的基础上，穆迪评估政府支持（来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或超主权机构等公共实体）对银行信用评级的影响，形成最终信用级别（Final Credit Ratings）。与此同时，穆迪还会进行交易对手风险评估（Counterparty Risk Assessment, CRA），评估银行防范特定合约（如衍生品、信用证、第三方担保等）及契约责任违约的能力。
二、主体信用评级要素
如上所述，三家评级机构通过自身信用评估与外部支持评估两大维度结合各类评级要素得出银行主体信用评级。因此，以下将从自身信用评估要素与外部支持评估要素两个角度观察三家评级机构要素选择上的异同特征。
2.1 自身信用评估要素
整体来看，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要素基本涵盖宏观经济情况与银行经营情况两个主要评价方向。
2.1.1 宏观经济评估
从评估逻辑上看，三家评级机构在宏观经济评估板块中，均采用了“基准评级+调整项”的形式，其中惠誉与穆迪采用了多层映射模式，而标普则采用矩阵映射模式。
惠誉由国民经济发展关键定量指标确定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隐含评级（Operating Environment Score, OES），再结合经济发展、行业情况、监管情况等隐含评级调整项分析要素结果，进而决定是否对宏观经济隐含评级进行调整。
穆迪则以银行业国别风险分数为基础，在综合考量信贷条件、融资条件和行业结构等调整项后，最终得到宏观概况评估分数，将其作为基本信用评估打分卡模型的一部分。
标普则围绕宏观环境建立银行业国别风险评估（BICRA）体系，该体系以经济风险和行业风险作为两个维度构建映射矩阵，进而分为六个子维度，每个子维度设立初始评估要素与调整要素，最终得出每个国家的经济和行业风险评分。
从评估要素上看，三家评级机构均围绕经济环境与行业发展两个主题，聚焦经济增长与稳定性、信贷水平、政策制度、监管情况、行业竞争等核心要素展开分析。在刻画经济环境和行业因素的二级要素选择上，三大评级机构的具体选择虽略有差异，但都选取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宏观经济要素以及反应银行业监管框架和竞争格局的要素。
惠誉更加重视对营商环境、经济规模以及信贷水平等要素的分析，并将其作为宏观基准隐含评级的基准依据。在调整项中，惠誉则列示了经济增速、宏观经济稳定性、信贷水平与增速、金融市场成熟度、监管与法律框架等二级要素，以此作为宏观经济评估隐含评级的调整项。
标普侧重对于经济韧性、经济体的系统脆弱性、经济信用风险、银行业监管与治理水平、银行业风险偏好以及央行存贷结构等要素评估，将其作为BICRA评估体系子维度的评估基础。在调整项中，标普列示了宏观经济政策灵活性、地缘政府风险、环境风险、私人债务情况、周期性或大型商业项目风险（例如房地产）、商品或货币价格风险等二级要素，将其作为BICRA评估体系子维度的调整项。
穆迪则更聚焦对于国别风险维度下宏观经济实力、治理效能、以及经济风险事件等要素的分析，将这些分析作为宏观概况得分的评估基础。在调整项中，穆迪更加关注私营部门信贷规模与变动情况、市场融资政策、央行资产负债情况、行业饱和度与集中度、金融自由度等二级要素，并作为宏观概况评估的分数调整项。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三家评级机构在银行主体评级框架下增加或多次修订调整了国别风险（Country Risk）的衡量规则。可见，在全球经济格局动荡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叠加的环境下，不同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银行业中观经营状况的变化对于金融机构经营信用状况影响提升已成为三家机构的共识。
2.1.2 经营情况评估
从评估逻辑上看，与宏观环境评价相同，三家评级机构在经营情况评估板块亦采取“基准评级+调整项”的模式。其中，惠誉与标普在划分评价维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基准评价与调整项，穆迪则在划分基准评级与调整项的基础上划分细分评价维度。
惠誉将银行经营情况评估分为六大子维度，根据每个子维度在评估中的重要性，惠誉对每个子维度设置了10%-25%的不同权重）。以“基准项+调整项”的形式在每个子维度设置一个定量评价要素作为基准项，同时设置其他定量与定性评价要素作为调整项。
与惠誉相似，标普则将银行经营情况的评估分为四个子维度，不过标普将四个子维度设置了相同的权重。在每个维度设置部分关键定性或定量评价要素作为评估基准，同时设置其他要素作为调整项。
穆迪同样采取“基准评级+调整项”的模式，将银行经营情况评估整体划分为财务要素与定性要素两大部分。在财务要素部分，细分为两个二级要素与五个三级要素，按照穆迪评判的重要性水平赋予权重。在定性要素部分，则作为银行整体经营情况的调整项则未被赋予权重。
从评估要素来看，三大评级机构虽然权重分配各异，但都聚焦于五个核心的信用风险驱动因素：
一是资本与偿债能力。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是三家机构共同关注的焦点，这是抵御损失和履行债务义务的最终保障。三家机构均密切关注杠杆率、资本结构、损失吸收能力等指标。三家评级机构对资本情况的赋权为15%-25%，穆迪赋权最高，为25%；惠誉赋权为15%；标普将资本与盈利性综合赋权，权重合计为25%。
二是流动性与融资结构。三家机构均认为充足的流动性和稳定的融资来源对于任何企业应对短期波动和避免流动性危机至关重要，主要聚焦分析现金流、短期资产与负债的匹配、融资多样性等。三家机构对流动性与融资结构的赋权为25%-35%，穆迪赋权最高，合计为35%；惠誉和标普的赋权同为25%。
三是资产质量与风险状况或偏好。三家机构都重视企业的整体经营基本面和管理层的风险管控能力，具体考量要素包括运营效率、风险文化、资产组合质量等。三家机构对资产质量与风险状况或偏好赋予了25%-30%的权重。其中，惠誉赋权合计达30%，标普赋权合计达25%，穆迪赋权合计达25%。
四是盈利与现金流生成能力。持续的盈利能力和稳定的现金流是按时偿还债务本息的基础，三家评级机构主要关注盈利的稳定性、现金生成效率及对债务的覆盖程度。三家机构对盈利与现金流生成能力赋予了最高15%的权重。其中，惠誉与穆迪赋权15%，标普将该项与资本综合赋权，权重为25%。
五是业务模式与经营情况。三家评级机构还不同程度的对银行的业务情况进行了评估；其中，惠誉与标普在评估基础要素中对银行主营业务的营业收入进行了评估并分别设置20%以及25%的权重。此外，在调整项中，三家评级公司均围绕业务多元性与稳定性、战略与执行、业务管理与治理情况等要素进行评估。
2.2 外部支持评估要素
从评估逻辑上看，三家评估机构均将支持意愿与支持能力两个维度纳入核心评估范畴。
惠誉的外部支持评估将“支持意愿”细分为“支持银行业的意愿”与“支持特定银行的意愿”两个方面。其中，前者考量如果银行倒闭是否会对经济和金融系统造成广泛冲击，后者考量这家银行是否具有系统性重要性、是否为政府相关实体（GRE）、政府控制力强弱以及是否有历史支持先例。与此同时，惠誉会设定一个“支持评级底线”（Support Rating Floor），这反映了其认为银行在需要时可能获得支持的最低级别，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锚点。
标普则在外部支持评级中严格区分受评对象类型，并对不同类型的受评对象应用不同的方法。其中，对于政府相关实体（GRE），使用其政府相关实体评价方法论，通过评估银行的“重要性”和与政府的“关联性”矩阵，来确定支持可能性。对商业银行（私营银行），标普则主要评估其“系统重要性”和“政府支持意愿”，并通过另一套矩阵来映射外部予以支持的可能性。
在集团支持方面，标普的分类亦相对明确：核心子公司、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子公司和不具备战略重要性的子公司将分别对应不同的评级调整路径。值得关注的是，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标普还关注“其他损失吸收能力（ALAC）”支持。
穆迪的外部支持框架在以上两家评级机构的基础上，引入关联机构支持评估（Affiliate Support）和违约损失率分析（LGF）。其中，关联机构支持评估中的联合违约分析（Joint Default Analysis）不仅考虑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和能力，还额外评估政府与政府相关实体之间的违约相关性，即在压力测试下审视两者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概率。而违约损失率分析则主要评估在破产情景下，不同债务工具的清偿顺序和次级程度，从而判断其可能面临的损失率，进而影响债项的评级。与此同时，穆迪对政府支持能力的评估不仅看主权评级，还会考虑政府的财政实力、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等限制因素。
从评价要素来看，三家机构均关注支持方的信用情况与财务实力、历史信用记录以及支持方与被评级方的战略关联情况。不同于惠誉和标普将外部支持评估分为政府支持和机构（或集团）支持两个方面的情况，穆迪还会进一步考量违约损失率因素。
惠誉从主权政府支持和机构支持两大维度评估。在主权政府支持方面，“提供支持的能力”核心关注主权经济体的信用质量、财政实力与资源调动能力；“支持银行业的意愿（系统性）”聚焦主权经济体维护金融稳定的承诺、历史支持记录及政策框架；“支持特定银行的意愿（个体性）”则看重特定个体银行对政府的重要程度（如系统性重要性、政策职能）、所有权关系及违约蔓延的潜在风险。在机构支持方面，“母公司提供的支持能力”评判主要取决于母公司的信用状况与财务实力，“母公司支持的意愿”则主要取决于银行与母公司的战略协同性、法律关联、品牌声誉关联性及历史支持记录。
类似于惠誉，标普亦将外部支持的评估分为政府支持和集团（母公司）支持两个方面。在政府支持方面，“针对金融机构的系统性支持”关注政府通过支持银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意愿与能力；“针对具体金融机构的日常直接支持”聚焦政府与特定银行的日常运营、监管联系；“针对具体金融机构的危机特殊支持”看重银行是否为政府相关实体（GRE）及特定银行违约对政府声誉、融资的影响。在集团支持方面，“正常经营持续性影响”关注日常经营中集团内部业务协同、担保关系等关联；“危机情景特殊影响”则评估集团在银行处于压力时期时，对银行提供支持的意愿与能力。
穆迪从关联机构支持（集团）、违约损失率（LGF）和政府支持切入三个维度。在关联机构支持维度，“提供支持的概率（意愿）”取决于母子公司战略一体化程度、控制关系与法律承诺等情况，“提供支持的能力”则着重于评估支持方的信用实力，“实体依赖度”关注受评银行对集团业务、品牌的重要性。在违约损失率维度，则聚焦处置过程中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情况（银行资本结构与损失吸收层级）、压力情景下的潜在损失率及不同级别债务规模与损失吸收能力。在政府支持维度，“支持可能性（意愿）”主要关注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政府历史支持行为以及政府与银行的关联性；“支持能力”看重政府财务实体，即关注主权主题信用评级；“关联性与依赖度”则关注银行的所有权关系、银行是否承担政策职能以及违约的社会政治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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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ody’s. Rating Methodology Banks, [EB/OL], 2023/01[2025/09/12], https://ratings.moodys.com/rating-methodologies
3.S&P Global. Criteria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en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ating Methodology, [EB/OL], 2024/10/17[2025/09/12], https://www.spglobal.com/en
4.S&P Global. Criteria | Banks: Banking Industry Country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nd Assumptions, [EB/OL], 2024/10/17[2025/09/12], https://www.spglobal.com/ratings/en/regulatory/article/-/view/sourceId/12115299
5.远东资信，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方法比较研究 , [EB/OL], 2021/10、18[2025/09/12], https://data.eastmoney.com/report/zw_strategy.jshtml?encodeUrl=Zlcthj6cO0LO9ciMST1hs1l/t/92qVB7SjZLrtgvu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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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鲁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