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地随军女性（ППЖ）——在二战时期，指的是那些与红军指挥官建立亲密关系的女性，这些女性通常是前线服役人员，双方的关系或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指挥官的压力。

战地随军女性（ППЖ）——在二战时期，指的是那些与红军指挥官建立亲密关系的女性，这些女性通常是前线服役人员，双方的关系或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指挥官的压力。

众所周知，这一现象极为普遍，从营长到元帅（的身边）都存在。

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话题是违背道德的，因此学者和记者几乎都未曾对其进行研究。

该话题属于未公开的禁忌话题。

一方面，它会损害共产主义制度的形象——在这一制度下，家庭价值观被宣传为唯一正确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它会给女性带来污名——因为同宗教一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向苏联民众灌输了对婚姻不忠的负面看法，更不用说对卖淫行为的态度了。

从人性角度而言，这一话题复杂且多义，既涉及真挚的情感，也关乎绝境与卑微。

这是一个完全具有个体属性的话题，不应被一概而论。

这是一个战争特有的话题，在和平生活中难以被理解。

为男性辩护亦或指责女性，都如同否认自然法则一般毫无意义。

我们只能接受一切原本的样子，将其视作历史……

由于战地随军女性（ППЖ）这一话题在前线和后方都是众所周知的事，相关信息一直靠口口相传。

当时的报纸没有报道过这一现象，书籍和电影中也未曾提及。

90年代末，关于战地随军前线女性的话题开始在战争题材电影中以明显的暗示形式出现，回忆录中对这一现象的描写则更为直白。

一些记者——通常来自八卦小报或黄色刊物——尝试过发表前线士兵关于这一话题的回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回忆来自战争参与者，而由于他们在军队中的职位，他们并没有身边的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因此，其客观性始终存疑。

相应地，曾经拥有过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的军官几乎没有留下相关回忆，曾以这种身份经历过的女性本人的讲述则更为罕见。

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些罕见的、能直接证明这一现象存在的文件。

例如：

“绝密。

列宁格勒方面军部队命令

第0055号 列宁格勒市 1941年9月22日

在师、团指挥官的司令部及指挥所内，有许多女性以服务人员、临时调派人员等名义（停留）。

部分指挥官丧失共产党员的体面，与这些女性公然同居……

现命令：

责成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各部队指挥官及政治委员，于1941年9月23日前将所有女性清理出司令部及指挥所。

仅可经特别部门同意后，保留少量女性司机。

执行情况须于1941年9月24日上报。

签名：苏联英雄、陆军大将、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朱可夫”。

正如你所见，这份命令出台时，苏联正处于濒临覆灭的边缘——军队节节败退、看不到尽头，不断遗弃武器和装备。

很难相信，朱可夫在这个时候竟没有更重要的事可做，反而要去监督红军指挥官的婚姻忠诚度或道德败坏问题。

但与此同时，文件标注的“绝密”等级表明，战地随军女性(ппж)这一现象已严重妨碍军队管理，甚至将指挥所变成了非正式的妓院。

此外，绝密等级与要求24小时内执行命令的规定，与其说是不愿公开这一现象，不如说是为了杜绝指挥官“藏匿”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的可能。

命令中明确责成军事委员会清除这些女性，这说明指挥官本人很可能会暗中阻挠该命令的执行。

同时，令人注意的是，向来以性格强硬著称的朱可夫，此次命令的措辞却颇为温和。

既没有规定惩罚措施，也未提及军事法庭。

这或许是因为朱可夫本人身边也带着一名女性护理员。

战地随军女性(ппж)现象的大规模出现，发生在战争后半段，即红军停止撤退之后。

此时，不仅师长们身边带着“后宫”，营长们也“忍奈不了”禁欲生活了。

其中，特工人员即后来的“斯梅尔什”(锄奸部)和后方人员表现得尤为突出。

前者靠恐吓胁迫女性，后者则用物资收买女性。

正是在这一时期，前线已然拥有约50万名女性——包括通信兵、卫生员、司机、军械员等。

另有同等数量的女性以护理员、洗衣工、厨师、服务员等身份参与战争。

据保守估计，当时在前线及前沿地带的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约有5万至7万人。

而军人与后方当地女性群体的互动关系，并未被纳入考量范围，也未计入统计。

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她们是以何种方式——志愿参军或是应召入伍上前线，也无论其担任的职务或服役地点如何，这些女性都是身处绝地。

尤其在前线相持阶段，她们的处境更为艰难。

要么去做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要么就上前线——在那里，一两周到一个月内就可能面临死亡，要么就是再次面对同样的选择。

当然，也有坚守原则、意志坚定、精神强大的人，但很少有人能承受住这种持续的压力，通常要么被送上军事法庭，要么被派往前线——在那里，一两周到一个月内就可能丧命……

有些部队比较幸运，指挥官是正派的军官，不会故意刁难人。

在极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在前沿阵地，士兵们会像保护亲姐妹一样，齐心协力地保护部队里的女护士。

那些比较机灵的女性，会选择军衔稍高一些的军官当自己的保护人，凭借对方的职务来保护自己，免受下级军官的骚扰，自然也能避开普通士兵的调戏。

也有少部分女性本身并不反对这样做——既想谈场恋爱，也想有个安稳的住处，还能离前线远些安顿下来。其中也有人动了真情，而且是两情相悦，最终还结了婚。

实际上，几乎所有战地随军女性都严格按照所担任的职务履行军事职责，而床笫服务则是额外的工作。

这既涉及营长的女伴们，也关乎元帅的女同事们。

战地随军女性(ппж)的日常表现也因人而异，这取决于女性自身的性格：有些人举止安静谦逊，另一些人则借着自己指挥官的威势对周围人颐指气使。

一些战地随军女性(ппж)既会获得军官的赏识，也能得到士兵的尊重。另一些则被人啐着唾沫目送。

但总体而言，前线对战地随军女性(ппж)的态度，尤其是普通士兵对她们的态度，是极其负面且充满鄙夷的。

有人为她们写下不知羞耻的诗句，编出粗俗的短歌和下流的笑话；那些因执行任务或负伤从前线归来的人，还会在家里散播关于她们的流言蜚语。

当然，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会因自身承担的额外工作任务，而根据其指挥官的军衔获得相应报酬。

有人捧着额外的口粮满心欢喜，有人接过降落伞丝绸裁成的衣料细细打量，有人获赠了镌刻荣誉的奖章，还有人将战利品中的金戒指紧紧攥在手心。

极端情形亦有发生：有人未获分毫感激，只换来身上片片青紫瘀伤；

有人却好运傍身，收到了整整一卡车的珍稀名画和皮草大衣。

鉴于士兵们对战地随军女性（ППЖ）满怀敌意，至今流传着一则说法：

称所有这类女性均被授予了“战功勋章”这一最常见的战斗勋章，士兵们却不屑地将该勋章戏称为“皮肉功劳章”（直译：为性服务而设的勋章） 。

与此同时，整个战争期间，有超过330万人获得过这枚勋章。

部分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也获得过这枚勋章。该勋章授予不应获颁者的比例，并不比其他勋章更高。

至于身为高级军官的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其获得奖励的情况则呈现出些许不同。

当然，战地女助手（ППЖ）会因自身承担的额外工作任务，而根据其指挥官的军衔获得相应报酬。

朱可夫元帅

例如，朱可夫元帅的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扎哈罗娃·Л.В.，不仅获得了按其职务本不应享有的上尉军衔，还被授予了十枚战斗勋章，其中包括红旗勋章与红星勋章。

而类似这样涉及将官层级的案例（即便所获勋章数量远不及此），大约也有5000个。

战地随军女性接下来的命运是根据非常简单的剧情展开的。

用军方文书的表述来说，超过半数的人依据“009号命令”接到了调派——因怀孕被送往后方。

有些人更换了指挥官，原因要么是指挥官牺牲，要么是（指挥官）被调往别处，要么是（自己）在与继任者的竞争中失利。

另有一些在最高统帅部任职的战地随军女助手（ППЖ），如影随形般追着各自的将军，辗转于各个前线战场；其中运气好些的，最终得以嫁给心仪的将军。

战后，战地随军女性（ППЖ）赢得了最关键的“战利品”——活了下来。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归到了国家的寻常生活中。另有一些人，则设法迫使自己的指挥官与原配妻子离婚，继而取代了她们的位置。

部分战地随军女性（ППЖ）回国后，被迫迁居他处，甚至隐瞒自己的参战经历——只因战后，在士兵群体中已然形成的战地随军女性负面形象，往往会牵连到所有上过前线的女兵。

而大多数战地随军女性（ППЖ），则独自抚养着战争孤儿。这些孩子起初被称作“小流浪儿”（байстрюками）。后来，在艰辛生活的磨砺下，军人与军人子女在权利和待遇层面的差异逐渐消弭，实现了平等。

苏联将帅与他们的合法妻子

将军与元帅的战地随军女性（ППЖ），战后命运并非特别顺遂。而这类女性几乎存在于所有知名统帅身边：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叶廖缅科、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叛徒弗拉索夫（身边也有）。

这类战地随军女性的丈夫从战场上带回了前线女友，致使自己的合法妻子不仅失去了昔日稳固的社会地位，连所有本应享有的福利也被剥夺。

科涅夫元帅在1945年胜利日通过检阅台台

高层的思想教育工作似乎收效显著。在所有扮演“情场罗密欧”的将军之中，最终仅有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正式与原配妻子离婚，并迎娶了年轻的战地随军女性（ППЖ）。

关于红军普通士兵的性生活，并无太多可讲。

在官方层面，既无人关注这一问题，也无人过问性病预防相关事宜。

军官们的需求得到了保障，正如俗语所言“饱汉不知饿汉饥”。

在前线，那些脑子更活络、对男女之事格外上心的士兵，总能找到地方“寻欢作乐”（直译：钻空子偷腥）。

军官们挑剩之后，辎重队里还有所谓的“多面手杂役女工”；

此外，当地那些常年没有男人在身边的女性——尤其是早已不指望能找到专属且唯一伴侣的寡妇——最终都屈从了士兵。

毕竟这样一来，她们好歹能怀上孩子，总好过一辈子孤零零地苦熬。

军队中性行为相对平稳的另一原因在于，原先由年长男性组成的正规军及第一批动员预备队，在战争初期要么阵亡，要么被俘。

在后续征兵中，年纪稍长、约25至30岁，且已有家庭、具备一定职业技能的人，要么被编入坦克部队，要么被安排担任司机、炊事员、文书、鞋匠等职务，因而有可能留在后方。

而17至18岁的青年，则被直接授枪，派往步兵部队。

步兵队伍里还有些年轻小伙，都是前一天还在校园的学生，年纪尚轻，远未到渴望且能够过上活跃性生活的阶段。

数百万这样的青年战死沙场，至死都未曾接触过女性，有些甚至连初吻的喜悦都未曾体验过。

此外，前线的人们根本没心思考虑这些事。

许多人连傍晚过后、夜幕降临、战斗停歇之后的光景都不敢去想。

唯有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才能喘口气、稍作放松。

在这样的时刻，大家心里只想着睡觉，连饥饿感都变得模糊——只求能沉沉睡去，忘掉一切……

大部分士兵承受的精神压力极大，

以至于即便处于相对平静的环境中，也无暇顾及女性相关的事。

与此同时，自1943年红军转入反攻、解放被占领土起，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被政治指导员灌输思想的红军士兵，对曾处于敌占区的居民态度残暴。

而这类居民有近7000万，其中5000万是女性。

人们将这些女性视作“德国人的玩物”、法西斯的帮凶，以及行为不检点的人——尽管她们中许多人连德国人的面都未曾见过。

在解放初期，她们常常仅凭告密或谣言指控，就遭到强奸，随后被枪杀。

士兵们只要驻足停留，或是进屋讨口水喝——转眼就会实施抢劫与强奸。

此外，性病开始在士兵队伍中蔓延，其造成的伤亡不亚于敌人的机枪。

局势已然愈演愈烈，斯大林不得不发布专门命令，明确了切实的追责办法，并由政治部及“斯梅尔什”（SMERSH，苏联反间谍机构）负责监督执行。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女性都会反抗这些所谓的“解放者”。

红军正逼近欧洲边境，而宣传员与政治指导员们则通过向士兵灌输仇恨、号召复仇的方式提振士气。

况且士兵们亲身走过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时，亲眼目睹了占领者犯下的累累罪行。

此外，拿起武器的德国平民进行顽固抵抗，这也激起了红军士兵的愤慨。

而战斗中蒙受的巨大伤亡，更让苏联士兵难以心存慈悲。

因此，红军进军欧洲的过程中存在着过错。

强奸、暴行与抢劫事件接连发生。

尤其遭殃的，是那些挤满德国道路的难民。

参与施暴的，除了其他盟军部队，还有在占领期间被强行掳往德国的外籍劳工。

各方面军司令及最高统帅不得不发布专门命令，以整顿部队秩序，制止抢劫

通常，随着被占领居民点当地卫戍司令部的建立，部队纪律逐步恢复。

军事法庭迅速开展工作，对施暴者与抢劫者执行了阵前枪决。

1945年夏季过后，抢劫与施暴从大规模现象转为个别事件，尽管仍相当频繁。

后来，红军士兵的性生活逐渐转向物物交换模式——以食品换取床笫服务。

此外，苏联士兵通常还能获得奖金，并且会慷慨地将其与家人分享。

超过350万苏联公民感染了从“文明的欧洲”带回的各类性病。

这一数字是苏联平时此类疾病发病率的50倍。

图文：俄罗斯网站

作者：世界大战(账号)

译注：

походно-полнвая жена：

战地随军妻子(夫人)，战地随军女性，战地随军女助手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