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伦福儒的老师格林·丹尼尔从剑桥大学迪斯尼考古学讲席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了。伦福儒申请了这个职位，也得到了。他回到母校，出任了这一古老而久富声望的职位。

1981年，伦福儒的老师格林·丹尼尔从剑桥大学迪斯尼考古学讲席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了。伦福儒申请了这个职位，也得到了。他回到母校，出任了这一古老而久富声望的职位。

在这次准备就职演讲时，伦福儒的思考更深了一步。他的演讲标题是“迈向心智考古学”（Towards an Archaeology of Mind）。他认为，上一个阶段重点关注了史前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当下，应该尝试向更具象征性的方向努力，即利用考古材料，让人们能够看到古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伦福儒在思考宗教的考古学，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回应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他们认为我们根本无法说清楚古人是如何思考的。但伦福儒认为，某些现象显然不能仅仅从技术或社会层面来解释。以埃及金字塔为例，它们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尽管你可能一时说不清楚它们具体象征什么，但它们显然是非常有意识的思想的产物，展现出严密的思维过程和目的性。而仅仅了解建造等技术层面的细节，并不能真正说明它们的意义。45

1980年代，伦福儒要探究考古学如何能够提供关于古人思维方式的信息，包括古人的思维过程、符号的使用、组织方式和智慧创新，以及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这就是“认知考古学”所要探讨的内容。46

一些根本性的概念，伦福儒也将其放在“认知考古学”的框架中看待，比如一个“重量系统”是如何产生的？“价值”的概念又是怎样在不同社会中形成的？

同时，伦福儒所领导的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认知考古学。1991年，加拿大心理学家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出版《现代心智的起源》。这一著作启发了研究所的研究。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相关议题的研讨会，如“早期人类心智的建模”“认知与物质文化”“重新思考物质性：心智与物质世界的互动”等。47

2007年，伦福儒出版《史前史：人类心智的形成》（Pre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在此书中，他回顾了“史前史”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梳理了考古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并认为，研究史前史是很有挑战性的。他说：“我们对史前时期——人类发展历程中那数千年——的认知始终在变化。就好像我们正透过一面镜子在看过去。这是一面我们自己打造的镜子，而且仍在不断地打磨它。我们所看到的过去的图景，其实是我们自己构建起来的。这幅图景也在不断变化。”他认为，人类要真正理解过去的雄心，只有在一系列相关思想汇聚到一起时才变得可能。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随着诸如考古遗传学等新研究方法的出现而不断推进。48

伦福儒著作《史前史：人类心智的形成》（2007），作者拍摄

《古物》杂志曾刊登一篇相关书评，其开头是这样写的：“那些试图书写人类心智如何演化至今这一过程的人——而且不仅限于某一个地区，而是面向全球范围——必须具备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此外，如果他们希望写出的书能够为广大读者所理解，还必须拥有将复杂问题通俗化的能力。科林·伦福儒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在考古学领域奉献了一生（尽管显然他仍将继续耕耘多年），对人类的过去了然于胸。他的新书《史前史：人类心智的形成》不仅展现了他的这些才能，也体现了他一贯的原创性思维。”49

荆志淳说：“伦福儒晚年时告诉我，这是他本人最欣赏的一本书。它研究人的思想。他晚年的研究方向都是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人的思想。”

后来，伦福儒在有关“心智”的讨论中认为，有关物质文化实际上是由人类行为有意识地创造的这一点上，得到的重视还不够。他开始尝试发展一种“物质参与”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将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有意识、有目的的互动，作为研究的核心。而这一理论的目标，是试图摆脱西方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心智”与“身体”二元对立的笛卡尔式划分。伦福儒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博士研究生，名叫兰布罗斯·马拉福里斯（Lambros Malafouris），之后发展了“物质参与”理论。50

荆志淳说：“伦福儒之所以能够提出‘物质参与’理论，我认为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他长期和心理学家、神经学家合作，通过对古DNA的研究，逐渐得出来的。过去，我们总是把物质和精神分开，而伦福儒的这一理论是很有启发性的。”

尽管在理论上不断深入探究，但伦福儒也强调，自己依然非常坚持过程考古学的基本原则，并坚持应努力建立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以便使我们可以将对过去的认识——无论是当前的，还是不断发展的——能够整合其中。51

博伊德认为：“伦福儒认真对待外界对其理论的批评，并据此对部分研究方法进行了调整。认知考古学正是对过程考古方法忽视人的能动性这一批评的回应，试图将人类的思维纳入其理论框架之中。同样，物质参与理论也体现了他对人与物二元关系中能动性问题的关注。他力图对批评作出回应，同时又不完全背离自己的研究取向。”

2023年，“理论考古组织”（TAG）年会在英国东英吉利大学（UEA）召开。该大学和TAG全国委员会成员共同决定将首届考古理论杰出贡献奖颁给伦福儒。他们认为，伦福儒是过去50年来成果最丰硕、涉猎最广的考古理论家。组织方表示：“我们非常高兴伦福儒教授成为该奖项的首位得主，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自1979年TAG成立以来，他一直是该组织的坚定支持者。”52

梅建军说：“作为一个学者，伦福儒能够从理论角度，研究如何能将考古做得更好。他为此指引了方向，建立了专门的方法论。他能够达到那样一个理论深度，是很难企及，也很了不起的。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能够把人类的认知过程推到这么远。”

印欧语系起源新假说

在剑桥任教期间，伦福儒也开始思考另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印欧语系的起源。伦福儒的父亲是个语言爱好者。他有一本看过四遍的《语言的织机》（The Loom of Language），讲的是世界主要语言的差异和共性，以及如何通过了解语言的规律更有效地学习外语。这本书后来放在了伦福儒的书架上。53

在剑桥大学的理论争鸣氛围里，除了有关考古理论的争论之外，印欧语系的起源问题也被纳入议题。伦福儒认为，如果欧洲的大部分语言以及伊朗、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语言都属于同一个语系（印欧语系），而且早在古典时代就已如此，要探索它的祖先语言就已经深入到了史前时期。他认为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以往的解释是草原假说，即认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黑海北部草原存在原始印欧人的家园，然后藉由骑马的游牧战士征服欧洲其他地区而传播了语言。这一假说是由邀请伦福儒去加州大学的朋友金布塔斯提出的。

但伦福儒认为这是没有考古学依据的神话。他提出，如此深远的变化，波及整个欧洲甚至更远，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农业的传播，这是在人口和经济上更具决定性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原始家园可能位于安纳托利亚地区（今土耳其）。时间约为公元前7000年。他因此写了一部著作《考古与语言：印欧语起源之谜》（1987）。54

伦福儒著作《考古与语言：印欧语起源之谜》（1987），作者拍摄

结果，这本书一出，更具争议，并在历史语言学家中引发了持续的讨论甚至怀疑。

梅建军对此深有体会。1996年，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一个有关新疆早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会议。当时，伦福儒作为主旨发言人，在演讲中就主张欧亚草原文化的传播是和农业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的。梅建军回忆说：“当时英国贝尔法斯特大学的一位教授，名叫詹姆斯·马洛里（James Mallory），也是知名学者。他的观点和伦福儒教授完全不同，针锋相对。实际上，多数参会的人赞成的，不是伦福儒的观点，而是马洛里的意见。但是，伦福儒教授一点都不害怕。他还是很坚持自己的理论。”他进一步说，“在伦福儒教授看来，学者间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有些争论，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伦福儒很早就受过辩论的训练，还做过剑桥大学辩论社的主席。他不害怕争论。”

尽管有人质疑他的观点，但也有人认真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先生说：“伦福儒把语言和考古学联系起来，从考古学上探讨语系的起源，这给了很多学者以启发。比如南岛语族的起源研究，也是从考古学上，将语言和人种联系起来。另外，在汉藏语族的研究上，马家窑文化向东南地区的扩散，与汉藏语族的起源联系在一起，把考古学材料、DNA材料和语言学材料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我觉得也是受到了伦福儒这一研究的启发。”

伦福儒的这本书还吸引了一位关注考古的富商的注意。他叫麦克唐纳（Dr. D.M. McDonald），是实业家，BSR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主要生产唱片转盘和自动换碟机。他读过这本书后，让律师给剑桥和当时已经担任耶稣学院院长的伦福儒写信。后来，麦克唐纳博士参观了剑桥，认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因为这里人才多样，也有人研究他感兴趣的领域，比如古埃及度量体系，于是决定以他的名字捐建一个研究所。这就是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大楼的建设花费了600万英镑，总体捐助额为1100万英镑。那是1990年。伦福儒成为该研究所的创始所长。55

有了这个研究所，伦福儒领导他的团队开展了几项重要研究。一个是考古遗传学。伦福儒专门聘请了分子遗传学专家，并设立实验室，还与英美相关机构建立联系。56遗传学家既可以对动植物遗骸中保存的DNA进行研究，也可以对合适条件下得以保存的古人DNA进行提取和研究。考古学家就可以对人群迁徙甚至入侵的可能性作出判断。伦福儒说，一些被遗忘的文化也许没有留下什么显眼的遗存，但通过考古发掘，会发现他们的遗迹，如陶器、石器、遗物……现在，还可以借助DNA技术，通过一整套手段来重建这些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这正是考古学始终令人兴奋的原因之一：总会有新的材料不断被发现，为考古学家所用。57

该考古所另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伦福儒建立了非法文物研究中心（Illicit Antiquities Research Centre），专门研究文物盗掘和走私问题，以及如何制止这种行为。

反对非法文物买卖与

《文物盗掘、正当性与归属》

伦福儒对文物盗掘的关注始于他的又一部著作《基克拉泽斯精神》（The Cycladic Spirit，1991）出版之后。这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基克拉泽斯的雕像。其中的雕像主要来自希腊收藏家多莉·古兰德里斯（Dolly Goulandris）的私人收藏。

伦福儒曾经讲述了这段经历。早在1960年代，古兰德里斯夫人就乘坐自己的游艇在基克拉泽斯群岛间旅行，并收集了一些文物。在希腊法律中，有个很奇怪的情形。按照希腊法律，所有古物都归国家所有，因此私人发掘是刑事犯罪。但与此同时，希腊法律又不打击、反而鼓励私人收藏各种古物。因此，古兰德里斯夫人当时持有收藏许可证，实际上是得到了希腊考古局（Greek Archaeological Service）的鼓励。当时掠夺文物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量古物流出希腊。他们认为，即使古物的发现背景未被记录，文物因失去出土情境而无法得到考古研究，也总比这些文物被运出国更好——至少它们留在希腊境内。58

伦福儒因为对基克拉泽斯雕像的深入研究，能够清晰地对这些雕像分类，划定发展阶段，提出了类型学体系。这些研究对古兰德里斯夫人非常有帮助。她也非常慷慨，曾经在1965年邀请伦福儒及其同为考古学家的妻子简·尤班克（或称简·伦福儒，Jane Ewbank）居住在她的公寓中。这公寓非常大，里面就摆放着这些基克拉泽斯雕像，就如同装饰品。后来，她创办了私人博物馆以展示这些文物。

1991年，《基克拉泽斯精神》出版。但是，批评也接踵而至。伦福儒清楚地记得由大卫·吉尔（David Gill）和克里斯·奇平代尔（Chris Chippindale）撰写的《对基克拉泽斯雕像推崇所带来的物质与思想后果》（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Esteem for Cycladic Figures）一文。他读过这篇评论后说，虽然它有些地方不准确，但从根本上说，文章指出了非常合理且重要的问题。

文章认为，随着对基克拉泽斯雕像的赞誉不断上升，这一趋势对相关研究产生了若干影响：考古语境被破坏、构建可靠年代序列的方法丧失、不同时期或地区的雕像类型差异变得模糊，最终，我们也因此失去了理解这些雕像功能的机会。对鉴赏家而言，基克拉泽斯雕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物本身；而对考古学者来说，雕像中所蕴含的信息只是更大叙事的一部分，而这一叙事的其余部分则依赖于对其考古语境的掌握。我们所能记录到的，因鉴赏家推崇所引发的物质后果，对考古研究而言是灾难性的……59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展开一场反对古物盗掘的运动。波士顿大学考古学家里卡多·埃利亚（Richardo Elia）发表一篇文章，其中使用了一句话：“收藏家才是真正的盗掘者。”（collectors are the real looters）伦福儒说，这句话虽然措辞尖锐，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收藏者的责任。

经过反复思考，伦福儒意识到，这句话是对的。他认为，希腊的法律立场在这方面是相当矛盾的。他在研究和出版这些收藏品时，虽然完全遵守了希腊法律，但那样做，可能依然是错的。或许，希腊本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不鼓励古兰德里斯夫人建立私人收藏。

伦福儒最终转变了看法，以一种纯粹主义的立场，去批评那些即便出于善意而建立私人收藏的人。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英国，这个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佳士得和苏富比等大型拍卖行开始举行一系列巨大的拍卖会，拍卖希腊陶器和意大利陶器。这些交易量如此巨大，很明显，这背后存在一个完整的文物交易链条。而且，这些拍卖的存在，实际上是在刺激进一步的盗掘行为。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你从拍卖会上买古物，你的钱就间接地为下一轮盗掘提供资金。伦福儒为扭转这一局面，在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创立非法文物研究中心，创办杂志《无背景的文化》（Culture Without Context），做演讲，还写了一本书，名为《文物盗掘、正当性与归属》（Loot, Legitimacy and Ownership，2000）。

伦福儒著作《文物盗掘、正当性与归属》（2000），作者拍摄

这里，伦福儒所反对买卖的文物是指“没有出处”的文物，即没有发掘记录，无法确定来源的文物。但收藏家有他的说辞。他往往会说：我是从一个非常可靠的古董商那里买的，它来自一个老太太，她祖母一百年前就有这个东西。面对这种情况，你很难证实这件文物是非法获得的。伦福儒说，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意识到，事情的责任应该倒过来。即古董商必须有能力证明这件文物的来源是合法的。如果他无法提供这个信息，那么就该默认这是一件没有出处的文物，不应被任何博物馆收藏。

在《文物盗掘、正当性与归属》这本书中，伦福儒清晰、明确而又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60

他认为，针对考古遗址的破坏，其主要原因是盗掘，即对古代遗址进行非法的，没有任何记录和未发表发掘记录以获得文物并从中牟利的行为。这一问题是全球性的。那么，怎么办？

他给出了两个解决办法。第一是在文物原产国减少甚至根除非法发掘行为。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国家都应当制定健全有力的法律来保护本国文物，并设有专业、知识丰富的文物管理机构；国家级遗址应得到良好保护和展示，并辅以国家博物馆为中心、覆盖各地的地方博物馆网络。

第二，要处理非法文物的流通和购买问题。学术界应该明确地发挥作用：要努力让公众明白，每一次购买来历不明的文物，其实都是在变相资助盗掘行为的持续发生。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市场上有些文物是很久以前就挖出来的。对此，我们可以人为界定一个时间点来划线，比如1970年，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也就是说，任何公共机构，比如博物馆，都不应该购买来历不明的文物，除非能够有确凿证据证明（比如该文物在1970年前就已经公开发表过），说明它早在1970年以前就已经为公众所知。

同时，伦福儒特别强调，如今那些收藏来历不明文物的私人收藏家，更不用说那些这样做的博物馆，其实都在变相支持盗掘行为。他们提供的资金，不仅奖励了盗掘者，还资助了他们进一步的破坏行为。

伦福儒特别澄清，这绝不是在批评那些收藏现代艺术、古典大师画作、古典家具、珍品小件、香烟卡片、铁皮玩具等的人。我们所讨论的焦点是非法文物。

伦福儒继续说：“我还将批评收藏非法文物的‘好收藏家’这一观念，还要批评一些机构对这些收藏者所给予的认可。这种认可实际上是在对他们的角色进行合法化。这些机构包括：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以及直到最近还如此的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如果连这样的机构都无法被说服站在道德一边，那我们对仍然残存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几乎看不到希望。当然，也会有人提出‘政治正确’的指责，这往往来自古董商或既得利益的私人收藏家。对此，我们的回应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治人物，确实有责任去追求‘正确’。正如里卡多·埃利亚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所说：‘收藏者才是真正的盗掘者。’”

书中，伦福儒点名批评相关的收藏家、博物馆，同时，也对专业人士、学者提出了希望：学者不应为来历不明的文物提供鉴定或学术证明，否则可能会助长其继续流通交易。

在书的末尾，伦福儒也对此书的读者以及大众提出了一点希望：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全球层面上的公共舆论问题。能够帮助确立应有标准的人，是您——读者本人，以及那些同样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人。每当有博物馆公开展出来历不明的文物，从而间接支持和纵容盗掘行为时，正是你们应当站出来向博物馆和立法者表达抗议的时候。专业人士——学者、博物馆工作人员，可以也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说到底，这是一个公众的问题，而最终决定权在你们手中。

这本书果然引来了收藏家和一些博物馆的愤怒，有人也质疑伦福儒当年也给来历不明的文物做图录。而伦福儒也从未避讳这一点，不仅在口述自传中陈述这段经历，也在这本书中有所提及：“事实上，我今天不会再犯过去那个我现在视为道德错误的行为——即使用来历不明的文物收藏以作为论述艺术史早期某一特定阶段的例证（指基克拉泽斯艺术），即便那批收藏是在原产国境内，而且获得了该国政府的正式许可。”61也正因如此，伦福儒儿时的爱好——收集钱币，也终止了。

1991年，伦福儒被授予终身贵族头衔，成为“凯姆斯霍恩的伦福儒勋爵”（Lord Renfrew of Kaimsthorn），成为上议院贵族。同时，伦福儒也是保守党成员。1996年，他在英国《宝藏法案》的通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法案取代了过时的立法，为珍贵文物的发现提供了合理的法律机制。62

1998年，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理事会将仅收购那些能够提供文件，证明其在1970年前已从原产国合法出口的文物；该政策适用于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藏品。63当时，伦福儒是该馆的理事。

博伊德博士认为：“伦福儒在文物保护领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在剑桥大学创立了‘非法文物研究中心’，这是全球首个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机构。他还利用自己在英国议会的身份，推动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他积极鼓励许多研究人员投身此领域，如尼尔·布罗迪（Neil Brodie）和莫拉格·科塞尔（Morag Kersel）。他还曾亲自出面，与德国卡尔斯鲁厄的巴登州立博物馆交涉，促使其将两件重要文物归还给希腊。在文物保护议题上，他一直非常活跃且具有远见卓识。”

在这一点上，英国考古学界不再像学术争论一样意见不一。博伊德博士说：“我认为可以公允地说，尽管大多数英国考古学家在这一领域并不活跃，但他们普遍支持伦福儒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立场。”

伦福儒在文物保护上的做法也影响了中国考古人。2018年，荆志淳在河南安阳也推动遗址的保护，遏制盗墓的猖獗。他并没有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看着当时盗墓的严重程度，他只说：“看着心疼！”

荆志淳说：“伦福儒在文物保护上做了很多工作，对我个人影响很大。我敬佩他，不只是因为他学术上的成就，更是因为他在文物保护上做了真正该做的事。他真的是我们的榜样。”

陈星灿认为：“伦福儒所站的立场，就是考古学家的立场。不管文物流到海外，还是留在国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来历不明的文物都是不能购买的。不能因为他是否出国而改变态度。”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45.参考自伦福儒口述自传第53片段

46.参考自伦福儒学术自传

47.同上

48.Colin Renfrew, Pre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Phoenix, 2008, pp.vii-xi.

49.Lewis-Williams JD. Colin Renfrew. Pre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xiv+254 pages, 2 figures. 2007.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978-0-297-85120-2 hardback £14.99. Antiquity. 2008;82(316):504-505. doi:10.1017/S0003598X00097039

50.参考自伦福儒口述自传第70片段

51.参考自伦福儒口述自传第68片段

52.https://www.arch.cam.ac.uk/news/colin-renfrew-tag44

53.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Jonathan Cape, 1987, pp. Xiv

54.参考自伦福儒学术自传

55.参考自伦福儒学术自传、口述自传第55、58段、及伦福儒2008年一次受访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mntVZqF-FA

56.参考自伦福儒口述自传第57片段

57.伦福儒受访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muANuRNulk

58.这一部分的叙述参考了伦福儒口述自传第60、61片段，以及视频采访：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muANuRNulk

59.David W. J. Gill, and Christopher Chippindale. 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Esteem for Cycladic Fig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97, no. 4, 1993, pp. 601–59. JSTOR, https://doi.org/10.2307/506716

60.Colin Renfrew. Loot, Legitimacy and Ownership: the Ethical Crisis in Archaeology, Duckworth, 2000, pp. 15-17\75\92.

61.Colin Renfrew. Loot, Legitimacy and Ownership: the Ethical Crisis in Archaeology, Duckworth, 2000, pp. 74.

62.doi: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5-00220-1

63.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304/cmselect/cmcumeds/59/59we02.htm?utm_source=chatgpt.com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