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25-2028年全球卫生战略》，这份96页的报告明确指出：全球近30%人口无法获得安全供水，约一半人口难以获取基本卫生服务。这一数据仿佛为陆铭的“大国大城”理论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注脚。

陆铭教授在其著作《大国大城》中提出的观点，仿佛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辩论场上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错！让农民工返乡？错！追求各地区经济规模趋同？大错特错！

2025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25-2028年全球卫生战略》，这份96页的报告明确指出：全球近30%人口无法获得安全供水，约一半人口难以获取基本卫生服务。这一数据仿佛为陆铭的“大国大城”理论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注脚。

当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时，不仅仅是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等一系列挑战也随之而来。那么，除了经济学家，还有其他学者在研究这些问题吗？

陆铭教授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他认为人口流向东部沿海大城市是经济规律，在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反而可以实现地区间发展的均衡。他的研究结果打破了很多一般认知，对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城市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规模经济” 是陆铭理论的核心关键词。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主要来自三个机制：分享基础设施、学习效应和匹配效应。

用大白话讲就是：人多了可以分摊地铁等大型基础设施的成本；人们可以通过密切互动产生知识传播和创新；消费者可以在大城市找到更符合自己偏好的服务提供者。

陆铭还有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观点：他认为大城市中缺的不是大学生，而是像农民工这种“低技能劳动者”。他甚至调侃道：“一个高科技公司也需要司机，也需要门卫”。这种技能互补性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被称为“技能互补性”。

陆铭教授在《大国大城》中强调，不要把区域平衡理解成发展速度趋同，而是人均增速趋同。他主张破除对“平衡”的固有看法，将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

这一观点在他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通过破除人口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可以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当人口能够自由流动时，欠发达地区的一部分人向发达地区流动，不仅增加了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也使欠发达地区由于人口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上升，从而提高留在家乡的人们的收入水平。

这种观点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如果上海能够吸引更多的安徽人，那么上海的劳动力供给增加，经济发展更好，而安徽由于人口减少，留下来的人均资源（包括土地、自然资源等）反而更多，收入也能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当我们谈论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公共卫生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卫生战略明确指出：“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天气事件、空气污染和媒介传播疾病的风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脆弱地区首当其冲”。

这提醒我们，人口集聚在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也给大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传染病防控、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环境污染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

2025年9月11日，中越专家在广西防城港探讨跨境疾控合作，一款由中越专家联合研发的机器学习AI应用解决方案，专门用于提升区域传染病预测预警能力。

这种国际合作提醒我们，在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甚至连疾病传播都已经超越了国界，更不用说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了。

除了公共卫生挑战，人口流动还带来地缘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复杂问题。澜湄合作第十次外长会在昆明成功举行，六国迈向打造“澜湄合作2.0版”的新时代，这其中包括完善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铸造澜湄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升级版。

这种区域合作提醒我们，人口流动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也涉及到国际关系、跨境合作等复杂议题。在一个国家内部，人口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可能会加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

陆铭教授也承认，市场经济不能解决所有不平等分配的问题。

他指出：“由于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同时生活和工作，会导致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这个时候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应该通过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人们的实际福利差距”。

虽然陆铭教授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引人注目的人口流动理论，但其他领域的学者也确实在研究相关问题的其他方面。

公共卫生学者正在研究如何应对人口集聚带来的健康挑战。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未来四年全球卫生战略，旨在“让60亿人享有更好的健康和福祉，50亿人在无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享受全民健康覆盖，70亿人能更好地抵御突发卫生事件”。

这些目标如何在大城市人口集聚的背景下实现，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国际关系学者则关注人口流动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就像澜湄合作所展示的，区域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正在成为国际合作的新领域。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也有助于增强区域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

社会治理专家则在研究如何管理日益多元化的大城市。当大量人口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涌入大城市时，社会整合、文化融合、公共服务分配等问题都变得愈发复杂。这些问题需要创新的治理思路和手段。

陆铭教授的理论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学视角，尤其是他强调的“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然而，真正实现“大国大城”的愿景，需要经济学、公共卫生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我们需要在推动人口自由流动的同时，加强大城市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在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解决城市内部的不平等问题；需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25年世卫组织的全球卫生战略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向：“应对气候变化这一21世纪主要健康威胁，打造更具气候抵御能力的卫生系统，推动低碳卫生体系建设”。这表明，未来大城市的发展必须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其中。

正如陆铭教授所说：“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这句话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条整合多学科视角的路径：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政府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大国大城”最终是一场精细的平衡艺术。它既需要尊重经济规律，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又需要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确保大城市不会因为人口集聚而陷入“城市病”的困境；还需要考虑地缘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确保发展过程的平稳有序。

这种平衡艺术需要大国智慧。事实上，世界上真正成功的发展经验，往往都是能够在不同目标之间找到平衡点的经验。

正如陆铭教授所言：“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如果要兼顾效率与平衡，唯一走得通的道路就是促进劳动力充分自由的流动，并在此基础上实施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移支付政策”。

在2025年这个时间点上，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如何吸取国际经验教训，如何基于中国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大城之路，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专家共同研究的重大课题。

最终目标应该是明确的：让每个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都能拥有健康、有尊严的生活。这也许就是经济学、公共卫生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追求的目标。

以上观点你有异议吗？

来源：城市把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