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二姐在粮站门口捡到粮票，一个决定让全家走出山沟

摘要：1982年秋末的夜，山沟里的土坯房被寂静包裹，静得能听见墙角那只蛐蛐微弱的鸣叫。我蜷在炕上，听着自己肚子“咕噜”一声，那声音在夜里格外响亮，像一声委屈的叹息。二姐文英就睡在我旁边，她的呼吸很轻，但我知道她没睡着，因为她攥着我的手，指尖冰凉。

灶膛里最后一点火星，不甘心地跳动了一下，熄灭了。

1982年秋末的夜，山沟里的土坯房被寂静包裹，静得能听见墙角那只蛐蛐微弱的鸣叫。我蜷在炕上，听着自己肚子“咕噜”一声，那声音在夜里格外响亮，像一声委屈的叹息。二姐文英就睡在我旁边，她的呼吸很轻，但我知道她没睡着，因为她攥着我的手，指尖冰凉。

（约100字情感埋点：饥饿感和姐妹间无声的慰藉，营造出贫困但温暖的家庭底色。）

白天在粮站门口发生的事，像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全家人的心口。二姐捡到了一沓粮票，用牛皮纸包着，厚厚的一叠，足足有五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和一些零散的布票、油票。在那个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的年代，这无异于一笔从天而降的横财。我记得二姐把那纸包揣进怀里时，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她没敢声张，拉着我一路小跑回家，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

（约300字情感埋点：巨大诱惑带来的紧张与不安，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家庭冲突。）

晚饭时，饭桌上的气氛异常凝重。一盘黑乎乎的咸菜，一盆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爹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大哥文军埋着头，筷子在碗里划拉着，发出刺耳的声音。娘不停地给我们夹咸菜，嘴里念叨着：“吃，快吃，吃了早点睡。”可谁都咽不下去。那包粮票就放在炕桌中央，像一个沉默的审判者，考验着我们这个贫穷家庭的每一根神经。爹终于把烟锅在桌腿上磕了磕，开了口，声音沙哑：“英子，这事……你怎么想？”

（约500字情感埋点：家庭矛盾一触即发，贫穷与道德的冲突摆上台面，读者开始代入思考“换作是我，该怎么办？”）

引子

二姐抬起头，她的嘴唇有些发白，但眼神却异常坚定。“爹，我想还回去。”

“还回去？”大哥文军猛地抬起头，筷子“啪”地一声摔在桌上，“二妹你疯了？五十斤粮票！有了它，咱们家今年冬天就不用挨饿了！我也能攒点钱，开春好说个媳妇！”

娘的眼圈红了，她拉了拉大哥的衣角，小声说：“你小点声……让你爹说。”

爹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盯着二姐，一字一句地问：“你知道这五十斤粮票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和你妹妹能多做一件新衣裳，意味着你娘能扯块布给你哥做条像样的裤子，意味着我能少跟你三叔公借粮，少看他家人的脸色！”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的心上。是啊，三叔公家的粮，每次都要拿家里唯一的母鸡下的蛋去换，换回来娘还要唉声叹气好几天。

二姐没看任何人，她只是低着头，轻轻捻着自己洗得发白的衣角，那是她紧张时下意识的动作。“爹，我知道。可……可这不是咱们家的东西。”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丢东西的人，现在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不定，这也是人家的救命粮。”

“救命粮？咱们家就不等米下锅了？”大哥的火气又上来了，“我看你是书读傻了！人不能只顾眼前，可眼前都过不去了，还谈什么以后！”

“人不能只顾眼前。”二姐却重复了一遍大哥的话，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爹，娘，哥，这粮票咱们要是用了，心里能安生吗？以后走在村里，听见谁家丢了粮票，咱们头都抬不起来。这饭，吃下去也烧心。”

屋子里又陷入了死寂。只有爹的旱烟明明灭灭，烟雾更浓了。我看见娘悄悄抹了把泪，她看了看倔强的大哥，又看了看一脸坚持的二姐，最后把目光投向爹，满是无助。这个家，当家的还是爹。

许久，爹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里有不甘，有挣扎，也有一丝无奈的疲惫。“唉，一步看一步吧。”他挥了挥手，“都睡吧，明天再说。”

那一夜，我知道我们家谁都没睡好。我半夜醒来，听到爹在院子里咳嗽的声音，一声又一声，像是要把心都咳出来。我从卧室门缝里看出去，看到娘端着一碗热水出去，轻轻拍着爹的背。月光下，他们两个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显得那么苍老和孤独。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我的父母，好像正在慢慢变老。这个念头让我心里一酸，眼泪就下来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二姐就起床了。她没跟任何人说话，只是默默地把那包粮票重新包好，揣进怀里，然后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我跟了出去，小声问：“二姐，你去哪？”

她回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在清晨的薄雾里显得有些模糊。“文秀，我去把不属于咱们家的东西，还给它真正的主人。你跟爹娘说，我中午就回来。”

看着她瘦弱却笔直的背影消失在山路的拐角，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知道，二姐这个决定，或许会让我们家继续挨饿，但我也隐隐觉得，有些东西，比填饱肚子更重要。人心里的那杆秤，比啥都重。

第一章：一念之差，尘埃落定

二姐是踩着晌午的日头回来的，额头上挂着细密的汗珠，嘴唇干得起了皮。她一进门，就端起桌上的凉水灌了一大口。

大哥文军从屋里冲出来，劈头盖脸地问：“粮票呢？你真还回去了？”

二姐点点头，把一个空空的牛皮纸包放在桌上。

“你……”大哥气得说不出话，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抱着头，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娘从厨房里探出头，擦着 apron 的手停在半空，眼神复杂地看着二姐，最终化为一声叹息。

爹坐在炕沿上，一言不发，只是拿起他的长烟锅，一下一下地往里填着烟丝。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压得我喘不过气。

“是粮站的张站长丢的。”二姐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他昨天下午盘库，晚上回家才发现丢了，急得一晚上没睡。说这是县里拨下来给几个困难户的补助粮票，要是找不回来，他这个站长都没法当了。”

听到这话，大哥的头埋得更低了。爹填烟丝的手顿了一下，抬眼看了看二姐。

“我到粮站的时候，他正跟人发火呢。我把粮票给他，他愣了好半天，抓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他……他还说要给我写个表扬信，送到公社去。”二姐的声音很平淡，听不出喜悦。

“表扬信？表扬信能当饭吃？”大哥闷闷地回了一句。

“文军！”爹突然喝了一声，把烟锅重重地在炕沿上一磕，“东西还了就还了！咱们家是穷，但还没穷到要拿别人救命钱的地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以后谁也不准再提！”

爹发了话，大哥再不甘心，也只能闭了嘴。那顿午饭，依旧是玉米糊糊配咸菜，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吃进嘴里，不那么烧心了。

接下来的日子，生活又恢复了原样。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二姐捡到粮票又还回去的事，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没有在村里引起任何波澜。那封所谓的“表扬信”，也迟迟没有踪影。大哥偶尔会用“书呆子”、“死脑筋”这样的话来刺挠二姐，二姐从不还口，只是默默地干着手里的活，纳鞋底，喂猪，下地。

有时候深夜，我会听见她轻轻的叹息。我知道她心里也不好受。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亲手把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送了出去，她需要多大的勇气，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悄悄握住她的手，她会反过来拍拍我的手背，像是在安慰我。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山里的冬天越来越冷，家里的粮食也见了底。爹的咳嗽声越来越频繁，娘脸上的愁云也越来越重。一天晚上，吃过饭，大哥又为了地里收成的事跟爹吵了两句，气氛很僵。争吵过后，谁也不理谁。爹坐在炕头抽闷烟，娘在厨房里洗碗，故意把碗筷弄得很响。

我看见二姐默默地端起爹的茶杯，走到灶台边，舀了一勺滚烫的热水，小心翼翼地兑进杯里，试了试温度，才端回到爹的面前，轻轻放在他手边。爹瞥了一眼，没说话，但过了一会儿，他拿起了杯子，喝了一口。厨房里的声响也小了下去。那一刻，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一句劝慰，但屋子里那股僵硬的气氛，却悄悄融化了。我忽然明白了，这或许就是婚姻，是家人，是争吵后一个无声的和解动作。

日子就在这种贫穷而坚韧的氛围里一天天滑过。我们都以为，那五十斤粮票的故事，将永远尘封在那个秋天的记忆里。直到那天下午，一辆崭新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出现在我们村口，打破了山沟里持续已久的宁静。

第二章：意外的敲门声

骑自行车的是个戴着蓝色干部帽的中年男人，白净脸庞，一身整洁的中山装，一看就不是村里人。他停在村口的槐树下，向正在玩耍的孩子打听：“同志，请问一下，王满仓家怎么走？”

王满仓，是我爹的名字。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我家。娘紧张得在厨房里团团转，不停地用围裙擦手。“孩儿他爹，你说这……这是谁啊？咱家也没个城里亲戚啊。”

爹也很纳闷，他放下手里的活，在衣服上蹭了蹭手，迎了出去。

“请问您是王满仓同志吗？”那干部很客气，推着车走过来，脸上带着笑。

“我是，我是。同志您是？”爹有些拘谨地回答。

“我姓李，是县里新办的纺织厂的。这次下乡，是来了解一些情况。”李干事说着，目光在我们家破旧的土坯房上扫了一圈，然后落在了从屋里出来的二姐身上。

“哦哦，快，快请进，屋里坐！”娘连忙招呼着，把炕上擦了又擦。

李干事走进屋，局促的空间让他显得有些无处落脚。他没有坐下，而是开门见山地说道：“这次来，主要是想找一下王文英同志。”

我们全家都愣住了。找二姐？

二姐也懵了，她紧张地绞着衣角，小声说：“同志，您找我？”

“对，就是你。”李干事笑了，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本子，“王文英同志，你前段时间是不是捡到了粮站张站长的粮票，并且主动归还了？”

“是……是有这回事。”二姐点点头。

“这就对了！”李干事一拍大腿，“张站长跟我提了好几次，说你们村有个叫王文英的好姑娘，拾金不昧，思想觉悟高。我们厂这次响应国家号召，定向从农村招一批有文化、品德好的年轻人进厂当工人。我这次来，就是受张站长推荐，特地来考察一下你的情况。”

当工人！进县城的纺织厂！

这几个字像炸雷一样在我们家炸开。大哥惊得张大了嘴，娘的眼睛瞬间就亮了，爹捏着烟锅的手，微微发起抖来。在1982年的山沟里，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商品粮户口，意味着从此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意味着……我们家真的有机会走出这个山沟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激动地看着二姐。我看到她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从脸颊一直红到耳根。她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绞着衣角。

李干事又问了二姐几个问题，比如读了几年书，识不识字。二姐读到过初中毕业，在村里是数得上的文化人，对答得虽然有些羞涩，但很流利。李干事显然非常满意，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情况我基本了解了。”李干事合上本子，站起身，“王文英同志，你的条件很符合我们厂的要求。这样，你明天上午，带上户口本，到公社来一趟，我们统一办理一下手续。如果不出意外，下个月你就可以到厂里报到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们全家都像是被砸晕了。直到李干事的自行车消失在山路的尽头，我们还愣在原地，没有回过神来。

还是娘先反应过来，她一把抱住二姐，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我的英子啊，我的好闺女……你这是……这是积德了啊！”

大哥也咧着嘴笑，一拳捶在二姐的肩膀上，又觉得不妥，挠了挠头，嘿嘿地傻笑：“行啊你，二妹！你这书没白读！”

只有爹，他默默地转过身，走到院子的角落，背对着我们。我看见他抬起袖子，飞快地在脸上抹了一下。那个总把腰杆挺得笔直的男人，那个用坚硬外壳包裹着自己的父亲，在那一刻，肩膀微微地颤抖着。

我忽然明白了二姐当初那句话：“人不能只顾眼前。”原来，放弃了眼前的五十斤粮票，却换来了一个可以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机会。人生的路，有时候就是一步窄，一步宽。你以为走进死胡同的时候，拐个弯，或许就是一片坦途。

第三章：一张车票的重量

二姐要去县城当工人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飞遍了整个山村。

这可是我们山沟里几十年来飞出的第一只“金凤凰”。每天都有人上门来道贺，拎着几个鸡蛋，或者一把自家种的青菜。爹娘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走路都带着风。爹把那杆用了十几年的旱烟锅收了起来，破天荒地买了一包两毛钱的“大丰收”牌香烟，逢人就散一根，嘴里说着：“娃儿有出息了，都是国家政策好。”

客厅的角落里，那台老旧的半导体收音机被爹擦得锃亮。以前它只是个摆设，偶尔听听天气预报。现在，爹每天都要守着它听县里的新闻，想从中捕捉到任何关于“纺织厂”的信息。他笨拙地扭动着旋钮，收音机发出“刺啦刺啦”的杂音，大哥在一旁不耐烦地说：“爹，你这都快把这玩意儿拧坏了。”爹也不生气，只是呵呵地笑：“我得听听，城里现在是啥样，咱英子去了，不能啥都不知道。”

看到爹小心翼翼研究收音机的样子，我心里既好笑又心酸。父母对于那个他们从未踏足过的世界，充满了笨拙而真诚的向往，这份向往，全都寄托在了二姐身上。

喜悦的氛围中，也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李干事走的时候说，去公社办手续，还要体检，最后还要政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是一场空欢喜。那几天，我们全家都提心吊胆。

终于，二姐从公社回来了，带来了好消息：手续都办妥了，体检也合格，就等着厂里发录用通知书。全家彻底松了一口气，娘激动得要去庙里烧香还愿。

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录用通知书上写着，报到时需要自己带行李和铺盖，另外，还要交二十块钱的“入职押金”。

二十块钱！

在1982年，对于我们这个连买盐都要赊账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爹娘把家里所有能翻的角落都翻遍了，箱子底，柜子顶，枕头芯……最后把所有毛票、分币凑在一起，也才凑了七块八毛三分钱。

喜悦的气氛瞬间冷却下来。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屋子里烟雾弥漫。娘坐在炕边，不停地唉声叹气。大哥蹲在门口，一声不吭。

“要不……我去三叔公家借？”娘试探着问。

爹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不行！上次借粮的鸡蛋钱还没还上，再去借钱，脸往哪搁？”爹是个极好面子的人，向亲戚开口，比要他的命还难。

“那可咋办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机会飞了吧？”娘急得快哭了。

“我去借！”大哥突然站了起来，瓮声瓮气地说，“我去找我那几个朋友凑凑，砸锅卖铁也得把二妹送出去！”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二姐开口了。“爹，娘，哥，都别为难了。”她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和一张五块钱的“大团结”。“这是我这几年攒的，一共六块二。加上家里的，差不多十四块了。”

我们都愣住了。二姐平时连一分钱的冰棍都舍不得买，没想到她竟然攒了这么多钱。

“还差六块……”娘数了数，眉头又锁紧了。

“把咱家那头老母鸡卖了吧。”二姐看着娘，轻声说，“它下的蛋，本来也是给家里换油盐的。现在，就让它给我换个前程吧。”

那只老母鸡，是家里的功臣，是娘的心头肉。娘犹豫了，眼圈泛红。

“卖！”爹猛地站起来，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一只鸡，换我闺女一个铁饭碗，值！”

决定就这么做下了。第二天，大哥拎着老母鸡，二姐揣着那凑出来的十四块钱，一起去了镇上。他们走后，家里安静得可怕。娘坐在厨房的灶台前，看着空荡荡的鸡窝，半天没动。我走过去，想安慰她，却看见她正悄悄地抹眼泪。那一刻，我好像突然长大了，我明白了生活的重压，和母亲在深夜厨房里独自崩溃的辛酸。她为女儿的前途高兴，也为那只陪伴了她多年的老母鸡难过。

傍晚，大哥和二姐回来了。钱凑够了。二十块钱，用手帕包得整整齐齐，放在桌上。那不仅仅是钱，那是一只老母鸡的命，是二姐几年来的节省，是大哥放下的面子，是爹娘的期盼。

一张去往县城的车票，原来有这么重。

第四章：离别的行囊

出发的日子定在腊月初八。

那几天，我们家像是在办一件大事，每个人都忙碌而沉默。娘把家里唯一一床还算新的棉被拆了，把棉花在太阳底下晒了又晒，弹了又弹，直到蓬松得像云朵一样，才重新缝进二姐准备带去城里的新被套里。那块的确良布料的被套，是娘压箱底的宝贝，本来是准备给大哥结婚用的。大哥知道了，只是咧嘴笑了笑，说：“给二妹用，应该的。”

爹把他那双只在过年时才舍得穿的千层底布鞋找了出来，在鞋底上反复摩挲，然后递给二姐：“英子，带上。城里路硬，别把脚磨坏了。”

我把我最宝贵的东西——一个用玻璃糖纸叠成的千纸鹤，悄悄塞进了二姐的行李包。那是我攒了整整一个夏天才叠成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离别的情绪，像冬日的雾气，渐渐笼罩了整个家。饭桌上，大家的话越来越少。娘总是变着法地想给二姐做点好吃的，可家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她把藏了很久的几个鸡蛋炒了，金黄金黄的一盘，一个劲儿地往二姐碗里夹。“多吃点，英子，去了厂里，不知道伙食好不好。”

二姐低着头，扒拉着米饭，眼圈红红的。

大哥变得格外殷勤，挑水、劈柴的活儿他全包了，不让二姐沾手。他甚至把他那件半新的蓝色工装外套找出来，让二姐带上。“城里冷，你干活的时候穿，耐脏。”

我忽然发现，自从二姐要去城里的事定下来后，大哥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抱怨，不再发脾气，脸上多了一种我看不懂的神情，那里面有羡慕，有失落，但更多的是一种作为兄长的担当。

出发前一晚，家里开了一个正式的家庭会议。这是我们家在遇到重大决定前的惯例。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人围坐在炕上。

爹清了清嗓子，开了口：“英子，明天你就要走了。爹没啥大本事，也没啥能教你的。就跟你说几句话，你记在心里。”

他顿了顿，拿起那只很久没碰的烟锅，却没点燃，只是在手里摩挲着。“到了厂里，要勤快，手脚麻利点，别怕吃亏。跟同事处好关系，见了领导要问好。咱们是山里出去的，别让人家看不起。”

“还有，别忘了，你是个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外面不比家里，人心复杂。凡事多留个心眼。”娘在一旁补充道，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二姐含着泪，用力地点头。

“最重要的一点，”爹的声音沉了下来，他看着二姐，也看着我和大哥，“你出去了，不光是你自己。你身后，是咱们这一家人。你要争气，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你弟你妹，为了这个家。人不能忘本，这个山沟，是咱们的根。”

“爹，娘，我记住了。”二姐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炕桌上。

大哥一直没说话，这时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二姐。“二妹，这个你拿着。”

二姐打开一看，是五块钱。

“哥，你哪来的钱？”二姐惊讶地问。

“你别管。我在镇上给人扛大包挣的。”大哥的脸在灯光下有些发红，“城里花销大，你一个女孩子，身上不能没钱。别省着，该买啥就买啥，别让人家瞧扁了。”

二姐捏着那五块钱，看着眼前这个从小跟她吵到大的哥哥，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一刻，我清晰地完成了我的认知转变。我不再仅仅把大哥看作是那个脾气暴躁、目光短浅的庄稼汉。我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善良和对妹妹最朴素的疼爱。我明白了，家庭的意义，就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另一个人，默默地扛起一份不属于自己的重担。

夜深了，爹娘和大哥都睡了。我躺在二姐身边，这是我们姐妹俩最后一次睡在同一张炕上了。

“文秀，”二姐忽然轻轻地叫我。

“嗯？”

“以后，我不在家，你要听爹娘的话，帮着照顾他们。”

“我知道。”我的鼻子一酸。

“还有，要好好读书。只有读书，才能让你看到山外面更大的世界。”她顿了顿，加了一句，“哥其实……也很想出去看看的。”

我愣住了。是啊，大哥何尝不想呢？但他是一家人的长子，他得留下，守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守着爹娘。这就是他的命运。

窗外，月光如水，洒在窗棂上。我抱着二姐的胳膊，感受着她的体温，心里既为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感到高兴，又为这即将到来的离别而难过。成长，原来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和告别的旅程。

第五章：月台上的背影

腊月初八，天还没亮，我们全家就都起来了。

空气冷得像冰，哈出的气瞬间就变成了白雾。娘在厨房里忙活着，煮了十几个鸡蛋，用红纸包好，非要让二姐带上。她说：“路上吃，别饿着。红纸包着，吉利。”

爹把家里的那辆破旧的板车拉了出来，铺上厚厚的稻草，让二姐和她的行李坐在上面。从我们村到镇上的汽车站，有十几里山路，爹要亲自拉车送她去。

天色微明时，我们出发了。大哥在前面帮忙拉着车绊，爹在后面推着，娘和我跟在旁边。板车的轮子在结了霜的土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是离别的声音。

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只有呼啸而过的北风，和我们沉重的呼吸声。我看着爹和大哥的背影，他们的腰都弯成了弓形，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用力。我忽然觉得，他们拉着的不是一辆板车，而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

到了镇上的汽车站，天已经大亮了。车站里人来人往，充满了各种嘈杂的声音。一辆半旧的客车停在那里，车头上挂着“通往县城”的牌子。

爹去买了车票，一张一块五毛钱。他把票递给二姐时，手抖得厉害。

“英子，上车吧，车要开了。”爹的声音很低。

娘拉着二姐的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到了厂里，安顿好了，就给家里写封信……别不舍得花钱，要吃饱穿暖……要是受了委屈，就……就回家……”她已经说不成句了。

“娘，我知道，你别哭了。”二姐帮娘擦着眼泪，自己的眼泪却流得更凶。

大哥站在一旁，眼圈通红，他用力地拍了拍二姐的肩膀，只说出两个字：“保重。”

二姐转过身，抱了抱我。“文秀，在家好好的。”

我点点头，把脸埋在她的怀里，闻着她身上熟悉的皂角香味，眼泪浸湿了她的衣襟。

检票的哨声响了。二姐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车，她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把窗户打开，探出头来。

车子缓缓开动了。

娘追着车跑了几步，一边跑一边喊：“英子！英子！记得写信啊！”

大哥一把拉住了她，“娘，别追了，危险！”

车子越开越远，二姐的脸在车窗里变得越来越模糊。她一直朝我们挥着手，直到车子拐过一个弯，再也看不见了。

我们一家人站在原地，像三座雕像，久久没有动弹。直到那辆客车扬起的尘土完全散尽，爹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他转过身，对我们说：“走，回家。”

回去的路上，板车是空的，爹却拉得比来时更慢。我看见他的眼角，有晶莹的东西在闪。

这是我记忆里最大的一次离别。那个清晨，那个小小的汽车站，那个消失在拐角的客车背影，成了我心中一道无法磨灭的刻痕。我站在月台上，目送着我的姐姐，也目送着我那懵懂的童年。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为了“走出山沟”这个共同的梦想，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分离的代价。

而我，也迎来了我人生的第二个认知转变：所谓的成长，不仅仅是懂得牺牲与承担，更是要在离别之后，学会独自面对前方的路。二姐走了，把希望带给了我们，也把思念留给了我们。

第六章：一封信的重量

二姐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家里安静得可怕。

饭桌上，少了一个人，好像整个屋子都空了。娘总会习惯性地多盛一碗饭，放在二姐常坐的位置，然后才想起来，愣愣地把饭拨回锅里。爹的烟抽得更凶了，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望着通往山外的路，一坐就是半天。大哥的话也少了，干活更加卖力，仿佛想用疲惫来填满心里的空虚。

我们都在等，等二姐的第一封信。

那封信，是我们与山外那个崭新世界的唯一联系。

每天下午，我都会跑到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等着邮递员那身绿色的身影。可是，一天，两天，五天……邮递员的自行车铃铛响了一次又一次，却始终没有带来我们期盼的消息。

娘开始变得焦虑不安。“这孩子，怎么也不知道来个信？是不是路上出事了？还是在厂里受了欺负？”她每天都要念叨好几遍。

爹嘴上说着：“刚去，忙，顾不上写信也正常。”可我看到他每天从地里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朝我摇摇头，眼神里的失落藏都藏不住。

直到第十天，邮递员终于在村口喊了我的名字：“王文秀！有你家的信！县城寄来的！”

我像一只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从他手里抢过那封信。信封是牛皮纸做的，上面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字迹娟秀，是二姐的笔迹！

我举着信，一路跑回家，一边跑一边喊：“信来了！二姐的信来了！”

全家人立刻围了上来。爹戴上他那副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接过信，双手都在颤抖。他没有立刻拆开，而是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像是要透过信封看到里面的内容。

“快拆开看看啊，爹！”大哥在一旁催促道。

爹这才用指甲，一点一点，极其郑重地划开信封的边缘，生怕弄坏了一点。他抽出里面的信纸，一共有两页。

屋子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爹举着信，凑到煤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语调，念了起来：

“爹，娘，哥，文秀：

见字如面。

我在厂里一切都好，请勿挂念。厂子很大，比我们整个村子都大，到处都是机器，响声震天。我被分到了纺纱车间，我们车间的主任和班长都很好，很照顾我。宿舍是八个人一间，室友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相处得也很好。”

听到这里，娘长舒了一口气，双手合十，念了句“阿弥陀佛”。

爹清了清嗓子，继续念：

“城里什么都跟咱们山里不一样。马路又宽又平，上面跑着好多汽车。商店里的东西琳琅满目，好多我连见都没见过。厂里的伙食很好，顿顿都是白面馒头，一个星期还能吃上一次肉。我第一天吃饭的时候，拿着白面馒M头，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想，要是你们也能吃上就好了。”

读到这里，爹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停下来，摘下眼镜擦了擦。娘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白面馒头，对我们来说，是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奢侈品。

“……我发的第一个月工资，一共是三十二块五。我留下五块钱生活，剩下的都给你们寄回去了，应该和这封信差不多时间到。爹，你别再抽旱烟了，去买点好烟抽。娘，你去扯几尺新布，给自己和文秀做件新衣服。哥，你的那双鞋也该换了。钱不多，是女儿的一点心意。”

“这孩子……”娘泣不成声。

信的最后，二姐写道：

“爹，你上次说，让我别忘了根。我记着呢。我每天下班，都会看一会儿书。我们车间有个技术员，是大学生，他说以后厂里会办夜校，可以考文凭。我想去试试。我想在这个地方扎下根，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让文秀以后能有更好的路走。请你们保重身体，勿念。

女儿：文英敬上”

信读完了。屋子里一片寂静。那封薄薄的信，此刻却重如千斤。它不仅仅是一封报平安的家书，它承载着一个女儿的孝心，一个姐姐的责任，和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

爹把信纸小心翼翼地叠好，重新放回信封里，然后郑重地交到娘的手里。“收好。这是咱家的宝贝。”

娘把它贴在胸口，像是抱着什么稀世珍宝。

那天晚上，爹破天荒地让娘用白面烙了几张饼。他说：“今天高兴，咱也尝尝城里人的伙食。”

吃着那香喷喷的白面饼，我仿佛能看到二姐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忙碌的身影，看到她在宿舍的灯下，一笔一划地写着这封家书。

情感在这一刻升华。我终于深刻地理解了，1982年那个秋天，二姐在粮站门口捡到的，根本不是那五十斤粮票。她捡到的，是一个机会，一个用正直和善良叩开命运之门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最终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航向。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财富，不是物质的丰裕，而是根植于内心的品德和永不放弃的希望。

第七章：山沟里的回响

二姐的信，成了我们家和山外世界连接的桥梁。

每隔半个月，我们都能准时收到她的来信和她省吃俭用寄回来的钱。从信里，我们知道了她参加了厂里的夜校，知道了她因为工作努力被评为了生产积极分子，还知道了城里开始流行一种叫“喇叭裤”的裤子。她的每一句话，都为我们这个封闭的山沟，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

家里的生活，也因为二姐的接济，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我们家换上了新的瓦片屋顶，下雨天再也不会漏雨了。娘和我都穿上了新衣服，虽然只是普通的棉布，但在村里已经足够引人注目。爹的咳嗽好了很多，他的烟也从旱烟换成了最便宜的纸烟。最高兴的是大哥，他用二姐寄回来的钱，加上自己攒的，终于盖了三间新瓦房，很快就有人上门来说媒了。

大哥结婚那天，二姐特地请假回来了。她穿着一身蓝色的工装，剪了齐耳的短发，整个人看起来干练又精神，和村里的姑娘完全不一样了。她给大嫂带了一块上海产的手表作为新婚礼物，让所有来宾都羡慕不已。

婚礼结束后，一家人又一次围坐在炕上。二姐拉着我的手，对爹娘说：“爹，娘，我想让文秀也去城里读书。”

所有人都愣住了。

“厂里有子弟学校，教学质量比镇上好得多。文秀成绩这么好，待在山里可惜了。等她初中毕业，就让她考县里的高中。以后，让她考大学！”二姐的语气不容置疑。

“这……这能行吗？一个女娃子……”爹有些犹豫。

“怎么不行？”二姐打断了他，“爹，时代不一样了。女娃子一样能顶半边天。文秀的前途，不能被这座大山困住。她的学费和生活费，我来出！”

爹看着二姐，又看了看我，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他抽了口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许久，他把烟头摁灭，沉声说：“好！只要娃愿意读，读到哪，咱们家就供到哪！”

我激动地看着二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二姐为我铺平了一条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路。

几年后，我如愿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去县城报到的那天，是二姐和大哥一起送我去的。我们坐着长途汽车，行驶在那条二姐当年独自走过的路上。路已经修成了平坦的柏油路，路两旁的风景，在我眼里，充满了希望。

再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成了我们王家，乃至我们整个山沟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我毕业后，选择回到县城当了一名老师。二姐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名普通纺纱工，做到了车间副主任，在城里安了家。大哥则成了村里有名的养殖大户，带领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我们家，真的走出了那个山沟。

有一年春节，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山沟里的老房子。房子已经修葺一新，但爹娘坚持不肯搬走，他们说这里是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