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一直到9月中旬，英国人才摆出一副软弱无能的样子回来马来亚。由于他们收到情报，说日本人不会投降，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日军将领仍会负隅顽抗，拼至最后一刻才剖腹自尽。所以英国人一直迟迟不敢回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一直到9月中旬，英国人才摆出一副软弱无能的样子回来马来亚。由于他们收到情报，说日本人不会投降，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日军将领仍会负隅顽抗，拼至最后一刻才剖腹自尽。所以英国人一直迟迟不敢回来。
大约到日本投降约四个星期后，英国人才从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派了一支海军舰队驶至马六甲海峡。军舰在巴生港外放下了水陆两用的登陆艇。可是他们竟然没有派情报人员去了解当地情况，附近全是沼泽和泥地，结果全军陷入进退失据的局面。如果日军真的还在那里作战，他们肯定已被彻底歼灭。整件事就像一场荒谬的闹剧。
盟军从来没有回来反击过，日本人便乖乖放下了武器。当时还举办了一个缴刀仪式，纯粹在形式上以胜利者自居。盟军像凯旋归来，开着坦克和卡车，全副武装，穿城过镇，却把那些被无辜屠杀的华人完全抛之脑后。
长期遭受日军占领的压迫，马来亚人民，无论男女、贫富都祈盼着英军或盟军来解放他们。但他们等到的却只不过是另一支占领军。不幸的是，正派的英国人不是死于泰国或缅甸的死亡铁路上，就是住进了战俘营或平民拘留营中，瘦骨嶙峋地活着，他们一概被军船送返英国或其他地方的医院和疗养院。没有他们的参谋，英国人这次回来只会用更不人道的方式去管治。
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凯旋回归法国时，由于那是他的祖国，参与盟军的士兵将领被国民热情地拥抱和亲吻。大家沉醉于一片欢乐和幸福之中。但在马来亚的英国和印度军队则毫无感觉。他们对当地民众只有不屑，甚至蔑视。他们的心底内根本没有想过如何安抚在日军铁蹄下，悲惨生活了三年半的马来亚人民。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英国只不过是回来收复殖民地而已。他们的表现确是如此，可耻之极！占领军眼中没有一丝喜悦。对他们而言，这只不过另一场苦役。他们无非想借机从中捞一把而已。
1945年8月英国人回来之前，他们宣布，日元不再是合法货币。香蕉币顷刻间分文不值。由于日本人1942年入侵时，曾颁布过一项法律，规定任何人若被发觉使用其他货币将被严惩处决。这样一来，人们手中已没有任何其他货币。因此，初时只能靠以物易物，然后才慢慢恢复了贸易，但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我在三菱工作至1945年10月初。8月底时，三菱的主管们对员工说："工作结束了，你们都回家去吧。"
我马上去找我的部门主管上村说："我打算继续做下去。你不需要付我工资。我只是想完成手头上的工作而已。"因为，我道还有库存的大米和香烟需要处理。我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这是我的一贯作风。何况，我也不愿赋闲在家。
我还记得当时上班，就只有我是非日籍员工，其他中国人都离开了，办公室几近荒废。平时50多人的办公室，现在最多只剩下约15人。我只是如常上班，心里并没有任何企图。但日本人却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来报答我。
有一天，上村来问我："你和你的父亲总共有多少钱？"
我问："怎么了？"
他答道："我们还有二三百捆日本运来的卷烟纸。你把那些没用的香蕉币给我，我把卷烟纸卖给你。你去准备一张收款单给我签。你留着发票，这些货就归你了。"
我就这样买了大批卷烟纸，并交了给父亲。他后来通过合法竞投，将这批货以40万元售出了。那时，根本没有人手头上有资金。
接着，我的十二堂兄鹤醒也得到了类似的礼物。他一直在 Kumiai 一家日本合作社工作，那是纺织品的独家经销商。战争结束时，这家合作社手上还有一大批廉价的日本花布存货。经理一直很喜欢我堂兄，于是便用类似的方法给了他。那经理对鹤醒说："只要给我一点钱，我就把所有剩余的大捆布匹存货卖给你。"于是鹤醒拿没用的货币买了几卡车织布，也交了给我的父亲。结果，一直做大米交易的父亲一夜间就拥有约70万现金。
在我为日本人工作的最后一周，父亲在新山最年长的侄儿、我的五堂兄鹤青骑自行车来办公室找我。他说："你父亲想你回去帮他，回来加入家族公司吧。"
父亲想我去，于是我便加入了他的东升公司，但我只把自己当作他的雇员。我那时反正也没其他事可做。莱佛士学院要到1946年10月才重开。我一生坚信，忙碌是一种治疗。人必须工作，工作能将身体和心灵结合起来，一并治疗。一个有工作的人会比别人早起，晚上又因为需要恢复体力而比别人早睡，这样便不会浪费生命。感谢上帝，庆幸我们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愚蠢的电子游戏、没有现在报摊上那些琳琅满目的恶俗杂志，那都只是为了迎合人类低下和庸俗的本质。
1945年10月，我才加入父亲公司没几天，父亲就与英国军事管理局签了一份合同，由我们每天从乡间采购新鲜蔬果来供应日本战俘。这些日本战俘从马来半岛各地被集中送到一个营地里，该营地位于柔佛新山以北约40英里，在令金（ Renggam ）附近的一家橡胶园里。我记得最高峰时，该营地收容了大约8万日本战犯。
我被指派负责供应新鲜食品的合同。那时，东升公司没有卡车，所以英军给我配备了六名印度士兵和六辆军用卡车。就这样，我便离家到昔加末（ Segamat ）去建立采购基地，此城镇位于新山以北约160公里。每天早上，我和护卫要开车到森林边缘开垦出来的耕地里，去收购便宜的蔬菜和水果，如香蕉、菠萝等。然后再将这些食物送到令金的日军战俘营。
我记得当时曾住过一些很糟糕的旅店和小宾馆，都是由华人经营的。楼下是咖啡店，那里聚集了很多人，包括一些乞丐。楼上有两三间客房出租，就像美国的牛仔镇一样。我租住的房间常常有蟑螂和老鼠出没。
英国军官都脸露傲慢神情，但因为我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些军官对我还挺不错。我为父亲工作四五个月后，有一天，父亲说："把这些礼品送去新加坡的英国军官俱乐部。"记得那次我去，遇见了两位二师上尉，一位是保罗（ Captain Paul )，另一位是莱格特（ Captain Leggett )。他们都比我大三四岁，吸着烟斗，表现得很优越。显然，他们是公立学院派的，属于英国的统治阶层。
他们说："罗伯特，我们很喜欢你。你可以来我们的俱乐部。"
那天早上，他们说："我们要去令金的日本战俘营，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他们跳上一辆敞篷吉普车，然后让我钻进后斗车厢，从新加坡高速驶去令金，一路上都是缺乏维修的道路和无数的活动便桥。由于座位椅垫很硬，我只好紧紧抓住吉普车扶手，全程活像受罪。
抵达后，保罗和莱格特随即走进战俘营开始洗掠。一早知会日本人交出所有值钱的东西，有空军头盔、皮大衣、长刀、手表、靴子等，堆积成小山，放在一个像马戏团似的帐篷里。两个上尉随心所欲，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还对我说："罗伯特，自己来吧！"但我一件东西都没有碰过。
1946年9月，日本战俘营的合同快要到期时，父亲再次受到幸运之神眷顾。英国军事管理局驻吉隆坡的粮食监控员休·比德尔斯中校（ Lt .- Colonel Hugh Beadles ）指定父亲为南柔佛主要食粮米、糖、面粉经销商。而我亦因此成为了食品仓库经理。
1946年9月的一天，两位军官，卡特少校（ Major Carter )和普里查德上尉（ Captain Pritchard ）来巡察店铺·普里查德是那种公立学院派，长相活像电影演员雷克斯·哈里森（ Rex Harri - son )。而卡特则稍胖，是个友善的澳大利亚人。他们最终来到了父亲的店。
他们很满意店内的情况。当时父亲和鹤青也在场，他们都比这两位军官年长很多。两人便问父亲是否愿意做英国政府在南柔佛州指定的米、糖、面粉代理商和经销商。仅此而已。
战后，英国军事管理局在吉隆坡设立了自己的粮食必需品经销管道。由于三菱和三井的专营权已经被废止，因此英国公司取而代之垄断了吉隆坡、新加坡等大城市的市场。宝德（ Boustead )负责大米，牙得利（ Guthrie ）管糖，森那美（ Sime Darby ）则专营面粉。但柔佛没有英国人开的店。我们于是被指定为政府于新山和附近地区的米、糖、面粉代理商和经销商。
在批出此合同前，英国军事管理局一直用自己的政府机构来经销大米。我受命接管政府的供应仓储，合共三四个大仓库，建于离新山不远的小村庄啖杯（ Tampoi )。
父亲让我去管理这些仓库。仓库当时的主管是诺曼·卡伦上尉（ Captain Norman Callan )。普里查德上尉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安排我去啖杯见卡伦。那年我23岁，我记得他比我还小一两岁。那时，英国军事管理局任命了一批相当年轻的青年担任很高军阶。卡伦一开始有点欺负我，但经过三四天的工作交接后，我们很快便能融洽相处。到后期，我需要签收几千袋大米、糖和面粉的清单。卡伦上尉向我敬了一个礼，然后将整个仓库移交给我。从那天开始，我这辈子便一直与仓库结下了不解之缘！
卡伦上尉离开前对我说："我想给你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马来小伙子，我一直用他做勤杂工。我认为他应该有更好的发展。他叫奥斯曼·宾·萨马德( Othman bin Samad )，昵称卡迪尔( Kadir )。"卡迪尔很讨人喜欢，而且十分精明。他拥有爪哇血统，但生于啖杯。在我开始经商初期最关键的几年里，他成为公司最核心的一员。
卡迪尔那时十七八岁。他告诉了我一件吓人的亲身经历。在1945年上半年，他是被日军围捕的众多马来人之一。日军来时，他正在村内。日军封锁了街道两端，抓捕马来男丁并带到一个军营里当苦役。他们一到即被剃光头发，而且不许离开军营半步。
迪尔后来一直在郭氏兄弟公司与我共事。他于12年间已被提拔为经理，后来还加入了董事局，直到退休。
由于父亲有许多大米买家，货物供不应求，他决定派一名高级职员坐两天火车去吉打州买更多大米。吉打州位于泰国南部，是马来亚的主要大米种植区，出产的稻米足以供应本地市场。我有时也会出差去当地买米。
人们除大米外，也需要补充蛋白质。柔佛在1947年初严重缺乏肉食供应。战争爆发前，父亲在新山的生肉市场经营过两个肉摊，卖新鲜的牛、羊、猪肉。镇上几乎所有人都在他那里买肉。
父亲手下经常去吉打州收购大米的职员回来说："嗨！那里很多人用多出的水牛来作买卖。"
父亲说："好，就买三四头水牛回来吧！"
那些可怜的职员就带着活水牛一起坐货运火车回来。有时，他们会被赶下车。他们只能搭便车或顺路的敞篷卡车到下一个火车站，然后贿赂站长让他们搭乘下一班货车。整个行程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到达后，他们把水牛拉到最近的屠宰场宰杀。
战后三年间，父亲赚了四百万马币。但由于他不善投资，未能加以发展，只懂得干守着那堆钱。
我加入父亲公司后，才发现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多么的糟糕。父亲做事没有条理、优柔寡断，缺乏领导能力。他不懂赏罚分明，总是担心晋升一个侄儿会惹恼其他人。而他又缺乏行动力，这加剧了公司内部的不团结。他生性就是如此。最糟的是，我的二堂兄和五堂兄还染上了鸦片烟瘾，而且经常嫉妒他人。而十堂兄则不太精通生意。因此，公司当时真的是一团糟。
目睹这些，让我深明如果要开办一间公司，绝不能容许任何裙带关系，并且不能软弱。我们是亲戚，没错，但公司里该有规矩。谁能为公司带来利润，谁就理应得到奖励，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后来，我对所有堂兄都十分严格，即使他们都比我年长。
我非常努力地为父亲工作。父亲新积累的财富中，我个人至少贡献了30%。我负责打理店铺，但父亲并没有给我应得的报酬。我每月工资只有600元。鹤举帮他管理运输也是收相同工资。但当时，鹤举已经有一个孩子，而第二个孩子还快要出生了。
父亲经商的最大优势是精明，他对于形势和对人的判断十分准确。在这方面，父亲比母亲聪明。母亲的原则性很强、并且固执己见。而父亲则愿意聆听，较为务实，是天生的商人。
1945年到1948年间，我成为父亲身边不可或缺的人。我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付出了一切，但我们当中不含一点爱。父亲在我来说，犹如火箭燃料一样驱动着我向前。但在我们三兄弟眼中，他并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亦明确对这种待遇表示不满。
1947年，随着我婚期临近，母亲说："年，我很久前就计划回中国，已经不能再推迟了。我心中实在有太多痛楚，我认为我必须要回去。我希望你和碧蓉幸福美满。但是，儿子，我将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她其实已下定决心不再回来了。她想与父亲一刀了断，不是通过离婚，而是从此永不相见。1947年6月，她与我们三兄弟话别后，便只身返回福州。
1947年10月，碧蓉和我从新加坡乘一艘荷兰客船去香港度蜜月。在香港，我们与碧蓉的表姐艾里斯·普鲁（ Iris Prew ）同住。艾里斯是个寡妇，她的欧亚籍丈夫是个教师，在战争中遭日军杀害。
尽管父亲恳求我早些回去，我还是要去香港度蜜月，而且一待就是十周。我是借此发泄我在东升公司负担过量工作的怨气。
1948年11月底或12月初，鹤举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是用中文写的。由于我能阅读中文，所以鹤举把信拿来给我看。信中，母亲抱怨父亲的自私。她在中国走访了一些亲戚，他们都很穷困潦倒。亲戚都知道父亲的生意做得不错，母亲因此感受到很大压力，觉得有需要帮助他们。她向父亲要一些钱，父亲却迟迟不给。信的本意不是想挑起事端。母亲只是感到无助而已。鹤举登时怒不可遏，说要马上去跟父亲理论。那时，我比大哥见父亲见得多，因为我较深入参与东升公司的业务，父亲每晚都会来跟我了解一下当天的业务情况。
我说："鹤举，你现在火气太大了，还是由我去开口让父亲寄钱吧。"
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午饭后，我内心有点激动，因为母亲的信确实也触动了我。那天真倒楣，碰巧父亲心情也很差。我泊了车，走入店内，看见父亲一张难看的嘴脸。我略带粗鲁地说："哎，看看母亲的来信。"我记得当时甚至并没有叫他。他只扫了一眼，用同样粗鲁的方式把信搁在一边。
顷刻间，我像火山爆发一样，对着父亲吼叫，差点没揍他一顿。我当时25岁，年少气盛。我说："去你的！你一直没有善待母亲，你现在还这样对她！你这个人渣！"他瞪着我，试图用眼神阻止我说下去。店里的两三个堂兄走过来尝试稳定我的情绪。我不管一切，夺门离去。
一周后，父亲心脏病发进了医院，之后便再也没有出院。三周后，他再度心脏病发，于1948年12月26日死于冠状动脉血栓。
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的健康已出现问题。但显然，我跟他大吵之后，他的情况便急剧恶化。有时我会想，我是否加速了他的离世。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4年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收购《南华早报》。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