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傍晚六点，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官东村的村委会像临时集市一样热闹。老乡们背着刚收的板栗、花生，用竹篓一筐筐往桌上倒。黄杰坐在手机前，穿着民族风外套，语速不快：“这板栗是老品种，没打药，有虫眼的我们都挑出来了。”

傍晚六点，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官东村的村委会像临时集市一样热闹。老乡们背着刚收的板栗、花生，用竹篓一筐筐往桌上倒。黄杰坐在手机前，穿着民族风外套，语速不快：“这板栗是老品种，没打药，有虫眼的我们都挑出来了。”

直播间的网友刷着“村长放心拍”，而门口，70多岁的“生姜奶奶”正等着货款结账。

这个直播间，是黄杰在退伍返乡后开设的“青山村长”账号。三年来，他把深山里的农货卖到全国，也把一个闭塞小山村，逐渐带进了电商时代。

黄杰是1991年出生的苗寨青年，曾梦想“走出大山”。他学航海、当兵，去过新疆和西藏。但在边境村落坚守的日子，让他意识到：不是只有外面才有天地，大山也需要人去改变。

2018年退伍后，他在长沙工作，收入稳定。但每次回村，看到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孩子闲散无事，“像被时代落下了一样”，他心里堵得慌。

2020年，村支书因病辞职，乡里找上门来。他一口应下：“试试吧，说不定能干点事。”

一开始他搞合作社，卖鸡蛋和蔬菜，一年下来没起色。直到2023年，他刷到别的村干部直播卖货的视频，心里一震：“大山没有别的优势，互联网总该用得上吧？”

他就用一部手机、一张塑料桌子，把办公室改成直播间。起初没人理解，网友寥寥，乡镇领导也质疑：“当村支书，怎么天天对着手机说话？”

直到一次直播卖花生和板栗，屏幕突然卡顿，几千人涌入，700多单瞬间售罄。黄杰说，那一刻他脑子一片空白，“不是赚了多少钱，是觉得这条路走得通。”

从那以后，他一头扎进直播。为节省物流时间，他每天亲自把货从湖南送到贵州的快递点；为保证品质，他自己定标准、验货，有虫眼的板栗一颗颗挑出来。他把成本、利润、快递费用都讲清楚，网友反而更信任。

现在，他平均每场直播卖出一万多元，村民的冬瓜、南瓜不再烂在地里。有人靠种黄桃一个月收入上万元，直播成了村里最有希望的新行当。

在山东烟台，退伍青年阿玮和母亲老金，也用直播撑起了另一片天。

2022年，阿玮退伍回家，老金刚关掉经营多年的粮油店。日子闲下来，阿玮随手拍了段母亲找钥匙的视频，意外爆火。网友评论：“我妈也把钥匙藏砖缝里。”

尝到甜头后，他试着拍地里的瓜果，却反响平平。直到2023年农忙，他决定“别演了，就拍真实的农活”。结果粉丝量稳步上涨，甚至有网友留言：“就爱看你妈种地。”

真正让他们坚定助农方向的，是一场“樱桃危机”。福山区的冰樱桃熟了，下雨就会裂口。老乡找上门来：“能不能帮忙卖出去？”

他们拍了一条短视频，不加滤镜，只说实话：“这樱桃贵，可不能烂在地里。”没想到订单蜂拥而至，几天就清空了果园。

从此，母子俩正式开启直播带货。他们没有团队，只有一台手机和一张小桌子。但对农货的“较真”出了名——甜瓜必须两斤以上，蓝莓每个工人打包都要追责到人，连损坏赔付机制都提前想好。

这种“实在”，让他们的直播间成了信任的代名词。一个月时间，他们的蓝莓、甜瓜、地瓜轮番爆单，几小时就能清空库存。如今，村里人都认识这对“直播母子”，年轻人也开始效仿。

00后的丁习功是云南楚雄人，从小在核桃林里长大，大学毫不犹豫选择了农学专业。课上学的咖啡种植、农业机械操作，他觉得“不是死知识，是能带回家的技能”。

2022年，他在实验地挖土时随手拍了条视频，调侃“在农大也要干农活”，结果点赞百万，意外成了“丁同学”。

但他没被流量冲昏头脑。拒绝机构包装、也不追求爆款。他说：“不是为了拍视频才去助农，就算不拍，我也会去做这些事。”

他坚持一条原则：哪的货，就在哪直播。选品必须亲自试吃、机器分拣，质量不过关就直接下架。他不求卖得最多，但要回购率高、用户信任。

最让他感动的，是种核桃的老人对他说：“以前只能低价卖给本地人，现在终于卖出了个好价。”

丁习功说，农业不是“风口”，而是长期主义。他不想做流量网红，只想做个踏实的新农人。

黄杰、老金母子、丁习功，三位90后从不同背景出发，却都因直播电商与农业结缘。他们没有剧本，没有滤镜，只有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农货的较真。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超过546万名创作者参与抖音农货带货，平台日均发出2448万件农产品。这不仅是流量的胜利，更是农业与年轻人之间的一场双向奔赴。

在这个时代，农业不再是“逼不得已的出路”，而是“可以主动选择的归宿”。年轻人回到田野，互联网连通城乡，也让“种地”这件事，有了崭新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来源：老闫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