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茶陵一中120周年校庆，明年是湖南大学定名100周年校庆。从高中到大学，我在这两所母校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更是在我人生的阶梯中，迈出了最坚实的步伐。在这承前启后的校庆节日期间，我不禁浮想联翩，回到了过去的校园时光，更回到了这两所学校折射出来的百年历
为什么近现代湖南人才辈出？
——写在茶陵一中120周年校庆之际
枕戈
一
今年是茶陵一中120周年校庆，明年是湖南大学定名100周年校庆。从高中到大学，我在这两所母校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更是在我人生的阶梯中，迈出了最坚实的步伐。在这承前启后的校庆节日期间，我不禁浮想联翩，回到了过去的校园时光，更回到了这两所学校折射出来的百年历史风云中。
这两所母校，自然风光相似：湖南大学坐落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茶陵一中坐落在云阳山麓，洣水之滨。她们的结构也类似，湖南大学里面有一座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茶陵一中校内则有五百年历史的洣江书院。
岳麓书院和洣江书院历来都在传承儒家学术精神，因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湖湘大地无数书院的兴起，使湖南有了“潇湘洙泗”“理学之邦”的美誉。岳麓书院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的重镇而影响了中国数百年历史进程，茶陵县内书院大盛人才辈出而有“茶陵书院现象”。近代内忧外患，这两座古老的书院后来都与西来学术对接进行改制，而有了今天的茶陵一中和湖南大学。在近百年风云变幻中，岳麓书院和洣江书院毁了又建，保留在今天的大学和中学中，体现出中西合璧或文化交错的风格。
两所母校的校歌也有类似处，湖南大学校歌开头是“麓山巍巍，湘水泱泱”，而茶陵一中校歌开头是“云阳山麓，洣水之滨”。湖南大学校歌用典雅的文言文写成，“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表达了湖大学子取传统精神和西学理工之长而熔铸中西的学术志向，“楚材蔚起，奋志安壤”更是让我们想起昔日湖湘士子奋不顾身拯救危亡的气魄。湖大校歌不管是从文学性还是从思想性上看，都堪称一首经典校歌。
茶陵一中校歌较为平实，但“红色的摇篮培育着我们”让我们想起那段历史，茶陵曾经是红色政权建政之始。茶陵不管是在华夏上古历史还是共和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倒是建议有心之人对一中校歌进行重写，体现茶陵厚重的历史文化，最好用文言。
由两所母校，我想到了母校中的两座书院，想到她们的校歌；由书院和校歌，我想到了其中包含的学术精神，更想到了近代湖湘历史，多少有志之士前赴后继，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霸蛮精神，拯救华夏，最终建立共和国。可以说，共和国的建立，离不开湖南人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甚至和我这两所母校也有紧密关系。
我的湖大校友李晟兄曾自豪地讲“先有湖大，后有新中国”——他指的是岳麓书院改变了近代中国，毛主席也曾寓居岳麓书院探求救国之路；而茶陵作为“红色的摇篮”，茶陵人似乎也可以说，没有毛主席在茶陵最早创建红色政权，哪有后来的共和国？
二
旷世逸才杨度曾入学长沙时务学堂，与梁启超亦师亦友，与蔡锷、刘揆一等人同学。时务学堂后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成湖南高等学堂，成为湖南大学的前身。所以，杨度和湖南大学也算有渊源。杨度所写《湖南少年歌》，不但是一首慷慨激昂脍炙人口的诗歌，也可算是一部“湖湘简史”。
《湖南少年歌》远溯舜帝和娥皇女英的凄美故事。次写屈原放逐于湖湘的悲壮事迹，“后有灵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鱼腹。”再次写到贾谊在湖南凭吊屈原，屈原为国而投江自杀的悲壮精神为整个湖湘历史奠定了基调。
屈贾之后，“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然后就到了宋明，周敦颐糅合儒释道而开创理学，影响中国学术千年。此也是湖湘学派走上历史舞台之始。
而后一代天地大儒王船山构建了空前宏大的哲学，谭嗣同说“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书院里建有专祠“船山祠”纪念他。他的人生和学术也浸透了一种悲天恸地的精神，“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后来王船山思想成了推翻满清、恢复中华、变革中国的动力源。
杨度叙述湖湘历史，几乎全是悲壮一面，因为炎黄子孙面临空前绝后的“大争之世”，必须激励国人奋起抗争。“世界相争国已危，国民长醉人空哭。”“留兹万古伤心事，说与湖南子弟听。”此诗如一篇战斗檄文，确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湖南人。
《湖南少年歌》写于清末1900年前后，于1903年发表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系对《少年中国说》的回应。此时曾左创建的湘军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内忧外患之势更甚，真可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华夏中国已处于五千年历史上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康梁所说“保国保种保教”的严重局面。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湖湘子弟在乱世中奋然崛起，承担起天下兴亡的历史使命。于是“楚材蔚起，奋志安壤”，开创了比之前湘军更辉煌的功业。
有人曾以“湖湘子弟满天山”形容湘军功业之盛。到了毛主席时代，差不多可以说是湖南人为主缔造了人民军队，并领导人民创建了共和国。在军队中，十大元帅有其三，十大将中有其六，五十七位上将有十九。毛主席领导的湘军胜过曾左创建的湘军。其中共和国大将黄克诚被列为茶陵一中校友。
军功如此之盛，湖南省涌现了不少“将军县”，茶陵县就是其中耀眼的一个。茶陵籍共和国将军共25名，其中中将5名，少将20名；而民国将军还多些，一共32名，其中上将1名，中将6名，少将25名。上将谭延闿起了领头人的作用。湘乡曾国藩家族在湖南是赫赫有名的大族，曾氏兄弟皆担任封疆大吏。茶陵谭延闿家族几乎不遑多让，其父谭钟麟是晚清大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闿则三任湖南督军，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死后国葬于南京中山陵旁。
如果说湖南省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茶陵一县的历史地位亦不可小觑。
湖南人的高光时刻是在朝鲜战场。毛主席在中枢坐镇指挥，而从彭德怀开始，五任志愿军司令皆是湖南人，也许是上天要成就湖南人的美名。湖南人领导志愿军打败了美帝为首的十八国联军，华夏再次战胜了戎狄，我称之为“湖南中心论”打败了“西方中心论”。茶陵人在朝鲜战场上也有表现，如传奇的段苏权将军作为志愿军空军副司令，领导空军在天空痛击美军。
三
按照过去的历史叙事，神农炎帝从北方迁徙而来，在茶陵尝百草，舜帝南巡至苍梧而崩；楚国大夫屈原流放到湖南，最后投汨罗而死，而后贾谊又贬谪到长沙，凭吊屈原感伤不已。湖南多数时候似乎就是个蛮荒之地。一直到宋朝，中国文明重心南移，湖南接受儒家教化，才开始有了文明气象。
过去，“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而到了近代，湖南人才喷涌而出，如雨后春笋，以至于“半部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这就让无数人感兴趣，引发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湖南人才现象”到底是如何造就的？
有种解释是，湖南的书院教育造就了湖南人才之盛。“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两幅对联从历史的角度概括了岳麓书院的功绩。近千年来湖南人潜心学问，终于在民族存亡最艰难的时刻，让湖湘文化厚积薄发大放光彩。
而茶陵一县，也有着“一州形胜雄三楚，四相文章冠两朝”的美誉。火田镇的明经书院是茶陵县最早的书院，建于宋高宗年间，并由宋高宗赐名，历史距今也有近千年。东山书院位于茶陵县腰陂镇东山村，是元初湖广省影响最大的私立书院，曾是南方最大的私刻中心，沈括的《梦溪笔谈》就是其所刊印书籍之一。茶陵书院数量之多，宋代居湖南第三、元代居第二、清代居首位，被人视为“文化奇观”。茶陵李东阳（1447—1516）官至明朝首辅，历经四朝，创建“茶陵诗派”，是茶陵文化兴盛的标志。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机遇很重要。湖南人才群体的迅速崛起，与曾左奋起卫道镇压太平军起义这一历史机遇有关。但是机遇常留给有准备有思想的头脑，经过一千年的苦心经营，湖南的书院教育为这片土地铺垫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赋予湖南士子以宗教般坚定的精神信仰，以及通经致用的学风带给他们的现实方法。故湖湘士人有胆魄迎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于是湖南人就有了“会读书、会喂猪、会打仗、会从政”的美誉。“会读书会喂猪”是传统耕读文化的概括。“会打仗会从政”的另一个表述是“书生领军”“书生领政”，表示湖南人领军和从政皆有坚定的文化信仰，其前提是“会读书”。虽然“湘军”“湘政”已消失于历史长空，但湖南人“会读书”的风气一直延续下来，在文化学术的各领域皆有上乘表现。
四
从书院教育的角度，当然可以部分解释湖南人崛起的现象，但这只能看到千年历史的维度。如果从古今的视野，把历史向前追溯到六千年前，则可能会看到另一番景象。
“红色的摇篮”成为一代茶陵人的历史记忆。1927年毛主席指导成立全国首个经民主选举的县级工农兵政府，开创了红色政权建设先河。而在6000年前，神农炎帝就已经在茶陵经营了。炎帝以火德王天下，因南方火盛之故。炎帝尚赤，故也称“赤帝”。某种程度上，茶陵在上古时就是“红色政权”，是“赤旗的世界”。
这并非牵强附会。其实神农炎帝治理天下的理念，和今天共和国的政治理念是相通的。《神农氏政典》提出“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蕴含着天民君宪法秩序的国家治理大道，在天之下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神农时代采取的是推举和禅让制度。上古帝王尊奉天意民心，被选举出来是为人民服务的，而非天生下来统治人民。神农氏发明耒耜、教人耕作，尝遍百草、发明中医，最后误食断肠草而亡。神农炎帝体现了一心为民服务、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和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是完全一致的。
炎帝政权或新中国被称为“红色政权”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崇尚公平正义，重视“公天下”的均平思想，就像红色太阳普照大地，把光芒均匀赐给万物。华夏从来都是“太阳崇拜”。毛主席在茶陵开始红色政权建设，其历史渊源在此，因为他续接了神农炎帝以来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大同世界的理想。
毛主席还说“六亿神州尽尧舜”。毛主席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谦逊互让的尧舜之世。他不知道的是，除了炎帝是湖南人，尧舜其实也是湖南人。大禹生于四川，但也是在湖湘地区的崇山登上帝位。尧舜禹相继禅让帝位，都在“洞庭之野”。
旧说炎帝被黄帝打败后回归于茶陵，这是事实，末代炎帝榆罔在茶陵潞水建立古露国。最后葬于鹿原坡，为今天的炎帝陵所在地。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罗泌《路史》载“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法国汉学家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说：“神农死在茶乡，此地属长沙。”
《路史》又载：“自炎帝庆甲以来，俱兆茶陵。”多代炎帝葬在茶陵。可见炎帝不是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迁徙到茶陵，更不是从黄河流域迁入茶陵。茶陵的云阳、茶山、潞岭等地名皆有悠久的历史，茶陵山水适合上古人类居住和文明发育。茶陵是华夏上古文明的一个根据地。6500—7000年前的独岭坳遗址，体现了炎帝在茶陵的历史文化。
神农炎帝在湖湘地区开拓农耕文明，主要活动于洞庭湖以南的范围。其实黄帝也在环洞庭湖一带活动，只是炎帝在南，黄帝在北。两湖地区本是中国地理中心。《庄子•天运》载：“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历代帝王年表》载：“黄帝轩辕氏……在位百年，崩于荆山之阳，葬桥山。”《帝王世纪》载：“长沙下隽罗有黄陵亭。”黄陵乃黄帝所葬之陵，在今湖南湘阴。上述地名，都在环洞庭湖的湖南湖北一带。
尧逊舜、舜逊禹，也都在“洞庭之野”。《路史》载“虞帝逊禹于洞庭，张乐成于洞庭之野”。这个“洞庭之野”，也可能在洞庭湖之北的湖北。因为5300-4600年前，湖北江汉平原已崛起一大批城邦，雄视东亚大地。禹夏已北迁至湖北江汉平原。《史记》又载“（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三皇五帝的核心活动区域在环洞庭湖地区。洞庭湖位于当时的天下之中，实乃华夏母亲湖。
过去我们常认为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在河南。实际上，“中原”有多个，人类把自己定居的大平原皆称“中原”，而第一个中原就是洞庭湖平原。这样就很好理解，至今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城市发现于常德城头山，距今6300年。史载“城池之设自炎帝始”，城头山可能就是炎帝的都城。
历史学家郭静云认为，只有在城头山这类南方的农耕城市文明中，才可以看到文化内在的系统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城头山所代表的原生文明的兴起，其意义不亚于古埃及和苏美尔。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城头山代表了政权的兴起、国家的曙光。
五千年前的湖南并不是蛮荒之地，而恰恰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因为常德澧县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中国最早的鼎也发现于城头山，所谓“问鼎中原”，这种心怀天下、争夺天下的意识发源于湖南。历史上，炎帝、蚩尤与黄帝争夺天下，后又有楚国与秦国逐鹿中原，但两次都失败了，一种强烈的悲剧感深埋在湖南人内心，这种忧患的“天下意识”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史记》从炎黄大战开始华夏历史叙事。司马迁说炎黄大战的原因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黄帝“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最后统一天下，入主中国。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历史的真相可能是，炎黄大战的本质是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虽然神农炎帝族群创造了世界历史公认最早的文明成果，但被黄帝游牧族群征服并抢夺其文明成果。
以城头山为标志，真正意义上的华夏文明首先诞生于洞庭湖澧阳平原。炎帝筑造了城头山，定都于此古城。炎黄大战的结果是，黄帝南下征服炎帝族群，占据城头山，在“洞庭之野”登基。黄帝以战争游牧族群领袖的身份入主中国，接受华夏文明，继承华夏大统，成为五帝之首。当时的“天下”就是洞庭湖平原，适合农耕、造城、扩大人口规模。此城存在了2000年。
而在800年后，也就是距今5500年前后，城市才以燎原之势在中国大地扩张发展。这也意味着，黄帝之后的近800年，五帝中之部分古帝也长期定都于洞庭湖平原。城头山古城之外，洞庭湖平原尚有距今5300年的鸡叫城，距今5000年的七星墩古城。五千年前湖湘地区一直是天下的中心。
夏商周三代才转移到洞庭湖以北，到黄河流域：夏在湖北江汉平原，商在河南华北平原，周在陕西关中平原。
茶陵本是神农炎帝的故乡。炎帝战败后退回祖地茶陵休养生息。上古茶陵一直是一个文明中心，《湖南通志•封建志》载，“远溯上世，则王者亦常都之。”茶陵长期是王者之都，比如黄帝的儿子少昊也曾封在茶陵云阳山。但这已是一个次级文明中心。
毛主席在茶陵开始红色政权建设，正是因为茶陵过去就是“王者之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过去相当长历史中，相比周围县市，茶陵也有着人口和经济上的规模优势，人才和智力上的文化优势。
五
先有华夏史，后有世界史。如果我们跳出中国地理范围，站在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湖湘，则可能又是一番景象。
我以为，“炎黄大战”发端于湖湘大地，这不仅是理解华夏历史的关键，也是重新理解世界历史的重大开端事件。
中国史书载，炎帝和黄帝为俩兄弟，皆伏羲后人，隐喻着伏羲作为人类始祖，开启了渔猎时代的人类文明，他被称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而后人类从渔猎社会形态分化出来，一部分演进为农耕族群，另一部分演进为游牧族群。农耕族常被称为华夏族，其祖为炎帝；游牧族常被称为戎狄族，其祖为黄帝。华夏与戎狄分分合合，斗争又融合，是世界历史的常态。
农耕族群在北纬30度地区耕作，长期接受充足日照，热爱和平，有礼仪教化，发展农耕技术和造城技术等，率先掀起人类的农业革命、城居革命、陶器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突破，即创造了人类公认的第一波文明，这个族群被主要界定为“黄种人”，也就是神农炎帝族群。华夏南方古人、苏美尔人、古埃及人是黄种人的代表。
而发源于大西南大西北的游牧狩猎族群，作为后来从大山森林里走出来的古人类，不事耕作，不粒食而肉食，以牧羊牧马等为生，发展畜牧技术和战争技术等，一旦历史风云突变，常演变为战争掠夺族群。活跃在北方高纬度的印欧人、闪米特人等是白种人的代表，中国四川的三星堆人和夏商周王族中不少也是白种人。
黄帝极有可能是世界游牧白人的祖先——也可能是后世史家把白人整合到黄帝体系中，黄帝由“天下共主”变为“天下共祖”。《史记》开篇之《五帝本纪》讲了一个黄金家族的故事，黄帝以下，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相继承接帝位，一统中国，皆为黄帝子孙，所以“中国为一家”，华夏自古为一统。但五帝为一家可能是史家整合的结果，并非是一个血缘家族。
在《史记》中，开篇讲“黄帝名曰轩辕”，黄帝与车辆、战车有关联。又讲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体现了战争游牧族群的特色。《山海经·大荒北经》曰：“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西方犬戎的祖先是黄帝。“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北方骑马族狄人的祖先也是黄帝。
史载“大禹，兴于西羌”，大禹生于四川石纽。史书又称大禹为“戎禹”，甚至认为他是“戎之宗神”，也体现了西方羌戎游牧族群的特色。四川三星堆大立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一脸严肃而暗含杀气的神态，正是白人游牧族群即戎狄的生动写照。中国大西南的彝族中至今有不少白人，大西北的新疆尚多白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白人。当年希特勒派人到西藏寻找“高贵的雅利安人”的祖先，说明西方人意识到白人的祖先在中国。
人类共有一个源头。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两河地区、地中海周围的人类和文明，都是中国炎黄大战后“溢出”来的。某种程度上，6000年前后的炎黄大战就是世界历史之始——农耕族和游牧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世界性大战。司马迁的《史记》从炎黄大战开始历史叙述包含了深刻的智慧。神农多至70世，炎帝有8代，黄帝有10代，炎黄大战在中国本土可能爆发多次，延续多个世纪。但司马迁为了方便叙事，把这个过程简化为一次。
思想家沃格林认为“有多个平行的天下时代”。我以为，古代世界至少有三个以“华夏-戎狄”斗争又融合的模式展开的天下，依次为中国天下、两河天下、地中海天下。在中国，发展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话语模式。在八代炎帝时代，以6300年前湖南城头山的兴起为标志，中国已有天下的雏形。后炎黄蚩大战，中国大地的各大族群卷入这场战争，最后黄帝胜出而入主中国，中国最早迈入天下时代。
黑格尔强调世界历史从东往西，即文明传播从东往西，但这并非是从中国到波斯到古希腊罗马再到欧洲的单线传播。人类第一波文明首先兴起于中国南方，然后传播到两河而有苏美尔文明（6000年前兴起），再到尼罗河而有古埃及文明（5500年前兴起）。但是，黄种华夏族西去并非为了追求“自由”，而是追逐“太阳”，把农耕技术、象形文字、天文历法和宇宙论秩序一起带到了西方。
神农炎帝掀起人类的农业革命而为文明奠基，然后是黄帝为代表的战争游牧族群崛起。黄帝四处征伐，打败神农炎帝，继承华夏文明而入主中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黑格尔之谓“世界历史从东往西”，更确切说是炎黄大战后，黄帝后裔的游牧白人族群驰骋于欧亚大草原，为生存而战，最后在欧洲获得“自由”的真谛，并主导了近代世界历史进程。
西方历史描述雅利安人南下，对古印度的农耕文明区实施掠夺，其实也是对炎黄大战的后续描述，和中国的夏商周王族入主中国有类似之处。雅利安人为印欧人一部分，印欧人乃是在欧亚草原上纵横驰骋东西游战的白人族群，可算是黄帝系的后裔。
中国虽然也发生炎黄之间的生死大战，但最终却走向融合，走向“大一统”，故中国人皆称炎黄子孙。杜钢建教授说“夏商周是白人政权”，并非没有道理，是讲黄帝系白人王族或来自于西方羌戎，或从北方草原（北狄）南下入主中国，而周族早期在西方“自窜于戎狄之间”后迁到关中平原——华夏文明重心不断北移至黄河流域——夏商周实现大一统而成为天下共主。
春秋战国时，天下分裂，礼崩乐坏，戎狄最为猖獗，“盖戎族之为中国患甚矣，而狄为最，诸侯之中赤狄为最，赤狄诸侯潞氏为最。”春秋战国六百年，既是群雄争霸的六百年，也是以尊王攘夷的名义对戎狄发起征讨的六百年。经历近六百年的战争和融合，中国本土的白人或被灭，或被黄人所同化，还有不少被驱逐而西迁，陆续抵达欧洲。
战国末期，中国终于迎来大一统曙光。先是黄帝系的赢姓秦始皇统一天下，最终却是楚人刘项领导南方人民推翻了秦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南方黄种人完成了最终的复国，驱逐鞑虏，恢复华夏。汉朝是中国第一个实现了长治久安的大一统的黄人帝国，故中国人又称汉人。
现今绝大部分中国人是黄种人面孔。但从人种基因而言，中国人一部分是纯黄种人，一部分是黄白混合人种，极少部分是纯白种人。中国人称炎黄子孙，是融合的结果，不少人血液里既有炎帝的基因也有黄帝的基因。
六
如果我们以炎黄大战的视角来看近代世界历史，则对湖南人崛起的现象有新的理解。
最近官方媒体《参考消息》转发了一篇文章《西方历来是东方的拙劣模仿者》，引发巨大反响。文章指出，西方民族很晚才登上历史舞台。宗教、文化和科学（以及文明本身）都起源于东方。许多世纪以来，野蛮而贫穷的西方只能嫉妒地注视着东方。西方最初只能依靠原始的掠夺来维持生存也毫不奇怪。可以说，西方是带着“先天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欧洲人在东方获得了代数、化学、物理和天文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在东方的影响下，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宗教和精神方面，西方一直在向东方学习，而且对获得的启示进行适合自己的调整，只选取最实用的部分，即那些有助于增加财富和权力的部分。
我指出，西方的人种和文明，都是“炎黄大战”溢出来的。西方的早期族群和文化来自中国，西方近代文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西方早期的黄种人文明即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的源头在中国，其族群主要来自中国南方的农耕族，与上古湖南人可算是最有亲缘关系的“同胞”，都是伏羲神农的后裔，可惜他们的种族、文明、文字都已消亡，为白种人所灭。
西方白人多是黄帝系的后裔。古希腊罗马人来自中国西北方的羌、狄、犬戎等混合的族群，古希腊罗马文明乃是西戎文明，实际上已经死亡一次，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借助考古成果和文献编撰使其“复活”了，是西方日耳曼人追认的“文化祖先”；而犹太人、阿拉伯人作为闪米特人，其祖先也可追溯到中国的羌人，如亚伯拉罕、大卫王都是牧羊人出身，这两个族群创立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包括其历史）基本延续下来了，但一神宗教信仰从来就没有把西方带入现代文明社会。
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以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各种知识包括文官制度等，把西方带入现代文明社会。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文明是天道文明，从“阴阳不测之谓神”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文明实现了从神话到哲学的“精神突破”。道分阴阳，阴阳其实是物质和能量互动的关系，物质和能量借助数学计算而产生了科学——火药、火炮和蒸汽机这些近代科学发明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阴阳原理加上数学知识的进步和冶炼技术的升级，而不是来自所谓的“古希腊科学”，如蒸汽机的科学原理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揭示：“阳化气，阴成形。”火药火炮是中国人的原创，蒸汽机实际上在明清之际已有雏形，西方人瓦特是综合改进了原始蒸汽机而推进了工业革命。
西方早期文明一直是神学文明，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精神突破”，即使古希腊哲学也不脱神学范畴。西方是从打破基督教教会精神专制的枷锁才开始步入近代文明社会的，布鲁诺因反对“地心说”捍卫“日心说”被火烧死，“现代物理学之父”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审判而视为“异端”，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伏尔泰推崇中国的理性哲学而猛力抨击基督教的愚昧专制，是西方观念革命的真正开始。
西方白人从元明开始不断学习和吸收东方文明（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向母国学习），终于“羽翼渐丰”，在近代实现东西逆转。他们依恃坚船利炮，利用工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优势，攻进了黄种人的大本营中国。炎黄大战再次展开。杨度《湖南少年歌》写作的背景，是神农炎帝的后裔将遭亡国灭种之危险，华夏文明有可能像古埃及、苏美尔黄种人文明一样彻底消亡，所以他大声疾呼“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实乃华夏祖先的召唤，天意昭昭。
湖南人应时而起顺势而生，成了救世大英雄，以霸蛮悍勇的血性精神，救万民于水火中，最终在朝鲜战场上，领导中国人打败了美帝领导的十八国联军，“湖南中心论”（“黄人中心论”）打败了“西方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华夏再次战胜了戎狄。这就是我强调“湖南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意义所在：湖南人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开创了当时世界秩序的新格局，也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全面复兴了奠定了基础。毛主席本身可算是“湖南中心论”的最大代表。
我说，有两个“湖南中心论”。一个“湖南中心论”，是指古华夏文明奠基于湖湘地区，这里也是世界文明的起源中心，远可追溯到1万年前的神农时代，一直到6300年前华夏第一座城湖南常德城头山的出现。世界文明的曙光在湖湘地区升起。另一个“湖南中心论”，指近现代中国文明同样也是湖南人（从王船山到曾左到毛刘）为主开创奠基的：王船山是精神动力源，曾左发动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工业化，毛刘建立新中国并奠定了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古今形成了呼应。也再次验证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中国能在短短一百年间成为世界超级工业大国，逆转东西形势，岂非湘人首创之功乎？
六千年来，这样的“炎黄大战”，已不知反复上演了多少次了。今日中国与美国的“战争”，何尝不是“炎黄大战”的延续？中国强则夷狄衰。天下苦美久矣，中国以工业强国，生产财富，惠泽全球，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华夏；而美帝去工业化，以金融和军事霸权收割财富，掠夺世界，不讲道义不守信用，动辄以关税战威逼他国，是为戎狄。中美之战，是“炎黄大战”（黄人与白人之战）的最后一战，也是人类文明的终极之战，关乎未来人类道路的正确选择。此战赢，则中西之间攻守易势，东升而西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降临矣！
七
在两个母校校庆的关键节点，我写此万字文，乃是告诉众多湖湘学子，“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以史为鉴，并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我试图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解释近代湖南人崛起的原因，解读湖湘在世界史中的位置。
湖南人崛起的根本原因是“炎黄大战”，近代世界历史可视为华夏黄人抵御西方白人族群和文明的入侵。但华夏的智慧是融合，黄人在抵御白人侵略的同时也学习白人近现代工业文明，湖南大学校歌倡导“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即是此意。曾经的“言必称古希腊”也反映了这种状况，此即夷夏互变之常态。
华夏不以种族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是一种“文明论”，谁认同华夏文明谁就是华夏族。炎黄融合成就华夏之刚柔并济、文武兼备。炎黄融合是趋于世界大同，而非世界分裂。
但“炎黄大战”却又是当今客观实在的世界大势，在“大同”到来之前仍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包含“文明的冲突”即价值观的较量，也不乏种族斗争的意味。我们并没有走出《湖南少年歌》描述的“大争之世”，“湖南人精神”依旧是最宝贵的财富。中美之争是典型的炎黄大战。面对美帝咄咄逼人的戎狄之攻势，华夏何以抵御？华夏能为世界提供怎样的价值观、世界秩序和历史图景？我们湖湘学子，在旧秩序崩溃新世界到来之前，如何再次担当天下兴亡的使命和责任，并做好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毛主席在他早年的《心之力》中，认为华夏是世界文明的源头，并系统阐释了他的文明观、文明学。这和我们今天的“湖南中心论”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中国南方是一致的，也启发了我们该如何建构世界历史和新文明史观。我愿用伟人的话，与湖湘学子共勉，并祝福两母校茶陵一中、湖南大学蒸蒸日上，培养更多的经世之才、救世英雄：
“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创立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
“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作者简介：李新建，1982年生，茶陵腰潞人，笔名枕戈。1997年-2000年在茶陵一中求学。湖南大学文学硕士。现为知名青年学者。大同思想网创始人，湖湘新儒家代表人物，为国内弘扬国学的青年代表人物之一，尤其在重构上古茶陵文化、湖湘文化与世界文明起源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倡导“新古史辨”，重写世界史。策划出版《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等书，著有《重写世界史——文明源头与华夏风雅》等。
关于大同思想网： 大同思想网是由青年学者枕戈、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邹红艳律师等发起创办，于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网站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法治中国为当下目标，弘扬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并希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潮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中，大同思想网主要关注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复兴及与西方文化比较和融合的大文化观，比如大陆新儒家和儒家宪政的议题等；关注重新书写世界历史和反思西方中心论背景下西方历史话语霸权的大历史观，比如世界文明源头和”新古史辨“等议题。同时关注国内国外的时政局势，特设置“时政观察”栏目，体现国学人士不尚空谈重经世致用的特征；关注近世和当代的历史人物，因“道以人传”，人物列传是史家之传统，特设置“人物春秋”栏目；另有文艺诗歌类的好文，亦欢迎各方人士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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