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午3点，我们抵达英国电影学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以下简称BFI），准备观看好莱坞史上首位华裔影星黄柳霜主演的《爱比刀更利》（英文名：Song）。放映时间恰逢全英进行手机紧急警报测试，刚落座，整个影院观众席上便轮番响起刺耳的提示音。

张璐诗：对于这位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华裔女演员来说，事业和人生如同彼此的镜像。她扮演的角色身不由己，被时代与身份裹挟，而现实中的她，也在类似的局限中前行。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张璐诗 Lucy Cheung

下午3点，我们抵达英国电影学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以下简称BFI），准备观看好莱坞史上首位华裔影星黄柳霜主演的《爱比刀更利》（英文名：Song）。放映时间恰逢全英进行手机紧急警报测试，刚落座，整个影院观众席上便轮番响起刺耳的提示音。新修复的1927年黑白默片就在此时开场。短暂的混乱与压迫感，与银幕上黄柳霜精致装扮的身影交织重叠。

她扮演的角色身不由己，被时代与身份裹挟，而现实中的她，也在类似的局限中前行。两小时后影片结束，这种现实与银幕的交错感更为强烈：角色泪眼中的委屈与韧性，仿佛映照出这位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女演员复杂而矛盾的身影。她在四十年间跨越了默片与有声多语种影片、杂耍与电视、好莱坞与欧洲，以鲜明的个性，挑战了行业对其种族与性别的刻板限制。此次BFI回顾展黄柳霜“重塑自我之艺术”（Anna May Wong: The Art of Reinvention），在今年9月和10月，全面呈现这位华裔影星从默片到有声片的银幕生涯。

黄柳霜1905年生于加州，祖籍广东台山。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19世纪中期移民美国，父母则在洛杉矶唐人街开设洗衣店。黄柳霜的成长时期恰逢好莱坞崛起为美国电影制作中心。她常常在家附近观看外景拍摄，对这一切充满好奇，并给自己起了艺名“Anna May Wong”。 1919年，她在俄罗斯出生的默片明星阿拉•纳齐莫娃（Alla Nazimova）主演、以义和团运动为背景的《红灯笼》（The Red Lantern）中出演小角色，算是初踏片场。三年后，她在电影《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中担任主角，正式开启银幕生涯。

黄柳霜的一生中，曾参演影片超过六十部。中年之后，她还成为首位拥有自己主演的电视系列剧的亚裔演员，在1951年的《柳霜女士的画廊》（The Gallery of Madame Liu-Tsong）中饰演艺术品经销商兼业余侦探。

但是，种族偏见与社会规范让她很难融入美国电影工业。美国始于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黄柳霜早期在好莱坞饰演的角色多为妓女、舞女或女间谍，她也常被“龙女”（Dragon Lady）、“中国娃娃”（China Doll）这些定性角色捆绑，这样的角色通常展现白人父权，并多为苦情戏，虽然能够展现她演技的张力，但她作为亚裔女性，毕竟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的局限，这些角色也通常以悲壮的自我牺牲收尾。在德国拍摄的影片《爱比刀更利》中，23岁的黄柳霜饰演一个靠海为生的少女，为生计奔波，聪慧与美丽光芒尽显，同时角色所受的委屈又与她个人在现实中的经历呼应。

这种双重夹缝塑造了她职业生涯中的独特张力。为突破好莱坞的局限，黄柳霜选择前往欧洲发展。美国作家Katie Gee Salisbury在BFI现场介绍，在欧洲的三年间，黄柳霜经历了职业生涯的高峰：她获得充分的银幕时间，能展现演技的广度与深度，这在好莱坞几乎不可能实现。在德国，她主演的《爱比刀更利》引发轰动，23岁的黄柳霜成为德国影评人笔下“银幕上的新奇女神”。接下来，她到达英国，在伦敦西区舞台登台，与年轻的劳伦斯•奥利佛（Laurence Olivier）在舞台剧《粉笔之圈》（Circle of Chalk）中演对手戏，而奥利佛为了扮演中国男子，脸上依旧按照当时的种族刻板涂上黄色。接下来，黄柳霜还主演了影片《唐人街繁华梦》（Piccadilly），获得了英国观众和影评的高度评价，她被认为“将东方魅力与现代摩登感结合得天衣无缝”。

在美国，当时的通婚法严格禁止银幕上出现任何模糊的跨种族亲密暗示。她在好莱坞出演的角色，一律不允许出现她与白人演员亲吻的镜头。在英国拍摄《唐人街繁华梦》时，导演原本安排有她与白人男主角的亲密镜头，但最终在公映前仍被审查剪掉。直到1934年在英国拍摄《爪哇情》（Java Head）时，黄柳霜才“被允许”在银幕上与白人男性亲吻。

在欧洲期间，黄柳霜第一次得以展示全方位的表演才能。她不仅聪慧、独立，还具备幽默感与强烈的社交能力。Katie Gee Salisbury指出，黄柳霜并非依赖制片人或导演的塑造，而是自早期便明确职业目标，并以坚定意志去实现。她多才多艺，精通音乐、舞蹈、文学，对艺术家和作家保持浓厚兴趣，这让她在欧洲的舞台与银幕上能够充分展现多面才能。黄柳霜的侄女Anna Wong回忆父亲对她的印象：“黄柳霜性格独立、聪慧，拥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无论遇到何种障碍，她总会找到出路。”她认为这种性格源自家族教育：“家里长辈常说：‘要当就当黑羊。’她非常独立，还擅长娱乐大家，热衷举办圣诞派对和晚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当好莱坞让她受限时，她就说：‘算了，我走。’”这种性格在《爱比刀更利》中同样可见：黄柳霜饰演的“Song”被飞刀艺人救助后，为了维持心目中的爱情，不得不不断应对各种挑战。银幕上的她每一个微表情，都清晰呈现出角色应对困境的灵活与坚韧。

此次黄柳霜回顾展中，BFI在每部影片下方都有“种族歧视、家暴”等提示。其中的《爱比刀更利》是新修复版，由杜塞尔多夫电影博物馆的Andreas Thein基于BFI档案完成修复，影片因此得以还原了更多细节。Andreas表示，原底片因剪辑和化学劣化丢失了一些场景，而澳大利亚流传的副本弥补了这一缺失，包括市场场景、潜水镜头和微小表情动作，以及黄柳霜在夜总会表演时的全套1920年代服饰与妆容更加清晰：“她的表演充满微妙的神态和肢体语言，观众可以看到她的眼神、微笑、泪水，以及动作的节奏与重量，让角色更为立体。”

在外界评价上，黄柳霜的演艺生涯也经历了毁誉参半。在美国，媒体一方面赞扬她的演技，另一方面不断强调她扮演的舞女或荡妇角色以及她与白人男性的情感纠葛；在中国，早期观众最初追捧她的摩登气质与美貌，但当大家意识到她在西方影坛的尴尬位置之后，民众态度迅速扭转，如1925年5月的《电影画报》讽刺黄柳霜是“受人摆弄的傀儡，在电影中跑跑龙套”，“毫不自重”；1927年的影片《中国鹦鹉》（The Chinese Parrot）在中国上映后，她身着单薄衣裳舞蹈的镜头，被上海媒体指责为“让中国观众失望”，国民政府甚至公开谴责其银幕形象侮辱华人。她回国“省亲”时，也曾因西方银幕形象不被完全理解而遭遇挫折。

进入21世纪后，黄柳霜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和文化界迎来了复兴，其中包括了2004年历史学家郝吉思（Graham Hodges）出版了传记《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Anna May Wong: From Laundryman's Daughter to Hollywood Legend）。不少东方影视学研究者发现，西方电影界迄今对黄柳霜的认知仍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华裔女演员。例如，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内收藏黄柳霜38幅肖像。2022年，她的头像还被印上美国25分硬币。在一部由生于香港、成名于好莱坞的演员关南施（Nancy Kwan，原名关家倩）担任旁白的2007年纪录片中，我看到1926年的黄柳霜与卓别林并肩出席美国格劳曼中国戏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re）开幕仪式；在加州大学发布的黄柳霜访沪纪录片中，有一帧合照显示她与梅兰芳并肩而立。

英美世界对黄柳霜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去年，英美出版了最新一部黄柳霜传记《并非你的中国娃娃：黄柳霜的璀璨人生》（Not Your China Doll: The Wild and Shimmering Life of Anna May Wong），作者Katie Gee Salisbury在BFI黄柳霜回顾展上为另一部影片《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放映前介绍了一个细节：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Alfred Eisenstaedt，代表作包括1945年时代广场抓拍的《胜利之吻》）曾在1928年的柏林为黄柳霜、德国演员莱尼•里芬施塔尔和玛琳•黛德丽拍过一张流传极广的合照，黄柳霜站在中央。Katie指出，当时黄柳霜是三人中最有名的一位，她已是好莱坞明星并被带到德国拍片；黛德丽尚在努力成名，于是刻意挤入与黄柳霜同框的照片中。随后几年，黛德丽和黄柳霜成为二战中盟军的支持者，而里芬施塔尔则成为纳粹政权的知名宣传者。

然而，作为首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名的华裔影星，在国内几乎鲜为人知。这种陌生和隔膜感，在此次伦敦BFI的回顾展中，却给我带来了怀旧般的奇异情绪。在观看1931年约瑟夫•冯•斯特恩伯格执导的影片《上海快车》时，虽然拍摄地在美国，但银幕上呈现了大量既熟悉又无法触及的历史与生活片段：民国时期的市井街景、从右至左的手写字体、刻字的钟表；尤其是带台山口音的广州白话，就连出演主角的英国演员Clive Brook都努力说了几句。即便是道具，这一切也都是基于当时的现实。一半的自己，感觉就像在接触历史纪录片。尤其亲切的是，黄柳霜的祖籍与我母亲的祖籍相同。

尽管在欧洲受到业界和观众认可，但1930年代回到好莱坞后，黄柳霜虽然终于获得主演机会，却还是没能够跳出好莱坞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Andrea提到，当年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改编的电影，原本业界都认为黄柳霜是主演的最佳人选，然而片方却最终选择了一位生于奥地利的白人女演员来扮演中国女性。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黄柳霜以参演爱国影片的方式支持中国抗日事业：她在《上海之女》、《唐人街之王》中塑造更有自主意识的角色，与韩裔美籍演员安必立搭档组成好莱坞首个亚裔银幕情侣。在生活中，她去慰问美国和加拿大盟军士兵，并参与红十字会及援华联合会募款。1947年，她在美国30多个城市巡回演讲，讨论中国健康与美容议题，其风格摩登而充满个人魅力，受到年轻女性模仿追捧。郝吉思在传记《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中写到，即便是在抗战期间，黄柳霜在生活中和电影里积极正面的表现，也未能扭转她在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印象。他举例：1943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美，在好莱坞专门为她举行的各种名流荟萃的派对和演讲活动中，作为加州华裔名人的黄柳霜却始终未获邀请。

这位在西方人眼中是‘东方女性’，在中国人眼中又是‘长着东方面孔的西方人’，最终于1961年因心脏病去世。在银幕上“死过一千次”的黄柳霜，从未表现得像一个受害者。即便是在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她依然保持着存在感、从容与尊严。其美貌加上富有感染力的表演，使她在默片与有声片中都能抢镜。目前修复版的《爱比刀更利》已定了在德国多地以及美加的一系列放映计划，BFI此次的回顾展史无前例地在伦敦横跨两个月，一次过放映18部黄柳霜主演的影片。本身是第五代华裔美国人的Katie说，她一直将黄柳霜视为自己的“一位朋友”，希望为她撰写传记，并推动多部老片的修复和放映，让当代观众重新认识这位默片时代的女神级影星，使她在今日影坛获得应有的认可。

黄柳霜的一生在银幕与现实之间反复折射，既是被时代桎梏的影星，也是凭意志突围的先行者。电影在她的故事中不仅是影像的艺术，也是社会观念与个体抗争的镜像。在她初涉影坛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修复与回顾让她重新被看见，不再只是“龙女”或“牺牲者”，而是一位以才华与自觉定义自我的艺术家。

来源：FT中文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