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8年12月,巴黎爱丽舍宫的会议室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共同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这份名为《圣马洛宣言》的文件,后来被学界界定为欧洲战略自主辩论的“初始坐标”。
1998年12月,巴黎爱丽舍宫的会议室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共同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这份名为《圣马洛宣言》的文件,后来被学界界定为欧洲战略自主辩论的“初始坐标”。
宣言清晰界定,欧盟需构建自主决策的行动能力,这种能力必须以可信的军事力量为支撑,还需配套决策机制以应对国际危机。
老实讲,最初研读这份文件时,我以为欧洲要彻底脱离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可后来查阅北约1999年发布的《华盛顿峰会公报》才发现,当时欧洲的军事指挥体系仍深度嵌套于北约架构内,所谓“自主”更像是联盟内部的“愿景提议”,距离实际落地还有关键障碍。
《圣马洛宣言》发布后的十余年里,欧洲对战略自主的认知维度逐步拓展。
2016年,欧盟发布《全球战略》,将战略自主的范畴从传统军事防务,延伸至气候变化应对、技术创新突破及金融市场稳定等领域。
有学者在《欧洲安全研究》期刊撰文提出,应用“行动效能”替代“战略自主”“战略主权”,认为这一表述更能精准诠释欧洲实现政治目标的核心能力。
另有学者倾向采用“责任协同”概念,该术语直接将美国纳入讨论范畴,在北约体系内,欧洲的防务资源投入长期低于美国,这一表述实则隐含欧洲弱化美国战略主导的诉求。
如此看来,欧洲对战略自主的认知持续丰富,但美国的应对态度始终缺乏一致性,始终带着明显的矛盾倾向。
去年,欧盟启动“欧洲防务强化计划”,计划投入8000亿欧元用于防务能力构建,还同步发布首份《欧洲防务战略白皮书》,明确2030年的阶段性目标。
拜登政府表面对欧洲的防务升级表示认可,可每次欧盟官员访美磋商,美方都会反复强调北约的“集体防御核心地位”,并多次提醒欧洲避免防务资源的重复配置。
我当时梳理白宫发布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评估报告》时发现,美国的战略逻辑其实很清晰:既希望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以减轻自身负担,又担忧欧洲形成实质自主能力后,脱离美国的战略协同框架。
以德国为例,2024年该国设立5000亿欧元“防务专项基金”,看似是自主防务建设的重要举措,可查阅德国联邦国防部的预算执行细则后发现,这笔基金中近三成用于采购美制装备,仅“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采购占比就超过半数。
这种技术路径依赖,并非短期资源投入就能彻底改变,分析美国对欧洲战略自主的态度,不能仅关注政府决策层,智库及利益集团中的政策影响者观点同样关键。
本来想将这些影响者的观点归为三类,可翻完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机构的政策简报后发现,有个小群体的主张具有独特性,需单独归类,最终梳理出四类核心观点。
第一类是“美国主导欧洲安全”派,成员包含多位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官员,他们在智库报告中明确指出,欧洲推进独立防务会“削弱北约联盟凝聚力”,并持续呼吁华盛顿坚持“北约优先”原则。
去年北约峰会推出冷战后最全面的区域防御部署计划,安排30万高度戒备部队待命,并强调美国核威慑的“安全兜底作用”,这一决策背后就有该群体的推动。
第二类是“欧洲主导北约架构”派,该群体规模较小,他们主张保留北约组织框架,但需逐步缩减美国驻军规模,最终实现欧洲对北约的主导。
可这一主张在现实中面临明显阻力,我曾看到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提交给北约秘书长的联合备忘录,其中明确写道“美国驻军规模缩减将直接影响区域安全稳定”。
有这些国家的反对,该主张目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第三类是“支持欧洲自主能力建设”派,成员多为自由派背景的研究者,他们在分析报告中提出,具备较强军事能力的欧洲,可成为美国应对威权主义挑战的“关键战略协同者”,并建议欧洲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参与。
去年北约峰会邀请日本、澳大利亚参与“亚太安全对话机制”,这一举措就体现了该群体的政策影响力。
第四类是“美国弱化欧洲存在”派,他们主张欧洲应实现防务自给自足,美国需逐步缩减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甚至推动北约战略重心向印太转移。
去年北约曾计划在日本设立区域办事处,最终因法国明确反对而删除相关议程,这一事件也反映出欧洲对该群体主张的警惕。
智库的观点终究是政策参考,真正掌握决策权力的美国政客,其态度又有不同。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均认可北约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对欧洲的防务资源投入水平普遍不满。
特朗普执政期间,多次要求欧洲将防务开支提升至GDP的2.5%;拜登政府虽未采取强硬施压方式,但每次出席北约峰会都会强调,欧洲应将战略自主从“理论探讨”转向“实际行动”。
2022年欧洲的防务开支规模,与美国仍有显著差距,美国的不满情绪有其现实依据。
但从另一角度分析,美国也担忧欧洲真正形成防务自主能力后,不再遵循其战略协同方向。
2023年北约峰会公报中,既提及“欧洲防务能力提升对联盟有利”,又警示“欧盟防务计划不得与北约资源形成竞争”,这种表述矛盾恰恰暴露了美国的深层顾虑。
当前美国还试图推动北约“全球化转型”,将其打造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工具。
去年北约峰会公报中,十余次提及“中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并要求欧洲在供应链安全、5G网络建设等领域配合美国的“去风险”策略。
但欧洲内部存在明显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公开表示“欧洲需优先维护自身战略自主,不应被动跟随美国的战略节奏”。
说实话,美国想将自身战略目标强加于欧洲,难度不小,欧洲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考量,例如在新能源合作领域,欧洲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不可能完全服从美国的战略安排。
综合梳理可见,美国对欧洲战略自主并无统一立场,不同群体的主张差异显著。
在我看来,欧洲若想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仅靠增加防务资源投入远远不够,还需在技术研发、经济架构等领域突破对美国的依赖。
欧盟推进的“量子旗舰计划”及芯片产业扶持政策,就是突破技术依赖的重要尝试。
但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大概率仍将维持“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美国既希望欧洲分担更多安全责任,又担忧欧洲脱离其战略控制;欧洲既需要借助美国的安全保障应对威胁,又渴望掌握自主决策权力。
若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可能出现重大调整,欧洲需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此外,欧盟也需明确自身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尤其要理顺与北约的关系,否则,想让美国真正认可欧洲战略自主,可能性极低。
来源:史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