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丁琨，1963年生于湖北省麻城市，1978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1980年入读西南政法学院，本科、研究生毕业于该校后，供职于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退休。

转自:新三届

作者:丁珉

作者简历

丁琨，1963年生于湖北省麻城市，1978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1980年入读西南政法学院，本科、研究生毕业于该校后，供职于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退休。

恢复高考后最早几年考上大学的人，当年在社会上被称之为所谓“天之骄子”。那时候，高考录取率绝对只是个位数，能考上大学的，无不学习出色、成绩优异。即使家庭再困难的考生，只要上了大学，就有能解决基本生活需求的助学金。国家包分配的政策，使每一个人毕业时工作安排有保障，没有就业的后顾之忧。文科生去机关事业单位，理科生去当时比机关事业单位还要好得多的国有企业。

我在1980年考上大学，成为母校西南政法学院的“新三届”学子，完整地经历了那个激情飞扬的年代，真是何其幸运！

我的1981级同学，一脸清纯稚嫩，衣着朴素

“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广泛流行“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口号。一方面，整个国家呈现出昂扬向上的态势，广大国民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学习、发奋工作，以尽快消除“四人帮”错误路线的影响，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更是急切地想了解被隔绝了几十年的外面的世界，渴望汲取更多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养分；另一方面，基础建设薄弱、欠账太多、物资供应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所以，80年代初的中国，各方面的条件其实非常之差，真的是百业待举、百废待兴。

母校复办初期，学生在简易的教室开会、上课

尽管如此，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那个时候的话叫“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到我们上大学时，缩小或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也为之奋斗了几十年。无奈出发点虽然很好，但是选择的道路和方向，因为各种说得清说不清的原因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导致最终南辕北辙。没能缩小更没有消灭的这些差别，必然要反映到大学里来、反映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来，并由此造就了大学生们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我在大学本科阶段的五年，虽然因病休学在家休息了一个学年，但与学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体在家里，心理上、身份上却似乎并不归属于农村老家的那个世界。我的个人性格偏于内向型，在校期间，说“社恐”有点言过其实，但肯定不像有些“社牛”那样左右逢源、四面八方，因此对大学生活的了解，可能不那么多、那么深。但也由于休学的缘故，我在80级和81级各待了两年，因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更多的同学，对本班同学有相对多的关注和了解。

著名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考大学，无疑是当年中国青年人遇到的一个重要岔路，也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方向的紧要几步。高考就是一道分水岭，给了更多的人重划人生走向的机会，可以去试着改变起点上的不平等。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从此改变命运，但比过去根本不给你机会要好得多。要知道，在恢复高考之前的“文革”十年里，连这样一条可以选择的岔路也没有，无数人的一生，差不多都只能在一条道儿上走到黑。

当然，中国人的人生岔路，不只有高考一条。在你一出生时就给你划好了分水岭的，那是曾经以户口为依据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这造成了国人从起点就开始的不平等。只不过，户口这条岔路，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投胎真就成了一桩与生俱来的技术活儿，投胎到了农村，意味着今后首先得有机会遇见岔路，然后才有可能在岔路的几步紧要处选择正确的方向，这真不知道要费上多少九牛二虎之力。

学校一进大门就是“毓秀湖”，与“烈士墓”一墙之隔

我的大学母校，因为是专业院校，相对于综合性大学，专业比较单一。我们入校时，除了在1978年招收了一届哲学和共运史两个专业师资班，就只有“政法”和“刑事侦查”两个专业。我和我的很多同学一样，过去几十年，一直以为我们考进的是“法律”专业，直到最近看到一位大学同学发的照片，才知道是“政法”专业。不过，当年在学校时，也都习惯称为“法律”专业。学校之下没有院系设置，基本单位就是教研室和年级。

我就读过的80级和81级“政法”专业，分别有10个班和12个班，每班人数为43~45人。我大致估摸了一下，每个班这40多名学生，来自农村（含乡镇）的大约占一半，另外的一半中，来自省会、计划单列市及以上的大城市和包括县城的中小城市的，又各占一半。这都是我凭记忆和印象做出的大致分类，并不具有严格统计学上的意义，对每位同学的来源地也不那么准确。

我们就读的专业，当年正式的名称是“政法专业”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要是个体维持生存的需求。获得充足的食物和洁净的水（当然包括衣物）等基本生理需求，要比其他诸如获得同伴的尊重或艺术享受以及潜能发展等更为重要。所以，满足基本需求的内容，我可能会说的比较多。因为这也更能反映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三大差别”。

“三大差别”首先反映在入学年龄的差别上。不像现在，全国范围内小学入学年龄和中小学学制基本上一致，当年各个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制差别很大。所以，就算同是应届毕业生，年龄也参差不齐。在九年制的农村，如果6岁上学，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2年，15岁就高中毕业上大学了。而有些大城市的学制是6年小学、3年初中、2年高中，毕业时就是17岁。更不要说应届生和往届毕业参加工作后的考生，年龄悬殊就更大。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里，既有15岁考上大学，也有28岁入学的，两者相差了13岁。

大学新生入学后，学校会根据档案记载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申请，给每个人评定助学金。我不知道全国高校的助学金是不是都执行一样的标准，只记得当时我们最高的一等助学金为每月17.5元，家庭困难的学生每月还能得到3元困难补助金，从农村来的学生基本上都能享受这个标准的助学金和困难补助金。二等和三等助学金的具体金额，好像分别是13.5元和9.5元，每一等之间有4元钱的差额。来自中小城市的学生可以享受二三等助学金，但没有3元困难补助，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一等助学金。来自大城市的学生，除了极少数家庭困难的外，一般是不能享受助学金的。另外，每个班上都分别有几位同学是在工作岗位上考取的，按工作五年和七年以上分成两个等次发放职工助学金，每月可以分别拿到30元和35元的职工助学金（数额不一定准确），习惯上称之为带薪上大学。

享受17.5+3元助学金的同学，无疑是大学里经济条件最困难的一群人。这个标准，解决一日三餐的基本生活和每月购买牙膏、牙刷、肥皂的费用支出，大致上不会有问题。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大多是17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正处在身体发育、精力旺盛、饭量大的阶段，这样的助学金标准，如果家里不能另外给予一定的接济，要想吃得非常饱，尤其是吃得好，显然就不够了，而且基本上不可能外出就餐。

我的印象中，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和一名老乡下午去打羽毛球，中午12点钟吃午饭，要到下午6点钟才开晚饭，其间间隔的时间本来就很长，打完球到下午三四点钟，早已是饥肠辘辘，一心巴不得食堂晚饭时间能提前再提前。

从城市里考上大学的，因为父母大都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或虽然家在农村，但父母有一方领固定工资的，家里每月按时寄来一定数量的钱款，或者在学校二三等助学金的基础上，家里每月再补贴10元20元，生活起来就比较宽裕，周末可以晚起，不用赶时间在食堂就餐，时不时还可以和同学、老乡外出打打牙祭。

我有一位79级的老乡，曾经和我神秘地说起有同学的父亲是某省一个军分区司令员，家里条件好得不得了，同学都称他为高干子弟，似乎对他只能仰望。我没有亲眼见过这位高干子弟，但当时听说这个官衔，简直把我惊呆了。我还没上大学之前，近距离见过的最大领导，不过就是公社的书记。按现在的标准，大约只能算个股级干部吧，因为公社上面还有科一级的区。在我的心目中，县里的局长，就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大干部，更别说县长副县长了。我不知道80年代初的军分区司令员算不算高干，因为那些由很资深的老革命担任军分区司令的，肯定是确定无疑的高干，或者按那时候的标准，军分区司令员本就是高干。以我一贯贫穷的想象力，无法想象出一个军分区司令员每月的工资会有多少，一定是个天文数字。

后来，我知道我的同班同学中，也有父亲从部队师级干部转业到地方，担任相当于厅级干部的国有企业领导的，这就与军分区司令员是同一个级别的干部了，还有担任地区级部门处级领导职务的，我都不敢问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偶然听说，当时一个地区部门的副职领导，每月能领130-150元左右的工资。光说这样的数额，现在的人可能没什么概念，因为这对今天的人来说，算不上是很大的数额，但80年代初工资能达到每月四五十元就很不错了。比较一下就能看出差距来：相当于现在你每个月的工资1万元，别人是3~4万元。像我老家农村，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家6口人4个劳力，一年的工分换算成货币收入也就两三百元。当然，这没有把农村粮食、蔬菜、养猪、养鸡等实物部分计算进来。但是，一个月150元的工资，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了。

我从80级休学转入81级后，正逢学校对81级的助学金制度做了一些小幅度的调整，除了考虑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还要结合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评定，名曰“奖学金”，实际上是“助学金+奖学金”的结合。我不知道有一种现象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天资特别优异和天资较差的，考试成绩都不会很好。因为天资优异的人，通常不太在乎考试成绩好坏，过关就好，如果真的想考好，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天资差的人，想考也考不好。但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又有多少人是天资特别差的呢。有时偶尔考砸的同学，一定是某种特别的原因所致。

复学之初的母校到处一片稀烂，因此被戏称为“稀烂政法学院”

我这个天资普通的中等生考试成绩还不错，所以在转入81级后，一直评的是甲等奖学金，金额由80级时的20.5元提高到22.5元，好像有时还会是23.5元。可别小看这区区两三元钱，如果放到现在，从绝对数量上看简直微不足道，但换算成增幅就是10%左右，不管放在哪个年代，都是很大幅度的增长了。80年代的物价便宜，增加几块钱能解决不少日常开销。我自己就明显感觉比在80级时手头宽松、日子也好过多了。要知道，我在1988年参加工作以后，涨一级工资也不过8元钱。

现在的中国，西装不但是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服装，相反，除了一些正式的场合，已经很少有人愿意穿着过于正式、有太多束缚感的西装了。当然，当下的西装早已不限于很正式的款式，各种休闲、轻松、花哨的西装，花样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当年，刚刚从“文革”十年走出来的国人，一直被戏称为“灰蚂蚁”、“蓝蚂蚁”，清一色的黑灰蓝色服装，依然主导着中国人服装的色彩。

有一段时间，以“喇叭裤”“紧身衣”“蛤蟆镜”为代表的奇装异服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后来又曾经被作为“精神污染”而清除。在个别极其保守的大中学校，那些痛心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以道德警察自居的人士，甚至出现拿着剪刀、粗暴减掉青年人“喇叭裤”的极端做法。有广东籍的同学，穿着港澳、海外亲戚寄回来的色彩鲜艳的紧身T恤和喇叭裤，虽然在校园里颇显新潮和另类，但我的母校，还是很容得下这类并非出格的着装的。只不过，这些所谓奇装异服，通常都是来自大中城市的学生才会有。

1983年12月，胡耀邦同志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谈话：“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怎样清除，讲得很清楚，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了……如果不注意，我们就可能发生偏差，或者又是扩大化，引起思想混乱，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1984年初开始，中央高层领导人纷纷带头在公开场合以一身西装示人，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的决心和姿态，现在也依然能在网上查到高层身着西服和风衣的照片。于是，1984年的春节寒假结束时，很多大中城市的同学，像是约好了似的，纷纷身着西装、风衣返校，成为校园里一道新风景。而我，一直到两年后已在本校读研一，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件西装。

对爱情的向往，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里，属于较高的第三层次。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的大学，公开的说法好像是不准谈恋爱，虽然不记得是否有禁止性的具体规定，但至少学校不提倡。然而，无论是多情少年还是怀春少女，青春年少的大学生们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岂是学校能禁止得了的！记得那时有入学不久就遇见意中人的男男男女女，深陷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感情缠绵之中，由开始时的地下恋情到逐渐落落大方、出双入对，成为大学生们学习大餐之余的甜点。学校后来也变得越来越宽容，对学生的恋爱毫不在意。大学里恋爱的大戏，各种结局的都有，但敢于在上学不久就涉足爱河的，基本上由城市出身的青年男女引领风潮。农村出身的学生即使谈恋爱，也大多在三四年级了。其原因既有思想观念的差异，也有经济条件的限制。

80年代的大学，校园文化非常丰富。一般来说，城市出身的学生更新潮、更活跃，更多才多艺，按现在的话说，综合素质更高。而农村来的学生，除了学习，大多没有什么从中学带来的、上得了台面的才艺爱好。如果说，农村学生有些还能玩玩体育运动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与绘画、舞蹈、唱歌（我说的是像模像样可以上舞台的那种唱歌，而不是扯开嗓子随便喊几声或者在集体大澡堂洗澡时的瞎哼哼）、乐器演奏等相对高端高雅的文艺无缘。这已经是马斯洛理论更高层次的需求了。

我在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八个“样板戏”和一些新老革命歌曲广泛流行，每个学校、每个生产大队都成立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身上那一点可怜的文艺细胞，最初大约都来自于这个时期对样板戏和革命歌曲的学唱，以及对用于伴奏的二胡、京胡和笛子的了解。等我读高中了，能接触到的文艺元素，则有刚刚解禁的歌剧《洪湖赤卫队》、重新走红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等文艺作品，还有就是老师教唱时给我们伴奏的手风琴。

小时候喜欢跟着学校和生产队的大哥大姐摆弄二胡、京胡和笛子，我由此在他们空闲和高兴时候的指点下，学会了一点点。尤其是二胡，能够很流畅、像模像样地演奏那个时候流行的《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翻身道情》《浏阳河》《红梅赞》等新老曲子。但我的演奏水平也就仅限于此，自己买不起乐器，也没有像样的老师点拨，没法坚持学习和练习，就再也没有更大的长进了。像《二泉映月》《赛马》等高难度的二胡曲，我就完全不敢尝试。到后来，也就完全放弃了。

我不知道西洋乐器怎么样，但我知道二胡京胡笛子之类的民族乐器，入门很简单，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地学，多少可以初步入个门。但学好学精就很难了，需要有专业老师的指点，自己长期坚持不懈的练习、琢磨和领悟。大学里经常举办文艺活动，那些能歌善舞表演节目的、上台演奏手风琴小提琴二胡笛子的，不用问，大概率来自大城市，少数甚至在上大学之前就是某个城市文艺团体的演员。像我这样生性腼腆、来自农村的半吊子乐器演奏水平的人，根本没有底气走上文艺演出的舞台。

79级有一位师兄，当年不管是在校内表演、还是代表学校参加重庆市高校《校园之春》演出活动，他的手风琴演奏从来都是保留节目，以至于后来他每一次出场，都能引来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他演奏的《西班牙斗牛舞曲》堪称经典，每次都能引来听众随着他的节奏欢声雷动，把演出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这位师兄不只手风琴拉的好，做学问也是才华横溢、成果斐然、享誉学界。毕业后留校任教若干年的师兄，后来调到了学术环境更优越、更有发展前途的北京大学法学院。

新世纪初的某一年，我被省里选派到北大做了几个月的培训，这位师兄给我们上法律专题课。和我一道参加培训的省内各单位的同仁，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他们知道这位老师是我的师兄后，就一再怂恿我约请他出来吃饭，希望考试时不要为难大家。其实，这样的担心纯属多余，高校里有哪一位老师会去为难在职培训的学员呢？这位师兄还真给我面子，出来和大家一起聚会。席间我和他谈起大学时代，他的手风琴演奏如何名震全校、享誉重庆高校，我们如何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云云。他只是以学者的谦逊和低调，淡然一笑，然后云淡风轻地说了句：往事不值一提。

80年代，西班牙吉他在大学里很是流行。如果说，传统的声乐、器乐、舞蹈等需要有从小学习练习的基础，那么在学吉他的问题上，所有的大学生其实都处在几乎同一条起跑线上。班上有一位来自成都的男同学，个子高挑、性格开朗、乐天搞怪，说不上英俊但确有几分坏帅，尤其是父母给了他一双现在被很多人羡慕不已的“大长腿”，开朗性格和身材长相的双重优势，使他有条件经常混迹于周末学校的交谊舞场，以舞蹈明星的姿态引人注目。还时不时抱着一把吉他，在宿舍楼里上蹿下跳，弹奏一些流行曲子。虽然我只见过他在男生宿舍楼里，并不知道他蹿没蹿女生宿舍。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年的吉他弹奏水平不过就是个二把刀，但吉他弹奏加上娴熟的交谊舞，他的新潮和时髦，犹如鹤立鸡群，引来一众男生女生艳羡的眼神。他纵然没有直接流露过，但心中估计多少会有些暗暗得意。而我，就是羡慕他的其中一人。对学习吉他的渴望，驱使我有时候涎着脸拽着他，希望他教教自己，但听他讲了半天也讲不出个所以然。讲者昏昏，就很难指望听者昭昭了。

也难怪，他毕竟也是半路出家、不怎么专业，纯粹就是个赶赶时髦的票友罢了，自己弹着玩玩还可以，真要想从他那里学吉他，你只会学得比他的水平还要更低。还有，以我的家庭条件，我在大学时期根本买不起吉他。印象中，那时买一把吉他要100多块钱，差不多是我半年的生活费，对我而言，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最终我就只能与吉他无缘、与乐器说“拜拜”了。

当年常在周末举办交谊舞会的学生食堂

这位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几十年江山不改。每一次的同学聚会，他都是班上一枚人见人爱、花见花开、逗人欢乐开怀的开心果，所以我才敢在文中如此调侃他。之前有一次，他在我的朋友圈留言，抱怨我有关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里“对我啥子印象都莫得，不跟你耍了”，我回复他说“耍嘛耍嘛！下来的文章里真的会有你”。我这次写他，算是兑现了我对他的承诺，不然他以后真的不跟我耍了，我可怎么办呀！本文有关他的文字，我可是事先请他过了目的。当然，我对他向来不曾有任何恶意，而且也自认为一直都是在真心夸他呢。

1980年刚进校不久，年级团委在学生宿舍外墙上划定区域，组织每个班每季度出一份墙报。墙报的内容早已经忘到了爪哇国，不外乎以诗词散文的形式，谈理想、说人生，话学习、聊生活。我所在的班不知为什么，每一期墙报出刊总是比别的班慢半拍。

我写不出诗词散文，但我的钢笔字在班上还算将就，也可能是实在找不出钢笔字写得更好的人，“矬子里面拔将军”，我就和同寝室一位来自广东的同学，被班团委拉差，去做了墙报的“主抄手”。每次出墙报，都由来自成都的一位女同学负责组稿、排版，她就相当于主编。我和这位广东同学两人负责抄写，时不时也给女主编就标题、字体、排版、内容修改敲敲边鼓、提提建议，权当是在主编领导下的编辑角色。毕竟做久了排字工人，但凡有点文化基础的，多少也能看出一点作文、排版的门道，也算是一种学习和提高吧。因为我积极参与班上墙报出刊，二年级的时候，还获得过一次优秀学生之类的荣誉。

大学期间，我的钢笔字（我自己一直不敢妄称钢笔书法）一直保持着还算马马虎虎的水平。除了在80级班上做墙报“主抄手”，转入81级后，年级办公室组织过一次全年级“钢笔书法大赛”，不知道是大赛动员不够、参加的人太少我捡了个便宜，还是81级同学的钢笔书法大都深藏不露，我居然得了个一等奖！

读大学时有缘抄墙报和书法得奖，这得要感谢小时候在老家村里读书时，那些年用钢笔在课桌上的写写画画。我打上学开始就喜欢写字，只要看到别人写的字好看，就要学习模仿，但家里没条件供我无节制的纸和笔的消耗，于是，我只有转战课桌。一直到初中毕业的七年时间里，我所有课桌上凡是我能控制的“疆土”，都被我层层叠叠的钢笔字涂写得惨不忍睹。这样的书写方式打下的钢笔字基础，算得上是一种“无心插柳”。但也因为如此，我的钢笔字走的都不是临帖的路数，也就没有什么正规的、符合书法规范的招式和字体，以至于年长后想练练毛笔书法，总是难以探其门径。

80级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年级老师，设系后的系领导，与当年国内畅销的钢笔书法字帖作者庞中华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而且这一字在南方人口音中还是同音字。我们的庞老师是钢笔毛笔书法兼优的知名书法家。毕业后每次见到我，他都要夸我大学时钢笔字写得好，让我每每深感惭愧，觉得自己那点没有师承的乱拳功夫，有辱他的厚爱、不配他的夸奖。虽然我也知道，夸奖和鼓励自己的学生，是老师的优秀品格。我后来的钢笔字尽管一直还看得过去，但我的自知之明告诉我，离书法的标准还隔着好几条大街。再后来，电脑的普及终于废掉了我曾经引以为荣的钢笔字。

80年代的大学，各种思潮盛行，大学生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着各种新思想新知识，敢想敢说、敢写敢发。除了学校正规组织的墙报，更有学生自己在教室、宿舍楼内外墙上贴出的大胆文章。有一阵，校园里流行人道主义和异化论，那些博览群书的同学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宿舍一楼入口过道的公告栏里，校园内马路边宿舍楼外墙上，经常会贴出同学们关于这些问题的高论与灼见，引来路过的师生驻足观看、议论纷纷。那些文章的作者，由此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在学校成为广为人知的风云人物。这样自发的墙报园地和文章，就像是流动的江湖，有些人昙花一现很快销声匿迹，有的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再也没有离开过学术圈子。关于这个问题，当年我认真读的不多，点到为止了。

大学校园文化生活不管怎样丰富，但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仍然是必须排在第一位的，远比文体、社交重要。这也是马斯洛需求的最高一级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

把每一门课程学好并通过考试，是大学生的第一要务。考试不及格，既没有面子还要补考。如果有两三门课程补考也不及格，那是要留级的。留级，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光荣的故事，只会是不幸的事故。像我这样天资中等的学生，更多时候只会在课堂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学校课程的节奏，学好那些老师教给我们、希望我们掌握的东西。因而，考试对我而言，从来都不是什么很难的事。

当一个人在大学里系统学完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工作后再去学一些新颁布的法律，还是很容易掌握的，因为你的法学基础、思维方式和习惯不一样了。但是，我当年休学后转入81级时，由于两个年级之间课程安排上的不同，有些课程在80级时还没有开始学，但81级已经上完了，我得去自学并由学校教务处单独给我安排考试。作为刚刚三年级的大学生，要去自学好几门课程，还是多少要费一点劲的。好在那时年轻、记性好，又身处学校，请教老师和其他同学也很方便，我也就很顺利地通过了几门自学课程的考试。

记得工作以后常常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们学法律的大学生，是不是要背诵法律条文呀？学法律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对法学基本理论的学习，没有建立起应有的法律思维和习惯，没有对法律精神、法律原则的把握，背再多的法律条文也是枉然。更何况，国家的法律法规那么多，哪里背得过来！西政一直被认为是国内法律专业本科教育最成功的院校，母校和老师给予我们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还有理念、方法和对法律的信仰。法律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高强度的刷题、背诵，可能可以刷出一个法律专业文凭、刷出一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肯定刷不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当然，如果在法律实务的环境里摸爬滚打久了，相信也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人才。

大学时代的我，仅仅把上大学视作一条通往未来向好的人生通道。而我的很多同学，在学完基础课程后不久，就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主动选择了一条通往理想人生的道路。他们很早就有意识地关注当时著名大学法律专业的名家大师，立志考上名校研究生，而且自觉地往这个方向努力。现在的法学界、法律实务界，很多在某一领域独领风骚的大咖，如果是本科毕业于西政的，有些就是我当年亲亲的同学。他们的影响力和名声，早已不需要我在这里提到他们的名字。

毕业分配，是80年代大学生的又一道人生分水岭。在毕业包分配的年代，大学生们可能无法主动选择去向，但每个人都可以在毕业工作以后再主动选择转向。

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的去向五花八门，除了选择了继续读研，大抵有几类：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高校科研单位、律师事务所、企业，也有少量就职于人大常委会和非政法系统的行政机关。

我在80级的那个班，毕业时考上研究生的只有二三人，81级那个班读研的要多些，大约有七八人。两个班都有毕业后工作了长短不等的时间后，再考上研究生的。当年考研的人之所以这么少，一是跟考研风气不浓有关。那时候大学生就业容易，不像现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读了个博，终于熬毕业了，接踵而来的却是各种入职的高门槛和繁琐程序。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从农村考出来的学生，都希望大学毕业后尽快工作，领一份当年尚算不菲的工资，既可以养活自己，又可以接济本就不富裕的父母。比如我，毕业后去读研，纯粹属于误打误撞，是政策偶然成就了我。我的本意是一心想毕业后就工作的。所以，81级考上研究生的同学，大多来自城市，他们没有如我一般，有尽快工作领工资的紧迫感。

还有一些同学，在校期间，就谋划着毕业时往哪里分配，学习要好，表现要突出，和有关老师要搞好关系。我就读过的两个年级，好像都没有在北京招过生，但毕业分配计划里有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的不少名额。这些名额，理所当然地就给了那些学习好、表现好、和老师关系好的“三好”学生。还有如上文所说，毕业工作以后再考研，辗转来到北京发展的。毕竟，首都北京有着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政治、行政、人脉、学术研究的资源和环境。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几十年后再回头去看，大学教师职业，才是法律专业真正的常青树，职业生命最长、社会存在感最强，也是一个容易有成就感的职业。就像是钱钟书先生《围城》里说的“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当然，做律师、做公务员、当私营业主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只是所有职业的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社会就是个大舞台，各种角色都得有，有人唱主角，有人唱配角，还得有人当观众。比如我，就是个习惯于唱配角、当群演，也不太在乎做观众的人。重庆“湖广会馆”有个“齐安公所”，戏台的柱子上有这样一幅对联：“人在戏中戏在人中人生莫演糊涂事；境由心造心由境造境界需除名利心”。只不过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在社会这个大舞台，或表演或看戏，几十年后都已经或接近退休了，相信对世事人生早已有了透彻的领悟，应该变得淡定从容了罢。

当下的中国，“三大差别”依然客观存在着，也同样会反映到早就不是象牙之塔的大学校园。现在上大学，连户口都不用迁移，更别说农村考生从此改变命运。一方面，就业远不如当年，是当下大学生的毕业之痛；另一方面，大学教育在更大范围的普及、户籍管理相对宽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难道不是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吗？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