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协议，2022 年诉讼案中原先被点名的 17 名被告中，只有 5 所仍在诉讼中：康奈尔大学、乔治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圣母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五所大学均否认存在不当行为，并继续为自己的做法辩护。

据《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报道，一项针对 17 所美国精英大学的反垄断诉讼发现了大学录取时偏袒富裕申请者的明确证据。

上周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在一项联邦反垄断诉讼中达成和解，诉讼指控 17 所顶尖大学非法合谋修改助学金公式并向学生收取过高的费用。

根据协议，2022 年诉讼案中原先被点名的 17 名被告中，只有 5 所仍在诉讼中：康奈尔大学、乔治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圣母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五所大学均否认存在不当行为，并继续为自己的做法辩护。

该诉讼的主要指控是，该组织合谋限制财政援助金额，从而防止对优秀学生的昂贵竞价战，违反了反垄断法。

但在支持诉讼的文件中，大量证据已被公开，这些证据提出了有关这些大学筹款部门和招生办公室之间界限模糊但又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些证据显示，一些机构根据家庭财富或关系来识别和录取某些学生，而不管他们的资格如何。

根据文件，诉讼中提到的几所大学都保留了来自富裕家庭或与企业或政治权力人物有关系的申请人的“特殊利益”名单，并根据学生的富裕程度和捐赠能力录取他们，即使他们不符合典型的学术标准。

乔治城大学 2021 年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该政策“允许大学在录取一些可能无法通过竞争录取的合格候选人时考虑特殊情况……以换取大学与这个家庭或赞助商建立更好关系的机会。”

正如法庭文件中乔治城大学 2021 年备忘录中所述，这些名单的目标很简单：筹集资金。

备忘录中写道：“大学资金不足，捐赠不足，我们需要更好地争取美国最富有的家族和企业的支持来帮助我们。”

关于这些大学（美国最富有的大学之一）是否继续使用特殊利益名单的问题，在剩下的五所被告中，只有麻省理工学院完全否认了这一点。

高度挑剔的大学会优先考虑某些申请者，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例如，最初诉讼中涉及的大多数大学都公开偏袒校友子女申请者。

The Assembly杂志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董事会成员曾给招生官员发短信，为特定申请者争取录取机会。

法庭文件清晰地描绘了董事会成员、捐赠者和富裕家庭对招生办公室施加的影响。他们披露了数十名申请人的名单——乔治城大学的名单由校长编制，其他学校的名单由发展或捐赠关系工作人员编制——这些申请人要么被推荐入学，要么被贴上建议与筹款团队协商的标签。根据文件，这些名单的编制通常不考虑申请人的学历。

例如，在乔治城大学，从 1993 年到 2021 年，有 2,026 名特殊兴趣名单上的学生被录取，其中 1,747 名学生入学。而且，从特殊利益名单中被录取的学生人数逐年稳步上升，从 1993 年的 55 人增加到 2021 年的 81 人，2021 年似乎是乔治敦大学最后一次使用这些标签。

一份文件似乎是用于追踪特殊兴趣申请人的电子表格，详细列出了学生被列入名单的关联联系。一名学生的父亲被标注为“乔治城大学董事会成员 [Kevin] Warren 先生的长期朋友”。另一名学生的父母是乔治城大学前校长 Lee O'Donovan 的“朋友”。出于隐私原因，许多细节都被涂黑，但某些表述反复出现：“申请人的父亲是一家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或“某组织的负责人”——或者，在某个案例中，是某政客的幕僚长。

一份详细记录乔治城大学在 2021 年使用特殊利益名单的情况的文件，来自法庭文件。

另一份文件披露了乔治城大学招生办公室对未来学生关系“捐赠能力”的计算。有些关系的捐赠能力被确定为数万美元；其他则高达数千万美元。在回答《高等教育内幕》的问题时，乔治城大学的一位发言人拒绝透露该校是否曾在招生中使用过特殊利益名单，也拒绝回应文件中提出的具体主张。

该发言人写道：“我们相信大学采取了负责任的行动，其目标始终是只招收那些能够在社区中茁壮成长、为社区做出贡献并进一步加强社区的学生。”

圣母大学还计算了捐赠者的能力；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官员承认，该校“根据申请人家庭的捐赠历史和/或未来捐赠能力等因素来录取学生”。

2012 年，圣母大学从其“大学关系”名单中录取了 163 名申请者，其中 38 人的学术水平远低于该校的典型标准。这些申请者被归入通常会导致被拒绝的招生类别；当时负责本科招生的副校长唐纳德·毕晓普在法庭文件中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录取他们相当于“极大地发挥了家庭关系和资金历史的作用”。

毕晓普还说，他希望明年“富人”能“养出更多聪明的孩子！”

文件显示，康奈尔大学也保留了特殊利益群体名单，麻省理工学院则保留了“一份申请人名单”，其中包括富有捐赠者的子女和其他有“发展联系”的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将某些学生标记为“BSI”，意思是“真正的特殊利益群体”。

康奈尔大学、圣母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发言人均拒绝回答《高等教育内幕》关于此类名单和偏好的存在和使用的具体问题。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发言人写道：“原告的整个案子都是企图让学校在与本案毫无关联的所谓招生问题上难堪。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招生时不会偏袒那些家庭向学校捐赠或承诺捐赠的学生，不论捐赠金额多少。”

麻省理工学院发言人金伯利艾伦 (Kimberly Allen) 在发给《高等教育内幕》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该校从未对捐赠者或董事会成员推荐的申请人使用特殊兴趣名单或标签。

但法庭文件的证据表明，官员至少两次模糊了录取和晋升（admission and advancement）之间的界限。

一份法庭文件显示，麻省理工学院集团主席罗伯特·米勒德 (Robert Millard) 曾向学校施压，要求其录取一位富有的前同事的两个孩子，招生主任斯图尔特·施米尔 (Stuart Schmill) 表示，“否则我们真的不会录取他们。”麻省理工学院学术发展校长埃里克·格里姆森 (Eric Grimson) 在 2016 年发给施米尔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询问一份“父母已经是重要捐赠者或正在准备中”的申请人名单是否有用。

无论其余大学是否继续这些做法，此案本身可能已经损害了它们的公众形象以及全国各地不知情的大学的公众形象。

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主席安吉尔·佩雷斯表示，这场诉讼带来的影响是其最不幸的后果之一。由于“名校招生舞弊案”的记忆仍历历在目，有关大学暗中优先录取富人和权贵子女的指控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公众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

佩雷斯对《高等教育内幕》表示：“少数几所院校曝出的问题将会对所有院校产生影响。人们对于这一过程的信任度会降低，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也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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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杰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