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上述分析出发，作者将精神病学的文化史与技术史结合起来，抽丝剥茧，着重分析了“抑郁症”概念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的革命性变革。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将抑郁症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内源性抑郁症、神经性抑郁症和反应性抑郁症。然而抑郁症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因为精
从上述分析出发，作者将精神病学的文化史与技术史结合起来，抽丝剥茧，着重分析了“抑郁症”概念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的革命性变革。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将抑郁症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内源性抑郁症、神经性抑郁症和反应性抑郁症。然而抑郁症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因为精神病学家们在各种抑郁类型的内容和区别边界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换句话说，抑郁症的分类法一直没有得到确定，是各学派争锋的焦点。概念的混乱和稳定的有效疗法的缺失让对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任何标准可依。为了解决混乱，精神病学在分类学领域找到了两个办法，让对抑郁症的诊断连贯性多少得到了一些保障。这是精神病学的第二次革命，它颠覆了雅内—塞莱蒂—弗洛伊德这个理论轴心，精神病学不再试图说明主体的病症为何能在生物学意义上被治疗，而是开始关注病态行为和病人生活舒适度的问题。匮乏模型与冲突模型分道扬镳，前者凭借与新一代抗抑郁剂的紧密联系，开始成为显学。神经症的概念因为两种模式的分裂而衰落，冲突理论也一起失势。精神病学出现了不再注重病因，而是依赖统计数据对病情进行分类的新潮流。对个人经历和内心冲突的探究不再如以往那么重要，加上在抗抑郁剂研发方面取得的进展，精神病学界开始关心如何缓解症状本身。《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Manuel diagnostic et statistique des troubles mentaux， troisième version)是这次革命的显著标志，生物、精神和社会这三角开始构成20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的新主流。人们对主体的理解随着20世纪下半叶社会经济形势的改变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个人行为的传统规范被颠覆，人们开始追求活得像自己。作为代价，从人们认为“一切皆有可能”那一刻起，匮乏的疾病就开始侵蚀人的内心，抑郁症和成瘾撕扯着当代的人们，提醒着我们一切并非真正皆有可能，也并非皆被允许。然而，埃伦贝格不认为抑郁症的慢性化和普遍化体现的是主体的危机或者主体的遮蔽。他认为，是当代人体验主体性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表明公私关系在内在领域进行了重组。抑郁症被定义为当代主体的反面形态：“病态的人是在责任感方面出现问题的个人，但他已经从父辈的法律、旧有的服从体系和对外部规则的顺从中解放了出来。抑郁症和成瘾分别是主宰者个人的正面和反面，这样的个人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而事实上他是一个‘具有双关意义的主体：他既是行动者主体，又是病人主体即病人’。”（见本书结论部分）当代的主宰者个人获得了精神自由，但由于稳定参照系的丧失以及参照系的增值和多元化现实，必须面对身份的不安全感。社会对个人发挥能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精神病学的行动也通常以陪伴而非治愈为目标。然而，真实的人毕竟不是尼采笔下的“超人”，疲于做自己的人们陷入了行动无能——抑郁症成为流行病，反噬了一心追求无限自由的人。很显然，埃伦贝格从个人到公共政策，从“精神”领域到社会现实的分析表明，他的著作远远不会满足于分析抑郁症这个精神病学概念本身，他希望通过对一个概念的历史进行解读来让读者拥有思考当代个人性的一个切入点。因此，这本著作并非单一的有关抑郁症的精神病学历史，而更多是以疾病为轴心，以小见大地展现整个当代社会对人的理解以及人对社会的理解。作者对欧美社会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抑郁症为何近些年在中国不仅同样愈演愈烈，而且呈现出青年化和低龄化特征。仅仅将抑郁症的爆发归结于压力过大或社会内卷远远不够，因为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自己时代的特有困难和特殊局面。与其比较哪代人压力更大，不如尝试去反思“抑郁症”这一疾病类别本身，以及它所体现的看待患病主体的方式正在向我们述说着哪种新的人类体验生活和世界的方式。这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与抑郁症的关系的时候，除了考察经济和阶层因素外，引入更多的文化和人文视角。这类创新在中国的精神病学和疾病社会学领域显然较为匮乏且极其迫切。如果不回到人的身上去理解抑郁症，那么针对抑郁症的治疗和公共政策都将流于表面，因缺乏宏观历史和社会视角而停滞不前。已经疲于做自己的人或许会因为越演越烈的单子化社会形态更加深陷泥潭，持续在各种成瘾症和抑郁状态中痛苦煎熬。王甦2024年于巴黎寓所原标题：《做自己成为一件格外疲惫的事》 来源：公大叔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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