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9年末生的我，按部就班地在三线小城读书升学。本科读了新闻学，大四在北京实习，之后便留在首都做媒体记者，一路算是顺风顺水。公允地说，我的工作对我来说相当友好：弹性工作制，不需要坐班——这很适合我的个性。我是自主性很强的人，跟坐班相比，居家办公时我的效率更高

时隔八年，我回去上班了，在西班牙转行做程序员。

我的故事，如果用成功学来讲，大概是这个画风：欧洲重启人生，大龄女文科生零基础转码上岸。

我的父母眼里的版本则是：大龄女青年不务正业，游走社会边缘八年后重回正轨。

而真实的故事，自然混乱而具体得多。

我的上一份全职工作，还是在北京做媒体记者。当时，我二十六岁，头脑一热，就辞了工作。

回头去看我当时的决定，与其说是不想上班了，其实是没法继续生活在北京。

1989年末生的我，按部就班地在三线小城读书升学。本科读了新闻学，大四在北京实习，之后便留在首都做媒体记者，一路算是顺风顺水。公允地说，我的工作对我来说相当友好：弹性工作制，不需要坐班——这很适合我的个性。我是自主性很强的人，跟坐班相比，居家办公时我的效率更高。

《欢乐颂》剧照

但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从三线城市初到北京，我经过大城市带来的愉悦。但当新鲜感消失，我陷入迷失。北京的庞大与拥挤让我不堪重负，我感到渺小而孤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我清楚地记得，有天傍晚我骑着奶油色的单速自行车经过下班高峰期的三里屯，小心翼翼地在占满自行车道的汽车缝隙间穿行，突然一下子失去平衡，摔倒在一辆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正在我试图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受伤时，面前出现一位气势汹汹的五六十岁女人，她对我破口大骂，怪我摔在他们宝贵的汽车上。

我兴许是还没从摔倒了的震惊中缓过来，我一言不发地踏上自行车，更加小心地顺着缝隙往家移动。到了家、坐在写字桌前，我才感到愤怒不已。女人言行中的鄙夷和歧视让我觉得又怕又恨。我理性地提醒自己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我无法阻止溢满全身的一种“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我既不认同她的行为处事和背后的价值观，也无力改变这一庞大的社会现状。决定在拥堵的北京骑自行车出行不过是我微不足道的反抗，经过这件事后变得很不愉快，我害怕重演那一幕。

《装腔启示录》剧照

雪上加霜的是，十多年前的北京正值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期，爆表的PM2.5值和空气污染指数经常登上新闻头条。这给我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焦虑无需多言，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不致命但很恼人的问题。譬如身上出小红点，医生说是湿疹，但做了各种检查却找不出原因，开的药也不管用。

在逃离城市环境的驱动下，机缘巧合，我接触到攀岩运动，立刻就爱上攀岩的方方面面。

2014年，攀岩运动还不像今天这么流行，北京也只有几家小岩馆，跟今天干净、漂亮的现代化岩馆没得比。攀岩的人群，也主要以野外攀岩人为主。

当时，我最期待的便是周六早上六点背着户外大包骑车去亮马桥，到跟面包车师傅约定的地点与攀岩朋友汇合，一起包车去白河攀岩。从北京到白河，不堵车的话大概两个小时。到了攀岩的地方，从车里钻出来，伸展一下四肢，深深吸一口山里的新鲜空气，我感觉又活过来了。这里没有城市里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流，只有鸟雀、绿树、蓝天和岩壁，我感觉跟回家了一样自在。在荒野里，我感到更舒服放松。

《分手的决心》剧照

我们一般在白河的农家院“德来之家”住一晚，周日爬一天后再回城。我很喜欢周日早上跟攀岩朋友们一起慢悠悠地准备早餐，用爱乐压煮咖啡，聊天说笑，这给我一种久违的社群和归属感。

攀岩运动本身也让我多年来第一次体会到心流状态。在岩壁上，我完全专注于每一个动作，彻底忘记了周围的环境和时间，百分之百地生活在此地和此刻。

攀岩的人总想爬新的岩壁，就像吃货总想尝试新的餐厅。我内心里打破既有轨道、尝试新事物的冲动破土而出：我向往去见识世界各地的攀岩地，探索自己在攀岩上的潜力。在职业上，我也感觉需要变化。工作以来，我一直有很强的“冒名顶替综合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感到心虚。一方面我感觉自己不如同侪有天分，也不比别人更努力；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他人生活的旁观者，我渴望以第一人称去经历这个世界。我当时的工作是报道中国兴起的科技行业，我撰写那些实现巨大商业成功的产品和公司的故事，采访创造了产品的人和团队，但自己则既不懂商业，也不懂技术。我更想写写自己在场、亲身经历的东西。

现在回头去看，我不过是想行使那个年龄段年轻人的使命罢了——去探索和尝试。有些人在大学毕业后给自己一段限定的时间去探索，我的成长环境从未提供这一选项。

《朴夏京旅行记》剧照

从小到大，读大学一直是大人给我定的目标，似乎读了大学、顺利找到大城市的工作后，人生就会幸福美满。我走完按部就班的那一条线性路径后，发现摆在面前的路不过是我所在这条路的延续——它下面的站点是存钱买房、结婚、生孩子。我对这个看得见的未来感到恐惧，渴望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未知路线。

那时候，“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一句歌词经常在我的脑子里回放：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那时我未必理解这句歌词的本来含义，但我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如果顺着这条路往下走，会在某个时候崩塌的结局。

那一年春节，我第一次没回安徽老家过年，而去了云南石鼓攀岩，接着又去大理跟一个攀岩朋友碰面。我因此接触到一些住在大理的人，他们的自在和悠闲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看到了离开北京的可能性。于是，我做了第一个重大决定：托运了两个大行李箱，在北京首都机场乘坐清晨的一趟飞机，搬到了大理。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记得在单位辞职的时候，比我大几岁、也是从三线小城来到北京打拼的编辑对此十分理解，他祝我好运。我的父母则被吓坏了，他们觉得我一定是脑子坏掉了，“不想好”。

我对自己的决定没有想太多。也许是我个性使然，从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也许是截止此刻，我的职业发展一直很顺利，所以不懂得珍惜。更可能是先天和后天因素都有，让我义无反顾地跟着自己的感受走。

关于生计，我当时有一个很粗略的想法。考虑到我有媒体行业的从业经验，我希望能继续给媒体供稿，通过稿费维生，尽管收入不如上班时，但维持三线小城的生活够了。

让我惊喜的是，走出全职繁忙打工人的世界，一旦我进入了灵活用工人的圈子，便发现了另一片新天地。当时，我交往的主要是攀岩和户外圈的人，市面上已经有挺多季节性的兼职工作可供选择。在大理的第一年，我带人去攀岩几次，一次两天时间，就够一个月饭钱了。我还带过一个去内蒙古的团，五天挣够了我去新疆旅行一个月的花销。

《我的阿泰勒》剧照

跟着这些人，我也学会了精打细算。首先，不该花的钱就不要花，比如衣服这种消耗品，可以通过二手解决。在这个圈子里，我不需要穿得光鲜亮丽。假使衣服鞋子上破了个洞，不会有人以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事实上，脱离了大城市无处不在的消费刺激，那时候一到大理，我的消费欲望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次，出行这种消费大头，因为不上班后时间灵活，可以避过出行高峰期，能省下一大笔钱。另外，搬出大城市后，房租顿时一下子少了很多。由于平时空余时间多得多，自然就有更多时间做饭，不仅更经济也健康得多。

之后的几年，通过季节性工作和写稿，我尽情满足探索的愿望。我以攀岩为车轮，旅攀了墨西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地。在澳洲打工度假期间，我还做了一年的青旅前台，满足了我对不动脑的体力劳动的好奇。

2019 年底，我拿着学生签证落地巴塞罗那的埃尔普拉特机场。

我一直听说西班牙是运动攀岩的天堂，我对欧洲也十分好奇，还一直很想体验一下留学生活。我当时还有在澳洲打工赚的十几万人民币存款，西班牙一个研究生的学费3千欧元（不到三万人民币），辞职后生活在大理、穷游旅攀的经历让我学会了以极低的生活成本生活，我觉得这个存款至少能让我在西班牙生活两年时间。

不过说实话，我当时没有很明确地要留在西班牙的打算，所以在选择专业时，也没有太考虑就业问题，而选了个自己感兴趣的。我去西班牙的首要动机，还是想去攀岩，体验西班牙世界级的攀岩地。

《登山家》剧照

不料半年后疫情来袭，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留在西班牙。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到，现在，我想要上班了。

我自认是一个对变化和生活的随机性宽容度比较高的人，疫情这件事还是对我打击很大。当时西班牙实行了严格的隔离政策，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一想到整个欧洲大陆没有一个亲朋好友，让我感到异常孤立无援。晚上难过时，想找个人打电话聊天也没有。我意识到，在这个时区，我没有可以依赖的人。

也许是年龄，也可能是疫情代表的无常击中了我，疫情之后，我对探索的兴趣开始消减，而越发渴望稳定性。

我住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个攀岩村子里，交往的大多是攀岩朋友，大多数人都是有了亲密关系或家庭后才搬过来的。我喜欢村里生活的安静和闲适，但作为单身人士，在这里很容易感到孤独。

我也观察身边攀岩朋友的工作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没有稳定工作的灵活用工人员，比如在当地餐馆做服务员，或在薪资更高的国家做季节性工作。尽管他们挣的够在村里生活，但也会抱怨有经济压力。这类人一般没有组建家庭，或要孩子的打算。另一类朋友则有全职工作、有孩子，但因为住在村里远程工作，仍能实现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我发现自己跟后一类朋友走得更近，得以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让我对自己想要什么也有了更清晰的想法。

《豺狼的日子》剧照

比如我之前一直认为自己不喜欢小孩，也不想要孩子，但跟朋友的幼崽经常一起玩之后，我发自内心地喜欢小孩。曾经我对婚姻和组建家庭也没兴趣，现在无比渴望有自己的家庭，希望在不确定的世界上至少有可以依赖的亲密关系。在明确了这些愿望后，找一份全职工作也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在欧洲求职并不容易。首先要解决工作签证问题，其次是重新发展技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我本科读的是新闻学，在这边读的研究生也是文科，尽管学了西班牙语，仍无法与本地人竞争，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几乎不可能找到。

又一次机缘巧合，我在读研期间接触到编程，跟当年接触攀岩时一样，顿时就迷上了。我先自学了几个月，感觉还挺擅长的。接着我粗浅地了解了一下这边技术岗位的就业情况。在西班牙，技术岗一般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所以我不需要担心语言问题。

《你比星光美丽》剧照

在攀岩小村子里，我的几个攀岩朋友也是程序员，他们听说我在学代码，非常支持，也不时地给我帮助。其中一个攀岩朋友给我推荐了 MigraCode，说他在这里做志愿者，帮助学代码的新人。

MigraCode是一个在巴塞罗那由非盈利组织开设的免费编程 bootcamp，专门给移民提供 IT 教育。我立刻报名了，并被顺利选入他们的下一批学员。我在 MigraCode 学习了十个月的全栈网页开发，便开始找工作。

2023 年，科技行业在疫情期间积累的泡沫开始陆续破碎，尤其入门级别的求职市场竞争极其激烈。加上一开始我也不太懂怎么做简历，于是投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

《小小的我》剧照

好在巴塞罗那有几个专门给弱势群体进入IT行业提供帮助的非营利组织，通过他们，我找了职业教练、IT公司在职的招聘人员、导师（mentor）等帮我答疑解惑、提供建议。我甚至还获得了说英语的免费心理咨询师，帮我度过了找工作压力很大的时期。

在多方帮助下，没多久我就收到一份美国科技企业在西班牙办公室的软件工程师 offer。然而，那些年在西班牙，我一直 DIY 每年的居留更换和续期，低估了西班牙行政系统的官僚主义和复杂迷惑性。

西班牙移民局给留学生在结束学业后，提供一种叫“找工作签证”的签证。我天真地以为可以拿这个签证找工作，在找到工作后顺利地转成工作签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家美国科技企业最终因为我的签证不愿意雇用我。

我意识到，就初级科技岗位而言，大部分公司不提供任何工作签证的帮助，我需要自己解决签证问题。

《理想之城》剧照

那段时间是我来西班牙后压力最大的时候。我的居留快要过期，眼看着招聘季就要过去，之后面的几家公司都把我拒绝了，我感到前途未卜起来。有次，我跟芬兰男友照例出去攀岩，他发现我心事重重地样子。从攀岩地开车回来，他问我可还好，我把担忧和恐惧一股脑地倒了出来，越说越激动，就开始痛哭流涕。

那天傍晚回到家，吃过晚饭后他提议一起去散步。我们来到海边的码头，在被落日染红的天空下，他向我求婚了。

我们在芬兰市政厅结的婚，不像国内结婚有红本，这里只给一张平淡无奇的A4 纸作为婚姻证明，英语、芬兰语各一份。有了这张纸后，我才感觉欧洲的大门向我敞开。作为欧盟公民的家属，我在西班牙能一次获得5年、允许工作的签证。

没有了工作签证这个绊脚石，我能专心在转行上。初级开发岗位的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倾向于选择更有经验的应聘者。同时，一个岗位投递的人成百上千，如果能通过人脉拿到内推，将大大提高得到面试的几率。

于是我不让自己闲着，又参加了一个全栈网页开发的进阶培训，并在领英上积极拓展人脉。

欧洲这边的公司招人，喜欢用“合适”这个词，即便在拒绝我时，也不会说我能力不行，或经验不够，而是说我不够“合适”。每个公司在招人时，都有想象中的梦幻职位候选人，这往往在招聘广告中就能看出来。尽管职业教练总说如果跟招聘广告中的要求有50%的契合度就应该投递简历，但在供大于求的就业市场中，被选中获得面试的机会寥寥无几。即便幸运地获得面试机会，也可能在面完终面后被更“合适”的候选人取代。

在一次又一次因为“不合适”被拒后，一个人很难不觉得是她自己的问题。这就跟谈恋爱一样，我在西班牙谈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恋爱，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直到遇到我的丈夫，我才意识到“合适”的含义，原来自己之前谈的都是不合适的。我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也让我有类似的体验。

《做自己万岁》剧照

我也没想到，我过去几年的斜杠人生居然会帮助我找到新的“工位”。这家公司在入门级开发工程师的招聘简介中便很明确地表明，他们寻找“走过各种人生路”的候选人，而不只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这是一家以多元性为目标并很为此骄傲的公司。公司的网站上写道：我们为在推动女性从事科技领域方面工作所做的努力感到自豪。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致力于在科技岗位中保持40% 的性别多样性。目前，这家公司40% 的科技岗位员工是女性及性别多元化人群。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便不能只招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大学里的计算机系普遍性别失衡严重。

入职之后，公司也专门给我们做科技伦理、包容和多元性的培训，讨论科技的非中立性。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做的每一个细微的技术选择，应该尽量将社会往好的方向推动。要实现这点，则需要多元的生活体验和视角。

《隐藏人物》剧照

公司的面试流程也考察候选人在代码之外的各项能力和经验，让我有机会展示自己全方面的才能。比如有一轮面试，让我准备一个幻灯片，来讲我做过的最让我骄傲的项目。我用了给一个开源攀岩项目做开发的经历，其中讲了我怎么结合对攀岩的热爱和编程，给攀岩开源项目贡献的过程。

我的面试官，也是一位转了行、在西班牙生活的意大利女人，她连连惊呼“impressive”（很佩服）。我的三位面试官里，有两位都是女性。另一位女面试官，以前是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现在做前端开发。

事实证明，公司招的，确实是他们的梦幻候选人。与我一起在西班牙入职的有六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计算机科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其他五个人都是转行的。金融、媒体、影视、人力资源，各行各业的都有。

《实习生》剧照

此前找工作时，母亲经常拿我的年龄说事，认为我找不到工作，可能是因为公司嫌我年纪太大。我现在也可以拿事实反驳她了：我们这五个转行的，每个人的年龄都是三十岁及以上，甚至还有一位四十岁的。大家的性别分布也值得一提，我们六个开发里，只有一位男性，其他清一色的女性。

我相信，即便在欧洲，一定也有如我母亲所说，因年龄、性别、种族、肤色歧视或对求职者区别对待的公司。也许我之前收到的一些拒绝背后有这样的因素，但我无从得知。与其将精力花在担心这一我无法改变的事实上，我更愿意去寻找与我的价值观一致，能互相欣赏的环境。

回头去看这八年，我有一种本该如此的感觉。似乎之前走过的千万里路都不过是为了到达今天这里。百转千回，不过是要在茫茫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也许我的每一个看似冲动、脑子坏了的选择，其实是在跟随内心的强大磁场，在一股神秘力量的指引下找到我的北极星。

来源：创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