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爸周建国正低头翻找钥匙，装没听见。保安室一个月前新贴的防骗提示纸已经卷边了，上面”拒绝高息”四个字格外刺眼。

“小周啊，你爸收拾东西了没？”刚进小区，就听见大爷们坐在花坛边七嘴八舌。

我爸周建国正低头翻找钥匙，装没听见。保安室一个月前新贴的防骗提示纸已经卷边了，上面”拒绝高息”四个字格外刺眼。

“别提了，现在厂里都乱套了，”我爸朝我使眼色，“小周，先上楼。”

楼道口的声控灯坏了三年，每次都得摸黑上到二楼才亮。爬楼梯时我踢到一个易拉罐，咣当咣当滚下去，在楼底发出空洞的回响。爸拍拍我肩膀：“小心点。”

门锁有点紧，得往上抬着开。厨房里飘来一股咸鱼的味道，妈已经做好了晚饭。看到我们回来，她手忙脚乱地把电视遥控器塞进沙发垫下，假装若无其事地问：“今天谈得怎么样？”

爸把公文包扔在茶几上，铁扣子砸在玻璃上咣当一声。我赶紧岔开话题：“妈，你炖的排骨汤真香。”

“你少来这套，”妈却不接茬，“建国，人事处怎么说的？”

爸坐在沙发上，沉默地脱鞋。他的袜子右脚大拇指那有个小洞，我注意到洞边缘已经被妈缝过一次。

“行了，吃饭吧，”爸终于开口，“都冷了。”

厨房里，妈端出的排骨汤上飘着一层油花，旁边放着从上次亲戚来送的礼盒里剩下的两瓶啤酒。都是爸爸最喜欢的，但他一口都没动。

国企这份工作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

去年冬天，我从技校毕业那天，天阴沉沉的。爸妈在学校门口等我，妈手里拎着两袋水果，爸却拎着一瓶二锅头。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爸就拿出了手机，说有人要和我说话。

电话那头是我三叔。

“小周啊，”三叔的声音很大，带着酒气，“咱爷们说话不绕弯子。钢铁厂缺人，我托了关系，你明天去面试。”

三叔是县里有名的”能人”，给多少人办过事。但从没给我爸办过，因为我爸说不愿欠人情。这次他主动帮忙，还是因为看不下去我们家的窘境。

我爸在私企做了二十年会计，53岁那年被辞退了。说是年龄大了，跟不上新软件。他的退休金还差七年才能领。我妈在医院做清洁工，每月工资加提成不到三千。

三叔在电话里说：“厂里正缺人手，这活儿轻松，小周干得了。”

那天晚上，爸喝完二锅头，红着脸对我说：“去试试吧，总比你去送外卖强。”我知道他指的是我同学老杨，技校毕业就去送外卖，上个月摔断了腿。

第二天，我穿着爸的西装去面试。那西装是2003年买的，袖口已经发白。面试官是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瘦高个，翻了翻我的简历，问了几个基础问题，就冲我点点头。我知道这是走过场，名额早内定好了。

当晚回家，我妈已经备好了一桌子菜，还偷偷跑去买了瓶82年的茅台，是小区对门老孙珍藏多年的。

“儿子，你爸说了，这是咱老周家祖上烧高香！”妈妈眼圈发红，手微微发抖，倒酒时溅出来一点打湿了她的围裙。

爸爸举杯时少见地激动，一口气喝了大半杯：“好好干，争取转正。”

我心里明白，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进国企就像中了彩票。五险一金、福利待遇，最重要的是，稳定。

接下来我爸忙活了两个星期，托人借钱。小周家新添喜事，亲戚朋友都勒紧裤腰带支援。但我知道，真正掏钱的没几个，大多是随礼意思意思。

爸跟三叔借了五万，又跑去找他的老同学借了十万。妈拿出了她压箱底的两万私房钱。一共凑够了十七万。

“只要交十五万入职培训费，位置就稳了，”爸拍着胸脯保证，“小周啊，咱家赌这一把。”

我心里不踏实，但看着爸妈期待的眼神，没敢多说。

入职第一天，我去总务处交了十五万”培训费”。拿到收据时，办事员头也不抬，顺手把它丢进抽屉里。那抽屉里还躺着好几张一模一样的收据。

厂里安排我在仓库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出入库登记。活不难，每天就是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偶尔去库房清点一下货物。同事们人不错，见我是新来的，都挺照顾。只是工作实在太闲，有时一天也就干一两个小时的活儿。

“小周，别急，慢慢熟悉，”老李拍拍我肩膀，“咱们厂没那么多规矩，习惯就好。”

老李是仓库的老人了，干了二十多年。办公桌上摆着一个2015年的台历，就是不换，说风水好。每天下午三点半，他准时泡一杯枸杞茶，用的是已经磕出一个豁口的搪瓷杯。

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工作节奏。每天早上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准时下班。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赚得太容易了，心里有些愧疚。

爸妈很满意。妈妈逢人就说她儿子在钢铁厂上班，吃”铁饭碗”。爸更是得意，和楼下下棋的老头们侃侃而谈未来规划，说要再攒几年钱，给我在县城买套小房子，然后张罗着找个对象。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放松下来，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平平稳稳的。

直到那个下雨天。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5月17日，下午突然下起了暴雨。

办公室电脑没关，突然跳出一封全员邮件。主题很简单：《关于集团改革的通知》。

老李看了一眼，脸色突变，手里的枸杞茶撒了一桌子。他猛地站起来，冲到主任办公室，结果发现主任早已不在。

仓库的同事们都围到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我挤进去，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集团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裁员30%。

“不可能，”老王拍着桌子，“咱们可是正式工！”

“听说上面已经定了，”小刘压低声音，“先从临时工和合同工开始。”

我心里一沉，作为新入职的合同工，恐怕是第一批要被裁的。

回家路上，雨越下越大。我站在公交站台，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冷得发抖。手机响了，是爸。

“儿子，下雨了，我来接你。”

爸骑着他那辆快散架的电动车来了，车筐里放着一把伞。我看到他的雨衣已经湿透了，脸上的雨水顺着皱纹往下流。

“爸，我…”

“先上车，”他打断我，“回家再说。”

路上，雨刮器嘎吱嘎吱地响，雨点打在前档玻璃上，像是无数细小的指责。我们一路沉默。

进门后，妈看到我们湿漉漉的样子，赶紧拿了毛巾。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厂里人事处打来的，让明天去办公室一趟。

爸妈的目光立刻集中在我身上。

我挂了电话，装作若无其事：“没事，就是要填些表格。”

晚上十一点，我听见阳台上有响动。爸在抽烟，这是他戒了十年后又重新开始的习惯。月光下，他的背影显得特别佝偻。

“爸，”我走过去，“其实…”

“我知道，”他打断我，“我今天去找过你三叔了。”

原来爸早就听说了风声。钢铁厂这次改革是上面定的政策，谁也挡不住。三叔也救不了我这个临时工。

“那十五万…”

“钱的事不用你操心，”爸深吸一口烟，“咱家不差这口饭。”

可我知道，为了这十五万，爸妈倾其所有，甚至借了高利贷。我在厂里这半年的工资，还不够付利息。

第二天，我去了人事处。预料之中，我被列入了第一批裁员名单。

“小周啊，”人事主任一脸尴尬，“你也知道，现在形势不好…”

“那十五万培训费能退吗？”我直接问。

主任脸色一变：“这个…按规定是不能退的。”

我拿出了当初的收据，那个连印章都没有的收据：“我可以去法院起诉。”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这样吧，我再找领导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你安排到下属企业去。”

我知道这又是一个托词。但眼下，我别无选择。

回家路上，我在想怎么告诉爸妈这个消息。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现在却要面对这样的结果。

出乎意料的是，进门后，爸妈已经在收拾东西了。厨房桌上放着几个塑料袋，装着爸的工作证、妈的老照片、我小时候的奖状。

“爸，妈，你们这是…”

“搬家，”爸停下手中的活，“明天就走。”

我一头雾水：“搬去哪里？”

“回老家，”妈接过话，“你姑父在村里有块地，说让咱们去种。反正你爸也退休了，我也辞职了。”

“那厂里的事…”

“不用说了，”爸摆摆手，“你三叔都告诉我了。那十五万，当是给你的教训。”

我突然明白过来，他们早就知道了一切，只是没告诉我。

“建国，你先去把煤气关了，”妈转身对我说，“小周，把你那些书都收一收，能卖就卖，不能卖就送人。”

爸妈的冷静让我惊讶。我以为他们会崩溃，会责怪我，会怨天尤人。但他们只是默默地收拾东西，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切。

晚上，邻居老张来了，说是来送行。他带来一瓶二锅头和一盘花生米。

“建国啊，别想不开，”老张给我爸倒了一杯，“咱都这把年纪了，起起落落的，谁还没经历过几次？”

爸笑了笑，没说话，只是一口闷了那杯酒。

老张又转向我：“小周，年轻人嘛，多吃点苦没坏处。”

我点点头，心里却五味杂陈。

送走老张后，爸摸出一包皱巴巴的中华烟，拆开递给我一支。这是我第一次和爸一起抽烟。

“爸，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他打断我，“工作丢了可以再找，人活着就有希望。”

我看着爸布满皱纹的脸，突然恍然大悟。他这一生，经历过多少起起落落，却始终坚强地活着。

“村里有个养鸡场，我已经联系好了，”爸吐出一口烟圈，“你先去那儿干着，熟悉了再说。”

原来他们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只等今天这一刻。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汽车。

车开出县城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座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城。铁厂的烟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就像一个模糊的梦。

车上，妈从包里掏出一个红本本，塞给我：“给，身份证。”

我接过来一看，不是身份证，是爸的医保卡。

“别弄丢了，”妈压低声音，“你爸不让我告诉你，其实他去年体检，肝上有点问题。这卡得留着。”

我心里一震，看向坐在窗边的爸。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他的脸上，勾勒出深深的法令纹。他闭着眼睛，似乎是睡着了，嘴角却带着一丝倔强的微笑。

车子颠簸前行，驶向远方的村庄。我突然想起昨晚收拾东西时，在爸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蔬菜的种植方法和时间表。那字迹有些潦草，显然是最近才写的。

纸的最下方，爸写了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哪有一帆风顺的？”

我明白了，爸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准备好了东山再起的决心。

车窗外，春天的田野一片葱茏。远处，一个农民正弯腰插秧，腰间别着一个旧式收音机，传来断断续续的音乐声。

到了村里，我们住进了姑父空着的老房子。房子有些陈旧，墙皮脱落，门框上还贴着2010年的春联，已经看不清字了。但屋后有一大片空地，爸说可以种菜。

第一周很难熬。我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没网，没朋友，连信号都时有时无。村里人看我们像看外人，指指点点的。

爸却像变了个人，每天早起晚归，要么在地里忙活，要么去养鸡场帮忙。他学着用锄头、铁锹，虽然笨拙，却乐在其中。

“小周，快来看，”有一天，爸兴冲冲地叫我，“咱种的青菜出芽了！”

我走过去，看见几颗嫩绿的小芽从泥土里钻出来，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活。

爸蹲下身，小心翼翼地给它们浇水：“慢慢来，不着急。”

我突然明白，爸不是在对菜苗说话，而是在对我说，也是在对他自己说。

晚上，爸妈坐在院子里乘凉。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纸，递给爸看。我凑过去一看，是几份贷款合同。

“建国，我问过了，咱们可以申请小额创业贷款，”妈指着合同说，“三万块钱，利息低，三年还清。”

爸皱着眉头看了看：“干啥用？”

“我想开个小卖部，”妈眼睛亮了起来，“村里没有卖日用品的地方，得走十里路去镇上买。这不是个机会吗？”

爸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行，你去办吧。”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爸种的菜长势喜人，妈的小卖部也开起来了，虽然简陋，却很受村民欢迎。

我在养鸡场干得还算顺利。老板是个退伍军人，脾气直，但人不错。看我干活卖力，加了工资。

一天下班，我正往家走，看见村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很是扎眼。走近一看，是三叔。

“小周，”三叔叫住我，“我来看看你们。”

三叔穿着一身名牌，手上戴着金表，和村里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从车里拿出两条烟，一箱酒，还有一个信封。

“给你爸的，”他递给我信封，“十万块钱，算我还他的。”

我一愣：“三叔，什么意思？”

三叔叹了口气：“那十五万’培训费’，其实是走后门的钱。我拿了五万，答应帮你爸摆平，结果没成。”

我握着信封，心里五味杂陈。三叔继续说：“你爸不肯收我的钱，你劝劝他。还有，县里正在招保安，你要不要去试试？”

我摇摇头：“谢谢三叔，但我想留在这儿。”

三叔惊讶地看着我：“你小子，在城里不是挺好的吗？”

我指了指远处的田地：“那是我爸种的菜，再过几天就能收了。”

三叔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爸正弯腰在田里忙活，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映出一个温暖的剪影。

“随你吧，”三叔拍拍我肩膀，“有需要就打电话。”

晚上，我把信封给了爸。他看都没看，直接塞回我手里：“拿去，还欠别人的钱。”

我知道，爸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这笔钱。但我也明白，家里确实需要钱来还债。

第二天，我偷偷去了趟银行，把钱存了起来，打算分几次给爸妈，就说是我的工资。

日子在忙碌中一天天过去。爸的菜园子扩大了，妈的小卖部也添了不少货。我在养鸡场学会了很多技术，老板说考虑让我负责一个鸡棚。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清理鸡舍，手机突然响了。是厂里人事处的电话。

“小周，厂里要招一批技术工人，你有兴趣回来吗？保底五千，五险一金。”

我愣住了。半年前，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但现在…

“谢谢，但我不打算回去了，”我听见自己说，“我在这边有新工作了。”

挂了电话，我看着远处的田野，突然笑了。

晚上回家，我把这事告诉了爸妈。以为他们会高兴，没想到爸皱起了眉头。

“傻孩子，那可是铁饭碗啊，”爸放下碗筷，“你真不回去？”

“爸，我在这儿挺好的，”我说，“而且我想在村里办个小型养鸡场，老板说可以支持我。”

爸妈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讶和…骄傲？

“随你吧，”爸装作不经意地说，“但你得自己拿主意，不能靠我们了。”

我点点头：“我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时，发现爸已经在院子里忙活了。他正用木板钉一个东西，像是招牌。

“爸，你这是…”

他回头冲我笑笑：“给你做个鸡场的牌子。”

木板上，爸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着：“周家生态养鸡场”。

我突然鼻子一酸，转身进了屋。

厨房里，妈正做早饭。她见我进来，递给我一个信封：“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沓钱，足有两万。

“妈，这是…”

“我和你爸的积蓄，”妈抹了抹手上的面粉，“你不是要开鸡场吗？创业资金。”

我说不出话来。爸妈辛苦攒了几个月的钱，就这么给我了。

“别想太多，”妈继续和面，好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等你赚钱了再还我们。利息免了。”

院子里，爸起身看了看自己的”杰作”，满意地点点头。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的脸上，映出一张布满皱纹却充满希望的脸。

远处，养鸡场的鸡叫声此起彼伏。再远处，是起伏的山峦和无垠的田野。我突然觉得，这一切，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个曾经让我绝望的国企裁员，如今看来，竟是一次意外的转机。

有时候，人生最大的挫折，恰恰是最好的转折点。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