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薇薇安·戈尔尼克和她妈妈一起在曼哈顿下城散步，她们彼此住得不远。散步伴随着谈话，都是往事，只有谈论往事的时候她们才是专注于彼此的，如果薇薇安兴冲冲说起自己完成了一场很棒的演讲（而她没想到自己还有这种能力），她妈妈的回应是转而谈起一场毫无关联的梦。她宁愿讲自己的
薇薇安·戈尔尼克和她妈妈一起在曼哈顿下城散步，她们彼此住得不远。散步伴随着谈话，都是往事，只有谈论往事的时候她们才是专注于彼此的，如果薇薇安兴冲冲说起自己完成了一场很棒的演讲（而她没想到自己还有这种能力），她妈妈的回应是转而谈起一场毫无关联的梦。她宁愿讲自己的梦。薇薇安和她妈妈的关系并不好，不仅不好，还很尖锐，撕裂和刺伤对方都是常有的事，但她们还是常常一起散步。你以为散步时的往事都是温情的，母女之间总是爱意充盈，不是的，如果这本《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可以向我们展示什么，那么就是，母女之间可以是如此激烈的雌竞关系，同为女人，洞穿彼此生活的脆弱之处，目睹对方和别的女性的交往方式而视为背叛，却又不得不留在对方的生活之中，因为她们也分享痛苦，比如，互相说说堕胎的时候都是什么场景——即便在这个话题上，也有那么一点雌竞的意思。
你想过“妈妈”这个身份放在一边之后，你眼前的这位女士是个怎样的人吗？薇薇安的厉害之处，在于她将她母亲的“母亲身份”首先抛却、而后又叠加于她观察到的这位女士的人性之上。她用她遇到的各种女性来观察母亲，观察自己，在一次次的观察中她成长了，反过来又再次观察母亲的状态和位置。爱在薇薇安的笔下是如此复杂，它一点也不教条，也不虚伪，不会迎合任何对“爱”的刻板想象。她从一开始就拒绝所有这些“爱理当如何”的陈词滥调。
她把自己以一种高超、简洁的文学形式书写了下来。
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发布如下：
那年我八岁。母亲和我出了家门，站在二楼的走道里。隔壁公寓门开着，德鲁克太太抽着烟，站在门口。我母亲边上锁，边问她：“你在这儿干吗呢？”德鲁克太太扭头看向自己家：“他想跟我上床。我跟他说，他得冲个澡才能碰我。”我知道，“他”指的是她丈夫。“他”总是指代丈夫。“为什么？他就这么脏？”我母亲说。“我觉得他脏。”德鲁克太太说。“德鲁克，你真是个娼妇。”我母亲说。德鲁克太太耸耸肩。“但我不能搭地铁。”她说。在布朗克斯区，“搭地铁”是上班的婉称。
自六岁起，至二十一岁，我一直住在那里。楼里共二十间公寓，每层四户。我所记得的，是一栋满是女人的大楼。至于里面的男人，我几乎没什么印象。自然，他们也无处不在—— 丈夫、父亲、兄弟，但我只记得女人。并且在我的印象中，她们要么跟德鲁克太太一样粗俗，要么跟我母亲一样强悍。她们说起话来，仿佛从不清楚自己是谁，也不明白自己与生活达成了什么交易，但常常表现得心中有数。她们精明、易怒、胸无点墨，恰如德莱塞笔下的人物。表面的平静能维持上许多年，之后恐慌与野蛮突然爆 发：两三条生命留下了伤痕（也许已被彻底毁灭），接着动荡便会平息。再一次：愠怒的沉默，情欲的冷淡，日常的拒绝。而我——在她们之中长大、依她们形象塑造的女孩，我吸收着她们，就像从盖在脸上的纱布里吸入麻醉剂。我用了三十年，才明白自己对她们的了解究竟有几分。
我和母亲出门散步。我问她，还记不记得布朗克斯那栋楼里的女人。“当然。”她答。我告诉她，我一直觉得，她们之所以如此疯狂，是因为对性事深感愤怒。“没错，”她没有停下脚步，“记得德鲁克吗？她常说，跟丈夫做爱的时候要是不抽根烟，就会想把自己从窗口扔出去。还有齐默尔曼，住在大楼对面的？她十六岁的时候，他们就把她嫁给了他， 她对他恨之入骨，她说过，倘若他死在了岗位上 （他是建筑工人），那真是老天开眼。”母亲站住了。她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声音随之小了下来。“其实他对她施过暴，”她说，“他会从客厅中央的地板上把她抱起来，一路拎上床。”她盯着不远处发呆。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些欧洲男人。都是禽兽。完完全全的禽兽。”她又开始往前走。“有一次，齐默尔曼把他关在门外。他按响了我们家的门铃。他都不敢看我，只问，能不能借用我们家的安全梯。我一个字也没答。他穿过屋子，爬出了窗户，”母亲笑了起 来，“那个安全梯，总算派上了用场！记得楼上的西萨吗？哦，不，你肯定不记得。我们搬去后，她只在那里住了一年，之后俄罗斯人就住进了那间公寓。西萨和我关系很好。现在想起来，可真是奇怪。我们几乎不了解对方，大家都是，有时根本互不交谈。但我们都住别人的楼上，在彼此的公寓里进进出出。无论发生什么，每个人都能立刻知晓。在楼里住上几个月，女人们就变得，唔，亲密无间。”
“这个西萨。她当时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刚结婚没几年。她不爱自己的丈夫，也不恨他。他倒是个挺好的男人。怎么说呢，她不爱他，每天都会出门，我觉得她在什么地方有个情人。对了，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际。有天她剪掉了长发，想变得摩登一点。她丈夫没说什么，但她父亲走进家门，看了一眼她剪短的头发，兜头给了她一巴掌，打得她几乎见着了死去的祖母。接着，他叫她丈夫把她在屋子里关了整整一月。于是她会从安全梯上爬下来，从窗口跳进我们家，然后出门。整整一个月，每天如此。有天她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在厨房喝咖啡。我对她说：’西萨，告诉你父亲，这里是美国，西萨，美国。你是个自由的女人。’她看着我，说：‘什么叫告诉我父亲这里是美国。他出生在布鲁克林。’”
我跟母亲的关系并不好，年岁越长，往往像是越糟糕。我们一起困在狭小的熟人圈子里，焦灼而紧密。一连几年，我们的关系略显疲惫，像是一种缓 和。接着怒火再次出现，它滚烫、清晰，并且性感， 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此时，我们的关系很差。我母亲应对这种时刻的办法是，拿一些事实当罪状，在众人面前大声斥责我。她一见我，就说：“你恨我。我 知道你恨我。”我去看她时，她会对屋子里在场的任何人—— 邻居、朋友、我哥哥、我侄女—— 这样说：“她恨我，我不知道她哪里对我不满，但她恨我。”同样，她也能在跟我一起出门散步时，拦下街头的陌生人，说：“这是我女儿，她恨我。”接着她会转向我，恳切地问道：“我究竟对你做了什么，你竟这么恨我？”我从不回应。我知道她很恼火，我乐意令她恼火。为什么不呢？我也很恼火。
不过，我们总是一起在纽约街头散步。如今我们都住在曼哈顿下城，寓所相隔一英里，探望彼此的最佳交通方式就是步行。我母亲是城市底层，而我是我母亲的女儿。这座城市是我们生存的土壤。每天，我们都会与公交车司机、流浪女人和街头疯子相遇。散步能激发我们最好的一面。今年我四十五岁，我母亲七十七岁。她身体康健，轻轻松松地就能与我一起横穿安全岛。散步时，我们并不相亲相爱，常常冲对方发火，但我们还是会一起散步。
我们在一起时，最美好的莫过聊起往事。我对她说：“妈，记得康菲尔德太太吗？再跟我讲讲那个故事吧。”她便愉快地再次为我讲起那个故事。（她讨厌的只是现在；一旦此刻变成了过去，她就会立刻爱上它。）每每她讲起某个故事，它既和从前一样，又有些许不同，因为每次我都长大了一点，我会抛出一个上次没问的问题。
母亲第一次告诉我她的舅舅索尔曾企图跟她上床时，我二十二岁。我静静地听着：既专注，又害怕。故事的背景我早就了然于心。她是家里十八个孩子中的老幺，这十八个孩子里，只有八个长大成人。（想象一下，我外婆有二十年一直在怀孕。）一家人从俄罗斯徙至纽约时，索尔——我外婆最小的弟弟—— 也跟了过来，他跟我外婆的长子同龄（我外婆的母亲同样怀了二十年的孕）。我母亲的两个哥哥比家人早来纽约几年，他们进了服装业，在下东区给一家十一口租了一间只供应冷水的公寓：浴室在大厅，煤炉在厨房，一排卧室又暗又小。我母亲当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夜里就睡在厨房的两把椅子上，因为我外婆收了个租客。
“一战”中，索尔应征入伍，被派去了欧洲。待他回到纽约，我母亲已十六岁，是唯一还住在家里的孩子。他就这样来了，像一个迷人的陌生人。那个在他离开时还是小女孩的外甥女，如今有了女人味，她双眸漆黑， 一头光滑的棕发剪成了时新的波波头，挂着变幻莫测的微笑，这些特质她装作不知如何运用（这是我母亲的一贯风格：无比妩媚，却毫不自知）， 他睡在与她两墙之隔的小卧室里，她父母则在公寓尽 头的房间里大声打鼾。
“有天晚上，”我母亲说，“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见索尔站在我身边，我问他‘怎么了’，以为父母出了什么事，但他的样子很古怪，我想，也许他在梦游。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抱住我，把我带到他的床上。他将我俩一起放倒，把我抱在怀里，开始摩挲我的身体，接着撩起我的睡裙，摸起了我的大腿。突然之间，他把我推开，说：‘回你自己床上去。’我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床上。后来，他只字不提那天晚上的事。我也没有说过。”
第二次听这个故事时，我三十岁。我们在六十街的莱辛顿大道散步，她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复述了这个故事。在她快讲完时，我问：“整个过程中，你什么都没跟他说？”她摇了摇头。“怎么回事啊，妈？”我问，她睁大眼睛，噘起了嘴。“我不知道，”她困惑地说，“我只知道，我当时吓坏了。”我古怪地（如她所言）看着她。“怎么了？”她问，“你不满意我这个答 案？”“不，”我否认，“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奇怪，你居然一言不发，居然一点儿都没表露自己的恐惧。”
她第三次讲这个故事时，我年近四十。我们走在第八大道上，快到四十二街时，我对她说：“妈，你有没有想过，索尔动手时你为什么没出声？”她迅速地瞟了我一眼。不过这次，她听懂了我的意思。“你想说什么？”她生气地问，“你是不是想说，我喜欢那样？你是这个意思吗？”我紧张而愉快地笑了起来：“不，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你一言不发，有点奇怪。”她又一次说自己当时吓坏了。“得了吧。”我尖锐地说。“你真恶心！”她站在大街中央，冲我大发雷霆，“我聪明的女儿。你这么聪明， 我真应该送你进大学再拿两个学位。我希望我的舅舅强奸我，是吗？真是个新颖的想法！”那次散步后，我们一个月没搭理对方。
布朗克斯区是外来民族的领地拼图：四五个主要由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犹太人占据的社区。不过在每个区域的异族人占比——譬如爱尔兰人在犹太人街区的比例、犹太人在意大利人街区的比例——都有限额。关于这种变化，纽约居民登记表上已经留下了许多印记，不过对于那些在成长过程中遭到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攻击或犹太邻居排挤的人，他们额外的 外来者身份却不那么一望即知，因为共同的街头生活 判定了他们同属一个阶层。我家在意大利社区生活过一年。学校里，只有我和我哥哥是犹太小孩，我们过得很惨。就是这样：很惨。搬回犹太社区后，我哥哥如释重负，因为再不需要担心每天下午被那些称他犹太天才的孩子殴打，但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表面上没有，实质上也没有。事实上，在我们之中，那些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犹太人身上的“异质 性”带来了风情与趣味，它是一种鲜明度，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优势，明面上令人害怕，暗地里却很受欢迎。
我们楼里除了一楼的一户爱尔兰人、三楼的一户俄罗斯人，还有一位波兰管理员，其他的都是犹太人。俄罗斯人一家高大沉默，在楼里简直神出鬼没。爱尔兰人一家身材瘦削，金发碧眼，嘴唇很薄，面无表情。他们在我们当中同样是影子般的存在。大楼管理员和他的妻子也很沉默，从不主动跟人说话。我想，身为众人之中的少数分子，最主要的就是：会让你变得沉默。
我母亲要是继续生活在意大利人当中，或许也会变得沉默；邻居想与我们亲近时，她会带着无言的焦虑，一把抱起自己的孩子，正如每当我们楼里的女人想给其中一位“爱尔兰金发女孩”理一理头发，卡西迪太太就会做此反应。然而，我母亲并不是众人之中的少数分子。在这里，在这栋全是犹太人的大楼里，她很自在，在社交场合的表皮与隐秘内心的骨肉之间，她有足够的游走空间，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变得热情而尖刻、失控而慷慨、讽刺而挑剔，有时，还会展现她所理解的深情：她在满心洋溢着自己最害怕的 柔情时，呈现出的那种粗暴而强横的做派。
我母亲在这栋楼里与众不同，因为她说英语时不带口音，举止也透露着笃定。虽然我们家的大门总是关着的（通过这一点，能区分谁受过良好教育，谁更像农民；前者注重隐私，会让家门紧闭，后者的大门却总是敞开一半），但邻居们觉得自己随时能来敲门：借一点厨房里的必需品，分享一则大楼里的八卦，甚 至是让我母亲去给一次偶然的争吵当公断。这种时 候，母亲仿佛一位英才，面对庸人的幼稚行为，她有些尴尬。当齐默尔曼太太因为一些或真实或假想的小事，过来找母亲倾诉某位邻居对她的背叛时，母亲就会屈尊俯就似的，微笑着说：“哦，齐默尔曼。”当她听说了一件她觉得下作或愚蠢的故事时，她会冲口而出：“真傻啊。”或是：“这太荒唐了。”事有两面，见仁见智—— 她好像从没为这个观念困扰过。她所知道的是，比起身边的女人，她是“文明的”—— 一个拥有更高级的想法与感受的人，所以，有什么可想的呢？“文明”是她最喜爱的词语之一。倘若礼拜六的上午，齐默尔曼太太在走廊里大声讲话，坐在公寓 门后厨房里的我们会面面相觑，我母亲必然会摇着头发表意见：“一个不文明的女人。”要是有人取笑黑人姑娘，我母亲会仔仔细细地向我解释，这种想法是“不文明的”。倘若杂货店里起了关于价格或重量的纷争，我也会听见“不文明”这个词。每当她说出“不文明”一词，我父亲就会对她露出微笑，不知是出于宽纵，还是觉得骄傲。我哥哥则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他十岁便开始警惕这个词。而我，我吸收着她那些话的感觉，汲取与之相随的手势与表情，以及每一丝复杂的冲动与意图。妈妈觉得周围的每个人都不文明，他们的话大多荒诞不经，她的这个想法印在了我的心上，就像染料附着在最易吸色的布料上。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