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崔济哲曾经给我专门寄来一本他出版的专门描写插队生活的回忆录《我的知青岁月——也是三春也是秋》。由于共同的经历，我读书时倍感亲切，山西的农村似乎有许多共性的东西，他所经历的故事我仿佛也经历过，他的横山村仿佛是我所在的小昌城村，他身边的老乡仿佛就是小昌城村的老乡。

我推荐整理的北京知青崔济哲的山西插队记忆片段在太原道公众号推出后，阅读量居然达到数千人，激起我继续推荐他的知青美文的兴趣。

崔济哲曾经给我专门寄来一本他出版的专门描写插队生活的回忆录《我的知青岁月——也是三春也是秋》。由于共同的经历，我读书时倍感亲切，山西的农村似乎有许多共性的东西，他所经历的故事我仿佛也经历过，他的横山村仿佛是我所在的小昌城村，他身边的老乡仿佛就是小昌城村的老乡。

虽然都是知青，仅仅是插队时间不同，他是1968年插队，我是1974年插队；出生地不同，他是北京我是太原，但他当年观察问题特别深刻，故书中总有许多高出别人的见解。比如，“为什么叫插队，不叫排队？插谁的队？毛主席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感觉好像是在上课，不同的是从教室里搬到了农村来了。“插队”用北京话说叫‘加塞儿’，我们终于闹明白了，人家农民本来排着好好地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千里迢迢地跑来不论前后硬挤到队伍中加塞儿，故名曰‘插队’”。

因为是新华社记者出身，我以为他的这本书是写知青回忆录写的好的。同他别的书一样，跋的写作别出心裁，题目是《白发犹记少年时》。

还是偷懒省事的办法，也为了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我仍然是把跋全文转录如下，供读者品味。

“崔济哲：我是1968年11月到山西定襄季庄公社横山大队插队的，横山是个4000多人的生产大队，有十六个生产队，我落户在第三生产队。张友良当时是大队的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有一天他骑着他那辆‘怪自行车’，没闸没铃没前后轮挡板，也没有脚踏板，好像是用自来水管焊上两个轮子，地道的‘裸车’，他用前脚一蹬前轮胎，车就停在我身边。他下车后很熟练地掏烟点烟抽烟，一脸灿烂地问我：‘你是济哲吧？！认识我吧？’我着实吓了一跳，4000多人，100多知识青年，他身为党政一把手在村里可谓‘光芒四射’，怎么能认识我呢？张友良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不简单，你为横山办了一件前人谁都没办过的大事！’我真吓了一大跳！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咱横山从来没有人办过报纸，你办了横山第一张报纸，我不该认识你？原来张友良认识我是结缘于我办的一张小报，严格上讲，算不上一张报纸，取了一个时代的报头，叫‘战地黄花’，是我约第二生产队的北京知青张吉办的，那时刚从北京下来，一腔热血，一胸膛热情，也有一脑子迷惘疑惑，发声为快，化为一张小报。没想到张友良不但注意到了，而且读得非常认真，当时我就感到张友良绝非一般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其政治敏感和阅人阅事能力彰显其政治上的成熟。他问我：‘发刊词是你写的吗？’我点头称是，我万万没想到张友良眯着双眼，望着余晖，深吸着香烟，沉稳地念道：‘二十年代我们在倾听毛泽东的湘江评论；三十年代我们从井冈山、瑞金走向延安；四十年代打走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国民党百万军队；五十年代建立了新中国；六十年代毛主席又号召我们到农村去，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知识青年的路该怎么走？人生该怎么样度过？”这种吃惊足以让我牢记数十年，他在问我又在反躬自问：‘横山今后的路怎么走？今后十年呢？二十年呢？三十年呢？’张友良的政治提炼力让我敬佩，即使是四十多年后，我颇见过一些‘大领导’仍然为张友良的政治洞察力而由衷称是。一个农村基层村书记能够看得那么深，那么远，着实不易。张友良临上车前又对我说，你的发刊词引用的刘禹锡的一句诗中有一个错别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你错成千船过，可能是笔误。我久久地站在路边，这是我到农村后真正感到接受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再教育’。

“当时，我们三队在横山村的最西边，西出不到七八百米，有一座公社的拖拉机站，我们队的乡亲们干活歇息时经常去拖拉机站讨水喝。拖拉机站有四台老式的拖拉机，一开吐吐吐的，一个黑烟圈套一个黑烟圈，噪音极大，因为每台拖拉机机头上都有URS的标志，村里人都以为是美国货，传来传去就说成是抗美援朝缴获的战利品。那天正巧都围着拖拉机闲聊缴获的‘美国坦克’如何改装成的拖拉机，我告诉他们，这不是什么美国坦克改装的，那URS也不是美国，那是苏联拖拉机，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1954年生产的。乡亲们都不相信这是‘苏修’货，不是缴获的‘美国货’。没想到，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为什么，张友良骑着他那辆有‘张友良特色’的裸车也来到拖拉机站，他分开人群说：‘济哲说得对，这是苏联当年支援我们的。’他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们就聊起来，因为我看过当年中国出版的《苏联建设》、《今日苏联》且还记住不少，所以聊起来津津有味。我说，记得当时苏联有20家大型拖拉机厂，每天能开出100辆大型拖拉机。张友良说，苏联是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现在苏联‘修’了，好的也变成坏的，但毛主席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主席的教导可是千真万确。我们横山有一万多亩耕地，没有机械化就解放不了农民。现在国家也造不出那么多拖拉机，我们又不能等着天上掉下个机械化，咱们农民就得靠农民自己。难道张友良真的想自己造拖拉机？张友良笑了，有滋有味地吸着烟，把我领到他那辆‘裸车’跟前，说咱这车无牌无照无厂家，不是能解决大问题？我说北京人叫攒，东拼西凑组装起来。张友良拍着我的肩头说对，就依你们北京话说叫攒，我不但攒了一辆自行车，还想攒拖拉机，攒不起大拖拉机，就攒小拖拉机，能办事就行。落实毛主席的教导，不能光喊口号，念语录，咱就落实在攒上，我这几天来拖拉机站，就是要请教请教，搞搞调查研究，看咱横山能不能在农业机械化上先行一步？自力更生攒它一辆小型拖拉机？

横山村集体参加劳动

“真没想到，我们横山真的靠自己的力量攒出十六台小型拖拉机，四十多年来，我作为新华社的记者走遍了全中国，采访过数不清的农村，从未听说过一个村依靠自己的力量攒起十六台小型拖拉机。此非壮举，何以并论？那天张友良走后，我深思良久。张友良不过一个村支书，却能看那么远，想那么深，办那么实，能把近乎科幻的农民梦变成现实。让我着实敬佩，横山有希望，中国农村有盼头。

“那年横山卖给国家余粮三百万斤，全村上下一片欢腾，国家拨售的一辆上海交通牌的大卡车威风凛凛地开回来，全村十六台自制的小拖拉机排成两路纵队簇拥着大汽车在村里游行，载歌载舞，当时我写了一篇广播稿叫‘欢歌笑语闹粮车’。事后张友良在点评这段宣传工作时说这篇稿子写得有水平，不比省城来的大记者写得差，我们的车是粮车，一语中的，是靠交售爱国粮后国家的奖励，关键是‘闹’，一个‘闹’字衬托出欢歌笑语，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张友良曾经教过书，但我感到他身上有一股浓浓的教书先生味道。

“我刚到横山插队时，住在三队和四队中间的‘堡子’里。所谓‘堡子’，就是院墙非墙，而是高高的墙堡围子。我经常去四队饲养室，也是他们四队队部，因为有位姓张的饲养员，爱下象棋，自喻打遍横山无敌手，我曾赢过他两盘，他经常约我去‘报仇’，没想到有一次正巧碰上张友良，因为他是四队的，和我们相邻。原来张友良是专门来搞‘毛驴调查’的。

“我们村十六个生产队当时共有近百头小毛驴，一头毛驴值多少钱？说出来现在没人相信，三块钱一头还有卖无市，这也太奇怪了，一只正下蛋的母鸡还卖三块钱呢，张友良就是深入到生产队的饲养室调查毛驴。

“原来当时的毛驴属于大牲口，是国家规定的生产队固定资产。任何人无权宰杀贩卖，毛驴又干不了什么活，乡亲们说它‘光吃不干’，我插嘴说，不是三条驴腿闹革命吗？饲养员张老汉说，三百条驴腿也闹不了革命。张友良说，驴和猪一样，浑身也都是宝，皮可作胶，骨可作粉，肉可是香肉，‘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看来问题在于驴只能生产队养，又只能养不能杀。如果农户也能养驴，也能杀驴，还能卖驴肉，那是个什么光景？那驴不就变成咱横山村的一棵摇钱树啦？全村要养上三千头毛驴那得变成多少钱？只要上级给咱横山政策不怕咱横山富不起来，强不起来。你不能不佩服张友良的高瞻远瞩。二十年后，我作为新华社的记者去河北一个县搞调研，这个县提出发家致富靠养驴，乡乡养驴超三千。

“张友良是事先诸葛亮，可惜，当时山西‘左’力正强，张友良没能要来养驴杀驴的政策。

“张友良又对我说起我父亲，他似乎知道家父乃中国酿酒专家，也是白酒权威，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专门有一个发酵研究所，家父是发酵室主任。问起我父亲，我告诉他正在江西分宜五七干校劳动。但被‘借’到分宜县帮助建酱酒厂、醋厂、酒厂。张友良眼晴在发光，嘴角的那豆大黑痘子都似乎在上下跳动，他问酒厂建得怎样了？我说父亲信中说因为分宜没粮食，没高粱，粮食指标没申请下来。张友良一拍大腿说，那就到咱横山来，咱有的是高梁！有的是粮食！我计算过，一斤高粱卖给国家才七分钱。按五斤粮食出一斤酒，一斤酒能卖一块钱，咱不出村转化二百万斤粮食就能流出四十万斤酒，刨去各种成本，咱们横山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像县委书记一样的日子。老百姓跟共产党图个啥？还不是图个好日子！城里人说啥叫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依咱横山老百姓说法就是油炸糕、饸烙面、羊肉扁食、烧酒喝！临走，张友良还十分庄重地对我说，问问你爸爸，咱村能不能办个酒厂？能行就请他来！张友良显得那么自信、自得、惬意，都说张友良严肃，那是未到得意处。

“后来父亲写来四十多页的长信，说建个小酒厂的要领。但张友良阴沉着脸说，上级不让建，不让就地转化粮食，说是国家规定。这不是有好日子不让过，非让熬苦日子？若干年后，我在广东看到当年邓小平给习仲勋的‘尚方宝剑’：‘中央没有钱，只能给你一条政策，杀出一条血路来！’可惜当初没有人给张友良一条政策，没人敢让张友良杀出一条血路来，鸣呼哀哉！

“横山大队决定在我们三队场外修建一口大井，直径有25米，我曾经在这口大井里救过我们生产队的张喜康。当时正在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干，农民在一无资金，二无现代施工工具，三缺科技人员指导的情况下，要建一座能灌溉几个生产队农田的大口径水井，现在看来也犹如说天书，但横山农民办成了。当时工程正在紧张施工时，搞得人困马乏，张友良让我搞搞宣传提提士气，先提个脆亮亮能振兴干劲的口号。我立马起草了五六个时髦口号，不外乎大批大干促大变，学大寨见行动，挖大井灌良田，等等。张友良对我说，你提的这些口号和没提一样，大家天天见，天天听，那些都是写给说给上头领导的，要提点长精神的，是写给念给干活的人听的看的，不是糊弄领导的。他一指李计银说，先提给他，他说好才叫好。当时李计银是大井副总指挥，开口离不开脏字，一说话就瞪眼，少时习过武，就是没念过什么书，也瞧不起知识。他曾经说他们生产队的一名知青给社员记工，本来是姚米地打坷垃，他不会写，写成要美帝打美帝，闹出笑话。但李计银对我十分客气，从来不称我为知识青年，而是一口一个知识分子，他比我年长，却恭称我老崔。张友良给我出的这个题目真难作。有‘秀才遇见兵’的感觉。一天夜里，建大井的工地上正争分夺秒下井涵，就是把打制好的水泥预制件沿井壁一齐往下放，工程要求严，工作量大，施工也带有一定的危险性。李计银穿着水靴站在井底声嘶力竭地在指挥着。他在井下大声喊，我也知道天凉风寒又没吃上夜饭，饿不饿？饿！但谁也不能喊饿，一喊饿就走了精神泄了气，谁敢走了精神泄了气，我就把他捺死在这井下的烂泥汤汤里！李计银的战斗号令的确让无精打采的社员长了点精神，也猛地提醒了我，这就是‘三不’口号出台的背景，我向李计银提出‘不吃饭不饿！不睡觉不困！不休息不累！’没想到李计银大喜，连声猛夸我这个知识分子。张友良也认为提得新，提得响，提得大家都能懂。并且让立即写出来插到工地上。现在想起来十分可笑，但那时确实感到是把知识贡献在农业学大寨上了，毛主席说的很有必要的确有必要。

“在农业学大寨上，张友良作为一位基层农村的领路人，曾经经过深刻而高远的思考，坦率地说他那时的一些理论上的思考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仍不失为有益有效地探索。农业学大寨怎么学？学什么？是照搬照抄，生搬硬套，还是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学？我认为张友良对农业学大寨的思考是受到中央当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的启发，他曾经专门让我通过同学问问国务院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北方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业学大寨的任务时间表，提出‘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昔阳大寨能办到的，你们行不行？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有一天，张友良骑着他的‘裸车’来到大队广播室，那时我在大队广播站，既采编又广播，记得当时屋里还有好几个人，有几个还是大队干部，张友良进门脱鞋上炕，又是掏烟点烟吸烟，极熟练，让我想起欧阳修写的《卖油翁》，‘惟手熟耳’。我感到了张友良似乎要让我写一篇理论文章，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长期思考写出来，所以他直接面对我，极认真极仔细地吸着纸烟。我早就发现张友良吸烟是一支接一支，从不中断，而是把后一支纸烟的头对接到前一支的烟屁股上，首尾实行零对接。两支纸烟相接的功夫，的确有卖油翁灌油之功夫，我估计他一天的吸烟量应在两盒左右。

“张友良开门见山地说，国务院北方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了吧？时间说短也不短，可说长也不长。张友良当年对农业学大寨的思考至今看来仍充满哲理，仍不失为真知灼见。张友良说大寨是靠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别的地方学大寨能不能因地制宜？能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农业学大寨的路子？张友良的问题提得够尖锐的，甚至已经提得出格了。张友良上唇有颗黑痣，当他激动时，那颗黑痦子会情不自禁地颤动，虽然他有意把语调压得很低很慢，显得似乎在‘闲谈’。他说其实毛主席早就有教导，教导得很具体很英明，那就是两条，这两条也决定着我们横山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出路。他把夹着香烟的两个指头缓缓举起，坚定地说这两条必须走下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第一条就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二条‘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就是横山大队以后发展建设的‘百井十站园田化亩一万’和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包括自己动手‘攒’成的小拖拉机最开始的思考起点。直到现在，我回到横山，仍然看到张友良当年全力倡导和发展的农田水利建设，继续让横山受益，可惜的是农业机械化，张友良打下的那么好的基础被破坏殆尽，实在让人痛心。张友良当时是想走一条横山发展农业之路，这条道路四十年乃至再长一段时间后，已为实践所证明。张友良在农业学大寨‘左’的思潮之下，坚持走自己发展农业的道路，坚持走有横山特色的发展之路，其高瞻远瞩不但需要农业发展的眼光，也需要政治上的胆略和决心，定襄县、忻州市乃至山西省在总结农业学大寨的教训时，不应忘记横山就是在那种极左运动中得到了大发展，走出了特色农业的道路。

知青用过的箱子

“张友良对我们北京知识青年说，我们横山不缺青年，缺知识、缺文化、缺教育。你们来到横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横山的贫下中农也要受到你们的知识、文化的影响，教育是双方面的，我们贫下中农也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文化、知识。所以毛主席说你们到农村是大有可为的，不是小有可为，更不是可有为可不有为。让你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去知识，不是把你们再教育成没有知识的农民。我接触过许多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包括在东北、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把毛主席的那段语录如此解释的，非张友良莫见。这也是给我上的一堂生动别开生面的再教育课。当时确实给我一个启示，即使是毛主席的语录也不能光会念、会背，重要的是学习思考，人云可亦云，云之高下俱在思，让人受益匪浅。

“我在大队广播站工作，和大队部在一排平房，和张友良的接触就频繁了，有时候几乎天天见。那时广播站在自办节目之前都要放‘大寨红花遍地开’、‘火车开到山里来’。那天张友良好像格外轻松，他坐下吸烟，仿佛在侧耳细听喇叭中播放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张友良是个很严肃的人，很少见他大笑。他把烟从嘴唇上夹下。方才问我，喜不喜欢山西这些土曲曲？又说其实这曲是老曲，词是新改的，你们是北京知识青年也可以新词旧曲，唱唱咱们的新横山，这样社员们都爱听。像《五哥放羊》、《打樱桃》、《大拜年》等等，后来我们也试着改编但都不成功，老乡不认，乡亲们就爱听酸的、老的、‘黄’的。听说张友良也是编曲改词唱民歌的高手，《大黑狗吃醋》就是他编的，而且他还唱过，这让我大吃一惊，好几次想当面问问他，但看见他一天忙到晚，4000人16个生产队的家不好当，几次话都到唇边又没吐口，但那首民俗小曲我却唱得有滋有味的，以后在很多大场合，大家让我出个节目，点我要唱个山西民歌，我总是清清嗓，就唱那首我认为是张友良改编的酸曲《大黑狗吃醋》。我每次唱完都能赢得一片火爆，张友良厉害，也说明张友良的本色是位农民。其实张友良那次也讲了一个道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是光学干农活，也应该包括要有意识地去学习体会民间的文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数典不能忘祖。

“有一次大队的另一位领导巩宝珠正组织我们知青学习，请张友良讲话，张友良开头就问，你们谁读过费尔巴哈的东西？我们都被问蒙了，一片沉寂，张友良就点我的名，因为我在学校曾参加过马克思著作读书小组，接触过费尔巴哈的书，就站起来说读过一点。他问：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最主要影响是什么？他为什么后来又批判他？不错，那年正值毛主席要求全党要认真读书，弄通马克思主义。但作为一个最基层的生产大队的书记，说到底还是位农民，能那么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攻读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当时还有没有第二位？也不知道现在的乡镇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乃至其他书记有多少能认真读读马克思的原著？张友良的思路清晰，思考深刻，能辩证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既能走进去，又能跳出来，深入浅出，和他大量读书有极大的关系。我能感到张友良的好学精神，他能当众向人请教，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有一天傍晚，大队通讯员毛娃子找到我，眨着他那双又贼又亮的小眼神秘地对我说，友良书记请你去他家。我问他啥事？他被烧酒烧红的脸上又徒添了几分神秘，肯定是好事。我想肯定是问关于费尔巴哈、哥达纲领的事，我心里挺虚，因为我就知道那么多，现在连临时抱佛脚都抱不上，手头没有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毛娃子引着我到了张友良家，方知毛娃子厉害，真是好事。看架势是要请我喝酒。但张友良当时在村中有‘三不’，一不敬烟，自己抽；二不请客，嫌麻烦；三不坐席。我当时心中并没有喜，我怕他再问关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批判》，我都没读下来，这‘席’也坐不得。可谓‘如坐针毡’。但毛娃子在横山也是位‘人物’，那天的话题就毛娃子‘喝烧酒——有把握’说起。毛娃子早就知趣而退了，但毛娃子的话题却一发不可收拾。我突然说道横山的三大人物：毛娃的腿，李四河的嘴——，戛然而止。张友良听得极认真也极有兴趣，问这第三位呢？这第三位说的就是他，叫‘张友良的鬼’，如石下山，我想收也收不住了，只好忐忑不安地说出这第三位。张友良笑了，问我，这鬼作何释？张友良不是好蒙的，他和我的脸不过三尺。人一惊脑子就倍加清醒，我就从有鬼无鬼说起，最后讲到鬼的褒贬性：神鬼莫测，鬼与神齐肩；妖魔鬼怪，鬼与妖同列。张友良笑着说犹如地富反坏。我说这三句顺口溜、一句夸毛娃腿快，一句夸四河的嘴会说，另一句按逻辑推理和句意分析也应是夸你多智多谋，把过去三个大队十六个小队整合到一起，让四千多人能齐心协力，非智非谋焉能办到？当然被称鬼者，为诡也，多智和狡猾并无原则的界限，狡猾的原意也不是贬义。这样的聊天也还轻松。我至此仍不明白张友良为何请我到家？他抽一毛七分钱一包的白皮无商标的纸烟，让我抽二毛九分钱一盒的墨菊香烟，难道就为了听我这席鬼话连篇？张友良真意何在？酒过三巡，张友良才对我说出‘真言’。原来他知道我去了江西我父亲的‘五七’干校，又途经湖南，他让我讲一讲这些地方的见闻，不要说‘文化大革命’，也不要讲什么小道消息，就说说你亲眼见的那些地方的农村，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张友良说，把你引到家里来就是想听真话，不用说那些官面文章的话。接着他讲了几句发自内心的话，张友良说，我真想出去走走、看看，但我最远就是去昔阳看看，看看大寨，看看农业学大寨几个先进点，那不行，远远不够。张友良似乎感觉到，他领导下的横山光原原本本学大寨还不够，还得再学点什么？难怪乡亲们称‘友良的鬼’原来真意在这儿。

“我告诉张友良，我感到最吃惊最不敢相信的是‘自由市场’，那‘自由市场’有多大？有咱们三队到四队这么大，单程走一趟也得一个多小时。市场里卖什么都有，各式各样的摊，大大小小的铺面。几乎没有公家的，全是个人的。比如卖鸡卖鸭的，一筐一筐摞起来足有两间房高，全是活的，你要哪只，立即捉拿，立即开杀，立即去毛。卖鸡蛋鸭蛋的简直是一眼望不到边，很多摊一摆十几米，我怀疑那不可能是一家私养的，那得养多少鸡鸭？得占多大面积？我怀疑是几家联合养的。在北京国营市场像东单大菜市场都看不见的东西，自由市场随便挑。我们在北京打油还要油票，自由市场上的油随便买，一个摊有十几桶菜籽油。我敢肯定那不是一家人能办到的。

“张友良听得非常认真，一言不发。只用眼神鼓励我继续说大胆说。

“我说还有卖粮食的，大米都分着粳米，糯米，红米等等，我话未说完，张友良拔下嘴上的香烟着急地问，粮食也卖？允许卖几斤？我说全都随便，要什么介绍信？只要人民币！买的多，人家负责用板车送粮到家。张友良说不可能吧？又反反复复地问了许多细节。

“我说从自由市场上看，人家都习以为常了。张友良问我，他仿佛是自问：‘粮食也能自由买卖？’我说自由市场上还有工业品，有卖皮鞋的、毛线的、皮带的，还有卖电线的、电机的。张友良从炕上下来，在地上走着踱着步。我说，我还买了二斤毛线，便宜，颜色也好。他们的产品都是农民制造的，而且是用机器生产，像工人一样成批生产。张友良深深吸着烟，十分感慨地说了句话，这句话成了五年以后席卷整个中国的一股思潮，一种中国农民自发形成的商业大潮，‘在农村是无工不富啊’张友良凭借着他的政治敏感和农村工作经验，感到中国农村将有一场‘山雨欲来’的大变革。他在运筹，横山如何在单纯生产粮食之后的时代创业。

“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晚。临别告辞，张友良关照我，今天我们谈的到此为止，对谁也不要再提。张友良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觉以及对党的政策的研究和探索，让我由衷钦佩，‘有良的鬼’，群众眼中有水，话不链，理更不糙。仰头望夜空，那夜星光灿烂。

“以后我离开横山，越走越远。张友良去世的消息隔数年我才知晓，只好遥对苍天祭斯人。张友良喜欢也十分熟谙刘禹锡的诗，诵吟刘梦得先生的诗想必张友良能和而赏之：‘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来源：晋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