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战达成战略目标，解放军开始全面撤军。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本可完美收官的战局中，50军150师448团却在撤退途中遭遇越军伏击，最终酿成 219名官兵集体投降的惊天事件。

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战达成战略目标，解放军开始全面撤军。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本可完美收官的战局中，50军150师448团却在撤退途中遭遇越军伏击，最终酿成 219名官兵集体投降的惊天事件。

这支原本负责“打扫战场”的二线部队，为何会陷入绝境？

这群本该凯旋的战士，又为何选择放下武器？

他们回国后又面临了什么样的结局呢？

上世纪50年代，在越南抗法、抗美那些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中国毫无保留地向越南伸出了援手，物资、人力、技术，能给的都给了。

两国人民在并肩作战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宛如亲密无间的兄弟。

但到了 70 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越南的野心也急剧膨胀，在苏联的暗中怂恿下，越南彻底撕下了伪装，转身将矛头对准了曾经的 “老大哥” 中国。

他们在中越边境疯狂埋设地雷，频繁派遣武装人员骚扰我国边境村庄，无数无辜的边民惨遭毒手，宁静的边境地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中越关系也因此急转直下，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面对越南的种种挑衅，中国政府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国家主权的高度出发，多次予以警告，但越南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忍无可忍之下，我国最终决定于1979 年 2 月 17 日正式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

当时，我军兵分东西两路，向越南北部发起了全面进攻，东线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西线由杨得志指挥，从云南方向进攻。

我军凭借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迅速突破越军防线，攻克了高平、谅山、老街等多个越南重要城镇和战略要点，给予了越军沉重的打击。

3 月 5 日，我军宣布达到惩戒目的，开始撤军。此时，50军150师作为预备队，首次被派往前线执行“清剿残敌、掩护友军回撤”的任务，448团作为该师主力，执行这项任务本该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却因犯了一系列致命错误，一步步踏入了深渊。

3 月 11 日，按照原计划， 448 团本该沿公路回撤，然而，由于指挥层对战场形势的误判，临时决定让他们改走一条山间小路。

这条小路崎岖难行，两侧高山耸立，丛林茂密，是伏击的绝佳地点，而此时，越军早已在此设下重重埋伏，就等着 448 团自投罗网，更为致命的是，448 团在行进中采取了“分兵穿插” 战术，这一决策导致兵力分散，彼此之间无法形成有力的增援。

当 448 团的先头部队进入山谷后，越军突然从两侧山上发起猛烈攻击。

一时间，枪声、炮声、喊杀声震耳欲聋，子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手榴弹在人群中不断爆炸，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战士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队伍瞬间陷入了混乱。

有的战士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有的战士匆忙寻找掩体，试图反击，但由于地形不利，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

由于事发突然，448 团与上级的通讯也一度中断，无法及时获得支援。

在越军的猛烈攻击下，部队渐渐被分割包围，各个连队之间失去联系，各自为战，形势岌岌可危。

团指挥部在混乱中竭力组织反击，试图突出重围，但越军的火力太猛，包围圈越缩越小，448 团的处境愈发艰难。

更祸不单行的是，在 448 团被越军分割包围的混乱局势中，2 营误入越军 346 师主力防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2 营陷入了绝境。

他们缺乏重火力支援，弹药逐渐耗尽，伤员急剧增加，仅靠轻武器与手榴弹的抵抗逐渐变得无力，1 连和 8 连奉命前往救援 2 营，然而，他们刚接近 2 营，就遭遇了越军的猛烈伏击。

刹那间，枪林弹雨倾泻而来，战士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晕头转向，队伍瞬间陷入混乱，两个连很快就被打散，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8连连长冯增敏，在混乱中竭力收拢部队，试图突出重围，但越军的包围圈如铁桶一般，他们多次尝试突围，都被越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了回来。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眼看伤亡不断增加，弹药也逐渐耗尽，战士们又累又饿，疲惫不堪，局势变得愈发绝望。

当夜幕降临，山林中弥漫着愈发紧张和恐惧的气息，冯增敏和剩余的战士们躲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商讨着下一步的行动。

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继续战斗，可能全军覆没；投降，或许能保住性命，但这意味着背叛国家和军队，成为历史的罪人。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每一个人都深知其中的分量。

过了许久，冯增敏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中带着疲惫和无奈：“同志们，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弹药也没多少了，再打下去，大家都得死在这里。我看，我们只能先投降，保住兄弟们的性命，以后再找机会回来。”

冯增敏此话一出，瞬间在人群中引发了激烈争论，部分将士顿时气血上涌，愤怒地反驳道：“冯增敏，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是军人，怎么能投降？宁可战死，也不能当俘虏！”

冯增敏看着战士们，心中五味杂陈，他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更担心战士们的生命安全。

他再次劝说道：“大家冷静一下，我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了保存实力。现在我们根本没有胜算，继续战斗只是白白送死。我们先投降，等回到国内，再向组织解释。”

有人依然不同意：“我绝不投降，我要和敌人拼到底！” 一时间，双方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之中，气氛异常紧张。

就在这时，一名战士小声地说道：“可是，我们真的能冲出去吗？这么多兄弟已经牺牲了，我不想死……”

这句话让大家都沉默了。

冯增敏抓住这个机会，继续说道：“大家想想，我们的父母家人还在等着我们回家。如果我们都死了，他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让他们伤心啊。”

听到这话，一些战士的内心开始产生了动摇，他们想起了远方的亲人，心中充满了不舍和牵挂。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内心挣扎，冯增敏最终以 “保存有生力量” 为由宣布投降，他们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举起白旗，成为了越军的俘虏，一天后，相邻7连 147人在断粮后，也效仿8连 ，向越军投降。

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部队，也成为了我军历史上的一个耻辱。

而这件事背后，除了战场上的绝境，还有 448 团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448 团高层决策失误，在分兵时又未明确应急预案，导致基层部队遇险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如同无头苍蝇，不知该何去何从。

其次，战士的心理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448团首次参战的新兵占比超 70%，面对惨烈伤亡与补给断绝，这些年轻的战士们战斗意志迅速瓦解。他们在和平年代长大，未曾经历过如此残酷的战争，心理防线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堪一击。

此外，冯增敏作为指挥官，本应组织分散突围或固守待援，却选择了 “集体投降” 这一最极端方式，这无疑是对责任的逃避。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一时期，448 团 1 营 1 连在类似绝境中，由指导员胡绪清带领官兵与敌血战，最终毙敌 66 人，成功突出重围，胡绪清后被授予 “战斗英雄” 称号，两相对比之下，更凸显出 8 连选择的悲剧性。

冯增敏等人投降后，被越军押往河内以北的黄莲山战俘营。在这里，他们遭受了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

越军将他们视为政治宣传的绝佳工具，迫不及待地利用他们来制造舆论，大肆渲染 “中国军人厌战投诚”，试图抹黑中国军队，瓦解我军士气。

更过分的是，他们强迫战俘录制 “谴责中国侵略” 的声明，试图从精神上摧毁这些战士。

有些士兵因拒绝配合被电击 127 次，一名战士因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被单独囚禁长达半年。

为了进一步摧毁这些战俘的意志，越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仅每天仅提供 200 克霉米饭，还强迫战俘搬运沉重弹药箱，日均步行 30 公里。

对于那些伤兵，越军更是不屑一顾，他们利用“伤口撒盐疗法”，导致 23 人因感染截肢，多人因感染身亡。

更令人痛心的是，战俘中流传着 “回国将被枪决” 的谣言，这一谣言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刀，进一步摧残着这群年轻人的心理防线。他们在异国他乡，不仅遭受着身体上的折磨，更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1980 年 5 月，中越交换战俘，冯增敏等 281 人终于得以回到期盼已久的祖国。

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军事法庭的审判。

归国后，所有人员接受了长达 432 天的隔离审查，期间，他们需撰写日均 5000 字的行为报告，详细阐述战争和被俘期间的所作所为，专案组通过越南播放的影像资料，锁定了 47 名 “主动配合者”。

最终，冯增敏作为主责人，被军事法庭以 “投降敌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19 名 “反华播音员” 被开除军籍，发配青海劳改农场，其余人员一律复员，档案标注 “政治不可靠”。

这一判决引发了巨大争议，有人认为他们客观上助长了越军的气焰，为了维护军队的纪律和尊严，必须严惩。

也有人认为战士们在那样的困境下，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1989年，冯增敏刑满释放，化名“冯敏”回到了四川老家，然而，由于历史的阴影与现实的困境，他的生活始终笼罩在压抑与争议之中。

据曾与冯增敏同村的知情者透露，他出狱后一度靠打零工维生，甚至当过建筑工地的搬运工。

但由于档案中的“政治污点”，他无法获得正式工作，更被排除在退役军人优抚政策之外。

地方政府虽未公开追究其责任，但基层干部对他的态度始终冷淡，“开会时只要他在场，气氛立刻变得尴尬”。

冯增敏的妻子，也在其服刑期间提出了离婚，儿子跟随母亲生活，成年后远走他乡打工，几乎不与父亲联系。

据邻居回忆，冯增敏常独自坐在屋檐下抽烟，有人问起战场往事，他总是摇头摆手：“莫提了，我对不起战友。”

2012年，冯增敏因肺癌去世，终年67岁。

他的葬礼极其冷清，仅有十余名亲友出席，现场无任何挽联或生平介绍。一位参加葬礼的老兵感叹：“他这一生，前面28年是英雄，中间10年是囚徒，后面23年是幽灵。”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冯增敏仍背负着骂名和沉重的历史枷锁，而其他人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直到 2000 年后，随着部分战场细节解密，人们才开始思考，若指挥层能及时支援，若战前训练更贴近实战，这场悲剧是否能够避免？

448 团这一事件，犹如一记沉重的警钟，在军队内部引发了深刻反思，也成为了倒逼我军进行改革的重要契机。

在指挥体系改革方面，我军果断取消了“二线部队” 概念，规定所有参战部队必须配备单兵电台，以确保信息传递畅通。

1985 年实施 “师改旅”，减少了指挥层级，杜绝了因指挥层级过多导致的失控风险，大大提升了军队指挥效率和作战能力。

在精神信仰重塑方面，全军大力推广《军人誓词》，将 “绝不屈服” 明确写入条令，强化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在战俘政策完善方面，1988 年颁布《战俘待遇条例》，明令 “任何情况下不得主动投降”，从制度层面规范军人的行为。

此外，建立战时心理干预体系，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避免官兵在绝境中精神崩溃。

如今，当我们在烈士陵园缅怀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时，也不应忘记这些经历屈辱与磨难的 “纪念碑”。

他们用毕生屈辱，为中国军队现代化支付了沉重学费，更让今天的解放军懂得：

一支现代化军队，不仅要教会战士如何赢，更要教会他们如何面对输！

来源：若愚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