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轻人都去县城买东西，超市里的东西又多又便宜，我们村的小卖部却越开越红火，连隔壁村的人都会骑车过来买东西。这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村口的杨记小卖部开了二十多年了。

年轻人都去县城买东西，超市里的东西又多又便宜，我们村的小卖部却越开越红火，连隔壁村的人都会骑车过来买东西。这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那天去买醋，我走到村口小卖部的时候，杨婶正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握着一根撕开的冰棍包装纸，在橡皮筋上叼了一根铁丝，给人家的狗编项圈。她是村里最会做这个的，手艺好得很，只要一点点破布头就能结成花，编得像个宝贝。

“赊点醋。”我说。

杨婶头也不抬。“自己拿，在那。”

我拧开旧塑料桶的盖子，用漏斗往瓶子里倒，酸溜溜的气味熏得眼睛都眯起来。屋里放着收音机，说书先生声情并茂地讲着包公断案。杨婶嘴里含着铁丝，跟着哼了两句。

墙上的日历翻在2008年的2月，边上贴着杨婶外甥女的结婚喜帖，已经泛黄了。旁边的方便面堆得像座小山，顶上放着一个塑料菩萨，菩萨前面的香炉里插了三根冒着青烟的蚊香。

“小张家那傻小子又考第一了啊？”杨婶突然问。

我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杨婶说的是我儿子。也不算小了，都上初二了。

“嗯，就是学习好，人傻乎乎的，让买酱油非得问我酱油是甜的还是咸的。”

杨婶笑得肩膀直抖，嘴里的铁丝差点掉出来。“这孩子像他爹，聪明得很，就是实心眼。”

我才想起来，杨婶是看着我爸爸长大的，自然也看着我们长大。她比我奶奶还小两岁，我奶奶早走了，她倒是越活越精神。

“婶，我先记账上啊。”

杨婶摆摆手，叨叨着：“写什么写，那小本子快写满了。去年那场大雨，水都漫到门槛了，本子泡了，字都糊了…”

我还是从柜台边拿起她的小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写下：陈平，8月20日，醋，2元。

本子已经很旧了，有的地方被水浸过，发皱的纸页上满是各种笔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还有小孩子歪歪扭扭的字，看得出是自己写的。最多的却是杨婶那清秀的字迹，想是有人不识字，让她代写的。

“婶，你这账本怎么这么旧了还不换？”

“用着还行。”她把刚编好的狗项圈套在手腕上看了看，“过年的时候来还一次就行。”

“要是有人不还呢？”

杨婶终于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把头发别到耳后。“这么多年，还没遇到过。”

我突然注意到账本最后几页夹着几张皱巴巴的纸条。好奇心让我想看看，却又觉得不合适。

“那是欠条。”杨婶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有人手头紧，借钱应急用的。”

“多少钱啊？”

“也不多，几百块的有，一两千的也有。”杨婶语气平淡，仿佛在谈论几块钱的小事。

“这么多钱，不怕人赖账啊？”

杨婶低头继续编她的狗项圈，不紧不慢地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赖得了谁啊？”

我突然想起村里有句话：“有事先去杨记，比亲戚管用。”原来说的是这个。

正想着，杨婶的女儿小梅推着自行车过来了，车筐里装着一筐新鲜的蔬菜。

“妈，今天买到了好多茄子，便宜得很，给你拿了几个。”她把自行车一靠，从筐里拿出几个紫油油的茄子递给杨婶。

“放那儿吧，一会儿弄。”杨婶接过茄子，随手放在旁边的木箱上。

小梅进屋倒了杯水，出来问：“钱收回来没？”

“说什么呢，才借出去两天。”杨婶皱眉，语气里有些不悦。

小梅叹了口气：“妈，咱家又不是开银行的，你老这样…上个月王叔不是还差点…”

“行了行了。”杨婶打断她，“人家是有难处。谁家没个难处了？”

“那咱家上个月电费都快交不上了…”

杨婶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上一放，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老陈家前几年水灾，家里男人又出了工伤，好不容易熬过来了。李婶家儿子考上大学，学费发愁。刘大个子媳妇得了病，手术费…”

小梅还想说什么，被杨婶瞪了一眼就闭嘴了。

杨婶转头对我笑笑：“家里电视总是坏，收音机倒是好好的，想听评书了就过来坐坐。”

我点点头，与此同时，一个矮小的身影推门进来。是五保户老李，他身上的背心有几处补丁，脚上穿着一双开裂的解放鞋。

“杨婶，家里的油用完了。”老李的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

“自己拿吧，在那儿呢。”杨婶指了指柜台。

老李颤巍巍地走过去，取了一小瓶油，又站在原地不动了。

“怎么了？”杨婶问。

“我…那个低保还没发下来，能不能先…”

“记账上，快回去吧，外面热。”杨婶摆摆手。

老李的脸上浮现出感激的笑容，拿着油瓶转身要走。

“哎，等等。”杨婶叫住他，从塑料桶后面翻出一包黄色的糕点，“尝尝，新来的，挺香。”

老李连连摆手：“不了不了，我…”

“拿着，难得进一回城，从县城带回来的，你尝尝。”杨婶塞到他手里。

老李拿着糕点和油，眼睛有些湿润，磕磕巴巴地道了谢，低着头出去了。

我看着老李的背影消失在路口，才转向杨婶：“这老李欠了不少账吧？”

“他那点钱算什么，能吃几斤米？他老伴走得早，一个人过，看着怪可怜的。”杨婶说着，又坐回台阶上继续编她的狗项圈。

小梅叹了口气，拿起扫帚开始打扫地上的灰尘。

那天回家后，我总想着杨婶那本账册和夹在里面的欠条。

一个月后，杨婶突然病倒了。

村子里炸开了锅。平日里不声不响的人家，一个接一个地跑去县医院看她。我去看的时候，病房里已经满是人，桌子上摆了一筐水果，还有几袋牛奶。

杨婶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看起来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她强打起精神，让大家别担心，还调侃说自己睡得太久了，想趁着休息好好补一觉。

“大夫怎么说？”我小声问小梅。

小梅把我拉到走廊拐角：“肝癌晚期了。”

“什么时候…？”

“她早就知道，去年体检就查出来了，一直瞒着。”小梅的声音哽咽起来，“她不肯做手术，说花那钱不值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拍拍她的肩膀。

“钱够吗？”我问。

“不够。”小梅抹了抹眼睛，“医药费加上住院费，已经花了两万多了。”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小梅摇摇头：“这不是钱的事。妈说她活够了，不想折腾了。”

回去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杨婶那个装满欠账的小本子。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直奔杨记小卖部。小卖部的门锁着，但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货架和收音机。那台收音机还开着，低沉的说书声透过窗户隐约传出来。

正在这时，村里的广播响了起来，通知大家杨婶昨晚病逝的消息。

我愣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

葬礼定在三天后。小梅打开了小卖部，让人过来帮忙整理杨婶的遗物。我也去了，帮着搬东西，清理货架。

我无意中发现了那本账册，翻开来看，密密麻麻的欠账记录，有的已经写了好几年。我数了数，光米面油盐这些日常用品的欠账就有三千多元。

“这些账怎么办？”我问小梅。

小梅把账本接过去，看了看，然后一声不吭地把它放回柜台抽屉：“这本账就跟着我妈一起埋了吧。”

“但是…”

“我妈生前就是这么想的。”小梅打断我，“她说她这辈子积了不少德，够她下辈子用的了。”

我不再说什么，只是帮着整理其他东西。

在搬动一个旧箱子时，一个塑料文件袋从箱子里掉了出来。我弯腰捡起，发现里面装着一叠欠条。

那些欠条有的写在纸巾上，有的写在购物小票背面，还有的写在烟盒拆开的内衬上。大多数金额在几百到一千之间，也有几张写着两千、三千的。

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我想象着每一个背后的故事：可能是谁家孩子突然生病，需要急诊；可能是谁家要交学费，手头紧张；可能是谁遇到了什么急事，需要一笔钱周转…

正在这时，村口传来嘈杂的声音。我放下欠条，和小梅一起走出门外，看到一群村民聚集在小卖部门前。

“这是干啥呢？”小梅问。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让出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是村里的刘大个子，他媳妇去年做了个大手术。

“小梅，这是欠你妈的钱。”刘大个子递过来一个信封，“一直想着过年还的，没想到…”他的声音哽咽了。

小梅下意识地接过信封，还没回过神来，又有人走上前。

“小梅，这是我家欠的。”

“这是我的部分…”

“这是我借的…”

一个接一个，村民们排着队，把钱交给小梅。有的是几百，有的是几千，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悲伤和感激。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突然想起那天在账本里看到的记录。那不仅仅是一本账册，而是一本连接着整个村庄的情感纽带。

小梅手足无措，只能一遍遍地说着”谢谢”，眼泪止不住地流。

最后，老李颤巍巍地走上前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红纸袋，抖抖索索地打开，取出几张零钱。

“杨婶对我最好了，”老李的声音颤抖，“我…我就这些…”

小梅紧紧握住老李的手：“李爷爷，您别这样，我妈要是知道，会心疼的。”

老李摇摇头，坚持把钱塞到小梅手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杨婶对我这么好，我…我总得有点尊严…”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在场每个人的心里。

那天，小梅收到的钱总共有两万多。这些钱刚好够付清杨婶的医药费和葬礼费用。

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来了人，连平时很少回村的年轻人也请了假回来。杨婶的棺木前摆满了花，人们排着队上前默哀。

我注意到棺木旁边放着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那本账册和欠条。按照杨婶的遗愿，这些都要和她一起埋葬。

等轮到我上前的时候，我忍不住拿起几张欠条看了看。在灯光下，我发现有些欠条上有暗色的印记，像是泪水干涸后留下的痕迹。还有几张欠条角落盖着歪歪扭扭的红手印，大概是有人不识字，用手印代替签名。

突然，我在其中一张欠条上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

“陈建国，借款1500元，用于孩子上学。”

日期是1996年，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愣住了，那一年家里确实很困难，但父亲从来没提过借钱的事。我小心翻看其他欠条，又找到两张父亲的欠条，一张500元，一张800元，都是在我上学期间借的。

眼前浮现出父亲蹲在田边抽烟的样子，那些年他总是说”日子会好起来的”，却从不说具体有多难。

我握着这些欠条，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杨记小卖部在村口开了这么多年还越来越红火。因为杨婶不仅卖东西，更是在用她的方式支撑着整个村子里需要帮助的人。

当我把欠条放回铁盒时，小梅走过来，轻声说：“其实那些欠条，我妈从来没想过要回来。”

“为什么还要写欠条？”

“她说，借钱是帮忙，欠条是尊严。让人有尊严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我点点头，突然明白了杨婶的良苦用心。

葬礼结束后，我帮着村民们把杨婶安葬在村后的山坡上。风吹过松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杨婶的叮嘱。

事后，很多人问小梅要不要接着开小卖部。小梅说她会的，但方式可能会有些不同。

半个月后，杨记小卖部重新开张了。店面焕然一新，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零食和饮料。

柜台后面，杨婶的照片挂在墙上，旁边是一个崭新的账本。

“赊账还继续吗？”我问小梅。

“继续。”小梅指了指账本，“我妈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小卖部，还有这份情谊。”

我看了看柜台上的账本，又看了看墙上杨婶慈祥的笑脸，突然想起那天在医院小梅说的话。

“你妈这辈子积了很多德，确实够她下辈子用的了。”

小梅笑了：“我妈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做人就是要记得别人对你的好，忘记自己对别人的好。’”

我走出小卖部，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着来来往往的村民。有人骑着车经过，有人推着小推车走向田间，有孩子欢笑着从学校放学回家…

生活依旧在继续，而杨婶，也以另一种方式活在每个人心里。

那个赊账18年的小卖部，承载的是一个普通村庄里最珍贵的情感与尊严。而那些欠条上的泪痕和红手印，则见证了人世间最朴素的情与义。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