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富裕社会的消费模式、该消费模式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在塑造更加平等、可持续的全球秩序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本书认为，环保危机不能靠纯粹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而是需要那些更加富裕的社会努力转变它们的生活、工作、消费模式。各种绿色的科技和举措（可再生

《另类享乐主义》开篇就说：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富裕社会的消费模式、该消费模式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在塑造更加平等、可持续的全球秩序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本书认为，环保危机不能靠纯粹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而是需要那些更加富裕的社会努力转变它们的生活、工作、消费模式。各种绿色的科技和举措（可再生能源、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将被证明是生态重建的重要工具，但前提是，这些举措要同一场文化革命结合起来。这场文化革命，将让我们重新思考繁荣，并且抛弃以增长为动力的消费主义……

我的论点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另类享乐主义：它反对把消费的必要转变视为一种牺牲和丧失快感的形式。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些转变给了我们超越现有生活模式的机会。现有的生活模式不仅在环保层面是灾难性的，而且在许多层面是毫无快感的，是自我否定的，过于清教徒式地专注于工作和赚钱，牺牲了拥有更多时间、为自己做更多事情、更从容地旅行、消费更少物产所带来的乐趣。”

这种解释，通常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通常说到的“既要，又要”。让我们说明白一点，希望大家（是的，所有人）克制欲望，从而制衡无止尽的消费主义扩张，这听上去有那么一点因果混乱的意思。作者应该不会主张萧条，但在没有提出新模式之前，认为这样的主张就能更环保、更可持续的生活，大家还会更开心——真的吗？不是你已经先享乐主义了，然后倡导还没享乐过的大家直接另类享乐主义？凭啥呢？

然后，他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混乱的逻辑中：“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这本书有点这意思。总的来说，它意味着与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一刀两断，要重新思考我们对增长的承诺。

你猜对了，作者一定会提到大卫·格雷伯和他定义的“狗屁工作”，一定会提到探讨新型工作和新型城市的理查德·桑内特，一定要提到齐格蒙特·鲍曼——鲍曼说消费者社会不仅仅意味着消费行为的泛滥，更可怕的问题在于是它替代了生产型社会，如今以消费能力来衡量每个人的价值。

在这一点上，这本书并没有太多的创见。但她不那么愤世嫉俗，又有科普的热情，所以她会将这些思考重新讲上一遍，从而告诉你“美好生活”不像你想的那样，你那只是消费主义，你那是臭臭的新自由主义，你以为的美好生活是受到金钱和优绩主义污染的生活。

每当有人摆出警醒世人的面孔，重新思考本源问题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它要撬动启蒙主义的基石。如果只是个人生活实践，这样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用来要求别人，还变成一面大旗，那事情就复杂了。

我们选择第二章《何为另类享乐主义？为何当今需要另类享乐主义？》，发布如下：

虽然与资本主义增长经济及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有关的繁荣模式一直备受批评，但是，它对我们关于进步和“美好生活”的构想产生了强烈影响。许多人都捍卫这种繁荣模式，认为它是自由和民主的保障，以及实现高质量生活的唯一手段。的确，资本主义至少在更富裕国家带来了诸多好处，而且人们已经证明它与种族、性别和形态方面的社会进步议程的推进相一致。但是，这种好处的代价是对人群和环境的剥削；而且它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时候，恰恰是它最受到政治管束的时候，就像在二战后的欧洲社会民主国家那样。

最近几十年，随着战后社会民主沦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增长的社会代价飙升，引发了令人担忧的后果。在英国、欧洲和美国，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来自右派的民粹主义崛起，就反映了人们的不满。这些人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受益者享有的发财致富、文化资本和国际化生活方式之外——这种不满，表现在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极右翼及其新媒体、运动、政党的崛起上。几乎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政治精英们的后知后觉或沾沾自喜，他们几十年来要么没有看到这种不满的出现，要么选择忽视它。或许，主流的中右翼政党（尽管他们一直是选举失败者之一）在遏制新右翼的崛起上毫无作为，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或许尤其要责怪中右翼政党，他们到目前为止似乎更渴望拥抱而非抵制新自由主义。

在英国，虽然人们称赞新工党1997年的选举胜利结束了近20年内耗严重的保守党统治，但布莱尔政府毫不关心眼皮子底下贫富差距的扩大。新工党商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只要人们交税，我们对他们的暴富就心安理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来遏制富豪们的贪婪和炫耀消费。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表示，197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中工人的份额从70%下降到55%。被雇佣者的收入比例还不如1770年代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情况。靠国家福利维生的人——失业者、长期病残者、老年人——活得很艰辛：经历了十年的紧缩之后，物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福利支出却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

愈演愈烈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席卷了全世界。1990—2005年印度、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持续经济增长期间，富人相对更富了，穷人相对更穷了。1990—2007年这17年里，最底层的10亿人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额只提高了0.18%（按照这个速度，他们要855年才能占全球收入的10%）。一位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估计，无论是相对全球不平等，还是绝对全球不平等，目前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而且不平等愈演愈烈：2019年1月，乐施会（Oxfam）报告，全球2200名亿万富翁的财富在前一年增加了9000亿美元或6870亿英镑（每天25亿美元或19亿英镑）。最富的人的财富增加了12%，世界上最穷的一半人的财富却下降了11%。2018年底，仅仅26个富人拥有的财富就等于最穷的一半人（这个数字在2016年是61人）。富豪们的财富现在主要来自积累的资产（如股票、房产、现金存款）的股息、利息和租金——这些都是从他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中榨取财富的手段。他们只有20%不到的收入，是来自薪水。

与这些发展趋势相伴随的，是依然还在生产的人们的状况和体验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给工作世界带来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并且必定会挑战目前的经济现状。即使工作伦理尚且掌控着商业思维和社会政策，但是，自动化持续地破坏工作稳定性与取代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工人承受着零工经济（gig economy）和零时合同（zero-hours contracts）的不稳定性和滥用，同时，对工作的强烈依赖伴随着对许多产品的价值和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日益怀疑。随着工作越来越朝不保夕，对工作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工作提供的目的感也越来越少。即使担任薪水稳定的职位的人也发现，工作挫败而非促进自我表达和个人成就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位评论者说：

工作既是最受追捧的活动之一，也是最受抱怨的活动之一。人们之所以追捧它，是因为它提供满足物质需求的收入，因为它是塑造身份、成为他人生活模式一部分的最受社会认可的途径。但是，无论是因为工业生产线的单调，当今高度敬业的组织的情感和表演诉求，现代呼叫中心的“电子全景监狱”（electronic panopticon），还是因为长时间工作的压力，工作往往是痛苦的，就像它是必要的。

增长的环境代价

除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财富的差距，以及目前工人的不稳定和不满，由于生物—物理资源不断从外围经济体不公平地转移到中心经济体，更富的国家和更穷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全球性的差距。目前，地球上不到1/5的人消费了约4/5的资源，美国仅占全球人口的5%，却使用了约1/4的化石燃料资源。在新自由主义下，“渐进的”贸易开放取代了经济保护主义（economic protectionism），而生态的不平等被展现为贸易开放的一个好处。阿尔夫·霍恩堡写道，“帝国主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为“全球化”：

把世界贸易开放给越来越不对称的（但是不被承认的）有利于中心国家资本积累的资源流动，目前被表现为全球性的解放。就资源的净转移而言，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通过新殖民主义壮大中心国家的一套委婉的说辞。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这种壮大意味着中心国家精英阶层的壮大，而国内的大多数人被抛在后面。

霍恩堡对“资源流动”的关注正确地强调了一切财富的生物—物理基础，以及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可以说，不平等从资本主义兴起后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证明它是资本主义持续前进的一大障碍。但是，面对今天的极端不平等，甚至主流的政客最近（虽然是姗姗来迟地）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正面临空前的生态障碍，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土流失、空气和水污染，以及难以处理的废品。

如果我们看看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数据，政客的态度也没什么奇怪的。虽然有了数字经济和更绿色的技术，但是，目前消费的原材料比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时候更多——而且分配极不平等。根据最近的统计，地球上有12亿辆机动车、20亿台个人电脑，数量超过人口75亿的手机。全球每年消费超过920 亿吨材料——生物质（主要以食物的形式）、金属、化石燃料和矿物——而且这个数据每年增长3.2%。1970年以来，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量从60亿吨增长到150亿吨，金属每年增长2.7%，其他矿物（特别是用于混凝土的沙子和砾石）从90亿翻了五倍到440亿吨，生物质的产量从 90亿增长到240亿吨。

前文已经说过，增长的环境极限，在1980年代之前就得到了确认和强调，并且在最近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细致的描述。毫无疑问，目前这种墨守成规的（business-as-usual）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把美国的“美好生活”模式推广到所有人，那么，至少还需要三颗星球来提供必需的资源。因此，就像安德鲁·西姆斯说的，用消费品的市场扩张来衡量成功，无异于用失败来衡量成功。

硅谷的一些最有钱人士意识到了生态灾难的迫在眉睫，他们拼命寻找个人层面的技术逃生路线，以躲避他们所谓的“事变”（海平面上升、社会混乱、未来环境崩溃的无政府状态）。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报告说，武器供应商和私人安保服务商已经准备好从灾难中获利。另一方面，地球工程的倡导者执着于他们对太阳辐射管理的幻想，而提倡生态现代化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更环保的技术将使扩张无限持续下去，我们可以在不改变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实现无限的环境友好的增长。

政府和企业精英大概率是相信这些学者的，因为增长依然是衡量经济成功的首要标准。不过，虽然绿色技术，以及发展利用这些技术的更在地的、更民主的制度，在使我们摆脱对化石燃料及其副产品的依赖方面肯定会发挥关键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能够永远维持这种基于持续增长的经济。在目前的经济秩序中，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当然主要是为了推动增长，从而提高利润。事实上，技术是消费文化扩张的一个关键因素——手机、个人电脑和其他个性化IT设备的不断创新或许是最明显的证据（人们普遍认为更纤薄、更智能的版本比早期型号更难维修，所以更快地抛弃它们）。即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而且我们广泛采用了真正可持续的技术，（引用贾森·希克尔最近一篇文章的标题）“增长也不可能是绿色的”。希克尔引用了三项广泛的研究（分别始于2012年、2016年和2017年），其结论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优化资源利用率和限制碳排放，持续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希克尔总结道，“最终，把我们的文明带回到地球的边界内，需要我们摆脱对经济增长的依赖——从富裕国家做起”。

这种对绿色能源提供无限可持续生产的能力的负面评价，是有多年数据支撑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更高效的技术总是伴随着资源使用的全面扩张和更多商品的生产。1975年以来，虽然美国每一美元GDP的能源消费减少了一半，但能源需求增加了40%。在航空业，虽然燃料效率提高了40%，但总燃料用量增加了150%。在欧盟，虽然排放量确实与1990—2012年之间的增长脱钩（decoupled）了，但是它只减少了1%，仅仅是达到欧盟委员会路线图目标所需的四分之一，路线图目标是将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水平的80%。而且，富裕国家所实现的这种脱钩，部分是由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排放密集型进口（emission-intensive imports）的依赖。同时，最富裕的人依然是排放最多的。如果最富有的10%人把排放量减少到欧盟平均水平，那么，全球总排放量将下降35%。

消费的烦恼

不公正和不平等、迫在眉睫的环境崩溃、工作的危机：对于富裕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开始动摇我们与长期以来或多或少认为理所当然的消费文化的关系。消费正在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域，一个新形式的民主关切、政治参与、经济活动和文化表征可能开始产生重大影响的场所。即使那些质疑能否达到必要的抵抗水平的评论家，也认为消费的文化政治对任何可能的转向是至关重要的。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说，在我们正在步入的危机和系统性破坏的时代，资本主义将会

完全依赖于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对竞争性享乐主义文化的坚持。这种文化，将每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与逆境和不确定性斗争的必要性变成了一种美德……这种文化必须使希望和梦想变成强制性的，并通过对希望和梦想的动员去维持生产和促进消费——在经济增长缓慢、不平等恶化、债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因而也就需要这样一种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过程，即能够维持一种新的信教主义的工作伦理以及一种作为“社会义务”的享乐消费主义……为了保证享乐主义不会破坏生产纪律……在消费主义的吸引力的基础上，还必须辅以恐吓，即让人们对社会地位下降的可能前景无比恐惧，此外还必须将货币经济以外的所有非消费主义满足或成就感贬斥得一文不值。

正如斯特雷克暗示的，这是人们固守的一种越来越脆弱的政治共识。这一共识破裂的各种迹象，将占据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其中最早（也是更加友好的）的迹象之一，是有机的、公平贸易（fair trade）的、在地和道德生产的商品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这种迹象之所以值得称赞，是因为它反映并鼓励了人们对日常消费品中的污染、食物里程和劳动剥削的关注。道德的购物者的动机，在某些方面也与更激进的反消费主义的动机相一致。我们可以假设，那些致力于更负责的购物和投资的人中，至少有一部分同时抵制购物中心文化，而且试图超越这个过度消费的社会。

的确，道德的购物不是人人能负担的选项，而且它容易引发对生产商和零售商的“漂绿” 与负责的购买而不是与快感或利己主义相关联，可能不会显著改变我们对自身福祉的构想以及消费在确保福祉方面的作用。但是，道德的购买和投资，反映了一种对全球更加负责的思考我们所谓的私人利益的方式，从而挑战了我们对消费者的传统看法：因为消费者只服从最有限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构想，所以，在消费领域中，他们无法在自己作为公民赋予生活的反思性和民主关切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事实上，研究消费的政治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早已意识到“良性购物”兴起背后的更具反思性和自觉性的政治支持者的重要性。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在二十多年前写道：

一方面，消费是导致大规模的痛苦和不平等的主要当代“问题”。与此同时，作为一种世界上的进步运动，它又是任何未来“方案”的关键，它使得贸易和政府的供养机构最终为其行为后果对人类负责……从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马来西亚的消费者运动，到日本的消费者合作社，再到西欧的绿色运动，消费关切的政治化形式对于另类政治的许多分支的形成越来越重要。

他接着说，绿色运动现在利用对商品的去拜物教化的更理性关切，来缓和它与物化的自然概念的神秘关系，并且越来越意识到商品对于人类和地球自然资源的真实代价。这些论点，与米谢莱·米凯莱蒂（Michele Micheletti）在对消费者运动的研究中提出的论点不谋而合。米凯莱蒂认为，

我们的日常消费选择与环保、工人权利、人权、可持续发展这些重大全球议题存在政治联系。换句话说，存在一种消费品的政治，它要求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私人的政治思考。

因此，道德的购物，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公民化”的消费方式的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涉及对消费生活方式本身的祛魅：对于“美好生活”的其他构想越来越受欢迎，人们现在认为，富裕的代价是压力、时间稀缺、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肥胖和一般健康问题。换句话说，消费主义之所以受到质疑，不仅是因为它的伦理和环境后果，而且是因为它对富裕消费者本身的负面影响，以及它对感官快感和更多精神形式的福祉的限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压力下我们生活中失去的东西的不断哀叹，以及对更多的自由时间、更好的人际关系、更慢的生活节奏这些无形产品的频繁关注的背后，就是这种质疑。无论是对国有铁路服务的怀念（就像曾经一位同行对我说的那样，“那时我们是乘客，而不是消费者”），对适应工业需求而非学习的内在回报的教育体系的沮丧，还是对童年的商业化和年轻人的抑郁现象的震惊，它们都表达一种悲伤的感觉：只有货币价值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战无不胜，只有能盈利的公共商品才能生存。这些不满的声音不是专门以阶级为基础的，它们依然是低调的、分散的、政治上不集中的。它们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无力对抗企业巨头并且缺乏一致的想法取代现有秩序，因而发出的沮丧的嘟囔声。但是，这种懊悔和不安是真真切切的，它汇聚成一种人们普遍的感觉，即我们近几十年来浪费了享受更轻松和更不狭隘的生活方式的机会。这也反映在医务人员、福利工作者、学术研究人员对高压和快餐式生活方式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关切上。最新研究表明，购买更多东西不会带来更多幸福感，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的提高没有直接关系。正如英国一家独立的可持续发展监督机构（工党在2000年设立，联合内阁在2001年废除）关于“重新定义繁荣”的报告所说：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和曼弗雷德·马克斯·内夫（Manfred Max Neef）的突破性作品诞生以来，心理学家和另类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消费水平的每一次提高并不会自动增进福祉，我们目前的大部分消费是一个很不充分的替代品，无法以更加满足和持久的方式满足人类的需求。

最近，人们认识到，一个时间稀缺的、工作压倒一切的社会不利于工人的身心健康，所以许多人呼吁用其他社会财富指标取代GDP。人们有时戏称GDP是“严重扭曲的画面”（Grossly Distorting Picture）。一方面，GDP忽视了家务和志愿工作等无偿活动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GDP又包含了处理空气污染、飞机失事、车祸等事故和灾难的后果的利润。人们提出了许多替代方案，比如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不光承认以收入衡量的生活水平，还承认预期寿命和知识对于增进福祉的作用。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和约翰·科布（John Cobb）在1980年代末提出的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包含了家务和志愿工作创造的价值，同时减去了犯罪和污染的代价。更近一些，生态足迹衡量了人类需要多少土地和水源来生产他们消费的资源，并在现有技术下吸收他们的废品。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则利用生态足迹以及预期寿命和报告的幸福体验，来计算国家的幸福水平。因此，它把国家在提供福祉时的生态效率作为衡量国家成就的关键标准。如果国家在低水平的环境破坏之上实现了高水平的满足和健康，那么，它会在这项指数上得高分。目前，英国和美国等高度工业化国家在这项指数上都得了低分。

因此，围绕着无节制的消费对我们自己和环境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担忧的氛围，这种担忧反映在大量的研究之中。但这种新思想没有真正深入主流政治论点，后者只接受最正统的（和过时的）经济模式和繁荣构想。即使西方的富裕生活方式正不断破坏今天数百万生者和所有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条件，它依然被奉为所有社会应该追求的模式。主流政党和企业精英当然声称他们关注全球变暖，并且支持（通常是在某些胁迫下）减少排放的措施。政府也实施了一些计划，来减少国内消费对环境的附带损害：鼓励和强制废物回收，对塑料袋征税，等等。但是，掌权者当然没有邀请选民更彻底、更广泛地思考进步和繁荣的观念。人们很少或者没有谈论，我们财富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它是否真的提高了福祉；人们很少或者没有谈论，追求一种不以工作为动力、较少进取性的生活方式可以带来什么。与此相反，政府和主流反对党一直乐于让消费文化维持对于我们福祉的想象和表征的霸权，而且它们继续鼓励我们在上面花更多钱。这种态度，可以在9·11事件后用“爱国购物”证明我们支持西方生活方式的呼吁中看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企业权力依赖于我们对消费主义的持续忠诚）。这一讯息在无休止的广告和许多刺激我们消费的计划中不断重复。我们整个国家的健康和幸福取决于我们进行了多少购物，这种观念在文化上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质疑它反而显得奇怪了。

一边鼓励不断扩张的消费，一边宣称关注它不可避免的环境后果，这种现象是矛盾的。当然了，一边承认生态危机，一边不采取行动，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用保罗·梅森精辟的话说，“如果气候变化是真实的，那么资本主义就完蛋了”。因为全球市场的繁荣并不依靠人类或环境的福利，而是依靠能够盈利的“满足者”（satisfiers）的增加和多样化，所以，反消费主义对于企业来说是灾难性的。向来担忧所谓“需求饱和”的企业投入大量的聪明才智和金钱，来激发新的消费创意。因为它们需要源源不断的未来购买者，所以，它们用大量的预算来培养孩子们过一种消费生活。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孩子们平均每年观看20000—40000个电视广告，营销人员善于用植入广告来掩饰他们的讯息，这种植入会躲过大多数孩子的察觉，甚至常常骗过他们的父母。互联网也提供了屏幕广告和弹窗广告的持续曝光，许多品牌在他们的商业网站上提供游戏问答和其他娱乐活动。根据英国国家消费者委员会的研究，一般的10岁孩子已经内化了300—400个品牌——这或许是他们能叫出名字的野生鸟类的20倍。70%的三岁孩子认识麦当劳的标志，而只有一半孩子知道自己的姓氏。因为媒体依赖广告收入，所以它很难阻挡广告的流动。因此，那些不聚焦于消费的需求、欲望、快感的表征，就被边缘化了。正如贾斯汀·刘易斯（Justin Lewis）在研究广告对于促进消费主义的高度政治性的作用时所说的（他指出，这一作用几乎不受监管机构的管辖）：

因为广告不具有回应权（right of reply），所以它的铺天盖地创造了一个片面的政治景观。反过来，想象一下，如果所有这些创造力都用来鼓励我们在消费资本主义之外思考，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将是我们文化环境的一次地震式转变。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左翼批评者更关心消费社会造成的获取和分配的不平等，而不是消费社会如何让我们局限于市场驱动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他们几乎总是认为就业优先于其他目标。西方的工人武力抗争和工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在现有全球化资本结构中保护收入和雇员权利，没有挑战富裕文化的“工作加消费”（work and spend）的动态，更没有改变这种动态。过去，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和爱德华·卡彭特 （Edward Carpenter） 等社会主义者对另类的消费和生活方式给出了有想象力和激进的想法，尽管他们的讨论在某些方面过时了，但它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资源。但是，左派也有一种倾向，总是对成就感进行高高在上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解释，而不是以更广泛的方式来思考人类快感的复杂性和潜能，以及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让它变得更加丰富和陌生。今天，关于未来消费的更有影响力的左翼论述，相信技术能够带来物质富足，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了一种相当传统的“给男孩玩高科技玩具”（hi-tech toys-for-the-boys）的进路。尼克·斯尔尼塞克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写道，“左派不应该满足于电池寿命和电脑性能的细微改善，而应该调动起经济脱碳、太空旅行、机器人经济的梦想——一切科幻小说的传统试金石”。

另类享乐主义

虽然目前政客和商人团队中缺乏（或压抑了）另类的愿景，但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生态要求的矛盾、经济诉求和人类价值的矛盾，正在得到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一系列广泛但边缘化的项目、生活方式选择、承诺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推动我所谓的“另类享乐主义”进路，以赢得人们对可持续生活方式和促进它的治理形式的支持。

不同于对气候变化更加危言耸听的回应，另类享乐主义考察的是采用不追求高速、不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所获得的快感。它不是预示着未来的惨淡和厄运，而是指出当前高碳生活方式的丑陋的、清教式的和自我否定的层面。虽然气候变化可能会威胁现有的习惯，但是，它也可以鼓励我们设想和采用更加环境友好的、更加令人满足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另类享乐主义建立在这一观念上：即使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可以无限持续，它也不会让人类的幸福和福祉超出许多人已经达到的程度。另类享乐主义的倡导者相信，新的欲望形式——而不是对生态灾难的恐惧——更有可能鼓励可持续的消费模式。通过为反体系势力的政治派别的现有论点和主张提供更广泛的文化维度，它可以帮助建立一套更加多样化和实质性的反对经济正统观念的反对意见。它还可以为通过商品、服务和技能的分享、回收和交换网络来超越主流市场供给的各种倡议[慢城运动（Slow City movement）、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美好生活（Buen Vivir）、新美国梦（New American Dream），以及目前美国最雄心勃勃的下一个系统计划（Next System project）]提供一套总体的“想象”。

总之，反消费主义的伦理和政治不仅应该呼吁利他主义的同情和环保的关切（如公平贸易和道德购物），而且应该呼吁以不同方式生活和消费的利己主义的满足。它可以在现存的对消费文化的矛盾心理和抵制中，为它关于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吸引力的主张进行民主的锚定和合法化。在这个经济理论家预测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力将要终结、增长的环境障碍似乎无法突破的时刻，我们迫切需要恢复对摆脱工作进行积极思考的早期传统，并且把这种传统与另类享乐主义所捍卫的不那么忙碌、较少进取性的生活方式的快感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我们要把工作的减少视为缓解自然和我们的压力的基本条件。如果人员、货物和信息的流通速度降低了，那么，资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速度就可以降低，把省下的时间留给“工作加消费”经济中牺牲的生活艺术和人际关系。这样一来，父母和孩子更容易获得共同养育的好处，个人的成就感也不用过于依靠消费主义的投机取巧了。因此，今天，现存政治经济体系的批评者需要把消费主义的祛魅所隐含的政治愿望结合起来，并且让这种愿望宣泄出来。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