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插队落户。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度过了人生中一段难忘的时光，其中最让我铭记于心的，便是在公社中心校的执教经历。

[讲述人：赵宁]

1969年，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插队落户。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度过了人生中一段难忘的时光，其中最让我铭记于心的，便是在公社中心校的执教经历。

1976年，我完成了为期两年的工农兵中专学业，随后返回了曾经插队的地方，在公社中心校开始了短暂的教师生涯。

成为一名教师，并非如当年表格中“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那般崇高神圣，更多的是出于生计所迫，实属无奈之举。成年后我才明白，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其实都是被生活所迫而形成的，其中不乏身不由己的成分。

学校分为小学部和中学部，听起来规模不小，实际上总共只有前后三间房。前面是中学部，中间是小学部及办公室，后面则是宿舍和伙房。这些建筑全部由土坯搭建，草顶覆盖，唯一能见到砖块的地方似乎只有办公室的地面。

小学部的学生主要来自周边的几个生产队，而中学部则聚集了来自十里八乡的学子。教师队伍中，除了一些当地人外，大部分是插队知青中的优秀人才。然而，随着知青们陆续离开，连我这样的普通人都加入了教师行列。由于这种特殊的教师构成，每年的寒假开学日期并非由学校决定，而是要根据知青们返回的日期来安排。这曾让我们感到些许自豪，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依然保持着正直和责任感，没有让这份自豪感过度膨胀。

我的第一堂课是给一年级上美术课。由于对学校的安排心存不满，我甚至没有备课，也不清楚该准备些什么。

当我走进教室时，一张张稚嫩的小脸带着红晕和未干的鼻涕，齐刷刷地转向我，眼神中充满了渴望与虔诚。一时间，我有些慌乱，但随着那参差不齐的童音响起：“起立！老师好！”我很快镇定了下来。

教室里，除了黑板是木制的，其他一切都是泥土塑造的，仿佛重现了土地庙中的神灵。学生们的桌椅，包括老师的讲台，全由土坯垒成，桌面和凳面上铺着一层秸秆，再用泥巴覆盖。

不知怎么开始的，反正没说几句话，我就有些招架不住了。这些刚入学的小孩儿在凳子上扭来扭去，其间还有两个差点打起来。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我决定先在黑板上画个样子，让他们照着画。可当我转过身，看到这唯一的教具时，我有些泄气——这黑板因久未上色而显得黯淡无光，几乎成了灰色！而且拼接处的缝隙很大，别说照着画了，画什么都很费劲。

我随手先画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又画了一个带有两片叶子的苹果。由于技艺不佳，加上黑板的裂缝，这太阳和苹果看起来支离破碎。幸好孩子们并不挑剔。“同学们，现在请拿出你们的图画本。”教室里又一阵骚动，他们的小脑袋埋进形状各异的书包里，努力翻找着，还不时地喊着“老师、老师”问这问那。

“啪”的一声，我被吓了一跳，低头一看，一个小姑娘正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烙饼。那烙饼圆圆的，是发面的。她奶声奶气地问我：“老师，我没有本子，用纸画画行吗？”我赶忙答应，心里想着，别说纸了，就算画在烙饼上也没问题。

不一会儿，孩子们安静下来，专注地投入到他们的创作中。偶尔能听到个别孩子自言自语，还有吸鼻涕的声音。看着这些孩子，我的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他们当时的条件与我们小时候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些小小的孩子，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里，坐在几乎没有热气的教室里，趴在冰冷的泥凳上，开始他们的识字之旅。时至今日，回想起那段时光，我依然能感受到那刺骨的寒冷。

冬天，农村实行两顿饭的制度，学校的作息也相应调整为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三点。中午，孩子们都不回家，用自己带的食物垫垫肚子。条件好一些的带的是贴饼子，而绝大多数孩子只有一把苞米豆或炒黄豆，甚至有人什么都不吃。中学部有许多来自十里八乡的大孩子，无论风霜雨雪，他们要么骑车颠簸，要么步行跋涉，跋涉一二十里的路程，只为来到学校求学。放学后，他们又踏上归途，回家后，还要面对繁重的农活。或许，这艰苦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你从他们脸上看不到一丝惊慌，相反，他们个个都显得那么阳光灿烂！

在众多教师同仁中，有两个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是学校大型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其中一位是刘雄老师。刘雄老师身材瘦高，举手投足间颇有北京爷们儿的潇洒气质，说话带着典型的京腔——那种发音含混、字词只在舌尖轻轻一滚便脱口而出的独特腔调。他的夫人郭老师也是本校的教师，是大家公认的贤妻良母。

他们有一个小男孩，活脱脱是刘雄的翻版。有一年，他们从北京把他带回来，那孩子非常可爱，小嘴总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小家伙有个习惯，睡觉时总要咬着手绢。有一天中午，他妈妈有课，便把他放在我的宿舍里让他睡觉。他带着哭腔问我：“汽车阿姨，我妈什么时候下课呀？”如今，这个小男孩或许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他是否还会记得这所乡村学校呢？

记得还有一件趣事。一天，刘雄老师带着些许神秘和得意的神情对我说：“考你一个字，看你认不认识。”说着便写了个“箴”字。我虽不才，但也读过一些杂书，便告诉他这个字念“真”（音）。

他没能难住我，似乎有些遗憾，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回答说，记得曾读过一份《基督教箴言报》。他立刻兴奋起来，连连说：“对对对！就是‘箴言’的‘箴’，你说这名字起得多有学问。”我不清楚他在谈论谁，但能让刘雄佩服的人，肯定不一般。

我未曾留意刘雄老师平日的授课方式，但他策划和操办学校运动会的情景却让我记忆犹新。在我印象中，每当学校举办运动会，刘雄老师就像变了个人，从项目设置到选拔程序，从比赛规则到赛程安排，从嘉宾致辞到颁奖仪式，从开幕式到闭幕式，他都亲力亲为。尽管这只是一所乡村中学的运动会，他却以全运会的标准来筹备。

那几天，学校里无人闲着，所有人都被他调动起来，气氛如同节日般热烈。运动会当天，校园里彩旗飘扬，《运动员进行曲》在校园中反复回荡。每位老师都成了大会的工作人员，胸前挂着纸条，级别高的则佩戴着布条，进进出出间，颇有几分正式场合的庄重感。

开幕式上，刘雄老师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博荣中心校第xx届（天啊，还‘届’呢）运动会现在开始！全体起立！奏国歌！”音乐响起，刘雄老师与台上台下的所有人一同肃立，那派头丝毫不逊色于萨马兰奇。

开幕式结束后，比赛项目逐一展开，跳高、跳远、篮球、长跑、短跑、拔河，从初赛到复赛，再到决赛……那两天，学校的操场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刘雄老师指挥若定，宛如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

整整一天，学校那套时好时坏的广播里，传出的都是刘雄那带着京腔的洪亮声音。

在小办公室里，忙了半天的老师们拦住满头大汗、声音嘶哑的刘雄，开玩笑地说：“哎，忙活这么半天，不请我们撮一顿呀？”他用那特有的京腔含混地回应：“行！行！一会儿上我那儿去！”

另一位是程远老师。程远老师的美并非空洞无物，而是充满睿智与聪慧。她的笑容极富感染力，举止优雅，待人得体。

程远老师在学校的角色是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这是一个让我从小就景仰的职位。可以说，程老师在工作中的表现完全无愧于这个角色。

她虽不是任课教师，但整天忙碌不停，对待学生，她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我经常看到小学部的老师把一个满地打滚、顽皮捣蛋的小家伙带到她面前。程老师头也不抬，眼也不睁，继续专注手头的事，只是偶尔投去严厉的目光。几分钟后，那顽皮的孩子便安静下来，乖乖接受训导。最终，小男孩擦干眼泪，礼貌地道声“程老师再见”，便离开了办公室。

听其他老师说，不论多淘气的孩子都害怕程老师摘他们的红领巾。我心中对程远老师充满敬佩，她竟能将当年已不再神圣的红领巾变得极具威慑力。

程远老师不仅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做的菜非常好吃。我向她请教秘诀，她轻松地说：“咳，你就多放油。”这让我产生了一个误区，以至于成家后做饭，我一直坚信只要油多，怎么做都好吃。

那时我单身，而程远老师刚刚结婚。我们同住乡村小屋，屋里只有一炕、一桌和两把椅子，但被她布置得简洁而温馨。去她家串门，总让我流连忘返。印象中，除了做饭，她似乎对家务并不热衷，虽然养了几只鸭子，但那些鸭子时常无人照料，几乎快变成野鸭子了。即便如此，那几只鸭子倒也不缺吃喝，还时不时留下一些鸭蛋，给她带来惊喜。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那简陋的乡村学校里，竟然上演了一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演出。这台演出完全由学校的孩子们自编自演，以当时的条件而言，无论是节目内容的创意，还是服装道具的准备，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而这一切的幕后英雄，正是程远老师。

在节目策划初期，我正在教初中语文。下课后，我常常见她带着一群孩子练习弯腰、劈叉、倒立，新奇的是，她还会喊着“一、二、三、四”教他们站位。有时去她们办公室，看她比比画画地编舞，嘴里念叨着写词，我心里暗想：这不就是瞎折腾吗？这群孩子能演出什么名堂，真是白费功夫！

渐渐地，节目的雏形显现出来，看起来颇为热闹。孩子们经过训练，渐渐显露出灵气，学会了带着表情唱歌跳舞。更让我惊讶的是，还有段芭蕾舞！跳舞的是个高个女孩儿，平时看着蓬头垢面，我穷尽想象，也想不出她跳芭蕾会是什么样子。不知程远老师费了多大劲儿，女孩儿居然还能用脚尖走几步，虽然这芭蕾跳得有点像做操，但已属不易。

数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小女孩是否还记得她曾踮起脚尖翩翩起舞，那是她从未欣赏过的芭蕾舞啊！

我去看她们演出那晚，学校的一间破屋被充作礼堂，靠墙搭起一个小舞台，台底下、窗户上、门框里外挤满了人，大呼小叫，喷云吐雾，烟雾缭绕，我心里只可惜程远老师的心血。

那些小演员们嘟着红润的小嘴，经过精心的描眉画眼，焕然一新。她们穿着程老师精心设计定制的演出服，个个化身为骄傲的小天使。尽管舞台狭小，但孩子们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努力。那清亮稚嫩的《红灯记》小铁梅唱腔，活泼可爱的南瓜舞动作，以及略显笨拙却充满真诚的芭蕾舞表演，无不令人动容。

当年的孩子们是否还能忆起那场演出？是否依然珍藏程远老师赋予她们的艺术之美和童年的梦想？

来源：鸣金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