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人都说李大伯”犟”。这个”犟”字在我们这方言里,比普通话的”固执”多了几分褒义,像是对一种不屈精神的认可。
村里人都说李大伯”犟”。这个”犟”字在我们这方言里,比普通话的”固执”多了几分褒义,像是对一种不屈精神的认可。
李大伯今年六十有八,腰板还挺得笔直,一双手像是被山里的石头磨过似的,粗糙中带着一股坚韧。他家那座老宅在村东头,据说有一百七十多年历史了,清朝末年建的。砖墙已经被岁月磨得发黑,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每到夏天开得热热闹闹的。
我跟李大伯家没什么特别来往,就是偶尔路过,会被他请去喝茶。他用的是个旧搪瓷杯,边缘缺了一小块,但被磨得很圆滑,不会割到嘴。茶叶是普通的碧螺春,泡在水里慢慢舒展开来,却总能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宁。
去年春天,村里开始搞拆迁。说是要建个”生态文化旅游区”,连名字都起好了——“青山翠谷”。名字听着挺文雅,但对我们这些住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却像是要割掉一块肉。
村支书张建国挨家挨户做工作,拿着厚厚的补偿方案和光鲜亮丽的新房宣传图。大多数村民看到那一排排整齐的楼房,还有承诺的补偿款,很快就点头同意了。毕竟谁不想住上新房子,用上抽水马桶和天然气灶呢?
李大伯是唯一没同意的。
“不搬,祖宗留下来的房子,哪能说拆就拆。”他站在自家门口,手里拿着根烟杆子,烟丝散发出的青烟在阳光下缓缓升腾。
张建国站在院子里,额头上的汗珠在滴落。那天特别热,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他的公文包放在石桌上,那桌子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表面已经被磨得锃亮,像是被无数次擦拭过的老物件。
“李大伯,您看啊,政府给的补偿很丰厚,新房子也好,比您这老房子宽敞多了。”张建国说话时,有只蜜蜂嗡嗡地飞到他耳边,他下意识地挥了挥手,蜜蜂绕了个圈又飞走了。
李大伯没说话,只是踱步到院子角落的那棵老槐树下。树上挂着个鸟笼,里面一只画眉鸟正蹦跶着。他打开笼子,鸟儿却没飞出来,只是跳到笼门边,唱了两声。
“建国啊,你爷爷生前最喜欢在这棵树下乘凉,你小时候还在这玩过呢。”李大伯突然说。
张建国愣了一下,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但很快又回过神来:“李大伯,您这样,整个村子的规划都受影响啊。”
李大伯把烟灰磕在一个做工粗糙的陶瓷烟灰缸里,那烟灰缸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捏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儿子小时候做的。
“祖宗的房子,不能搬。”他只是重复着这一句话。
村里人都议论开了。
“李大伯真是倔,那么多钱不要,非得守着那破房子。”
“听说政府给的补偿能买县城两套房了。”
“可不是,我家那老头子都眼红,说李大伯是老糊涂了。”
我去小卖部买醋的时候,听到几个大妈这么聊着。小卖部的收银台上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正播放着某个戏曲节目,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信号不好。
我路过李大伯家的时候,看见他正在院子里浇花。那些花种在几个破旧的水泥盆里,有些盆子已经裂了,用铁丝缠着。花却开得很旺,红的黄的紫的,一片生机。
他看见我,朝我招招手:“来,喝杯茶再走。”
我有些犹豫,但还是进了院子。
他的茶桌上放着一份报纸,是上周的《县城日报》,头版是关于拆迁的消息。报纸边角已经有些发黄,像是被翻看了很多遍。
“大伯,您真的不打算搬啊?”我忍不住问。
他没直接回答,而是指了指院子一角:“看见那井了吗?”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院子角落确实有口老井,井沿是青石的,已经被磨得很光滑。井口上方有个简易的木架,挂着辘轳和水桶。
“那井,我爷爷的爷爷挖的。村里人家里水缸干了,都来这里打水。打完水,坐在院子里乘凉,讲讲家长里短。”李大伯眼神有些迷离,“我小时候,夏天晚上,全院子的人都搬着板凳出来,听收音机,扇着蒲扇,那个热闹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低头喝茶。茶已经有些凉了,但还是能尝出那股淡淡的苦涩和回甘。
“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念想。”李大伯说完,拿起那个缺了口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水。
我离开时,看见他家门口的老榆树上,有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着。树干上钉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木牌,上面写着”李家老宅”几个字,笔迹已经模糊,但依稀可辨。
拆迁的事情好像陷入了僵局。
夏天过去,秋天来了,村里的田地收割完毕,稻草垛堆在田埂上,远远望去像是一个个金色的小山丘。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香味,混合着燃烧枯枝的烟味,是我记忆中每年都会有的气息。
我在村口遇到了张建国,他骑着辆电动车,车后座绑着个公文包,皮都有些开裂了。他看起来很疲惫,头上冒出了不少白发,眼袋也比以前重了。
“还是没说服李大伯?”我随口问。
他苦笑了一下:“项目都延期了,上面催得紧啊。”
“要不就绕着他家建?”我提议。
张建国摇摇头:“规划不是这么改的,而且这一家特殊,其他人也会有想法。”他说完,骑着车走了,留下一阵尘土。
村里人对李大伯的态度慢慢变了。一开始是埋怨,说他一个人拖了全村后腿。后来变成了冷漠,见面不打招呼。再后来,竟然有人开始躲着他,好像他成了什么不祥之物。
李大伯似乎也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他依然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早上五点起床,挑水,扫院子,喂鸟,然后坐在槐树下看报纸。用的是一副老花镜,镜腿用胶带缠着,看着随时会断。
有一次下雨,我路过他家,看见他站在屋檐下,望着雨水从瓦片上流下来,滴在院子里的石板上,溅起一朵朵小水花。他的神情那么专注,好像在看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小时候下雨,也总喜欢看雨滴打在水洼里的样子。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连下雨都嫌烦了。
事情发生了转机,是在深秋的一个傍晚。
那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我刚从地里回来,手上还沾着泥土。村口聚集了不少人,都朝着李大伯家的方向指指点点。
我好奇地走过去,挤进人群,看见几辆车停在李大伯家门口。不是普通的车,车牌是政府的,还有一辆上面写着”文物保护”的面包车。
李大伯站在院子里,身边是张建国和几个西装革履的人。那些人手里拿着各种仪器,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神情专注而兴奋。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原来,张建国在翻阅村志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记载:清朝道光年间,有位在京为官的乡绅回乡建房,死后葬在自家宅院之下。那位乡绅据说颇有学问,著有诗集数卷,是当地有名的才子。
这个记载引起了张建国的注意。他找人查了县志,发现那位乡绅名叫李元芳,正是李大伯的先祖。而且,李元芳不仅有文名,还曾参与修纂《四库全书》,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学者。
这个发现让张建国立刻上报了文物部门。如果属实,李家老宅下可能埋着清代名士的墓葬,那可是重要文物!
专家来了之后,用探地雷达在院子里勘测,果然在地下三米处发现了异常。初步判断,那里很可能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墓葬。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李大伯卧室的墙壁夹层中,发现了一个木匣子,里面竟然装着几本已经发黄的手抄本,初步鉴定是李元芳的诗集手稿,价值连城。
李大伯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惊讶。
“我爷爷跟我说过,祖上是个读书人,院子里有古怪。”他只是这么说,然后继续给他的画眉鸟换水,“所以我一直没让人动过这院子,连口井都没填。”
一位专家激动地说:“李先生,您这是为国家保存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李大伯笑了笑,笑容像是阳光下的皱纹,深刻而温暖:“我就是觉得,老房子有灵性,不能说拆就拆。”
事情很快有了结果。李家老宅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拆迁规划也做了调整,绕开了这片区域。不仅如此,政府还拨款修缮李家老宅,准备打造成一个小型的民俗博物馆,展示当地的传统文化。
李大伯成了村里的名人,电视台都来采访他。采访那天,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显得那么从容。一边回答记者问题,一边给他的老茶壶加水,那茶壶上有个小裂缝,水沿着裂缝慢慢渗出来,在桌子上留下一圈水渍。
村里人的态度又变了。现在见了李大伯,都笑脸相迎,称他有先见之明。曾经说他”倔”的人,现在说他是”有骨气”。
我去他家喝茶的时候,院子里放了张新桌子,是政府送的红木的,看着就值不少钱。但李大伯依然习惯坐在那张老石桌前,那桌子上有一道裂缝,裂缝里长了一些青苔。
“大伯,您早就知道地下有古墓吧?”我忍不住问。
李大伯把玩着手中的茶杯,那个缺了口的搪瓷杯还是老样子。窗外,一只蟋蟀在鸣叫,秋风卷起几片落叶,落在院子的角落。
“知道一点吧,但也说不清楚。”他慢慢地说,“我爷爷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咱们李家祖上有功名,留下的不只是这座房子。我爹也说过类似的话,说这院子地下有古怪,不能乱动。”
他顿了顿,露出一个有些狡黠的笑容:“不过,要说我一开始就知道是什么古墓,那倒也没有。就是觉得,老房子住久了,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哪能说拆就拆。”
我点点头,突然注意到石桌下有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黄瓜,看起来是刚从地里摘的,表面还带着露水。
李大伯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啊,那是小王送来的,他家黄瓜长得好。你带些回去吧。”
小王是村西头的,前段时间还在背后说李大伯”糊涂”,现在倒送起黄瓜来了。
“对了,”李大伯突然说,“你上次不是说想看看我爷爷留下的那本老账簿吗?我找出来了。”
他起身,从屋里拿出一本发黄的册子,封面都快散了,用红绳捆着。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记录着几十年前的农活和收成。
有一页特别引人注目,上面记着”修井一口,请匠人三日,酬银二两”。我仔细一看日期,正是一百多年前。也就是说,院子里那口老井,确实是李家祖上挖的。
“这些字迹,可能就是那位李元芳老先生的。”我不禁感叹。
李大伯笑了笑:“谁知道呢,反正是祖上留下的。”
他的话让我若有所思。也许,对李大伯来说,那些文物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值多少钱,能不能换来拆迁补偿。而是因为,那是家族的记忆,是根的所在。
冬天到了,村里的拆迁工作仍在进行,只是绕开了李家老宅。每天都有推土机和卡车的声音,尘土飞扬中,一座座老房子倒下,新的建筑框架慢慢立起来。
李家老宅周围被规划成了小型文化公园,专家们还在继续发掘地下的古墓。据说,初步勘探显示,那座墓葬中可能还有更多文物。
一个下雪的日子,我又去了李大伯家。院子里积了一层薄雪,他坐在廊下,穿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个小铲子,正在给一盆不知名的植物松土。那盆植物叶子已经枯黄,但根部似乎还有生机。
“这是我娘留下的月季,”他看见我,解释道,“冬天了,得把它移到屋里去,不然冻坏了。”
我注意到,他家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在雪白的背景下格外鲜艳。还有几个南瓜,放在一个木架上,黄澄澄的,像是几个小太阳。
“大伯,这老宅以后就是景点了,您打算怎么住?”我问。
他轻轻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眼睛望向远处:“住着呗,跟以前一样。政府说了,我可以当这里的义务讲解员,给来参观的人讲讲咱们村的历史。”
一只麻雀飞到院子里,在雪地上留下一串小脚印,然后又飞走了。
“你看,”李大伯指着那串脚印,“小时候下雪,我最喜欢看鸟爪印,总觉得像是有人用毛笔写的字。”
我笑了:“我小时候也这么觉得。”
他慢慢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普通的”红金龙”,包装都有些皱了。他抽出一根,在手里捏了捏,然后又放了回去。
“戒了,”他说,“医生说不能抽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烟袋锅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用了,放在架子上积了一层灰。
“你说,那些古董文物,值多少钱?”他突然问我。
我愣了一下:“这个,我哪知道,得专家评估。应该很值钱吧。”
他摇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我爷爷的爷爷,我都没见过,他留下的东西,对我来说,值钱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李大伯继续说:“但是这口井,我从小喝到大的水;这棵树,我小时候在下面玩泥巴;这些砖墙,冬天暖和,夏天凉快……”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像是在自言自语,“这才是我的,是我的命根子。”
雪又开始下了,一片片雪花从天上飘下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也落在那盆枯黄的月季上。
“明年开春,这月季还会开花的。”他望着那盆植物,眼里闪着光,“我娘说过,这品种特别顽强,冬天看着都快死了,春天一到,又是第一个冒芽的。”
春天真的来了。村里的拆迁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新建的”青山翠谷”文化旅游区初具规模。李家老宅被修缮一新,青砖黛瓦,古色古香,成了整个景区的一个重要景点。
地下的古墓也完成了发掘,出土了不少文物,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清代官服和几卷手抄的诗集。这些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还有几位北京来的专家专程前来研究。
李大伯的月季果然开花了,红得像火,开在院子的角落,衬着那口古井,别有一番韵味。
我又去找李大伯喝茶,发现院子里多了几张桌椅,还有一个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李家古宅参观指南”几个字。
李大伯穿着一件新衬衫,头发也理过了,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但他还是用那个缺了口的搪瓷杯喝水,还是坐在那张老石桌前。
“听说您现在是’文物保护义务宣传员’了?”我笑着问。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就是讲讲故事,给来参观的人听。讲我知道的那些老事情。”
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院子,好奇地东张西望。李大伯立刻站起来,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开始给他们讲解。
“这口井啊,有两百多年历史了,是我们家祖上挖的……”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是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
小学生们围着他,眼睛亮亮的,充满了好奇。他们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对这个古老的院子充满了兴趣。
讲解结束后,李大伯回到石桌前,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眼睛。
“累了吧?”我问。
他摇摇头:“不累,挺好的。能把这些老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比啥都强。”
我注意到石桌上放着一本崭新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什么。凑近一看,竟然是李大伯手写的村里的老故事和习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很认真。
“准备资料呢?”我指着笔记本问。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是啊,怕忘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
阳光透过院子里的老槐树,在地上落下斑驳的影子。一只蜜蜂嗡嗡地飞过,落在那盆开得正艳的月季上。
“你看,”李大伯指着那只蜜蜂,“生活还是老样子,只是我们换了种活法。”
我点点头,突然明白了什么。也许,对李大伯来说,守着这座老宅,不只是为了一个居所,更是为了守住一段记忆,一种生活方式。而现在,他找到了新的使命——把这些记忆传递下去。
“对了,”他突然想起什么,从屋里拿出一个小包袱,“这是我家祖传的茶叶罐,瓷的,听说也值钱。我想送给你。”
我连忙推辞:“这是文物啊,应该交给博物馆。”
他笑了:“那些真正值钱的已经都给博物馆了。这个不值钱,就是个普通的老物件,但对我有意义。我想送给能理解它意义的人。”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包袱,打开一看,是个蓝白相间的瓷罐,釉色已经有些剥落,罐盖上有个小裂缝,用胶布粘着。
“谢谢大伯。”我真诚地说。
我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李家老宅。阳光下,那座古老的建筑显得那么安静而坚固,仿佛已经在这里站了几个世纪,又仿佛还将在这里站几个世纪。
院子里,李大伯弯下腰,小心翼翼地给月季浇水,动作轻柔,就像是对待一个孩子。
或许,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守护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即使它们在别人眼里不值一提。
来源:番茄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