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后，宋庆龄就带着两个养女，从上海赶到了北京，看着已经沉眠的周总理，宋庆龄心中非常悲痛，因为她知道，周总理疲劳过度，身体已经经受不住，多年的革命岁月走下来，周总理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只留给人民巨大的思念。

1976年一月中旬，宋庆龄带着沉重的心情，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养女，告诉她们：

“跟我一起去总理的追悼会”。

随后，宋庆龄就带着两个养女，从上海赶到了北京，看着已经沉眠的周总理，宋庆龄心中非常悲痛，因为她知道，周总理疲劳过度，身体已经经受不住，多年的革命岁月走下来，周总理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只留给人民巨大的思念。

一生端庄从容的她，在看到周总理的那一刻，再次掩面痛哭起来。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些话语声不断响起，有的人看到宋庆龄赶了过来，连忙关心宋先生的身体，关心的人永远是大多数的，但这个时候，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始终在挑战着在场的人的耐心。

直到有一些声音说出来，宋庆龄心里非常愤怒，然后带着两个养女离开了周总理的追悼会现场。

那么是什么声音让宋庆龄如此愤怒呢？

宋庆龄与周总理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交情呢？

我们把目光返回到1924年的广州，这个时候的广州，因为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可以说是革命的中心与希望的灯塔。

这一年，宋庆龄随孙中山南下，致力于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

同样是1924年，在九月份，周恩来从欧洲归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负责广东、广西、香港等地党务工作，在国共合作之后，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先后担任政治教官，后来在张申府‬的推荐下，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而‬黄埔军校的成立，是国共合作的重要象征。

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强调军事与政治并重，宋庆龄站在一旁，静静注视着台下的年轻面孔，周恩来则忙于组织学生队列，确保典礼顺利进行。

宋庆龄先生后来曾回忆：周恩来虽年少，却已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的领导人。

她对他的初印象清晰而深刻。

那时的周恩来，不仅在黄埔军校教授政治课程，还参与编写教材，组织学生讨论三大政策，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倾注心力。

他在第一次东征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平定陈炯明叛乱后，又在第二次东征中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展现出卓越的军事与政治才能。

宋庆龄对此深有感触，她曾陪同孙中山视察东征前线，目睹周恩来的指挥风采。

同样的，宋庆龄在陈炯明叛乱后临危不乱的风范令人感佩，周恩来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于是乎，他特意邀请宋庆龄到黄埔军校演讲，宋庆龄欣然应允，她的言辞激励了师生，也为两人日后的合作埋下伏笔。

1927年，两人再次在汉口相会，5月27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发起“北伐红十字会”，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大会。

宋庆龄发表开幕词，呼吁全社会将“精神、知识、时间和金钱”贡献给北伐事业。

从上海“四·一二”白色恐怖中脱险的周恩来出席会议，发表演说支持宋庆龄的倡议，并提出发动各方力量参与救护工作的具体建议，次日，汉口《民国日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宋庆龄这一次的倡议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宋庆龄也开始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股特殊力量。

宋庆龄虽然没有兵权，也没有政权，但却是所有国人心中最敬佩的国母。

在蒋介石背叛的革命之后，国民党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共产党的，反对共产党的派别叫做国民党的右派，也被认为是顽固派。

而宋庆龄选择与国民党左派共进退，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背叛。

她在上海发表声明，谴责蒋汪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决心继续革命道路。

周恩来则投身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筹备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周恩来与贺龙、叶挺等人领导起义成功。

南昌《民国日报》当日刊登了宋庆龄领衔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宣言，严厉批判蒋汪叛变，随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包括了‬宋庆龄、周恩来等25位‬重要人物，宋庆龄也被推选为主席团七人之一。

起义后，宋庆龄在一篇题为《中国目前的形势》的文章中写道：

“这些暴动是分散的，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

她坚信革命将迎来胜利。

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南昌起义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周恩来等人抗争的肯定，起义部队虽在南下途中受挫，最终撤至广东东部，但这一次起义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

刘少奇在建国之后，曾经如此‬评价过宋庆龄：

“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

1936年，日本侵略步步紧逼，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高涨，此时国内反对内战的声音越来越大，一直到西安事变，这个事变彻底成为国共关系的转折点。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宋庆龄从民族大义出发，主张和平解决，避免内战加剧，她拒绝签署谴责张、杨的声明，同时通过兄弟宋子文与我党‬沟通。

宋子文找到宋庆龄，希望了解我党‬态度，宋庆龄联系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获悉我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人赴西安谈判的方针，她将这一消息告知宋子文，并建议宋美龄前往西安，与张、杨及中共代表协商。

她甚至起草了一份英文声明，表示若有必要，愿亲赴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周恩来则以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西安，12月17日与张学良、杨虎城会面，提出军事上准备迎击南京夹击、政治上争取蒋介石大部的策略，周总理的这个提议，是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关键。

随后，周总理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阐明我党对于和平解决的六项主张，在周总理的努力下，最终促成蒋介石同意协议。

对于周总理处理这件事情的能力，宋庆龄高度称赞，周恩来‬对宋庆龄在其中的表现，也是非常钦佩，两人的立场一致，配合默契，不仅结束了内战，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抗战期间，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募集国际援助支持抗战。

她明确指出：

“游击区最缺乏资金和医疗物资，我们始终特别关心中国游击队的需要。”

因此，大量物资被送往我党‬领导的根据地。

1942年2月，她将12000美元捐款转交周恩来签收，用于支持八路军医疗工作，1944年9月，一台大型X光机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运抵延安，周恩来电告收到后，表示了深深的感谢，此外，她还将外国捐款通过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分发，确保物资到达最需要的地方。

周恩来全力支持“保盟”工作，他曾当面告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华侨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敌而踊跃捐资，要求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接收援助，并请大使转告港督关照。

他还通过王安娜搜集敌后根据地的社会设施资料，特别是医疗、难民和孤儿的情况，协助宋庆龄制定援助计划。

1945年8月30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拜访宋庆龄，毛泽东深情感谢她在抗战最艰苦时期提供的药品与物资，称其对根据地的帮助无法估量，宋庆龄则表示，若“保盟”不援助游击战士，那么存在则没有意义，就是因为有着我党领导的游击队，这一切才有了意义。

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被解放军全面击败，在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被邀请参加新中国建立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且被推举为国家领导人，成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之一。

1950年10月，周总理提议宋庆龄创办对外宣传刊物，向世界展示新中国，1951年1月28日，两人在北京商议此事，周恩来推荐陈翰笙协助工作，并邀请宋庆龄共进晚餐，讨论刊物筹备细节。

周总理建议借助上海中国福利会的干部力量，宋庆龄欣然同意。

也是这一年《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宋庆龄强调保持独特风格，避免与《北京周报》雷同，周总理支持这一意见，指示编辑部“对象方针不变”。杂志报道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窗口，后发展为《今日中国》，影响至今。

在外交领域，宋庆龄积极倡导“和平共处”，她在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提出，和平需建立在“民族平等和互利关系”基础上，强调“中国愿意同任何人和平共处，但不意味着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膝”。

宋庆龄的观点，与周恩来1953年12月31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度契合。

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阐述这一原则，后在访问印度、缅甸时将其升华为国际关系准则，获周边国家认同。

两人共同塑造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和平形象，为国家发展争取了外部空间。

1976年，周总理因病离去，宋庆龄带着两个养女参加了追悼会，当时四人集团对周总理的态度不好，总是说一些不利于周总理的言论，他们在当天害怕群众的怒火淹没他们，所以不敢对周总理不敬，但是转头却说了宋庆龄。

他们说宋庆龄与周总理是一派的。

这些话让宋庆龄听得非常愤怒。

周总理是哪一派？

周总理一直以来，都是站在人民这一边，为人民服务，为国家贡献，所以周总理一定是爱人民这一派的，宋庆龄对他们的话非常不满，于是愤怒转身离去。

但这件事情，也只是个小插曲。

宋庆龄视周总理为最好朋友之一，1977年她在《怀念周恩来总理》中写道：

“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而周总理则称她为“国之瑰宝”，足见彼此的敬意。

这份友谊在新中国时期绽放出新的光芒，几十年岁月过去，他们心中始终把彼此当作最好的朋友，这已经是最高贵的友情。

来源：谈事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