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3月，96岁的香港富豪李嘉诚再次站在舆论风暴的中心。这一次，他抛售的不仅是价值228亿美元的43个全球港口资产，更是一场牵动中美战略博弈、撕裂民族情感的历史性事件。当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被美国贝莱德财团收入囊中时，这场交易已远非

2025年3月，96岁的香港富豪李嘉诚再次站在舆论风暴的中心。这一次，他抛售的不仅是价值228亿美元的43个全球港口资产，更是一场牵动中美战略博弈、撕裂民族情感的历史性事件。当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被美国贝莱德财团收入囊中时，这场交易已远非“商业套现”所能定义——它暴露出全球化退潮时代资本与国家利益的尖锐冲突，更叩问着所谓“商业自由”背后的历史责任与道德边界。我这里想从三个方面谈一谈个人感受。

第一，从“黄金水道”到“地缘绞索”：巴拿马运河的战略之重。巴拿马运河，这条1914年通航的“世界桥梁”，承载着全球6%的海运贸易量，更是中国与拉美60%贸易往来的生命线。2024年，中国6400万吨货物经此穿行太平洋与大西洋，占运河总货运量的22.7%。这条水道不仅是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的战略支点，更是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的“七寸之地”。然而，当李嘉诚将运营27年的运河港口控制权拱手让予美国资本时，这条“黄金水道”瞬间沦为悬在中国航运咽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美国对此早有布局。特朗普年初高调宣称要“武力收回运河控制权”，贝莱德财团董事会中三名五角大楼前高官的身影，以及美方计划对中国船舶征收单次150万美元“政治附加费”的提案，无不昭示着资本交易背后的军事与政治图谋。正如《大公报》所言，这绝非单纯的商业转让，而是“地缘绞杀”的关键一环——美国可通过算法限流、差别化费率、甚至“长臂管辖”等手段，系统性打压中国航运企业，彻底瓦解中国在拉美数十年的战略布局。

第二，“撤资教父”的历史悖论：这是商业理性还是民族背叛？李嘉诚的“撤退艺术”向来精准。2015年抛售内地资产转投英国基建，被舆论讽为“别让李嘉诚跑了”；如今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敏感时刻，他又将战略资产售予美国资本，可谓在民族情绪的伤口上再撒盐。尽管其支持者强调“商人无国界”，但历史的天平早已倾斜——当张謇以实业救国对抗列强资本、霍英东顶着港英政府封锁为内地输送物资时，他们用行动定义了“商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永恒价值。相比之下，李嘉诚在声明中强调的“规避地缘风险”“优化资产配置”，在民族大义面前显得苍白而冷漠。

更令人警惕的是交易中暗藏的数据主权危机。港口智能调度系统与船舶安检数据库的移交，意味着美国可精准掌握中国商船货物类型、航行轨迹等战略信息，为对华制裁提供“靶向导航”。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曾以“安检”为由滞留中国货轮72小时导致订单违约，这种“系统性打压”的预演，或将因数据掌控而升级为常态。

第三，沉默背后的制度困局：资本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博弈迷思。面对两任香港特首的公开批评、港澳办官网罕见转发檄文、民间“背叛全体中国人”的声浪，李嘉诚的持续沉默暴露出更深层的制度困境。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既无《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机制，亦未建立类似美国CFIUS的“战略资产审查制度”，使得这类表面合法却危及国家利益的交易陷入监管真空。当《大公报》质问“为何将战略咽喉拱手让于美国霸权”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资本全球化的叙事下，单纯依靠“文化认同”或“舆论施压”来约束跨国资本，无异于与虎谋皮。

这种困局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治理悖论。注册于开曼群岛的长和实业，其离岸架构本为规避监管而生，却在关键时刻要求其承担“中国战略责任”，制度设计上的割裂显露无遗。正如欧盟《关键实体韧性法案》（CER）将能源、交通等列为“关键资产”，中国亟需建立战略设施交易审查机制，将港口、数据中心等纳入国家安全清单，方能在资本自由与国家安全间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那么面对这样的窘境，我们该如何破局呢？实际上，针对这一危机，中国的反击已悄然展开。3月中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马辉专机抵达巴拿马，与当地政党达成深化合作承诺，试图在美方控制港口运营权后重建战略平衡。与此同时，国内舆论场关于“建立离岸中资企业责任纽带”的讨论升温，主张通过国资持股、法律协议等方式，将海外中资纳入国家战略框架。

更深远的变革在于全球航运格局的重塑。当美国试图通过控制巴拿马运河扼住中国命脉时，中国正加速布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非洲吉布提港等替代节点，同时以占全球50%的造船份额为依托，推动智能码头系统与物流标准的全球输出。这种“去中心化”的抗衡策略，或将改写百年来的海运权力图谱。另外对李嘉诚个人来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对他实行惩罚性措施。这对他本人和其他相关企业来说是一种警醒，更是一种鞭策。#大公报：停止交割港口切勿因小失大#

来源：明话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