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巨保 | 新石器时代晚期粤北、粤西的稻作文化——以曲江石峡、封开杏花河遗址为中心

摘要：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栽培稻遗存，以曲江石峡文化遗址和封开杏花河文化遗址为代表，两者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都发现了栽培稻遗存，这些稻作遗存为研究岭南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和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由粤北传播而来的石峡古稻在杏花河地区实现了突破，逐渐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发展。杏花

摘要：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栽培稻遗存，以曲江石峡文化遗址和封开杏花河文化遗址为代表，两者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都发现了栽培稻遗存，这些稻作遗存为研究岭南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和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由粤北传播而来的石峡古稻在杏花河地区实现了突破，逐渐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发展。杏花河文化与石峡文化虽然分布在广东省的不同地区，在考古学文化和稻作农业上有较大的差异，但他们的年代基本相同，具有相近的生活方式和祭祀习俗，表明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相互交往与交流的可能性。广东史前稻作农业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不多，时间较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稻作农业起源研究者重视。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和文物普查的开展，尤其是广东英德牛栏洞水稻硅质体的发现，广东地区的稻作农业起源问题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162。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栽培稻遗存，主要集中在粤北粤西区域内，粤北以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为代表，粤西以封开杏花河文化遗址为代表。粤北石峡文化遗址发现的栽培稻遗存，被学界认为是广东考古学史上最先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稻作农耕文化[2]153。随着石峡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的逐步深入，石峡文化所处的粤北地区无疑是重要的稻作文化区之一。学者们对石峡古稻的演化和属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①。粤西杏花河稻作文化遗址发现的比较晚，栽培稻遗存不多，在封开杏花河簕竹口遗址发现距今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水稻硅质体[3]38，在乌骚岭遗址出土了距今4000年的稻作遗痕[4]，为岭南古栽培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稻作文化研究领域专家张文绪、向安强等人围绕杏花河古稻年代、品种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②。由于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时至今日，其演化特征仍然不清。粤北曲江石峡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4700—4300年古栽培稻，粤西杏花河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年左右古栽培稻，在粤北和粤西大致同一时间段发现的稻作遗存，值得深思。经研究发现，两地交往密切，粤西封开杏花河古稻可能由粤北曲江石峡传播而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曲江石峡古栽培稻仍然处在原始普通野生稻向粳籼稻演化阶段，在自然选择和人工干预下，由粤北传播而来的石峡古稻在杏花河地区实现了突破，逐渐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发展。在这一阶段，先民也开始利用工具对植物类食物进行碾磨加工，推断当时已经出现了栽培稻种植，虽然两地在发展进程上有所不同，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两地都进入一个水稻种植、狩猎和植物采集并重的社会，稻作农业生产已成为先民的主要生产活动，在生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粤北曲江石峡与粤西封开杏花河稻作文化遗址在杏花河文化遗址和石峡文化遗址，同一历史发展阶段都发现了栽培稻遗存，这些稻作遗存为研究岭南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和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下面就两处稻作遗址进行简要概述：（一）粤北曲江石峡稻作文化遗址曲江位于粤北中部，北江上游，环抱韶关市区，依傍五岭南麓，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连珠江三角洲，有“广东北大门”之称，是五岭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石峡文化遗址位于粤北曲江县城马坝镇西南2.5公里，分为四期文化遗存，前石峡文化层、石峡文化层、石峡三期文化层以及石峡四期文化层，石峡第二期文化遗存称石峡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5]11。该遗存群典型的稻作遗址有：石峡遗址、坭岭山岗遗址、瓮源县坝仔镇下角垄遗址和曲江乌石镇床板岭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的米粒、稻谷、稻壳、稻秆等（表1）。表1石峡遗址出土水稻遗存一览表

（二）粤西封开杏花河稻作文化遗址封开县位于广东省西北部，地处西江流域地区中游，属丘陵山区。封开是古人类文明摇篮地之一，拥有丰富古文化遗产。目前在封开县杏花、罗董、渔涝、封川、江口等地共发现70多处古遗址和古遗物点，尤以杏花河畔最为集中，统称为杏花河文化遗址[6]19-22。该遗存群典型的稻作遗址有：簕竹口遗址、苦稔岗遗址、旧屋后山遗址、背后山遗址、斯文遗址和广信河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炭化稻谷、稻谷壳和稻壳印痕[7]104（见图1）。可喜的是，2003年初发现的广信河遗址，在一个朱色夹砂粗陶锅碎片上竟完整保存了4000多年前的稻谷壳[4]。

图1掺有稻谷的红烧硬土块及剥离面显现的稻谷、稻壳、稻印痕

（图片来源：张文绪、向安强等《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壳印痕研究》，载《中国水稻科学》2008年第1期，第104页。）

粤北曲江石峡文化与粤西封开杏花河文化年代接近。经C14年代测定杏花河文化与石峡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同，都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约距今4500年到4000年左右[8]52-53。这两个区域襟带相连，发展阶段相近、所处时代相同、气候环境相似、地理位置相邻，因而两者文化面貌之间存在不少共同因素，也有许多差异。二、新石器时代晚期粤北、粤西稻作文化研究（一）两地考古学文化特点比较粤北石峡文化和粤西杏花河文化同属于岭南地区古文化，是广东新石器晚期人类活动在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的呈现。因粤北石峡文化遗址和粤西杏花河文化遗址发现的稻作遗痕不够清晰，稻谷数量也不多，要对两地的稻作起源进行研究，必须要配以与稻作活动相关的生产工具，以及伴随稻作农业出现的陶器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才有望初步勾勒出人工栽培稻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全貌。我们将从两地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品的陶器、石器种类形制特点以及埋葬习俗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陶器是衡量史前农业有力的标志之一，它可以从侧面佐证农业的存在。陶器是为了适应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而产生的。像水稻等谷物，如果没有陶制工具进行炊煮很难下咽，有了陶器先民就有可能去存储种子，烹煮食物。首先，从出土的陶器进行比较，二者在器类上存在相似性，但在纹饰、器型组合上则有显著区别。从陶器的形制特点来看，两处遗址陶器形制特点均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平底器较少。其中，三足盘和圈足盘是石峡文化遗存中典型的器物，在杏花河罗沙岗遗址也发现了同类器物，但杏花河的三足盘、圈足盘与石峡文化同类器物在造型风格和装饰方面差异很大。石峡文化圈足盘子口带盖，圜底，圈足镂孔[5]393（图2，1）；三足盘有明显的子口，尖圜底，三足外弧。杏花河罗沙岗遗址的圈足盘外卷沿，平底，圈足没有镂孔（图2，2）；三足盘则略成外折沿，近平底，三足内弧[6]28。

图2石峡文化遗址与杏花河罗沙岗遗址出土圈足盘的形制特点比较

从陶器类型来看，石峡文化中最富有地方特色的带盖盘形鼎、盆形鼎、圈足甑、盖豆等器物，在杏花河乌骚岭遗址及其同类遗址中是没有发现此器类组合。在杏花河文化遗址发掘出的泥质印纹陶罐、素面宽沿浅盘、碗、弦纹细把豆等，在石峡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石峡文化遗存的炊具主要是鼎、鬶、三足盘，杏花河地区炊具主要是圜底釜，石峡文化反映出先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炊煮器、饮食器比较齐备。从陶器的颜色纹饰观察，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素面为主，约占70%以上，纹饰以曲尺纹、篮纹（条纹）为主，还有附加堆纹、压点纹、方格纹、漩涡纹和弦纹等[9]35。陶罐、陶豆腹部饰附加堆纹，三足上饰刻划纹，圈足上最常见的是由大小圆孔、椭圆孔组成的镂孔装饰，美观且适用。几何印纹陶比例很小，印纹一般为单一纹饰，仅见方格纹、曲折纹、旋涡纹、重圈纹、印痕浅且显得错乱。杏花河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以灰褐色和灰黄色为主，约占70%，陶器纹饰简单，仅见绳纹、篮纹几种[10]21。杏花河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无论是夹砂陶还是泥质陶素面纹占比较大，几何印陶比例不大，云雷纹陶不发达，印纹中已出现不少复线长方格纹、方格凸点纹、双线菱格凹点纹和编织纹。从陶器的制作技术来看，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泥质陶盛行圈足罐，也有凹底罐、折肩罐、有流带把壶以及和弦纹细把豆[11]32。杏花河类型文化遗存的陶器，以夹砂陶釜和三足盘为主[6]38。夹砂陶器形有鼎、罐、碗（器盖）、大圈足器、制陶工具等，以泥质陶圈足盘及小型石器为基本特征。在陶胎硬度上，杏花河簕竹口遗址出土的全部陶片都是夹砂陶，砂粒略粗，含有较粗的石英砂类，烧制时火候不高，质地粗劣、较厚、易破碎[10]38。石峡文化陶器虽然还没有达到硬陶的标准，但经实验测定，烧结火候为1000℃，器胎最薄处达0.15厘米，陶器烧制水平比杏花河文化要高[9]171。其次，从出土的石器来看，稻作农业已成为先民的主要生产活动。石峡是迄今为止广东省境内发现石质生产工具的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工艺制作水平最高的文化遗址。生产工具有石䦆、石铲、大型长身石锛、梯形锛、有段锛、石钺、石镞、石凿等，还有磨盘、磨棒和一些打制石器[5]55-57。其中大型长身锛、石铲、石钺是最富地方特色的生产工具。杏花河文化遗址发掘出的石器工具有穿孔石铲（或称斧）、锛、䦆（弓背形锛）、钺、凿、镞、矛、戈、刀等。在石峡文化遗址出土较多的器体扁薄而大的穿孔石钺，仅在封开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存中发现1件[6]29-31。从两地出土的磨制石器来看，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切割、一面钻孔、细磨和抛光等技术，此外，当时人们已经懂得石器的选材，主要选用板岩、砂岩和河砾石。石峡文化遗址多见大型石质工具和有段石器，在杏花河乌骚岭等遗址中这类器物少见或不见，多见有肩石器。在杏花河文化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锥状足和按窝的鼎足器在石峡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在石峡文化和杏花河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数量极大的石镞、矛、戈和石刀等狩猎工具，可推断狩猎在当时生计中应占较大比重。这些石器资料暗示，粤北石峡和粤西杏花河生活的先民们开始注重食物营养的吸收，开始对植物类食物进行碾磨加工，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形态强调植物食物的采集、挖掘、种植以及狩猎，证明当时稻作农业已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活动。再者，从两地出土的装饰品进行分析，形制相近，纹饰风格有异。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装饰品类型复杂多样，有璧、琮、瑗、环、玦、璜、笄、绿松石石片及各类精美的坠饰[5]73，其中璧、琮、瑗是代表权威或财富的饰物。这些琳琅满目的装饰品加工比较精细，多为较大墓葬的随葬品。杏花河文化遗址出土了石琮和石镯（或称臂环）等装饰品[6]29，数量较少、类型单一。从两地出土的装饰品品种上来说，杏花河文化遗址出土的装饰品显然没有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品种丰富。石峡文化遗址所见者多用粗犷的云雷纹组成兽面纹，而杏花河禄美村遗址所出者为规整、细小的带状云雷纹图案。最后，从墓葬形制来看，属于不同的丧葬文化类型。石峡文化墓葬可分为一次葬和二次葬墓[12]26，其中以火烧墓穴、二次葬墓最具特色。石峡墓坑大，一般都较深。随葬器物有两套，一套是一次葬的，另一套是二次葬时另行配置的，二次葬时，尸骨归拢放置于墓穴东南隅，部分二次葬尸骨堆上或附近撒有鲜红的朱砂，这种火烧墓穴、拣骨葬和一墓有两套随葬品的情况，在全国新石器时代墓葬极为罕见或不见[13]197。杏花河墓葬形制是小型二次葬墓穴[14]7，墓坑小而浅，分布密集，墓坑经火烧烤，随葬器少而破碎，应该是从一次葬墓坑随同尸骨一起迁至二次葬墓坑，没有另行配置随葬品，尸骨多放置在墓穴下部。杏花河氏族公社公共墓地实行迁墓（二次葬）前，有火烧墓穴的习俗。杏花河墓葬密集有序排放，石峡文化墓葬分布不似杏花河墓葬密集。在封开杏花河个别墓葬出土了与石峡文化墓葬相同或相似的弓背形锛、圈足盘、三足盘和豆等器物，可称为石峡文化类型的墓葬。总之，在墓葬方面，二者属于不同的丧葬文化类型，杏花河个别墓葬仍然可以找到石峡文化墓葬的影子。从随葬品数量以及工艺制作水平来判断，在当时已经有贫富分化的迹象。从石峡和杏花河两地出土的陶器、石器、装饰品及墓葬的特点，结合遗址所在自然环境比较，虽然两者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有各自的分布区域和地方特色，但它们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文化联系。从生产工具来看，杏花河文化发展较晚，生产力水平显然要比石峡文化低。（二）稻作农业上的比较石峡文化遗址和杏花河文化遗址发现有大量稻作遗存，结合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当时稻作农业已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活动。从古栽培稻品种来看，其性状特征已经脱离野生稻的性状，处于籼粳杂合的混沌状态。运用不同的方法来鉴定石峡和杏花河古栽培稻的品种，所得结果都有所偏差，但总的趋势较为一致。利用传统粒型分析法分析，石峡古稻是一个已脱离野稻特征的、从原始栽培稻向现代稻种过渡的、籼粳正在分化的杂合栽培稻种群[15]1698。运用粒型函数判别法和稃壳印痕分析，石峡古栽培稻是一个主流倾向粳稻的群体[16]21。传统粒型分析法和稃壳印痕分析都认为杏花河古栽培稻处于籼粳属性两极分化的模糊状态，更倾向于粳稻[7]106。以上信息，均暗示着石峡古栽培稻和杏花河古栽培稻已经脱离野生稻的性状，开始分化，仍处于籼粳杂合的混沌状态。在距今6000—5500年前石峡文化遗址发现了品种未知的稻米；在距今4700—4300年石峡文化层出土的炭化稻米，虽然与普通野生稻拉开了距离，但仍然处在原始普通野生稻向粳籼稻演化的过程中；封开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发现距今4000年的古稻也处于普通野生稻向籼稻过渡的混沌状态阶段，但同样发现于封开县苦稔岗遗址的史前稻谷被确定为粳稻。综上，初步推测，封开杏花河古稻可能由粤北传播而来，在人工作用下，逐渐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此外，根据米粒淀粉含量，人工稻又可以分为粘稻和糯稻，糯稻是栽培稻驯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品种，是先民对食味偏好培育和选择的结果。杏花河和石峡古栽培稻都疑似是糯稻。从稻作品种纯度来看，两地稻作品种纯度较差。杏花河和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片）上和墓葬中发现的稻粒、稻叶、稻壳等古栽培稻，品种比较混杂，稻谷籽粒大小不一，颗粒不够饱满，稻作品种纯度较差。石峡马坝遗址T47第③层窑穴出土的炭化米粒标本（图3），根据米粒形状，当时的古稻品种籽粒较短，从粒形看，包括籼、粳两大类。石峡古稻处在籼粳两种类型之间，不同长、阔、厚度的米粒都有，反映当时品种比较混杂，纯度较差，人工栽培程度较为原始[5]678。石峡古稻的种群包括野稻、籼稻、粳稻，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古稻仍保持原始的普通野生稻特征。

图3 石峡古稻

（图片来源：张文绪、向安强、肖东方《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载《作物学报》2006年第32卷，第1696页。）

从在杏花河文化遗址发掘的陶器（片）及墓葬烧土硬块中发现的稻粒、米粒、稻壳、稻印痕、秆秣等稻谷遗存来看，稻谷籽粒大小不一，不充实，不饱满，大粒无芒，瘪壳，不同长、阔、厚度的短粒型稻和长粒型稻都有，与现代一些古老的农家品种有许多相似点，反映当时品种比较混杂，纯度较差，处于水稻种植技术还比较原始的阶段[3]36。在农耕文化形态上，二者由植物采集和狩猎阶段向“锄耕农业”形态过渡。在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工具有䦆（弓背形锛）、斧、长身锛、铲（亦有称斧的），以及磨盘、研磨器等谷物加工工具，可以推断当时已经出现了栽培稻种植。在石峡文化遗址下层早期层位还发现居住建筑遗迹，是一种木骨泥墙长屋的地面建筑，泥墙中有稻作遗痕，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以种植栽培稻的定居聚落[17]23。同时，根据粤西杏花河文化遗址发现的古栽培稻，杏花河簕竹口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水稻硅质体，杏花河文化遗址出土的典型石农具等诸多因素分析，当时稻作农业在粤西杏花河区域获得充分的发展。总之，虽然缺乏当时水稻规模种植的证据材料，但从稻作遗存的出土单位来看，稻米除了用作食物外，还用来作燃料和建筑材料等，特别是其以随葬品形式出现在墓葬中，不仅满足日常之需，还用来祭祀。综上分析，水稻栽培在当时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在生计中应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结合石峡文化遗址和杏花河文化遗址大量出土的石䦆、长身石锛、石铲等生产工具，可推断原始农业应是基本经济部门。此外，石峡文化遗址和杏花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镞占比极大，说明狩猎也是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综合两地遗址的地理分布、稻作遗痕和工具分析来看，到了新石器晚期，杏花河和石峡传统的渔猎采集文化格局被打破，进入一个水稻种植、狩猎和植物采集并重的社会。（三）同周围原始文化的关系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石峡文化和杏花河文化也不例外，它们同周围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石峡文化与周围原始文化的关系主要分布于粤北的石峡文化与岭南内部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同时期文化有频繁的交流互动，与岭北江西樊城堆文化有紧密联系，同时受到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石峡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同期文化的交流互动。在珠江三角洲银洲遗址所出釜形鼎上，釜形鼎的器身沿用本地的折沿垂腹釜及流行纹饰，而下半部分则是在粤北石峡文化中流行的瓦形足，这样的瓦形足综合了珠三角和石峡文化的特色[18]89-90。此外，珠江三角洲宝镜湾遗址、银洲遗址、甘草岭遗址等地出土的陶豆、石串珠、石钺、玉环、玉琮等器物，也显示出这一时期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地区石峡文化的密切关系。石峡文化遗址地处粤北，珠江三角洲遗址地处粤中南部，南北地理环境虽然不同，有北江河谷相通，两种文化产生了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融合、创新。石峡文化同江西的樊城堆文化有一定的关联度。樊城堆类型文化遗存，是江西新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于赣江-鄱阳湖水系的一支主体文化[19]156。从地理位置和遗址分布上来看，粤赣两省交界接壤，从赣江到珠江上游的北江、由大庾岭的梅关到其他关隘要道，自古以来就是联通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渠道。樊城堆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赣中、赣北和赣南地区；石峡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广东与江西交界的地带，两地山水相连。从地面建筑的木骨泥墙房屋和发现栽培稻这两个方面来看，樊城堆文化遗址发现的房址和栽培稻遗迹，与石峡文化遗址所呈现的状况相近。从墓葬方面来看，樊城堆文化目前发现的六十座墓葬，可分为四类，其中江西新余市拾年山文化遗址的十多座东西向的竖穴土坑二次墓葬[20]167，与石峡文化遗址的墓葬最为相似。这类墓多为火烧穴墓，有的墓也有两套随葬品，随葬品以鼎、豆、壶为主[21]171。从石器来看，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盘形鼎和多种式样的鼎、豆、盘、鬶和有段石锛等，在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下层和修水山背遗址也出土了同类器物。从陶器方面来看，一些主要陶器的器形相同或相似，在陶质、陶色和纹饰上，二者亦有很大的一致性。石峡文化遗址中最有代表性的三足盘与樊城堆文化遗址同类器物既相似又有区别，樊城堆文化遗址三足盘以丁字形足为主，间有发现个别瓦状足三足盘。石峡文化是通过曲江、南雄达到赣江源头，由南向北顺流而下，在赣江中游这块小平原上传播、生根，樊城堆下层文化是石峡文化在赣江流域分布的一小部分[19]173。石峡文化同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鼻壶、玉琮、玉璧、穿孔扁斧和有段石锛等，都是浙江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以及江苏南部良渚文化（邳州大墩子遗址、吴县草鞋山遗址、无锡仙蠡墩遗址）的常见之物。例如石峡42号墓出土的一套扁宽状有段锛，在良渚文化寺墩遗址3号墓中可以找到相同的有段锛[22]180。双鼻壶是良渚文化遗址的标准陶器，在石峡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此类器物。另外，石峡文化遗址墓葬发现石笄、玉石璧、石钺，这些器物在形状、装饰上和早期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也相类似。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形制、花纹均具有良渚文化特点，石峡文化遗址105号墓出土的大玉琮和江苏吴县草鞋山上层墓葬出土的玉琮，从玉料、形制以及花纹几乎一样[23]185。从两地出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来看，既有生活用具、装饰品，又有“礼器”，对比可以看出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文化之间很早就发生了联系，交往频繁，石峡文化受良渚文化影响较大。石峡文化与福建闽西地区原始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福建长汀属于闽西地区，与粤东北地区、赣南南部毗邻，在福建长汀四都遗址采集到一件子母口瓦形足三足盘和两件扁平穿孔石斧（钺），1975年仙游县发现的两件弓背形石锛，与石峡文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基本相同[13]279-280，暗示闽西地区有石峡文化分布的可能性。粤北地区与赣南、江浙、闽西地区的自然条件基本一样，都适宜于水稻种植，地理上彼此邻近，有山口相通。所以，石峡文化完全可能走出今天的广东，传播到赣南、江浙和闽西。通过石峡文化若干器物与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同类器物的粗略对比，可以看出石峡文化遗址具有文化因素多样性和开放性特点。石峡文化在岭南的崛起，除了本身独特的风格外，也积极吸取了周邻文化的新因素，进行了“石峡式”的改造，终于在距今4500年左右形成一支独特的考古学文化。2.杏花河文化与周围原始文化的关系杏花河两岸新石器晚期（包括末期）遗存，不仅表现出与粤西地区（西江流域）、粤中地区（珠江三角洲）、粤北山地区（北江流域）同期文化的一致性，还与广西南部新石器晚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杏花河文化同珠江三角洲地区原始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有肩石器一般是农业生产工具，杏花河文化遗址有许多有肩斧和锛，是用霏细岩材质制作而成，在杏花河牛围山遗址发现的一件磨光大石铲也是霏细岩材质。霏细岩是广东南海西樵山制造有肩石器的主要原料，从其质地和外形可以推定，杏花河遗址霏细岩石器是在西樵山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沿西江传入粤西。杏花河禄美村遗址出土的玉石琮，其外形、规格与1984年在海丰县围白沙湖发现的两件玉琮相似[24]225，杏花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琮的表面雕有简单的纹饰，但没有海丰县围白沙湖出土的玉琮形象精致。粤西杏花河和广西桂南地区原始文化存在文化交流。粤西和广西桂南地理位置相距较近，在粤西杏花河文化遗址发现的形制奇特、磨制精细、大小和形状都有变化的不穿孔的大石铲，在广西桂南地区也有大量发现。两地出土的石铲，虽然年代不同、式样有别，总的来说大同小异，由此可判断粤西这些石铲有可能是在桂南制造的。在广西左右江汇合处大石铲遗址，往往把20件以上大石铲成堆成组式摆放，刃部朝天，柄部朝地，排列成圆弧形或圆圈形[25]19-20。这些石铲大而笨重，厚钝刃、没有使用痕迹，且相对易碎，有很高的雕刻和装饰技艺，说明大石铲并不具备实用功能。在这一时期，这些大石铲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演变成农业祭祀的礼器，具有一定的宗教属性。从出土的炭化稻米研究来看，仅从形态学（主要是长宽比及外观）分析，在广西资源县晓锦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炭化稻米与杏花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基本上都属粳稻类型，这些出土的米粒形状较现代粳稻为小，尚处于栽培稻进化较早阶段[26]163。杏花河古稻不排除从广西传入的可能。杏花河文化遗址墓葬习俗和器物的主要特点与湘江岱子坪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岱子坪遗址位于湖南省湘乡县西北，1980年正式发掘，揭露面积347平方米，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存，清理了97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27]1。杏花河文化遗址和岱子坪遗址都流行二次葬，墓穴短小且经火烤，都出土了圈足盘、三足盘、锥足釜形鼎、瓦状足盆形鼎、折盘圈足豆以及兽面纹玉琮等器物。夹砂陶圆锥足或扁锥足（上按圆窝或刻凹槽）釜形鼎在湘江岱子坪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地位突出，杏花河此类器物的出现[14]7，疑似岱子坪文化向南发展而产生的。此外，杏花河禄美村、乌骚岭、罗沙岗等遗址出土的玉琮酷似江苏省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遗址199号墓1号出土的琮[28]16，反映出两种文化存在联系，是否合乎实际，需今后有更多的出土资料来检验。无论是从遗址出土的石器、栽培稻，还是陶器和其他文化遗物的特征来看，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广东粤西地区、桂南、湘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晚期农业特征，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所不同，从侧面印证了杏花河文化与周围原始文化相互影响、互相交流的现象。三、结语稻作农业在华南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狩猎、采集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昭示着以水稻为基础而形成稻作农耕文化时代的开启。广东是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四千多年前粤北和粤西地区已经种植栽培稻，水稻在石峡文化和杏花河文化的先民日常生活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粤西与粤北两地在引导岭南地区的发展轨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杏花河文化与石峡文化虽然分布在广东省的不同地区，在考古学文化和稻作农业上有较大的差异，但他们的年代基本相同，在两地发掘的灰坑、土坑、窖穴以及墓葬中，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质生产工具、陶器、装饰品以及栽培稻遗存，表明二者有相同的生业形式，具有相近的生活方式和祭祀习俗，表明石峡文化与杏花河文化大体处于一个相同的农业经济发展期，尚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农耕社会阶段。虽然两地均缺乏足够的聚落方面的例证，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个地区的确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两者具有相同的生业形式和相似的生活方式，不难推断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相互交往与交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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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20世纪70年代，苏秉琦对石峡遗址文化特征、年代分期、社会发展做了初步探讨和研究，参见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载《文物》1978年第7期，第16—22页。杨式挺探讨石峡文化遗址年代分期、栽培稻遗迹，对部分栽培稻遗迹进行鉴定，是石峡稻作农业考古前驱性的著作。参见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载《文物》1978年第7期，第23—28页。21世纪以来，学界不断使用新方法对石峡古稻粒进行研究。张文绪、向安强等人对石峡古稻进行生物学分析，围绕石峡古稻的演化和属性进行了研究。2006年向安强、张文绪等人以普通野生稻、籼稻、粳稻和八十垱古稻为参照系，用性状差异显著性测定、欧氏距离比较、粒型判别函数等方法，对石峡文化遗址古稻稃壳双峰乳突印痕进行数据测定，对石峡古稻的属性问题进行判断。参见张文绪、向安强等《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载《作物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695—1698页。为了把石峡古稻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张文绪、向安强等人进行了个案分析。参见张文绪、向安强等《石峡遗址M104古稻稃壳印痕研究》，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20—23页。2014年，朱非素、杨式挺等编写完成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对石峡稻作文化的研究起到显著推动作用。参见广东省文物考古所、广东博物馆、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博物馆《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此外，学者们从生产工具、谷粒遗迹和陶器等不同的角度对石峡遗址的稻作文化遗存和环境进行研究。如曾骐研究石峡文化出土的陶器群，分析这一器物群的个性和共性，参见曾骐《石峡文化的陶器》，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第31—39页；吴建新对石峡文化遗址生计经济进行了探索，参见吴建新《从生计经济看石峡遗址》，载《广州文博》2020年第7期，第1—17页。

②由于封开杏花河文化遗址正式而详尽的考古报告未出，对封开杏花河文化遗址的研究文章大多只是依据挖掘简报和个别论文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相关研究不多，以致对封开杏花河文化遗址各文化层的出土情况，尤其是对该地区的稻作文化缺乏全面认识。张文绪、向安强等人围绕杏花河古稻年代、演变、品种及农耕形态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参见向安强等《广东封开杏花河发现的古栽培稻及相关问题探讨》，载《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第33—45页。张文绪、向安强等以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为标本，用水稻双峰乳突、粒型特征分析等方法，对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古稻品种属性进行了探析。参见张文绪、向安强《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壳印痕研究》，载《中国水稻科学》2008年第1期，第103—106页。

参考文献：

[1]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2]向安强.广东史前稻作农业的考古学研究[J].农业考古，2005(1).

[3]向安强，姚锦鸿.广东封开杏花河发现的古栽培稻及相关问题探讨[J].农业考古，2006(1).

[4]一场大雨惊现千年文物：广东封开出土4000年前旱稻颗粒[N].羊城晚报，2003-3-10(A2).

[5]广东省文物考古所，广东博物馆，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博物馆.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6]杨式挺.广东封开杏花河两岸古遗址调查与试掘[C]//中国考古学会编.考古学集刊：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7]张文绪，向安强，等.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壳印痕研究[J].中国水稻科学，2008(1).

[8]刘志华，郑庭义，等.考古发现的广东古栽培稻品种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0(9).

[9]朱非素.浅析石峡文化和河宕类型文化遗存的几个问题[C]//广东省博物馆.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0]冯孟钦.广东封开簕竹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8(7).

[11]曾骐.石峡文化的陶器[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