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李家的小卖部就在我们村口那棵老槐树旁边，小时候放学的路上，我和小伙伴们都会在这里停留。冰柜上蒙着一层薄灰，但每次掀开盖子，总能掏出凉丝丝的汽水冰棍。一根冰棍五毛，从我读小学到现在儿子上初中，这价格一直没变过。

老李家的小卖部就在我们村口那棵老槐树旁边，小时候放学的路上，我和小伙伴们都会在这里停留。冰柜上蒙着一层薄灰，但每次掀开盖子，总能掏出凉丝丝的汽水冰棍。一根冰棍五毛，从我读小学到现在儿子上初中，这价格一直没变过。

“便宜点，乡里乡亲的。”李婶总是这么说，她不爱多话，脸上的皱纹像是地图一样复杂。每天早上五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雷打不动。她的身后墙上贴着2012年的福字，边角已经泛黄卷起，但她从来没换过。

李婶的小卖部什么都有，却又什么都不太齐全。有人想买牙膏，她拿出三四种不同品牌的，但每种只有一两支。有时你想买一包特定的烟，她会摇头，然后从柜台下面翻出一包别的牌子，“这个差不多，试试？”

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挂着一个破喇叭，村里有什么事就从那里播出来。昨天喇叭响了，说李婶要关店了，要去城里照顾她儿子。

李婶的儿子小文，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是个传奇。当年考上了省城大学，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小卖部的墙上还贴着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旁边是小文穿着学士服的照片，照片因为日晒有点发白。

“要买啥？”李婶见我站在门口，头也不抬地问。

“听说您要走了？”我走进小卖部，木地板发出吱呀声。

李婶的手停在半空，然后才继续整理货架上的方便面。“嗯，小文出事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随手拿了两包槟榔，递过去一张十块钱。李婶找钱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手在颤抖。

“摔了一跤，医生说是高位截瘫。”她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城里医院说可以治，但得有人照顾。”

柜台上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正播着戏曲，但声音很小，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他爸走得早，就我一个人。”李婶放下手里的活，看向窗外。“小卖部不开了，反正这些年也攒了点钱。”

窗外，一群孩子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笑声清脆。李婶的目光跟着他们，却不知道看向了什么地方。

李婶的丈夫，我们都叫他老李，十年前去世了。那时我刚上高中，记得他是村里最早买了摩托车的人，黑色的雅马哈，锃亮锃亮的。每天早上，他骑着摩托去镇上的建材市场干活，晚上回来时总会在后座上绑着一袋零食糖果，说是给小卖部进的货，但其实大部分都进了村里孩子的肚子。

老李的葬礼那天下着小雨，李婶撑着一把褪了色的红伞站在坟前，雨水顺着伞檐滴下来，分不清是雨还是泪。小文穿着西装从省城赶回来，站在母亲身边，高高瘦瘦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像是城里人了。

葬礼后第二天，李婶就重新开了小卖部。那时候村里人背后议论，说她太狠心，丈夫刚走就想着做生意。后来才知道，老李生病那几年，家里几乎花光了积蓄，小卖部是李婶维持生计的唯一方式。

“小文学费不能耽误。”李婶总是这么说。

“车祸？”我小心翼翼地问。

李婶摇摇头，拿出一条已经开封的烟，自己抽出一支点上。这是老李的烟，他走后李婶开始抽烟，一天就那么一两支。

“不是，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从梯子上摔下来了。”李婶吐出一口烟，“才买的房子，首付都是我这些年攒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又买了两瓶可乐。

“给钱做什么，拿去喝吧。”李婶摆摆手，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小卖部门口的风铃响了，进来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怯生生地看着李婶。“李奶奶，我妈说，要两瓶酱油，记账。”

李婶点点头，转身去拿酱油。我注意到她背影有些佝偻，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年站柜台站的。

“你妈还好吗？”李婶一边包装一边问小女孩。

“还好，就是经常咳嗽。”小女孩回答。

李婶点点头，又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小袋东西塞给小女孩。“给你妈带回去，是我自己晒的梨干，润肺的。”

小女孩接过去，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风铃又响了一下。

“那是刘寡妇家的闺女，”李婶看着小女孩离开的背影，“她爸前年喝醉了掉进河里，留下娘俩。我这卖的东西，她家一直记账，也不知道还得清不。”

我这才明白，村里的许多人都在李婶这里记账买东西，有些可能这辈子都还不上了。但李婶从来不催，也不提。

小时候，我曾经偷过李婶家的东西。那时大概七八岁，贪嘴，看见柜台上摆的巧克力，趁李婶转身的时候，顺手牵羊。结果被老李看见了，他没声张，等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拦住我。

“偷东西不好。”老李蹲下来，平视着我的眼睛。他没有训斥我，也没有告诉我父母，只是给了我一包瓜子，然后说：“想吃什么，直接跟叔叔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偷过东西，但每次路过小卖部，老李都会叫住我，塞给我一些零食。

“叔叔，我不偷了，真的。”有一次我忍不住说。

老李哈哈大笑：“知道你不偷了，这是你上次帮叔叔搬货的工钱。”

可我明明没有帮他搬过货。

这事我一直记着，直到许多年后，我自己当了父亲，才明白老李是什么意思。

李婶要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子。下午的时候，小卖部里挤满了人，有来买东西的，有来还账的，也有来道别的。

“李婶，这些年我家欠的账，都在这里了。”王二麻子把一个布袋放在柜台上，袋子鼓鼓的，应该是钱。

李婶看都没看那袋子，只是点点头：“行，我知道了。不着急这一时。”

“不行，你要走了，这账不能不清。”王二麻子坚持。

李婶叹了口气，接过布袋，随手放在身后的抽屉里。

“李婶，小文那边需要什么？我姐夫在市医院上班，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又有人说。

李婶的眼圈红了，但她很快转过身去，假装整理货架：“没事，医院都安排好了。”

人群慢慢散去，只剩下几个闲着没事的老人坐在门口的长凳上，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这长凳是老李生前钉的，木头都有些朽了，但还结实。

“李婶家那小子真是命苦，好不容易熬出头，又出这事。”

“可不是，听说那房子首付就花了二十多万，还是李婶东拼西凑的。”

“这些年小卖部不挣钱，李婶硬是攒出来了。”

“她那冰棍还是五毛钱一根，镇上都涨到两块了。”

老人们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黄昏里传得很远。

夜深了，小卖部还亮着灯。我借口买烟，又去了一趟。

李婶正在清点货物，面前摊着一本发黄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家的欠账。见我进来，她合上账本。

“都这么晚了，还买烟？”李婶抬头看我，灯光下她的皱纹更深了。

“睡不着。”我随口说，“李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李婶指了指角落里堆着的纸箱：“那些都是卖不完的货，你帮我搬到刘寡妇家去。”

我拿过几个纸箱，发现里面装满了方便面、饼干、洗衣粉这些日常用品。

“这么多东西，她一个人用得完吗？”我问。

李婶微微一笑：“她会分给村里其他需要的人。我走了，总得有人照应着点。”

我这才明白，李婶这些年一直在默默帮助村里的困难户。而现在她要走了，她把这个担子交给了刘寡妇。

“李婶，您儿子那边…”我欲言又止。

李婶的眼神暗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平静：“大夫说，有希望站起来，但得看护得好，还得有钱。”

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后里面是一沓存折和几张房产证。“这些年攒的，应该够用一阵子。”

铁盒子上面贴着一张褪色的照片，是小文小时候的样子，大概四五岁，骑在老李的脖子上，笑得灿烂。

第二天一早，李婶就要走了。她站在小卖部门口，身后是锁着的卷帘门。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穿得这么”正式”。平时她总是穿着褪了色的格子衫和宽松的裤子。

村里的人都来送行，有人拎着鸡蛋，有人提着自家种的菜。李婶一一婉拒：“带不了那么多，城里住的地方小。”

一辆出租车停在村口，司机按了两下喇叭。

“时间到了，我得走了。”李婶提起早已准备好的两个行李袋。

刘寡妇上前接过一个袋子，送到车旁。小女孩抱着一个纸袋子跟在后面，里面装着一些糖果和点心。

“李奶奶，这是我妈妈做的，你带着路上吃。”小女孩怯生生地说。

李婶弯下腰，轻轻摸了摸小女孩的头：“谢谢，替我谢谢你妈妈。”

上车前，李婶突然转身面对着村里的人群，眼睛湿润了：“这些年，谢谢大家照顾。”

然后，她迅速钻进出租车，让司机关上了车门。车子启动时，我注意到后座上李婶的肩膀微微颤抖，但她没有回头。

李婶走后，村里仿佛少了点什么。孩子们放学后不知道该去哪里买零食，老人们也少了个聊天的地方。小卖部的门紧锁着，门前的长凳空荡荡的。

一个月后，我去城里办事，顺便去医院看望李婶和小文。医院的走廊又长又窄，消毒水的味道刺鼻。病房里，小文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李婶坐在床边，正在削苹果。

“来了？”李婶看见我，微微一笑，“坐吧，刚烧的水，还热着。”

病房里的水壶是从小卖部带来的，壶嘴有些缺口。茶几上摆着一张全家福，是小文大学毕业时照的，老李已经不在了，只有李婶和小文两个人，但两人都笑得很开心。

“妈，刚才物理治疗师说，我的手指有反应了。”小文突然出声，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李婶的手停在半空，苹果和水果刀都掉在了地上。她弯腰去捡，我注意到她的后背在颤抖。

“太好了，太好了。”李婶的声音哽咽，“你爸说得对，咱们家的命硬，这点事算什么。”

“李婶，村里人都很想您。”我坐下来，递给她一条手帕。

“我也想念小卖部，想念那些孩子。”李婶擦了擦眼角，“等小文好些了，我就回去，把小卖部重新开起来。”

窗外，一只小鸟落在窗台上，歪着头看着我们，然后又飞走了。

“听说刘寡妇把自家的房子收拾出来一间，当成了临时小卖部。”我告诉李婶，“她说，等您回来再还给您。”

李婶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个刘寡妇，我就知道她靠得住。”

小文的病床上放着一个小收音机，正播放着戏曲，是李婶爱听的那种。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病床上，照在小文和李婶的脸上，温暖而明亮。

“医生说，只要坚持治疗和康复训练，小文以后有希望下地走路。”李婶低声说，“我这辈子就这一个愿望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点点头。离开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病房，李婶正在给小文喂饭，动作轻柔而耐心，就像二十多年前，她在小卖部里给年幼的小文喂饭一样。

半年后的一个雨天，村口的喇叭又响了，说李婶要回来重开小卖部了。

这一次，全村的人都去迎接。小卖部的卷帘门重新拉起，里面的货架早已被村里人清扫干净。门口的长凳也换成了新的，据说是村里几个木匠一起做的。

出租车缓缓停在小卖部门前，李婶从车上下来，后面跟着坐在轮椅上的小文。小文的脸色比之前好多了，虽然还不能站立，但双手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

“李婶回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人群沸腾了。

李婶的脸上有了笑容，她推着小文的轮椅，慢慢走向小卖部。门口，刘寡妇和她的小女儿等着，手里捧着一束野花。

“欢迎回家。”刘寡妇说。

小文接过野花，深深吸了一口气：“真好闻，是槐花的味道。”

李婶站在小卖部门口，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上。树下，几个孩子正在玩耍，笑声清脆。

“我回来了。”李婶轻声说，仿佛是对自己说的。

第二天，小卖部重新开张了。冰柜里的冰棍还是五毛钱一根，柜台后面还是那个发黄的日历。唯一不同的是，柜台旁多了一个轮椅，小文坐在那里，帮着母亲招呼客人。

门口的风铃响了，第一个客人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

“李奶奶，”小女孩怯生生地说，“我要一根冰棍。”

李婶笑了，从冰柜里拿出一根冰棍递给小女孩：“拿去吧，不要钱。”

小女孩接过冰棍，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风铃又响了一下，阳光透过门缝洒进来，照在李婶和小文的脸上。

“妈，”小文突然说，“咱们这冰棍是不是该涨价了？三十年了，什么东西不涨价？”

李婶摇摇头，目光追随着那个跑远的小女孩：“不涨，就这个价。”

小文笑了：“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

风又起来了，村口的老槐树沙沙作响，仿佛在讲述着这个小山村的故事，讲述着那个三十年不涨价的小卖部，讲述着那个固执而温暖的老板娘。

而故事还在继续，就像永远五毛钱一根的冰棍，就像永远不会腐朽的爱与希望。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