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1年，伟大的边疆史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便极有先见地指出：“每个时代都参照自己所处时代最重要的条件来重新书写过去的历史。”与时俱进之间，我们往往会从一些新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例如，20世纪50年代历史
1891年，伟大的边疆史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便极有先见地指出：“每个时代都参照自己所处时代最重要的条件来重新书写过去的历史。”与时俱进之间，我们往往会从一些新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例如，20世纪50年代历史人口学的兴起，是为了回应当时有关人口爆炸的讨论；而1968年5月巴黎的事件，则激起了20世纪70年代法国等地对近代早期民众暴动的广泛研究。到了今天，显而易见的是，环境史的兴起回应了当前有关地球未来的争论，全球史则反映了全球化的讨论，移民离散史涉及人口的迁徙，而知识史则关乎“知识社会”的辩论。
一些前辈学者早已展开过对这些论题的研究。例如，研究移民的历史学家，很多人本身就是移民，例如彼得·科瓦列夫斯基（Piotr Kovalevsky），他曾写过俄罗斯人的离散；或者是生长于移民家庭，例如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 他出生在布鲁克林，父母是俄裔犹太人，著有《波士 顿移民》（Boston’s Immigrants，1941年）和《失根的人》（The Uprooted，1951年）；或是更晚近的例子，如马克·拉伊夫（Marc Raeff），他生于莫斯科，在柏林和巴黎受教育，在纽约任教，著有《境外俄罗斯：1919—1939年的俄侨文化史》（Russia Abroa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Emigration, 1919—1939，1990年）。进入21世纪后，对离散史和知识史的兴趣依然有增无减、蔚为可观。
由当下的关切而开始研究，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群体来说，都无可厚非。尽管职业历史学家们反对所谓的“当下主义”，但是须得分清问题和答案两者的区别。我们当然有权提出着眼于当务之急的问题，但是要避免所给出的答案只顾及眼前的利益，否则的话，就是对过去历史的异他性或陌生感的抹杀。借此历史学家就可以从长时段的角度审视当下，从而有助于人们从历史中理解现实。
本书是上述知识史和移民离散史这两种研究趋势的交集，涉及流亡者和客居者，以及可称为“流散的”“移植的”或“转译的”知识。就像我之前的两本书一样，本书还可以被描述为一篇社会史、历史社会学或历史人类学范畴的论文，受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著作的启发。曼海姆曾经两度流亡，先是从匈牙利到德国，再从德国转至英国，他认为知识是社会性存在的。此论原意本是泛指，但对于流亡者们却尤为适用，因为他们必须应对生活处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咬文嚼字说流亡
在希伯来语中，galut一词可以大致用来形容强制性的迁移，而在许多欧洲语言中，很早就有“流亡者”（exiles）这个专有名词。在意大利语里，但丁用esìlio来描述流亡的状态，他对此可是深有感受的；而èsule则是指个人的流亡，见于16世纪的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的笔下。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则用prófugo，指逃亡的人，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更偏向于较为中性的fuoruscito一词，泛指离家外出的人。在西班牙，“流亡”（exilio）一词要到20世纪才被使用。在西班牙语中传统使用的名词是destierro（意为“连根拔起”），生动地表现了背井离乡的情景。西班牙哲学家何塞·高斯（José Gaos）是一个相对乐观的流亡者，内战后在墨西哥避难，他更喜欢自创的新词transtierro，自称“不是连根拔起到了墨西哥，而只是……移植”（no me sentia en México desterrado, sino … transterrado）。然而，与他一起流亡的阿道夫·桑切斯·巴斯克斯（Adolfo Sánchez Vázquez）却对此完全不能苟同。
高斯可能只是特别幸运，在新环境里如鱼得水，但他所提出的概念却极有价值，就好像古巴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提出用“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transculturación）的观念取代了早先（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一词。不同于“适应”或“同化”等“单向的概念”，“跨文化”和“移植”等指出了双方在相遇之后彼此所发生的变化，下文中有许多例子可证明这一点。
“难民”（refugees）一词，最早在1685年左右出现在法语和英语中，毫不意外，这也正是《南特敕令》被废除后法国大举驱逐新教徒的一年。收录这个新词的文本，有1690年在柏林出版的《法国难民于勃兰登堡选帝侯治下安居之历史》（Histoire de l’établissement des François réfugies dans … Brandebourg），作者查理·安西隆（Charles Ancillon）本人也是难民；还有同年由匿名作者在荷兰出版的《对于即将返回法国的难民的重要警示》（Avis important aux réfugiés sur leur prochain retour en France）。德语词Flüchtling，意为流亡者，也可以追溯到17世纪，而Verfolgte则是指被追捕或判刑的逃犯，出现较晚。“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才被收录，尽管1936年在伦敦就曾出版过一本《流离失所的德国学者名录》（List of Displaced German Scholars）。
至于“客居者”（expatriates），意思是指自愿性质的移民，英语中，该词出现于19世纪初。客居者有时被描述为是被“拉”到一个新的国家里，而不是被“推”出其祖国的。这种机械的语言忽视了难民们不得不面临的困难选择，有时甚至毫无选择的余地。也就是说，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通常只是程度不等而已，并非迥然相异。举一个稍后将要讨论到的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在土耳其的德国犹太学者以及在墨西哥的一些西班牙共和派学者，既可以说是流亡者（因为他们实际上是被迫离开家园的），也可以说是客居者（因为他们也受到其他地方的邀请）。再如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既没有被驱逐出境，也未受到严重威胁，而只是因为反对非民主化的国内政权，选择了离开祖国。在存疑的个案中，我会用中性的名词“移民”（emigrant, émigré）,而在同时讨论到流亡者和客居者的时候，也会如此措辞。
选自【英】彼得·伯克著 周兵译《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