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日记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共30多年，总计超过130万字。日记内容丰富，涵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诸多方面。

苏露锋（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对于曾国藩和杜凤治这样的官员来说，日记不仅是个人经历的记录，更是晚清官场生态的缩影。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日记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共30多年，总计超过130万字。日记内容丰富，涵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诸多方面。

曾国藩出身湖南湘乡普通家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他的日记中充满对自身道德修养的要求，如“日课十二条”中，提到“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自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等内容。这表明，日记是自我约束的手段。他希望通过记录自己的言行，时刻提醒自己，保持道德纯洁和行为规范。

曾国藩的日记，不局限于个人修养。作为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的日记，承载了对政局的观察和思考。他常将日记拿给官场朋友和老师看，让他们点评和监督。曾国藩离开北京后，创办湘军，在外带兵，他定期将日记抄写后，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看。

曾国藩深谙官场之道，日记公开示人，也想借此展示自己的道德、学养和政治立场。将抄本分赠子弟门生，私密的修身记录，便上升为公共道德教材。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后，他特意挑选“戒骄戒躁”的日记段落，寄给带兵的九弟曾国荃。这种精心编排的文本传播，使日记变成塑造湘军集团精神的重要工具。日记在当时就受到同僚和后辈推崇，被视为修身治国的范本。

与曾国藩不同，杜凤治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官员。他出生于浙江绍兴，举人出身，曾任广东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还担任过罗定州知州。他的日记现存40本，近400万字，内容主要围绕他在广东为官的14年经历。篇幅之巨，记载之详实，在古代官场日记中，极为罕见。

杜凤治详细记录了自己如何通过各种关系网获得官职，如何处理复杂的官场关系。为了谋得更好的官职，他不惜向上级送大量钱财，甚至通过关系疏通吏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两广总督瑞麟生日时，杜凤治送上了价值3000两白银的金银珠宝和绸缎。同年，他记录自己送礼的花费达到了两万多两白银。这些用来送礼的银两，发达前靠借贷，掌权后靠别人给他送。

杜凤治还记录了官场的争权夺利。例如，道台华廷杰深受巡抚李福泰信任，但总督瑞麟却不喜欢他。李福泰一调走，华便难以在广东官场立足。杜凤治与华关系较好，因此慨叹：“官场风波，可云险恶，莫不用尽心机，真如枪往刀来，性命相扑者也。”曾任南海知县的陈善圻，也是巡抚李福泰的红人，将军长善不喜欢他，想把他参免，但陈有李福泰庇护，得以平安无事。李福泰一调走，陈随即由“能吏”变成“恶人”。对此，杜慨叹：“官场险恶，广省尤甚。一失所恃，立见升沉。”又说“官场如抢如夺”。官场各种口是心非的表演，让杜凤治一再感到“官场如戏场”。这些记录，真实揭示了晚清官场的腐败和权力运作的黑幕。

曾国藩的日记，既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时人看的。杜凤治的日记，当时不可能公开，主要是写给自己的心灵慰藉。官场中身不由己的苦衷，无法言说的苦闷，对现实的不满，都在日记中得以释放。他又无意间写给了后世的研究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晚清基层官场真实面貌的大门。从这个意义看，他的日记又是写给历史的。

两部日记的不同命运，似乎印证了作者对读者的隐秘期待。曾国藩日记，在其生前已被奉为道德经典；而杜凤治日记，在尘封百年后才重见天日。

两人的日记，内容和目的不同，为后人理解晚清官场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看见两个不同级别官员在官场中的努力和挣扎，从而更全面地感受一个时代的风气和困境。

来源：廉政瞭望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