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明，清乾隆年间蒙古人，其事迹在《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官纂史书均无记载，方志、诗文总集等文献中虽见其小传，但甚为简略。然而这一于正史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在当代蒙古族的文学史叙述中，却被赋予了较高的地位，蒙古族学者白·特木尔巴根不吝以“一代硕儒”来界定博明的历史
博明，清乾隆年间蒙古人，其事迹在《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官纂史书均无记载，方志、诗文总集等文献中虽见其小传，但甚为简略。然而这一于正史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在当代蒙古族的文学史叙述中，却被赋予了较高的地位，蒙古族学者白·特木尔巴根不吝以“一代硕儒”来界定博明的历史地位：
“清代蒙古作家中，博明以其文史兼善、多才多艺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他出身贵胄，精通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于蒙古乃至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无不贯穿娴习。又谙熟汉语、藏语、满语，雅善琴棋书画，文学造诣尤深。其文学创作和史学杂著均得到同人的推重，流布士林，嘉惠后学，影响极为广泛。”
在一本题为《随槎录》的韩国燕行文献中，博明的名字出现在其中。《随槎录》乃乾隆四十五年（1780）跟随朝贡使团来到北京的朝鲜人卢以渐（1720—1788）所著日记。博明作为卢以渐在北京结识的友人被记录在其日记中。
从研究博明这一人物的生平事迹的角度而言，这样一种出现在外国人笔下的记载，应该可以被作为一种文献资料纳入研究的视野，尤其是对博明这样一个在中国文献中记载极为有限的人物进行研究时，此类域外史料的价值无疑更加凸显。
《随槎录》的记载，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即博明曾与来到中国的朝鲜人有过交往，而顺着这条线索找寻，可以发现，博明与卢以渐的交往，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唯一个案。事实上，在博明一生中，曾多次与因朝贡来到中国的朝鲜人有过交游往来。利用韩国文献中浮现的相关资料，我们能够对博明与朝鲜使臣的交往过程有一个更全面、细致的把握。
晚年在北京与朝鲜使臣的交往
（1） 博明与卢以渐的交往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一支朝鲜使团因进贺乾隆七十寿辰的使命来到北京，使团中的卢以渐、朴趾源二人与博明有过深入的交往，且两人都留下了相关记录。其中，卢以渐《随槎录》有如下记载：
八月初十日。朝雨洒即止，出衙门外闾舍，与兵部员外郎博明，酬以笔谈。余曾见俞判书彦述为书状时日记，则盛称博明学术文章，心甚嘉之，来此后欲为邂逅，而其道未由矣。余访此处文学之士于首译及赵主簿明会，明会为人杰骜，素为此中人所称，而与博明善，博明方收集我东诗文，而亦访之于明会，赵以余对之。今日，明早来要见，余出而见之，明下堂而揖，余答揖，遂分榻而坐，要与酬酢。
由这条材料可见，卢以渐记载当时博明的身份是兵部员外郎，而其依据是博明的自我介绍“余又书曰： 曾闻大人居内翰，今居何官耶？明书曰： 兵部员外郎。余书曰： 员外郎唐时称台阁，今则何如耶？明书曰： 所谓武库郎官也。”，由此可以佐证前文对博明卸任凤凰城榷使后回京复职的推测。同时，卢以渐提到，当时博明正致力于收集朝鲜诗文，并因此与使团中的另一朝鲜人赵明会有过交往。博明在诗文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此前研究者早有详细论述，而他曾补证《明诗综》中朝鲜诗人记载的事迹也曾被研究者提及，但此处所见博明晚年致力于收集朝鲜诗文一事，却未见中国文献记载，也未有研究者述及。
卢以渐经由赵明会的引荐，于八月初十日与博明首次见面，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笔谈，笔谈内容皆录于《随槎录》中。据卢以渐所记，当天与博明进行交流的朝鲜人很多，他还特别提到博明与一个叫卞季涵的朝鲜人就中国传统医学文献展开了交流问答，可见博明于医学也有所涉猎。“同时我人之来见者甚多，而与卞季涵亦有医经问答。”第一次见面后，卢以渐根据自己对博明的了解，于日记中记道：
昨见博明，闻其论卞，真可谓博学多闻者。其容貌不扬，而眼彩射外，此其所以异于人者耶？明即蒙人，其曾祖为清之驸马云。
又：
博明以文学名于一世，中国之人，少有及之者，以十年翰林，多被乾隆之宠渥矣。适出守于广南，讨苗蛮时，明当领军赴期，而中路阻水，为迩其期，罪当死，而乾隆曾所宠任，故不忍加诛，贬官十年，今始复用矣。盖其学甚博，至于天文地理医术音律，无所不通。
可见，博明给卢以渐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还是在学识方面，卢以渐称其“博学多闻”“至于天文地理医术音律，无所不通”。此处提到博明通音律也值得关注，因为中国方面的材料似乎并没有向我们提示过这一点。同时，卢以渐对博明的外貌做了粗略的描写，称其“容貌不扬，而眼彩射外”。至于他提到博明“曾祖为清之驸马”，中国文献并无记载，或为一种误传。关于博明家族与清朝皇室的血缘联系，有一条材料是关于其祖父邵穆布“一女嫁和硕恒温亲王允祺曾孙宗室绵藩”。
此外，卢以渐还提到了博明被贬官一事的缘由。但博明被贬一事，于《清实录》已有明确记载，起因是失察“驿马疲缺，致送兵稽迟”，本议处“降二级调用”，后以“一时失察，情有可原”为由，“从宽改为革职留任”。而卢以渐所记“领军赴期，而中路阻水，为迩其期”“罪当死，而乾隆曾所宠任，故不忍加诛”等情节，则多半是由市井传言的失真或夸大所致。
八月十四日，卢以渐致书博明，附赠律诗四首。八月二十二日，博明回访卢以渐，两人再次展开笔谈，朴趾源后至，也加入了笔谈，之后先行离开，最后卢以渐与博明二人笔谈至“日暮罢归”，临别之时两人相约“必图后晤”。卢以渐将当日笔谈内容亦详录于《随槎录》中。九月初一日，卢以渐再次致书博明，并赠一律。此时，卢以渐得知博明“适以考官入试所，动费一月，然后罢出”，而朝鲜使团不久即将启程回国，想到二人“图后之约”无法达成，卢以渐深感遗憾。
而卢以渐的这一条记录，又为我们提供了博明曾于1780年八、九月间担任科举考官这一此前未见的信息。
卢以渐和博明见面时，二人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者，两人年龄相仿，博明长卢以渐两岁。他们志趣相投，学术思想也比较一致。两人相识、笔谈之后，愈发彼此钦慕。我们可以想象： 两位白头老者在小酒馆中相对而坐，案上谈纸成堆，不时发出阵阵会心长笑，那是何等融洽的场面！在《随槎录》的最后，卢以渐附上自己撰写的《与博詹事书》，行文中毫不吝惜赞美之辞，称誉这一位在万里他国结识的挚友。两人之间建立起的跨国友情，足以成为中朝士人交流的一段佳话。
前述卢以渐与博明两次笔谈的记录，计6000余字，皆录于《随槎录》中。这些资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博明与卢以渐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为研究博明学术思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补充。
（2）博明与朴趾源的交往
前已述及，朴趾源也参与了卢以渐与博明的第二次笔谈，但是，朴趾源并没有留下关于该次笔谈的详细记录。在朴趾源的使行录《热河日记》中，零星散落着一些关于博明的记载，而其中只有一条反映的是其与博明的直接交流，见于《热河日记》“山庄杂记”篇“万国进贡记”一文。
文中，朴趾源提到自己看到各国进贡品有一种奇怪的动物，似人形，毛如猿，被打扮成人的样子，穿着妇人的衣服，甚至还化了妆，他听人说这种动物产于南方，能解人意，名为“山都”。
“道见一妇人乘太平车而行，面施粉白，衣锦绣。车旁一人跣足拂鞭，驱车甚疾，发短覆肩，而端皆卷曲如羊毛，以金环箍额，面赤而肥，眼圆如猫。随车行观者杂沓，缁尘涨空。初驱车者形殊不类，故未及察车上妇人，更熟视之，非妇人，乃人形而兽类也，手毛如猿，所持物若折扇，瞥视则貌似绝艳，然视之审，如老妪而妖厉，长才数尺余，车褰幨帷，左右顾眄，目如蜻蜓。大抵南方产，能解人意云，或曰此山都也。”
与博明会面时，朴趾源便向他请教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而博明则向他讲述了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余与蒙古人博明问此何兽。博明言： 昔从将军丰公升额出玉门关。距敦煌四千里，宿山谷间。朝起，失帐里木匣、皮箱。当时同游幕侣，取次见失。军中有言此野婆盗之也。发卒围之。野婆皆乘木，捷如飞猱，势穷哀号，不肯就执，皆自经树梢而死。尽得所失箱箧，封锁如旧，开视之，器物亦卒无所遗毁。而箱内悉藏朱粉，多首饰奁装。得佳镜，亦有针线刀尺。盖兽而效妇人都冶自喜者也。
博明谈及自己此前西行经敦煌、出玉门关的一段经历。一日，他们在山中宿营，第二天起来时，不止一人发现随身木匣、皮箱失窃，当时军中有人说这是被“野婆”盗走了，于是发兵围捕，而所谓“野婆”就是一种似人如猿的动物，最后他们找回了被盗走的东西，还发现“野婆”收藏的其他一些物品，其中竟有朱粉、首饰、镜子、针线等，可见“野婆”有像人类妇女一样喜欢装扮自己的习性。博明提到这件往事，觉得自己见过的“野婆”，与朴趾源所见“山都”类似。
在这段记载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博明所说的“昔从将军丰公升额出玉门关”“同游幕侣”“军中”这样一些关键词。考之清代史料，能够将丰升额、“出玉门关”、军事行动等诸多要素并联起来的事件，或许是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丰升额之父阿里衮（时任兵部尚书）曾出征新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而其间丰升额或曾随军前往。结合中韩两方的材料线索，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即博明早年与阿里衮、丰升额一系之间，或存在一种主幕关系，而他作为幕僚身份曾随军出征。当然，目前这只能停留在推测层面，要确证博明曾有参与平定大小和卓之役的经历，还需要更多的材料佐证。
（3）博明与姜世晃、李徽之的交往
继1780年的卢以渐、朴趾源之后，博明与朝鲜使臣在北京的交往，见于韩国文献记载的还有一次，即1785年与姜世晃（1713—1791）和李徽之（1715—1785）的会面。乾隆五十年（1785），朝鲜进贺谢恩兼冬至正使李徽之、副使姜世晃、书状官李泰永（1744—？）来到北京，因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参加乾隆举办的“千叟宴”，故朝鲜选派正、副使“皆以耆臣”。
博明也参加了“千叟宴”，其《西斋诗辑遗》中收录了《千叟宴纪恩诗恭和御制元韵》七律四首，其中第二首中就提到了李、姜两位朝鲜使臣：
暖日晴风节序妍，珠栏玉戺设芳筵。
瑞逢虞帝呈图世，典重周王宴镐年。
摛藻辉煌千载丽，湛恩汪濊万方延。
须知薄海原同庆，属国耆臣坐并肩。
当时，参加“千叟宴”的姜世晃也作了一首《和进千叟宴诗》：
胜日金宫敞御筵，熙朝欢庆入新年。
七旬遐寿人稀有，五纪光临史罕传。
宇内群生争蹈舞，樽前千叟与周旋。
小邦贱价躬亲睹，还报吾君共祝天。
除共同参加“千叟宴”外，博明与姜世晃、李徽之二人还有过诗文唱和的交流，这一点从姜世晃文集中的两首诗可见一斑，一首是《次博西斋明见赠韵》：
高风雅韵迥超俦，翰墨场中早出游。
杰句知非当世有，遐陬久望盛名流。
乍逢愚劣偏倾倒，未接容华遽唱酬。
拟向西斋伸宿愿，终朝倘许款谭否。
在这首诗中，姜世晃先是高度评价了博明的生平成就，然后表达了自己虽与博明素未谋面但仰慕已久之情。当我们了解博明过去与朝鲜人频繁交往的经历后再来看这首诗，就应该知道，这些诗句绝非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之词，其背后都是有明确所指的。“拟向西斋伸宿愿，终朝倘许款谭否”，可以说道出了先后往来中国的朝鲜士人共同的心声。
另一首是《次上使韵赠博西斋》：
雅仪欣始接，华誉惯曾知。
款曲携壶远，纵横落笔奇。
壮心怜濩落，朽质愧衰迟。
大字将归揭，天涯慰梦思。
从这一首诗题中“次上使韵”我们首先可以知道，作为上使（正使）的李徽之与博明之间，应当也是有诗文唱和的。其次，从“大字将归揭”一句，则可以知道当时姜世晃和博明二人之间应当还有其他书法作品馈赠的行为。而这一点从韩国目前留存的一件实物资料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韩国庆南大学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姜世晃制作的书帖作品《金台弄翰帖》，其中就有博明所书跋文：
岁序惊兰，严云压户，伊人过访，宝墨辉筵。着以海崎耆英，襄礼而沾湛露。景林则名邦隽士，奉琛而切胆云。使馆窗闲，日弄柔翰，墨花耀灿，格比簪花，笔阵纵横，力堪抉石。慕山中之雅尚，怡我性情，慨尘世之交驰，知君阅历。王右丞天机精妙，亶其然乎？庾开府诗思情新，于斯信矣。仆也，交愧龙门，文惭熊馆，天涯声誉四十年，身在江湖，日下逢迎，一旦躬承冠盖，慕人伦于东国。拟接尊前，录丽句于西斋，爰成书后。乾隆四十九年嘉平月小除日，西斋老人博明，书于测蠡轩之南窗。
韩国庆南大学博物馆藏《金台弄翰帖》
《金台弄翰帖》这一件书帖作品，曾在朝鲜半岛日据时期流落日本，后由日本寺内文库回赠给韩国庆南大学博物馆。从这一件辗转流传的文物中，我们有幸了解到博明与朝鲜使臣姜世晃之间诗文和书法交流的更丰富的内容。
博明与李徽之的交往，从韩国留存的另一件书帖作品——《唯能为也帖》中可见一斑。《唯能为也帖》同样也是产生于1785年姜、李使行过程中的书帖作品，其中收录了与其交流的若干中方文士的诗文书法作品，所涉人物有德保、博明、颜应炜、刘人直。其中收录博明诗文两篇，一首是前已述及的《千叟宴纪恩诗恭和御制元韵》，另一首则是《奉和老浦师相元韵》：
人生千万里，所贵在心知。文字缘非浅，逢迎遇更奇。古松幽壑老，秋惠涧芳迟。翘首东来气，佳文慰鄙思。矻矻穷年老，天涯契所知。芳春逢令日，妙语喜探奇。萧寺云来晩，残阳西下迟。无穷幽赏意，抽笔摅新思。乙巳新正三日西斋博明书。
韩国翰林大学博物馆藏《唯能为也帖》
老浦是李徽之的号，由此可知这首诗是博明赠答李徽之的作品，这首诗在博明存世诗集中并未收录，该诗文作品与前文提及的《金台弄翰帖》跋文一起，以实物史料的形态，为我们呈现出博明晚年与朝鲜使臣交往的鲜活场景，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本国文献中不存的有关博明诗文和书法创作的珍贵资料。
清代中朝士人往来的再认知
上溯至1748年的《麻姑献寿图》，下及1785年的姜世晃和李徽之，博明一生之中，与朝鲜使臣的交往可谓多矣，而就韩国文献文物资料中可以考出大量与博明相关的记载这一点来看，博明在当时朝鲜文人的心目中，至少可以算是一个比较熟知的中国人物。
凡事有始必有终，1791年出使中国的朝鲜人金正中在其《燕行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条：
博明，蒙人，善文章，官翰林。庚戌秋卒于燕京云。
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金正中的这条记录，就相当于向朝鲜人传达了博明的讣告，让此后再去中国的朝鲜人知道：中国已无博西斋。
博明与朝鲜使臣的交往，是以往博明人物研究中未曾被关注的方面。借助韩国文献资料，可以还原出大量博明与朝鲜使臣交往的事实。这些与朝鲜使臣频繁而深入的交往，可被看作博明一生中可圈可点的事迹之一。与此同时，经由与朝鲜使臣交往的这一线索，我们可从韩国文献中发现不少足以补证博明生平经历的新资料，进而丰富我们对博明这一历史人物的了解。当然，由博明的例子我们再次感受到，域外文献记录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和人物的重要补充，但也难免存在讹误之处，须与中国文献互证，以确定其正误。
博明的蒙古族身份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角度。其一，以往我们所关注的中韩士人交往的个案几乎都集中于朝鲜士人与汉族知识分子的交往，而博明的案例恰好能够提示我们应该突破这样一种局限，更多地去关注朝鲜人与中国非汉族群人士之间的交游往来，尤其是有清一代这方面的情况。民族融合是清代中国一个重大的政治成就，朝鲜人来到清代中国，会越来越多地结识满、蒙、回、藏等民族人士，这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新变化和新情况，需要去接受和适应。于当下的我们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亟待去关注和研究的历史现象呢？尽管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稍显薄弱，但远景可期。
其二，博明的案例事实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人物交往看清代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切入点。就政治和外交角度而言，朝鲜王朝在清朝入关前就已成为其附属国，可以说是最早加入清朝朝贡体系的周边国家。但是，受到朝鲜士人强烈的“华夷观”和“尊周思明”情绪的影响，明清鼎革之后，朝鲜王朝在情感上和心态上一度与清朝十分疏离。这种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才缓慢得以改观。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清朝，在国家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方面都令朝鲜人钦服，后者不得不转而以“北学”为更优选择。博明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这一变化的结果，清代早期，朝鲜士人基于华夷之辨，对中国满、蒙、回、藏等非汉族人士普遍持一种鄙夷态度，更遑论主动与其展开交往。而我们看到，在面对博明时，朝鲜人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族属性质已经不再成为影响其对博明评价的关键因素。这种态度改变的背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两国关系状况在经历时间洗礼之后的变化，带来了两国人与人之间相互观感的变化。
随着学界有关韩国燕行录文献研究的深入开展，以中韩士人交往为切入点讨论中韩思想文化交流的成果不断涌现，而在中韩士人交往的个案研究中，以往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个别性、单次性的“著名”交往事例。博明作为一个长期地、持续地与朝鲜人保持交往关系的人物，反倒显示出一定的特殊性。而这恰恰提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以人物交往为中心的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如果仅是以个别、单次的事例叠加而形成一种总体式认知，是否失之偏颇？对一种长期持续的人物交往关系的考察，是否也同样或者更应该进入我们的关注视野，成为我们的研究取向？试想，如果可以发掘出更多“博明式”的人物，那么我们对中韩两国人员互动、文化交流历史的理解，对中韩两国关系发展历史的认知，也许还会有一些新的突破。
今日荐读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王鑫磊 著
关春巧 责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按时间先后顺序展现近世东亚海域史上的八位历史人物(箕子、平道全、金诚一、郑斗源、林庆业、黄景源、博明、卢以渐)及其相关事件，通过每一个人物个案，带出其背后有关东亚海域史的共性问题及其分析，分别涉及历史记忆、历史书写、国族意识、身份认同、跨国交流、文化传播等不同角度。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及其相关事件，均为前人述及较少或未曾讨论过的内容，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本书以“倾盖如故”为题，意在表达历史上东亚海域世界内人与人之间长期以和谐交流为主基调，尽管当下渐行渐远的趋势越发明显，但仍应对未来回归和谐状态抱有期待。
作者简介
王鑫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近世东亚海域史、中韩关系史等。著有《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在《复旦学报》《史林》《海洋史研究》《韩国研究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