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认为,从五个方面看,一个时代过度眷顾历史学,会不利于乃至危害生活:因为这种过度,产生了刚才讨论过的内在和外在的截然对立,修改遭到了削弱;因为这种过度,一个时代陷入了幻觉,自认为具有最稀有的德性、正义,并在程度上超越一切其他时代;因为这种过度,民族的本能受到
王汎森引用尼采的话,“只有服务于人生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当时还狐疑这种功利性到底从何说起,看了《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新的版本,才明白其中要旨。
尼采自己总结,大体说来:
“我认为,从五个方面看,一个时代过度眷顾历史学,会不利于乃至危害生活:因为这种过度,产生了刚才讨论过的内在和外在的截然对立,修改遭到了削弱;因为这种过度,一个时代陷入了幻觉,自认为具有最稀有的德性、正义,并在程度上超越一切其他时代;因为这种过度,民族的本能受到了损害,阻碍了整体以及个体生长成熟;因为这种过度,那种无论何时都有害的信仰,即信仰人类的老年,甘作古人的后嗣和模仿者,已经生根发芽;因为这种过度,一个时代陷入了自我嘲讽的危险情调,再进一步陷入了愈加危险的犬儒主义情调——然而,在这种情调下,这个时代愈来愈趋向一种聪明的利己主义实践,生命力由此而萎靡,最终遭到摧毁。”
王汎森说尼采这本书“异常凶悍”,可能是对历史学者而言,尼采放狠话说,“有朝一日,人会生下来就长着白发,如果一代人身上出现这个标记,宙斯就将毁灭这一代人。事实上,历史教育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白发”……尼采自然是说他的时代,不过,我们尽可以对照眼下或周边,我觉得似乎引入一点尼采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未尝不是坏事——尼采一向雷霆万钧,认可不认可,你灵魂都要被激荡若干回。
这本书有很长的非常精彩的译者导读,不可错过。译者是周思成。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一章分享给读者。
观察一下从你身边悠然经过、埋头啃食的畜群 :它们不知有昨日,不知有今日,四下撒欢,进食,歇息,消化,又跃起,如此朝朝暮暮,日复一日,同自身的欢快和不快短暂地绑缚在一起,被拴在了“此刻”这根木桩旁边,所以它们乐此不疲。[1]
目睹此景,人类感到难受,因为他们在动物面前夸耀自己的人性,却又妒忌动物们的幸福—因为人类企求快乐,渴望像动物一样活得不知疲惫、毫无痛苦。然而,他们徒劳无获,只因他们并不能像动物那样欲求幸福。或许人也问过动物 :你为何不向我谈一谈你的幸福,只是瞪着我沉默不语?动物会想回答这个问题说:因为我总是马上就忘掉我要说的话。此刻,它就忘记了这个回答并保持沉默 :徒留下人为此惊奇不已。
只是人也惊奇于自己无法学会遗忘,每每执着于过去 :无论他跑多远,跑多快,总是拖着这一枷锁。[2] 这一刹那,倏忽而至,倏忽而逝。这一之前是一片虚无,之后亦然。唯有这一刹那仿佛鬼魂一般再次出现,扰乱下一刹那的宁静。从时光的书卷中,总有一页不断脱开,掉落,飘去—忽又飘回,坠在人的膝上。于是,人说:“我记起来了”,并嫉妒动物,因为动物即刻就遗忘,眼看着每一刹那彻底消逝,没入雾气和黑夜,永远断灭。因此,动物是非历史地活着的 :它如同一个数,被当下除尽,不余任何畸零的分数,它不懂得伪装和遮掩,时时刻刻都以完整的本来面目示人,所以,它是再实诚不过了。相反,人却要背负着愈来愈沉重的过去 :它让人垂头弯腰,东倒西歪,仿佛无形而阴暗的包袱,压得人举步维艰,表面上他有时能否认这一点,尤其是在与同侪打交道时,他巴不得否认这一点,好让他们嫉妒不已。[3] 因此,看到吃草的畜群,或看到身边更近的孩童,孩童还没有什么过去需要舍弃,只顾嬉戏于过去和未来的篱笆间,陶然自足,人就受到了触动,仿佛忆起了失去的伊甸园。不过,孩童的嬉戏注定好景不长 :他会过早地被从遗忘中唤起。然后,他学会了理解“曾经有”这句话,这个裹挟着挣扎、苦难和倦怠袭向人的口号,为的是提醒人,他的人生此在(Dasein)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过去时。[4] 如果说死亡最终带来了人所渴望的遗忘,死亡同时也夺去了人的现在和此在,从而使人深刻认识到,所谓此在,无非一种不间断的曾在(Gewesensein),要靠自我否定、自我消耗、自我矛盾,才能生活。
如果一种幸福,或者一再追逐新的幸福,在某种意义上是将生者拘束在生活中,并驱策他去生活的动力,那么,犬儒主义者兴许就比任何哲学家都更高明 :动物作为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者,它的幸福生动地证明了犬儒主义多么正确。微末的幸福,只要能一直持续并带来愉悦,就连极致的幸福也难以相提并论,倘若这极致的幸福只是夹在纯粹的不快、渴求和匮乏之间的一曲间奏,仿佛一时兴起,突发妙想。[5] 不过,无论微末的幸福还是极致的幸福,总是同一种事物使幸福成其为幸福,那就是能够遗忘,更学究气的表述则是 :在自我存续期间非历史地进行感觉的能力。一个人倘若不能安于当下,忘掉所有过去,若是他不能像一尊胜利女神一样头不晕心不跳地立在一个点上,[6] 他将永远不会懂得何谓幸福,更糟的是,他永远不会去做任何使他人幸福之事。试想一个极端的例子,某人完全缺乏遗忘的能力,目之所至,无处不是“生成”(Werden):这种人不再相信自身的存在,不再相信自己,他眼见万物皆流散不居,便在这“生成”之川中迷失了自己 :他就像赫拉克利特(Heraklit)的真正门徒,自始至终都不敢抬一下手指。[7] 人的所有行为皆要伴随遗忘 :恰似一切有机物的生命不仅需要光,也需要暗。如果一个人始终只想历史地感觉一切,那就好比一个人强迫自己不得入眠,或者好比一只动物只能依靠反刍和不断反刍来生存。因此,不带任何记忆而生活是可能的,还能活得很幸福,动物就是证明 ;然而,根本不带遗忘的生活是全然不可能的。[8] 或者,讲得更直白一些 : 不眠、反刍、历史感,都存在一个度,过了这个度,生者就会遭到损害,最终趋于灭亡,不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是一种文化,皆在劫难逃。
为了确定这个度,并通过这个度来设定一个界限,到了这个界限,过去就必须被遗忘,以免过去埋葬掉现在,那么我们就必须确切地知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具备多强大的塑造力(die plastische Kraft),我是指,这种力量独特地发轫于自身,改造并摄取过去的和异己的事物,愈合创伤,补全损失,自身重新塑造破碎的形式。[9] 有些人不大具备这种能力,只要经历一次,受苦一次,甚至经常是轻微地受一次欺侮,他们就像是因为一道极小的伤口而不可治愈地流血致死 ;相反,还有些人,面对最狂暴、最骇人的生活变故,甚至他们躬亲引发的恶业,也几乎无动于衷,在事故发生时或过后不久,他们就能回复到悠然自适,波澜不惊。一个人最内在的天性,其根系越茁壮,他就越能从过去摄取更多,或攫取更多 ;试想一下最强大、最可怕的天性,它可以从以下特征得到辨认 :它的历史感缺乏任何界限,只要过了这个界限,历史感就会产生芜蔓、有害的影响;它会把过去一切,自己的抑或异己的,都引向自己,融入自己,仿佛把它们转化成自身血液。凡是这样一种天性所无法征服的事物,它就善于将之遗忘 ;事物干脆消失了,视域整个封闭起来了,没什么再能提醒它,在这一视域之外还存在人、激情、学说和目的。[10] 一条普遍规律乃是 :每种生命唯有在一定的视域范围内才能是健康、壮硕和繁殖力强的;如果它不能围绕自己划定一个视域,或反之,如果它太自我中心,不能把自己的目光封闭在某个异己的视域之中,那么,它就会虚弱无力,或很快夭折。开朗、善的良知、快乐的行为、对未来者的信赖—这一切,就个人和民族而言,都取决于是否存在一条界限,将显见的、明朗的事物同晦涩的、阴暗的事物区分开来,取决于他们是否会在适当的时机遗忘,并在适当的时机回忆起来,取决于他们是否以强大的本能察觉到,什么时候必须历史地(historisch)去感觉,什么时候必须非历史地(unhistorisch)去感觉。这就是请读者诸君思考的命题 : 非历史的事物和历史的事物,对于一个个人、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健康同样必不可少。
这里,每个人首先都会有如下的观察 :某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想必十分有限,他的视域如同阿尔卑斯山谷的居民一样狭窄,他的每一个判断或许都有不公正,他的每一次经历或许都会犯错,误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有这经历的人—尽管有这一切不公正、一切错误,他依然以不可屈服的健康和活力挺立着,赏心悦目 ;而就在他旁边,那个更加公正、更有学识的人却体弱多病,日渐憔悴,只因他视域的界线总在局促不安地移动,只因他无法挣脱自己那张细密的正义和真理之网,重新产生粗犷的意志和欲求。与之相反,我们还看到一种动物,它全无历史感,几乎安身在一个点状的视域之中,却活得颇为快乐,至少不会厌倦、不必伪装 ;所以,我们必须把在一定限度内非历史地感觉的能力,看作更重要、更原初的能力,因为它蕴含着一个基础,某种正当、健康和伟大的事物,某种真正人性的事物,就是首先从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历史的事物,有点像覆盖在外面的大气层,生命只能在其中孕育,而随着这个大气层的破灭,生命复归虚无。诚然,只有通过人类思考、反省、比较、区分、综合去限制住这种非历史因素,只有通过从围绕在外面的云雾中闪出一道明亮耀眼的光,也就是只有通过能够用过去服务于生活,从已发生的事件中创造出历史,人才成其为人。但是,历史学一旦过度,人就不再是人了。若是没有非历史事物的那层遮护,人永远不会也不敢迈出第一步。[12] 倘若不事先进入非历史事物的那层云雾,人类在哪里还能找得到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业?或者,撇开图像不谈,用一个事例来讲清楚:想象一下,有一个男子,他为一种强烈的激情所倾倒,所牵引,不论是因为痴心某个女子或是沉醉于某个伟大的思想,他的世界会怎样地翻天覆地!回首往事,他感到无所适从 ;侧耳倾听,他所闻皆陌生的事物,如同一种沉闷的、空洞的声响 ;他此前从未像现在这样感知过这一切 ;如此切近,如此多彩,如此鲜亮,仿佛他用全部感官同时把握住了它。一切价值评价都变味了,贬值了 ;有太多事物他再也无法欣赏,因为他几乎无法对之有所感觉 :他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长久以来被他人的言辞、他人的观点所愚弄;他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的记忆永无止歇地原地转圈,而又过分孱弱和倦怠,无法跳出这个圈子一步。这是世上最不义的状态,偏狭,对过去不知感恩,对危险视而不见,对告诫充耳不闻,只是暗夜和遗忘的死亡之海中一个活着的小小漩涡: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全然是非历史、反历史的—不仅孕育了不义的行为,更孕育了一切义行 ;要是不先在这样一种非历史的状态中渴望和拼搏一番,没有哪一个艺术家能完成他的画作,没有哪一位统帅能赢得他的凯旋,没有哪一个民族能获得自由。用歌德的话说,行动者总是没有良知的,所以他也无知无识(wissenlos),[13] 他为了一件事忘记了多数事,他看不上已经抛在脑后的事物,只承认一项权利,即现在应当生成的事物的权利。因此,任何行动者对自身行为的热爱,要远远超过这种行为值得热爱的限度 :而最好的行为恰是在如此泛滥的爱中完成的,以至不管它们的价值大得多么不可估量,无论如何它们肯定不配得到这种程度的爱。
倘若一个人能够在众多情形中嗅得出、呼吸得到这个非历史的大气层(一切伟大历史事件皆发端其中),那么,这样一个人,作为能认知的存在者,或许能够将自己提升到一种超历史(überhistorisch)的立场上去,尼布尔曾经将它描述成历史的沉思可能达到的境界。他说 :“至少在一点上,清晰而详尽地把握历史是有益的 :就是让人们了解,哪怕我们人类当中最伟大、最高贵的人物也不明白,他们的眼睛是如何偶然地得到他们用来观看又强迫要求人人都用来观看的形式,说是强迫,乃是因为他们意识的强度格外地大。倘若一个人不能十分确切地且在众多情形中认出这一点,领会这一点,就会因为一个强大人物的出现而俯首称臣,这个人物将至高的激情以给定的形式展现出来。”[14] 这样一种立场,不妨称为超历史的立场,[15] 因为,秉持这一立场之人,由于他看清了,一切事件发生的一个前提乃是行动者灵魂中的盲目和不义,当然不会再受到任何诱惑去靠历史继续生存并与历史合作 ;他被治愈了,从此不再过分严肃地对待历史学:只要他从每个人、从每一段经历,从希腊人或土耳其人那里,从 1 世纪或 19 世纪的某一时刻,学会回答这个问题:怎样生活和为什么而生活。谁去问问自己的熟人,他们愿不愿意把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重新生活一遍,谁就能轻易看出,其中哪些人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超历史的立场。或许他们都会回答说“不!”,但是,他们为各自的“不”辩解的理由却不一样。有些人大概会以此自我宽解 :“可未来二十年会更好”;这就是大卫·休谟(DavidHume)讥讽过的那种人 :
指望从生命的渣滓中收获,
那最初的奔涌不能给予的事物。[16]
我们不妨称他们为“历史的人”;瞥一眼过去,他们便被驱赶向未来,从此平添了几分继续生活的勇气,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以为正义终将降临,幸福就在他们昂首迈向的那座山的背后。这些历史的人相信,此在的意义将在一个过程的展开中愈加显现出来 ; [17] 他们回顾历史,仅仅是为了通过观察迄今为止的过程来理解现在,并学会更加热切地企盼未来 ;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尽管他们坐拥历史学,他们却是如此非历史地思考和行动,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眷顾历史,本不为纯粹求知,只为生活。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虽然听过了第一种回答,其实还能有另一番回答。答案依然是“不!”,只是这个“不”是基于不同的理由。超历史的人回答说“不”,因为他们不指望从过程中寻求救赎,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在每时每刻中都已完结,抵达了它的彼岸。未来的十年岂能带来什么过去的十年都不曾带来的教益! [18]
那么,这一学说的寓意究竟是幸福还是断念,是德性还是悔罪?在这一点上,超历史的人从未达成过一致 ;但是,同所有对过去进行历史观察的方式对立,他们在这一命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过去和现在是同一的、无差别的,也就是说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月映万川却同为一月,终归是那个价值不变、意义恒定的静止实在。[19] 就如同语言虽有成百上千种,对应的人类需求却是同一不变的类型,某人一旦理解了这些需求,一切语言就不会再向他提供任何新知 ;同理,对诸民族和诸个体的历史,超历史的思想者一律从内部加以烛照,他能一眼洞穿各种象形文字的原始意义,甚至渐渐地看厌了不断涌现的新文字符号 :因为,对于无限丰溢的事件,他怎能不感到餍足乃至厌烦!到头来,最大胆的人也许会附和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的内心自白 :
一切生命皆无足感慨,
地球亦不值一声喟叹。
吾等之生存殆即痛苦与倦怠,
大千世界无非粪土。
毋庸苦恼。[20]
不 过, 且 让 超 历 史 的 人 留 着 他 们 的 烦 恼 和 智 慧 :如 今,我们要为自己的不智而欢欣,我们是作为积极有为的人、仰慕过程的人来享受美好的日子。纵然我们对历史的推崇是一种西方的成见 ;但只要我们多少在这些成见中持续进步,而非停滞不前! [21] 只要我们越来越好地理解历史,懂得为了生活而研习历史!这样一来,我们便愿意向超历史的人承认,他们比我们拥有更多的智慧 ;只要我们能够确信,我们比他们拥有更多的生活,于是乎,无论如何,我们的不智要比他们的大智更有前途。为了彻底澄清生活与智慧之间这种对立的意义,我将诉诸一种自古以来屡试不爽的方法,简单明快地抛出若干论点。
某一历史现象,一旦得到纯粹和完善的认知,并化约为一种认知的现象,那么,对于认知了它的人来说,它就已经死亡。因为,人在这一现象中看到了妄想、不义和盲目的激情,看到了这一现象的那一层昏暗的尘世视域,同时也认识到了它蕴含的历史性强力。如今,对于作为认知者的他,这种强力已经变得无力了 ;然而,对于作为生活者的他,这种强力或许并不无力。
把历史当作一门纯粹的科学,让它超然自主,对人的生活将是一场终结和清算。相反,历史教育唯有追随强劲的、新的生命之流(例如不断新生的文化),换言之,唯有在它受到更高力量的支配和引导,而不是纵容它自己支配和引导的情况下,才是有益健康和前景光明的。
历史学,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种非历史的强力。既然历史学处于这种从属关系之中,那就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门纯粹科学,比如说数学。不过,生活究竟需要历史学为它效劳到什么地步,这是关系到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是否健康的问题,至关重要,最须操心。因为,一旦历史学过了度,生活就会崩坏和堕落,最终拽着历史一起崩坏和堕落。
来源:好奇心精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