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宗秦汉逆今瘁古——吴昌硕三印新考丨中国嘉德2025春拍

摘要：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又名俊卿，初字芗圃、香补，中年后字昌硕，又字苍石、昌石、仓硕等，别号有朴巢、苦铁、破荷亭长、五湖印丐、缶道人、缶庐等，七十岁后又署大聋。浙江安吉（今湖州市安吉县）人。篆刻宗秦汉，融会浙、皖，浑厚高古，大巧不工。弟子王个簃曰

印宗秦汉逆今瘁古

——吴昌硕三印新考

一、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又名俊卿，初字芗圃、香补，中年后字昌硕，又字苍石、昌石、仓硕等，别号有朴巢、苦铁、破荷亭长、五湖印丐、缶道人、缶庐等，七十岁后又署大聋。浙江安吉（今湖州市安吉县）人。篆刻宗秦汉，融会浙、皖，浑厚高古，大巧不工。弟子王个簃曰“人谓先生书过于画，诗过于书，篆刻过于诗，德性尤过于篆刻，盖有五绝焉。”吴昌硕诸艺皆擅，以近代文艺巨擘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开印、书、诗、画兼能之风，引领印社学术、艺术风尚百年不坠，天下名士景从云集。

吴昌硕刻“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寿山芙蓉石印，篆书顶款：“鄣吴村掘地得此石，老缶钝刀刻之。”此印边长超过五厘米，不仅在清代篆刻作品可称大印，即便是在吴昌硕篆刻中，也是足够排进前十的巨印。须知吴昌硕老年病臂，镌刻普通印章尚且吃痛，故这样的大印非其青年力足气盛之时不可办。此印虽未署年款，但可稍作讨论。案光绪八年壬午（1882）四月初九，好友金杰（俯将）于古圹中得古缶相赠，吴昌硕喜其朴陋如其居所，乃刻“缶庐”印为号，并作《缶庐诗》纪事。此印顶款“鄣吴村掘地得此石，老缶钝刀刻之。”既已称“老缶”，刻年当在光绪八年（1882）后。

Lot 2000

吴昌硕刻 “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寿山芙蓉石自用印章

印文：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

边款：鄣吴村掘地得此石，老缶钝刀刻之。

出版：

1.《缶庐印存初集》第一册，P14，吴隐辑，1900年钤印本。

2.《缶庐印存》卷三，P25，吴昌硕辑，1900年钤印本。

3.《观自得斋印集苍石印谱》第一册，P25，徐士恺辑，1902年钤印本。

4.《吴昌硕印谱初集》P3，中国印学社刊行，1936年钤印本。

5.《吴昌硕自用印集》第一册，P20，浙江美术学院水印厂刊行，1979年。

6.《明清篆刻流派印谱》P212，方去疾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刊行，1980年。

7.《中国篆刻丛刊》第三五卷•吴昌硕（四）P3，小林斗盦编，日本二玄社刊行，1981年。

8.《吴昌硕印谱》P38，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

9.《吴昌硕印影》P154，戴山青等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

10.《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第四册，P181，茅子良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刊行，1999年。

11.《篆刻全集》第八册，P158，小林斗盦编，二玄社，2001年。

12.《吴昌硕印谱》P6，王冰、阿敏编，中国书店，2007年。

13.《吴昌硕流派印风》P54，重庆出版集团，茅子良编，2011年。

14.《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P205，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15.《中国篆刻聚珍•吴昌硕》P216，韩天雍选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

5×5×5cm.

RMB: 2,500,000-3,500,000

吴昌硕篆刻以秦汉为宗，毕生寝馈其中，此印取汉九字印法，而以己意变化出之。印文按九宫格排列，这本是汉印中一种均衡式的章法布局，居于九宫格中心的字是必然的“印眼”。汉印自铭通常称“印”，也可扩展为“之印”“私印”“印信”等，这类实例极多，但以“信印”为自铭的，在传世汉印中只有寥寥数十例。笔者认为，吴昌硕之所以舍常用的“印信”而用“信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观者最熟悉的“印”字安排到“印眼”的位置，以熟悉的字形唤醒观者的期待视野。此印最为绝妙之处在于，吴昌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印”字“爪”部反书，这绝对不是书写印稿的一时失误，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这一反常规的处理，再次在全印的中心位置制造出陌生化的视觉效果，异军突起、熟后返生，正是作者所要达到的戏剧化艺术效果。可以认为这方印就是一场高超的视觉艺术叙事，令人有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的观感，值得玩味。

此印顶款：“鄣吴村掘地得此石，老缶钝刀刻之。”鄣吴村在今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清末属孝丰县），是吴昌硕的祖居与出生地。掘地得此巨石的偶然性，使得印材本身具备了特殊的纪念意义，进而激发吴昌硕在创作上刻意经营。这一点也反映在印章的署款为吴氏较少采用的篆书，因此有别于一般性质的创作。联系到吴昌硕自用印中的一些特例，如“明月前身”（图2）阳文边款与造像是为了纪念元配夫人章氏，这方印也同样具备某种个体情感与记忆的“纪念碑性”。

图2 吴昌硕刻“明月前身”

值得注意的是，钝刀刻印作为一种具有“复古”意味的刀法，受到吴昌硕的极力推崇，似乎也印证了好友徐士恺之论断：“逆于今者未有不瘁于古者也”。吴昌硕在1889年为任伯年所作“任和尚”印边款中，用长歌记自己刻印“钝刀硬入文字仓，石缝迸出芝泥光”。从理论上讲，钝刀刻印，因锋刃不锐，必然需要更大的手臂力量加持，李白凤称吴氏“落刀蛮切，使无停刃”，杨岘《题缶庐印存》诗中赞曰：“吴君刓印如刓泥，钝刀硬入随意治。文字活活粲朱白，长短肥瘦始则差。当时手刀未渠下，几案似有风雷噫。”正是吴昌硕钝刀治印的旁证。吴昌硕晚年病臂，刻印很少，边款中多记述刻印臂痛之语，可能也与使用钝刀用力过巨，引发旧患有关。

图3 甲型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吴昌硕印

图4 观自得斋印集松荫轩藏

此外，“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的珍贵之处还在于，此印是篆刻创作中修饰做残的经典样本。笔者在吴昌硕各阶段印谱中，找到三种不同的钤本加以比较。为方便表述，这里把早期、中期、后期（也就是印花现在所呈现的样貌）的钤本形态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三型。甲型来源于戴山青先生编《吴昌硕印影》，该印蜕应取自徐士恺辑《观自得斋印集》四册本（1902年）（图3、4）；乙型采自吴隐辑《缶庐印存初集》（即《缶庐印集》潜泉印丛本，约1915年）（图5、6）；丙型采自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出版《吴昌硕印谱》（图7、8），但在某些吴隐辑《缶庐印存初集》（即《缶庐印集》潜泉印丛本）的版本中也同时存在这一类型的钤本。

图5 乙型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缶庐印存初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

图6 缶庐印存初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

我们可以看到钤本甲型印面基本干净，字与字界限清晰，印文各自独立互不干扰，笔画虽已轻凿出剥蚀痕迹，但轮廓基本清晰。印边稍有残破，但印角除适当钝化外基本完整。

钤本乙型可见四角被加钝加圆，各字做残均有加重，“吴”“信”“印”“利”“长”五字尤甚，并且打破了字字独立的状态，“吴”与“信”、“俊”与“印”、“卿”与“日”、“信”与“印”、“信”与“利”、“印”与“日”均因做残剥落，造成字与字之间的通连，进而构成字组。印边的残破加剧，“利”字左侧垂竖若隐若现，并不分明，实际上原石“利”之左竖已被修削，只是因为钤印时用力大、按压较实而呈现出来。因为印谱之作并非作者本人所亲为，实际上此型钤本并不能表达出吴昌硕的做印意图。

图7 丙型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吴昌硕印谱

图8 缶庐印存初集松荫轩藏本

钤本丙型代表的是此印较晚的状态，也是目前的终极形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字与字之间的连通被进一步加强，原本的九宫格疆界几乎全部突破，“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九字已经达到了字字连缀的地步，笔画也在不断披削中加粗。原先红底白字构成的匀称疆理经过多轮修治残损，已经白多于红，一片鸿蒙。甚至最初甲型钤本中精心设计的“印”字印眼也被消解，留红最多的“日”字转而成为全印视觉焦点，印风已由原来的汉铸印式转变为烂铜印风格。

做印，属于篆刻技法中“修饰”的范畴。修饰是篆刻整理、润饰之法，笔者曾按其进程分为刻制中的修饰与完成后的修饰两种，此印无疑属于后者典型。吴昌硕高弟王个簃曾说，吴昌硕刻印极快，但一印刻成往往置之案头经旬累月，时时审视，每每修葺，绝非一时仓促击打所致。此印作为吴昌硕篆刻残破实验的最佳范本，对于篆刻艺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此顺带指出，关于印章钤拓本的比对研究，笔者多年前曾以“西泠八家”印章为例进行论述：“印章流传中常常有所损坏，而这种祸患造成的损伤，以及由于钤拓者不同而造成的轻重、虚实变化，往往又赋予印章另一种介于‘自然’与‘人为’之间的独特美感。”进而提出建立“印谱校勘学”的必要性，对于重要篆刻家作品的断代研究，以及对钤手与钤本艺术价值的判断大有裨益。本文对此印的研究正采用了这一方法。

“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是常年置于缶翁斋头的珍贵自用印。早年耕读生活掘地偶得的旧石。虽未必贵重，却使作者在不断修葺的过程中反复玩味，倾注了浓厚桑梓情结。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说，就如大痴绘《富春山居图》断断续续耗费数年，这方印章也不啻为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篆刻艺术实验，这样的作品无论在吴昌硕的创作生涯还是放眼整个篆刻史，都是独一无二的。

二、葛维坪印

平湖葛氏传朴堂不仅是浙西藏书渊薮，至葛昌楹、葛昌枌一代更加痴迷于历代篆刻收藏，藏印多达千餘钮，几乎涵盖明清篆刻史所有重要人物。葛氏兄弟与当时印人也十分交好，如胡钁、郑文焯、吴隐、丁仁、叶铭、王福庵、陈巨来等，尤其对印坛执牛耳者吴昌硕格外尊崇，先后请吴昌硕治印近五十方。

Lot 2002

吴昌硕刻葛维坪用寿山高山石兽钮印章

印文：葛维坪印。

边款：缶刻。

出版：

1.《丁丑劫余印存》卷二十，P84，丁辅之、高野侯、葛昌楹、俞人萃辑，1939年钤印本。

2.《明清名人刻印汇存》卷十二，P63，葛昌楹、胡佐卿辑，1944年钤印本。

3.《古今名人印谱》第八册，P9，方节盦辑，宣和印社刊行，1945年钤印本。

4.《苦铁印选》卷四，P115，方节盦辑，钤印本，1950年。

5.《中国篆刻丛刊》第三六卷，P115，小林斗盦辑，日本二玄社刊行，1984年。

6.《明清名人刻印精品汇存》P721，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1991年。

7.《印史留遗》第六册，P33，艺友斋刊行，1996年。

8.《吴昌硕印谱》P12，王冰、阿敏编，中国书店，2007年。

9.《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P335，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2017年。

10.《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P335，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11.《吴昌硕印影》P346，戴山青等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

来源：

《荣宝斋首届拍卖会•印章文玩》，Lot71，1995年10月4日。

1.8×1.8×3.7cm.

RMB: 150,000-250,000

“葛维坪印”，边款：“缶刻。”原石为瑞兽钮寿山高山马肉红，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摩挲盘玩，朱砂巧色沉着，高山石特有的莹润也玉化为半透明状态，旧气袭人。是印乃吴昌硕为葛昌楹（1892-1963）长子葛维坪（1915-2011）所刻（图1），也是一方久经著录的缶翁经典作品。印主葛维坪，字浏清，以字行。葛昌楹长子。杭州之江大学经济系毕业。1935年于上海考入交通银行，任厦门分行办事员，抗战后任福建省交通银行副经理，1949年赴香港，1953年去台湾，历任台湾交通银行台北总管处设计委员，高雄、西贡等分行经理、储蓄部经理，中本纺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退休后，转任中华票券金融公司高雄分公司经理等。后移居美国新泽西州，2011年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七岁。

图1 左起葛维墀、葛维埏、葛维坪三兄弟

摄于平湖葛贤鐄提供

吴昌硕是晚清民国时期深受“印宗秦汉”思想影响的篆刻大家，其印章边款中明确取法汉印的作品就多达数十方，对汉印的理解也相当精深，善于触类旁通，由形似上达神意。“葛维坪印”看似与“汉印”有形态上的分别，比如笔画并不平直，结体也不够方整。但正如苏东坡论画所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实际上“汉印”作为一种印式概念，包含的风格元素丰富且复杂，真正的艺术大家既从经典形式中汲取养分，又必须善于遗貌取神，这与吴昌硕一贯秉持的“苦铁画气不画形”的观念一致。

首先，“葛维坪印”以书入印，缶翁书法特征明显。虽取法汉印，但在缪篆中加入小篆结体特征，笔画方直中不避圜转，“葛”字下部圆弧笔与“坪”字竖画末端曲笔都带有强烈的小篆书写笔意。从章法看，“葛”“坪”二字以纵势拉伸笔画，“印”“维”二字取横势压缩纵向长度，形成了对角呼应。“葛”字下部与“印”字“爪”部则以斜角错切的方式楔嵌成字组，“维”“坪”两字平正相叠成为字组。“印”字的“爪”部在印面中心大块留红形成印眼，既从视觉上聚拢了观看的焦点，又与“印”字右上、“坪”字下部的三处留红形成块面呼应。同样的章法处理，与此前刻制的“葛昌楹印”“葛昌枌印”等印几乎一致。在1914年所刻“葛昌枌印”（图2）边款，缶翁自道“仿汉官印之平实者，自视饶有古趣”，可见“葛维坪印”正是吴昌硕以自家的理解来模仿汉印，是从精神上思接汉人。因为真正高级的创作，不是与古为徒，而是与古为新，如果没有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超脱精神，是难以显出本我，实现创作自由的。

图2 葛昌枌印及边款吴昌硕印影

由于此印未署年款，具体创作时间向不清明。传朴堂后人葛贤鐄先生所著《葛书徵先生年谱》将此印系于1916年9月，经请教葛贤鐄先生，告知由来。葛维坪系葛昌楹与元配夫人张兰英所出，生于民国四年乙卯（1915）九月初六（10月14日），因系长子尤为钟爱。民国五年丙寅（1916）九月，葛维坪周岁时，曾在上海阿芳摄影院（Ah Fong Studio）拍摄肖像，葛昌楹于相片背面题：“浏儿二龄肖影。丙辰九月。”（图3）传统旧俗母亲怀胎十月，孩子出生即算一岁，葛维坪生于1915年，故此时算作两岁，即今称虚岁。因当时正是与吴昌硕交往最密之际，吴昌硕已为葛氏昆仲治印数十方，于是一并请吴氏为爱子治名章以为周岁纪念。按当时吴昌硕治印润例，每字几近白银四两（一两约折合银元一元四角），“葛维坪印”四字须花费二十多块银元，远非普通人所能负担。葛家以如此贵重而富于涵义的“抓周”礼物传与葛维坪，可见爱之深切。葛维坪也成为传朴堂后人中唯一一位刚出生就得到吴昌硕治印的子嗣，尽管彼时的他尚不懂得这份礼物的珍贵。这桩掌故在葛氏家族并非秘闻，但外界却无从知晓。故这方无年款的“葛维坪印”作于民国五年（1916）九月可成定谳，今藉本文为印史结一悬案。

图3 葛维坪（浏儿）二龄小影及葛昌楹题字

三、豫卿

吴昌硕刻“豫卿”白文印，边款：“昌硕道人”，惜无年款。案缶翁署款中相似者曾有“苍石道人”“昌石道人”等，但“昌硕道人”罕见。由于“昌石道人”“苍石道人”一类别署的使用期大多集中在吴氏青壮年，即大约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1878年-1888年）之间，故“昌硕道人”亦当属于这一年龄区间。且从印石看，石质冻地略粗，微有砂钉，应系昌化一类，也符合吴氏早年所用印石特征。故这一结论，虽不中，亦不远矣。

Lot 2001

吴昌硕刻 “豫卿”青田石印章

印文：豫卿。

边款：昌硕道人。

出版：

1.《吴昌硕印存手卷》，方去疾编，钤拓本，约1950年。

2.《中国篆刻丛刊》第三四卷•吴昌硕（三）P137，小林斗盦编，日本二玄社刊行，1981年。

3.《吴昌硕印谱》P91，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

4.《吴昌硕印影》P491，戴山青等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

5.《吴昌硕印谱》P27，王冰、阿敏编，中国书店，2007年。

6.《吴昌硕全集•篆刻卷二》P205，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1.7×1.7×4.3cm.

RMB: 150,000-250,000

“豫卿”二字仿秦印，妙处在于用字直承《石鼓》、秦篆余绪，取法秦凿印、六朝将军印野逸一路，刀法率意自然。此印妙在运用了多处几何形块面的呼应与对比，包括“豫”字“予”部的两个三角形排叠、“象”字中部的一对方形块面、“卿”字左右对称的半圆，以及“卿”字中间的两个椭圆形。同时，“卿”字的纵向笔画，与印中纵向界栏及“豫”字的长线，一起将印面均匀分割成多个等量纵向条块。从篆刻创作理论来说，字法（篆法）的组合与安排构成了章法的结构，篆法与章法并不割裂，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特殊的字法构形，最终形成独特又和谐的视觉效应。印章边栏则摹拟烂铜印，残断自然，漶漫泯灭处若隐若现，更显浑厚苍茫，大面积留红烘托出印面的篆法的生动。实为吴昌硕早年妙造自然、不计工拙的代表作。

印主林际康，字豫卿，浙江定海人，晚清时曾任天津府同知、知府。生前信札底稿等资料被辑为《戊戌信稿》《己亥信稿》《庚子禀启函奉稿》（图1）等，对近代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吴昌硕早年即与林际康相交投契，林在吴氏捐纳、谋官过程中曾屡予帮助，是吴昌硕仕履生涯中的重要朋友。吴氏早年数度北上析津，与其也有关联。吴昌硕曾为其篆刻“林际康印”“豫卿”“豫卿过目”“林际康印·豫卿”（连珠印）“豫卿启事”“豫卿上书”“定海山人”“定海林氏”“定海林际康印信长寿”等十数方印章，惜多流落海外。故此印乃吴昌硕早期为好友经意所制，非同浮泛应酬之作，识者自宝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