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贪污受贿人性之所在,历代各国都无法禁止,只不过是贪多贪少的问题。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当老百姓的时候饱受贪官污吏的压迫,所以对官僚最为痛恨,将官僚薪俸定的极低。可官员不同于平民,他们有权力,自然要享受高人一等的生活。虽然朱元璋用剥皮实草等严刑峻法惩戒贪官,但却不
贪污受贿人性之所在,历代各国都无法禁止,只不过是贪多贪少的问题。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当老百姓的时候饱受贪官污吏的压迫,所以对官僚最为痛恨,将官僚薪俸定的极低。可官员不同于平民,他们有权力,自然要享受高人一等的生活。虽然朱元璋用剥皮实草等严刑峻法惩戒贪官,但却不能阻止官僚前仆后继的腐败。明朝和李闯都曾深得民心,但政权的腐化最终导致了双方的灭亡,由此可见不忘初心何其重要。
一、明末的腐败和起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这种暴利催生了大商人的出现,“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它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合。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下,商人只能通过依附封建官僚来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而本该由国家收取的商税,转化为了“私门之请”,结果就是国家愈穷,官僚愈富,官僚和商人结成紧密的利益同盟。
比如,嘉靖时期严嵩弄权,严嵩之子严世蕃公开卖官鬻爵,“每一开选,则某官银若干……某缺银若干。群众相竞”。崇祯元年(1628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劝廉惩贪疏》中说:“臣所闻见,一督府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可见明朝贪污有多么的严重。
官员贪污,兼并土地,而明末又处于小冰河期,天灾不断。加上辽东局势的崩坏,处处都要钱,而国家无法从官僚、地主、商人身上获取钱财,只能加重对底层的赋税盘剥,著名的三饷加派便应运而生了。
按照《明史·杨嗣昌传》所说,自1618年起,朝廷共七次加派三饷,从底层人民身上榨取了1670万两白银。按照《食货志》所说,辽饷900万,剿饷330万,练饷730万,总计约1960多万。
三饷负担反过来又推动了起义的发生,“群盗满山,四方鼎沸”、“政繁赋重,外讧内叛”。
于是,就形成了明末一个恶性循环,为了镇压起义,需要增加赋税;赋税不能向官员、地主、大商人这些有钱人收取,只能压榨底层百姓;底层百姓被逼的过不下去了,只能揭竿而起;然后朝廷继续镇压,如此反复。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二次分配没有做好,贫富差距太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二、穷苦的西北汉子
明代的西北已经过了汉唐的黄金期,沦为了内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可陕西、宁夏又属于明代的九边,地处防御蒙古一线,存在大量边军,这些人的军需需要北京调配,在官员腐败、天灾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明末西北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
崇祯时期,最早的起义发生在崇祯元年十二月,是固原(在宁夏)边军兵变。起因是官员腐败,克扣军饷,天灾之下,戍边将士无法过活,怒而洗劫了府库。固原兵变声势浩大,西北的饥民也相继造反,“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比如白水王二、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王大梁、安塞的高迎祥。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他幼年贫困,成年后成了银川驿卒,算是吃上了公家饭,但工资微薄,只能勉强糊口而已。据《平寇志》记载,李自成后来在发布的《永昌元年诏书》中说他“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自己也是平民出身,亲眼看到了百姓憔悴饥寒的身影,也亲身体会了遭受迫害的痛苦。
崇祯二年,崇祯帝为了节省经费,裁撤驿站,可怜的李自成失业了,随即失去了生活来源。
至崇祯四年,米脂又发生了天灾,百姓为了过活,“从贼者十之七,邑几空”,为了活下去,李自成也加入了起义的队伍。就这样,著名的闯王开始了他的起义之路。
三、天子体验卡
李自成起义后,最先跟从王左挂。王左挂被招安后,李自成投奔了张存孟。张存孟战败后,他便投奔山西的舅父、闯王高迎祥。随后,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人在河南被官军包围,恰逢后金进犯,官军赴北方抗金,围困遂解。
随后农民军西走,被明朝三边总督陈奇瑜围堵在陕西车厢峡。就在明军要全部剿杀农民军的关键时刻,陈奇瑜突然宣布要和平招安他们。李自成、张献忠顺势假意接受招安,待跳出包围圈后复叛。
崇祯七年(1634年),脱险的李自成进攻庆阳、平凉,“九月五日攻平凉,不下,转攻四境,平凉属城十破其五”。1636年,李自成大举进犯固原镇,但被洪承畴击败。
同年2月发生了宁夏兵变,宁夏镇边军因欠饷杀了宁夏巡抚造反,洪承畴只得转而去镇压兵变。这样,宁夏的部分叛乱边军便投靠了李自成,其势力更加强大。5月,李自成进攻米脂,结果惨败,他仅率数百人逃脱。在这一危难之际,李自成部下高一功率一万多人自固原前来增援,李自成方才转危为安。
1638年,李自成在潼关南原遭到官军埋伏,大败。民间传言,李自成的军队只剩下他和17骑逃往商洛山蛰伏。又逢后金入关劫掠,官军撤走,李自成遂安,并再度壮大。
至1641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杀了福王。随后兵围开封。
1643年10月,李自成攻占潼关,杀死孙传庭,继而攻占西安,固原总兵白广恩率全镇官兵投降,随后李自成又占领了甘肃、宁夏等地,得到西北边军后,他战力大增。
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第一次登基,国号大顺,年号永昌。
随后进行北伐,一路上势如破竹。3月19日进入北京城,灭亡了明朝。
4月21日,李自成率军北上,在山海关的一片石遭到吴三桂和清军联合攻击,李自成大败。26日逃回北京,29日在紫禁城武英殿进行了第二次登基,第二天就撤离了北京。总计占领首都42天,也算是过了一把天子的瘾。
此后李自成在对清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败,西北地盘也全部丢失。至1645年5月在湖北九宫山死亡,一代闯王就这样黯然退场。
四、李自成的北京政策
1644年3月19日午时,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自德胜门进入皇城前,按照《定思小记》所说,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颇有刘邦进咸阳约法三章的风采。
进京之初,李自成的确严格军纪,据《流寇志》记载,当时有两个军士抢劫了绸缎庄,“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所以李自成受到了北京所有人的欢迎。
但随着在京政策的转变,李自成又遭到了北京人民的全体反对。
官僚方面,李自成进京后,除了少部分大明忠臣殉国之外,大部分人都是很欢迎闯王的。这些人以首辅魏藻德、陈演、成国公朱纯臣为代表,他们对李自成极度谄媚。左春坊右中允说崇祯“刚愎自用。君臣血脉不通,以致万民涂炭”,又讴歌李自成“救民水火,神武不杀。比隆充舜,汤武不足道也”。但不久之后,闯王和官僚们的蜜月期就结束了。
官僚们对李自成的恨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李自成没有满足他们当官的欲望。综合《小腆纪年附考》和《怀陵流寇始终录》所说,期望入仕大顺朝的官员有4000人,而3月24日,李自成公布的任用名单中仅任用了200人。这样北京官僚们自然对李自成离心离德。
而真正把官僚们推向李自成对立面的是拷饷。李自成政权始终没有建立稳定的财政体系,为了维持几十万军队的开销,他就只能采用特殊手段。
关于拷饷,这是明末野史重点渲染的李自成的罪状。拷饷分两部分,一个是助饷,也叫派饷,一个是追赃。
关于助饷,《甲申核真略》说“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这是说,助饷的范围是全体明朝官员,李自成根据这些人过去的官职分配交钱额度,“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不交钱,就用夹棍拷打。但助饷不能满足财政缺口,所以就出现了追赃。
追赃,顾名思义,面对的对象是贪官,这是让所有底层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环节,最令人解气。可李自成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律程序,结果一场好好的反贪运动,逐渐失控,变成了一场暴力活动。许多史料说,追赃的主持人是李自成的心腹大将刘宗敏,但已经成为北京城主人的大顺军,人人都有执法权,人人都是执法者,“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施刑”。《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说,在顺军眼中,无官不贪,“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追赃可没有数额,不拷打致死不算完。这下北京的官僚可就遭了难了,以首辅魏藻德为代表,他就被“追赃”,交出一万两白银后被拷打致死,其子则继续被拷打,也被杀死。
追赃的本意是处置贪官,但在施行的过程中,士兵趁机劫掠民财和富户。顺军人人发了财,“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而入主北京的李自成等人又不事生产,没有恢复经济,结果使得北京经济混乱不堪。
综合因素之下,北京乌烟瘴气,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这时老北京人才想起明朝的好,“于是京都之民如蹈汤火,皆利贼之败而追思先帝不置矣”。
生活作风上,李自成贪图享乐,政权快速腐化。他们占据皇宫就将宫女瓜分。追赃开始后,这些赃官的家眷也被瓜分,大顺军人人有份,“以各戚畹妇女给配”。除此之外,普通士兵奸淫百姓妻女的事情也常有发生,“先拿娼伎,渐及良家妇女”。至于约法三章,则早已被遗忘。李自成占据紫禁城后,每日饮酒作乐,其部下也各选府邸,每日宴饮,一旦看上了哪座宅子,则“杀其主,有其妻妾”。所以李自成渐渐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北京百姓的支持。
文史君说
一代屠龙少年终成恶龙。李自成军事上的失败不可怕,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但他在入主北京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终让自己沦为新一代更残酷的封建剥削者,在北京毫无威信和民心,所以一片石之后,他只能仓促撤离北京。由此观之,不忘初心,何其重要!
参考文献
张杰:《李自成与多尔衮进北京施政之比较》,《满学论丛》第4辑。
薛正昌:《李自成大顺政权与宁夏》,《西夏研究》2016年3期。
陈梧桐:《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与教训》,《明史研究》第11辑。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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