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到方济各其人，平心而论，他作为一个宗教人士，在世界上的声望还是挺高的，在各国各界的风评也以正面评价居多。在对华问题上，方济各的对华态度也堪称是历届教皇之中最友好的。方济各在早前接受港媒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对他而言“一直都是一个伟大的参照”，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

天主教罗马教皇方济各走了。当地时间4月21日，梵蒂冈教廷对外宣布，天主教罗马教皇方济各当天逝世，享年88岁。

说到方济各其人，平心而论，他作为一个宗教人士，在世界上的声望还是挺高的，在各国各界的风评也以正面评价居多。在对华问题上，方济各的对华态度也堪称是历届教皇之中最友好的。方济各在早前接受港媒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对他而言“一直都是一个伟大的参照”，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拥有伟大的文化和无穷的智慧”。对待中国的发展与开放，他认为应当积极看待中国的发展成果，毕竟智子疑邻终非长久之策。

作为天主教会首位非欧洲出身的教皇，同时也是第一位出自耶稣会的教皇，为了促进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发展，方济各在任内做了不少工作。如果不是因为方济各的顾全大局，未必能有《中梵主教任命协议》，也难保不出现像他的前任若望·保禄二世那样，屡屡给我们添堵的麻烦制造者。

说到方济各的生平事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得数他2015年7月访问玻利维亚那次。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教皇，时任玻利维亚领导人、左翼政治家莫拉莱斯曾经送过他一件极具视觉冲击力和象征意味的礼物——一个木质的十字架，上面钉着耶稣基督受难的雕像，但是构成其横轴和纵轴的标志，却是象征红色革命主义的镰刀榔头。

这个造型别致的十字架称得上是拉美地区的特产，全世界你只有在拉丁美洲才能看到。这种将基督教信仰和红色革命精神融汇在一起的做法，在世界左翼运动历史上有一个专属名词——解放神学。

而所谓解放神学，简单点说，就是在上世纪下半叶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就连神父也是游击队的一员。他们一边在穷苦人家中间布道行善，一边用卡拉什尼科夫的冲锋枪替他们排忧解难。解放神学在当年的拉美一度拥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就出生于阿根廷的方济各年轻时都曾耳濡目染，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莫拉莱斯会在他出访玻利维亚时送给他那个别致的十字架，一切都是有因果关联的。

说到在方济各任内主张对华友好的梵蒂冈宗教界人士，除他本人之外，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的，那就是方济各的阿根廷老乡，前梵蒂冈主教、前教皇社会科学院前院长马塞洛·桑切斯·索龙多（Marcelo Sánchez Sorondo）。

2018年，索龙多曾在一次专访中表示，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如果非要从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之中挑选出一个“天主教社会教义（Catholic Social Teaching）的最佳践行者”来，那么他觉得，恐怕只有中国才能当得起这个称赞。

什么叫“天主教社会教义”？具体而言，这是一项基于天主教信仰和道德原则提出的，关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公共事务的指导性教义。其核心目标是促进人类尊严、社会正义以及公共利益，主张通过符合天主教精神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

简单来说，天主教社会教义可以被拆分为如下七大原则：

一是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强调人人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社会制度应保护弱势群体，反对一切剥削与歧视。

二是共同利益（Common Good），主张社会应优先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比如教育、医疗和就业等，而非仅仅服务少数特权阶层。

三是团结互助（Solidarity），提倡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互助，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或民族主义，强调“所有人都是彼此的守护者”。

四是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认为决策应尽量由最基层的群体或机构作出，避免中央集权的过度干预，同时要求上级在必要时提供支持。

五是经济正义（Economic Justice），提出财富分配应公平，保障工人权益，比如合理工资和安全劳动环境，反对剥削性的经济模式。

六是环境保护（Stewardship of Creation），主张人类是自然的管理者而非主宰者，需要对地球资源和人类生活的环境负责。

七是和平与和解（Peace and Reconciliation），倡导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冲突，推动社会的和解与宽恕。

虽然这七大原则并不能和中国国情严丝合缝，但平心而论，抛开宗教元素不谈，单就契合度来说，索龙多认为中国最符合他心目中“理想国”的形象，我觉得这话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道理的。

按照索龙多的说法，“中国没有贫民窟，没有毒品泛滥，年轻人也不沾染毒品，取而代之的是积极向上的国民意识”。这样的国家当然当得起“非同凡响”的评价，不管它是否信奉天主教教义，也无论它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桑切斯·索龙多认为，中国在践行方济各所颁布的《愿祢受赞颂》通谕方面比许多国家做得都好，因为在其他国家都在放空炮、推诿责任的时候，只有中国勇敢地站了出来，为应对气候问题献计献策、出工出力。他称赞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上恪守了君子协议，并在环保领域承担起了其他国家都已放弃的道德领导责任。

不仅如此，索龙多还说，中国不像美国，在中国，资本无权主宰政治，这一点甚至就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了。

因为正好赶上川普第一任期，所以索龙多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还批评了一嘴川普的逆施倒行。他指责川普就是个“被石油资本公司操控”的屑人，并表示与那些追随“自由主义思潮”的国家不同，中国正在为地球和人类的更大福祉而努力。

作为梵蒂冈对华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索龙多曾访问中国。那次访华之旅给索龙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来之后他就成了中国的“自来水”，逢人便说中国的好话，“我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凡的中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劳动、劳动、再劳动。没有其他捷径可走，从根本上说，就如同圣保罗所言：不劳动者不得食。”

有人可能会觉得，索龙多之所以会说这些话，主要还是为了促进中梵建交。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但如果觉得这就是他的全部目的，我觉得这种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索龙多在当时的西方大环境下发表那样的言论，其实是背负了很大风险的。西方有很多反华魔怔人根本不在意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只要你替中国说了几句公道话，那你就是大逆不道。

方济各和索龙多

索龙多在当时就遭遇了这个情况。因为他的那篇专访，索龙多一下就沦为了西方舆论场上的众矢之的。从宗教界到政治界再到媒体界，一时间，非议他的小作文犹如雪片般飞来。2022年，时年已80高龄的索龙多因为不堪其扰，最终选择向方济各递交辞呈，辞去了教皇社科院院长的职务。

一个7、80岁的老人，就因为在舆论场上替中国说了几句公道话，最后被逼得不得不急流勇退。不管索龙多当年那一席话的主要目的是否出于梵蒂冈教廷的长远利益，咱们论迹不论心，我觉得老人家对中国都算厚道了。今天西方国家但凡有一个政客能做到像索龙多这样，我也会出来和他/她说一声“谢谢”的，这与对方奉什么意识形态、持什么政治立场都无关，只关乎这个人是否守心持正。

在索龙多急流勇退3年之后，他的老领导方济各与世长辞。在这批老人离开之后，我估计我们很难再从美西方各界的权威人士嘴里听到“中国才是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最佳践行者”这话了。现在的世界局势甚至比2018年那会儿的还糟糕，但我依然相信，希望尚存。只要怀揣希望之人能将前人的火种传承下来、传播出去，总有一天，希望的鲜花一定会开满枝头。

正如狄熙客所言：

历史往往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打破偏见。梵蒂冈主教对中国“践行天主教精神”的赞誉，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妥协，不如说他揭示了人类共同价值的超越性——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若其制度能真正回应“人的尊严”“生态责任”与“社会正义”，便已在无意中触摸到信仰的脉搏。

索龙多的坚持与方济各的远见，恰似一束穿过迷雾的光，映照出中梵互动的深层逻辑：当宗教放下傲慢，政权摒弃敌意，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守护弱者”“敬畏自然”的共识下并肩而行。中国没有天主教传统，却在消除贫困、禁毒治乱、气候行动中，演绎了“行胜于言”的东方智慧。

方济各的离世，给世界留下了一道思考题：当人类困于撕裂与对抗时，能否放下彼此的偏见，在共同家园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一句中国古语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条路注定道阻且长，但我们应当坚持走下去。

因为一个“君子和而不同”的未来，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之努力。

来源：孤烟暮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