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他人交流的欲望，可能早早地被刻入了人类的DNA，据说，人类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才由家庭组成了部落，由部落建立起国家。人们总是会对异国的来客感到好奇，对远方充满了幻想——遥远的国度生活了哪些人？他们与我们有着怎样的异同？他们是友好还是敌对？如今的我们即便在网络
与他人交流的欲望，可能早早地被刻入了人类的DNA，据说，人类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才由家庭组成了部落，由部落建立起国家。人们总是会对异国的来客感到好奇，对远方充满了幻想——遥远的国度生活了哪些人？他们与我们有着怎样的异同？他们是友好还是敌对？如今的我们即便在网络的加持之下可以做到“天涯若比邻”，却依然无法停止这样的想象。
有了对外界的好奇心，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外交流的需求，而近代欧洲出于对外扩张和国际贸易的需要，这种“好奇心”就更加迫切了。当他们穿着丝绸，举起瓷杯，喝着下午茶，就会不可避免地向往着这些东西所代表的国家——中国。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仿佛强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的外国人不远千里而来，试图叩开这扇大门。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停滞的帝国》《翻译的危险》这四本著作，以全球史的视角，讨论“中西交流”的话题，揭示了异国旅者的命运轨迹——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也因此被分别对待。经由他者的视角，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与他们的互动，在“我们眼中的他们”之上，进一步认识“他们眼中的我们”。
邸报的西传及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邸报是一种用于传达政治信息、公布朝廷政策的新闻文抄，又称“邸抄”“朝报”等，早在西汉年间便已经出现，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报纸。
或许因为邸报出现得太早，已经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部分，所以直到清朝的中前期，邸报几乎都没能留下中文副本供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研究参考。国内学者也较少关注这些文字，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只作为间接材料。然而，这些文字经由彼时在华的传教士翻译后传入西方，却引起了欧洲人的广泛兴趣——除却那些极少数在中国境内长期居住的西方人，邸报所传达的信息，是大多数普通欧洲读者所能获取的最真实可靠的中国情报。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一书，正是以经由翻译后的中国邸报为切入点，去理解彼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作者钟鸣旦选取康、雍、乾三个时期中的代表性个案，诠释了中国邸报在欧洲的传播历程与影响。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比]钟鸣旦 著，陈妍蓉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邸报的传播，事实上标志着“中国”不再是一个传说中的国度，西方不再依靠道听途说或前人的文字来幻想一个国家，而是对实地考察材料进行汇编，完成后以私人信件、报告以及翻译等形式送至欧洲，再将这些散乱的断章拼凑起来，构建出一个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这样的拼凑，不仅反映了早期清代邸报的实貌、规格、版式、内容和使用情况，也涵盖了中文史料未记载的许多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录向现在的我们展示了欧洲人是以何种方式对邸报进行阅读和理解的，又是怎样向他们的同胞们介绍中国，让清帝国进入全球化的公共领域的。正如时任罗马教廷传信部负责人潘如所指出的那样，邸报在“对于深入了解皇帝、重要（人物）和文人群体所信奉的孔子这一教派……是最必要的”。
邸报在欧洲的流行，还有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对启蒙运动的推进。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东学西渐”对于启蒙运动家们的影响，却往往对“东学”传播到欧洲的路径一无所知。但经由钟鸣旦的描写，我们得以将这一过程具象化——邸报中所描述的另一种政治制度与治世哲学，确确实实地启发了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运动家。传教士为传播“天主的福音”而来，但他们的文字，却反而促使了“人文的觉醒”。
在这些西方传教士中，利玛窦可能是最为出名的一个，他之所以被载入史册，正是源于他在中西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个人作用。
利玛窦铺设的中西交流之路
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从意大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与大多数身处异乡的游子一样，他首先遭遇的问题便是语言障碍，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铺建出一条真实可行的道路，让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彼此的意愿。
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书中，作者史景迁关注利玛窦所遗留下来的八个记忆碎片——四个汉字（武、要、利、好）与四幅圣经版画，它们分别代表了东西方的文明，利玛窦以他自己的方式构建起一座“记忆宫殿”。史景迁所尝试的，不仅仅是在还原一个“利玛窦的时代”，更是在还原利玛窦的遭遇与心境，让读者感同身受。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美]史景迁 著，章 可 译，南海出版公司2024年出版
记忆宫殿，是利玛窦在学习汉语时所运用的独特记忆法。利玛窦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起了一座虚拟的宫殿，将需要记忆的信息如艺术品一般置入其中，以图像化的方式加以记忆，以空间位置将其联系起来。这一方式，让利玛窦很快就掌握了汉语，也让他成功吸引了官僚群体的注意——科举考试对记忆力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官僚士绅们希望能从利玛窦那里学到这项专业的记忆术。借着这个机会，利玛窦建立起了与中国人的友谊以及最早的传教渠道，甚至为他面见万历皇帝提供了机会。
即便如此，利玛窦还是遭遇了很多游子在他乡都会遇到的问题：自我认同的危机。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他先是披上了僧袍，继而穿上了儒服；然而，他感觉自己与周围人依然存在着一道无法看见却又坚不可摧的壁垒。在《畸人十篇》中，他将自己定义为了一个“畸人”，一个“矛盾的人”；外表的改变与融入异域文化的努力，让他时而坚定，时而茫然。
利玛窦最终长眠在了北京，但他所确立的“利玛窦规矩”成为传教士们的守则，长期被遵守；他铺设了一条中西方的交流之路，让他成为后世人们所怀念并尝试返回的起点。
如果说利玛窦是以民间交流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现场的，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正式的官方交往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现代”与“前现代”文明的摩擦
马戛尔尼访华，是清朝外交史上的著名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往往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东西方在清朝的首次正式碰撞，也是未来双方迈向战争的分水岭事件。在这次事件之后，欧洲变得“不再迷恋中国”。
从伏尔泰的崇拜，到黑格尔的轻蔑，不过短短50年，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马戛尔尼使团的短短一瞥，就让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巨大转变？或许，《停滞的帝国》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长期以来，欧洲对于中国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富饶美丽、政清人和的乌托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对于中国是一个“仰视”的角度，而中国也乐得接受这种仰视，在这样的角度之下，当欧洲人来到中国，往往选择将自己融入中国的体系中。然而，当马戛尔尼的使团到来之后，中国官员惊讶地发现，这帮“外夷”竟然试图与自己平起平坐，以对等的姿态进行对话，而不愿意屈膝于中国的礼仪。
马戛尔尼使团与乾隆皇帝的礼仪之争，是后世历史学界的热点话题。有人认为，这场礼仪之争存在于乾隆的朝堂；有人认为，早在北京的城门口，这场礼仪之争就已开始。该书作者阿兰·佩雷菲特则认为，这场礼仪之争，甚至在使团还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已开始。作者挑选了“长城”这一意象，将其作为中国人的精神象征。“长城”意象的核心精神，是“内”与“外”的隔离，作为天朝上国只需要遵守“内圣之道”，而不需要从外部接受或输出什么。
《停滞的帝国》。[法] 阿兰·佩雷菲特 著，王国卿、毛凤支 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出版
在具体的外交事务上，双方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沟通。英国正使马戛尔尼只是在不断复述国书上的内容，尝试打开中国的门户；而清朝的皇帝只把他们当作不通情理的蛮夷。某种意义上，双方都只是在阐述自己的君主所希望听到的话语，而不是真正想要解决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伏尔泰的崇拜到黑格尔的轻蔑，有条逻辑链条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对于“现代性”和“理性”的盲目崇拜。清朝的政治体系是一个“理性”的系统，伏尔泰正是出于对“理性”的渴望而产生崇拜之情。但这种“理性”仅仅局限于官僚系统内部，是发展到了极致的统治之术，它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全民启蒙。相对应的，英国人则自视为已被“启蒙”的“现代”“文明”之人。因此，这一事件，事实上也可以视为一场“现代”与“前现代”文明的摩擦——而我们现在知道，“现代性”并非所有问题的答案。
不幸的是，作者同样带有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崇拜，使得书中部分内容显得有些刻薄，但作者的切入角度却也实打实地创造了一个文明的切口，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两个世界的撞击”。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视线焦点固然是外交使节的较量，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拓展，这个主题呈现了很多不同的视角，其中之一便是翻译。
建立一种理解与融合的翻译方式
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在《翻译的危险》中，作者沈艾娣通过对两位不同国籍的译者——中国的李自标与英国的小斯当东所处的危险境地的关注，揭示翻译角色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
翻译本身并不会带来危险，真正带来危险的，是翻译者所承担的两国外交之重任。小斯当东是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同时承担翻译的任务；而李自标同样担任了使团的翻译职责。与一意孤行、保持强硬态度的正使马戛尔尼不同，小斯当东的态度要柔和许多，他曾与李自标一起，基于各自的文化习惯商讨如何将自己的意愿以“一种能让听众所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在具体的操作上，李自标近乎是以一种谈判的方式寻找中英双方的共同点，尝试劝说双方以各退一步的方式实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
《翻译的危险》，[英]沈艾娣 著，赵妍杰 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出版
这样的翻译，自然会对原意有所偏离，却实实在在地实现了中英双方难得的有效沟通。相应的，书中举了另一个名为马礼逊的翻译者的案例。马礼逊是一位传教士，他认为自己翻译的文字有其神圣性，不容更改；为此，他遵循既有原则，编纂了历史上第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字典，以此为依据严格地进行了直译。这项伟大的成就并没有让他收获期望的结果——他单方面基于自身的输出，无法让另一种文明“皈依”。
小斯当东和李自标的翻译方式，则是将自身的文化融入了对方的文化之中，经由思维的转换，将自身代入到对方的位置上，尝试理解对方的精神内核，再将自身的精神内核与之融合——经由这样的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既不属于中国文明、也不属于英国文明的思想。这样的思想，与双方都是若即若离，却又能让彼此互相接受。小斯当东有言：“词语不过是思想的符号。”当思想能够相互理解，词汇不过是代为传达。
而这也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在这个世界似乎再度割裂的时代，她渴盼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她认为，翻译的使命是为了理解另一种文明，而不是将自身的文明束缚在既有的框架之内。这个道理，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翻译。
人与人的交流，让世界得以互联互通，四本著作所记录的中西方交流史，不仅仅只是一种历史的回声，它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如何与另一个世界对话？这个问题至今仍在被不断地提出，又被不断地尝试解答。人们都在期望着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未来的我们，能否建立起这座巴别塔，让人们得以再度理解彼此？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