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是一个极高的成就时期，充满了辉煌和卓越的代表。其中，楷书在初唐奠定法度基础后，于盛唐迎来了气象更为恢弘、风格更趋多元的繁荣期。徐浩所书的《大唐大兴善寺故大德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碑铭并序》（简称《不空和尚碑》），正是这一时期承前启后、标志着盛
唐代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是一个极高的成就时期，充满了辉煌和卓越的代表。其中，楷书在初唐奠定法度基础后，于盛唐迎来了气象更为恢弘、风格更趋多元的繁荣期。徐浩所书的《大唐大兴善寺故大德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碑铭并序》（简称《不空和尚碑》），正是这一时期承前启后、标志着盛唐楷书新风貌的重要里程碑。此碑不仅承载着纪念一代高僧不空三藏的宗教与历史价值，更以其雄健厚重的笔力、稳健老辣的结体、融合创新的风格，成为了后世研习唐楷、理解盛唐气象的经典范本。
《不空和尚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由严郢撰文，著名书法家徐浩（公元703-782年）以其精湛的楷书技艺书写。碑文所纪念的主角——不空和尚，是一位来自北印度的杰出高僧。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师从金刚智，后又赴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求法，带回大量密宗经典并主持翻译，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玄奘、真谛齐名的四大译经家之一。不空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备受尊崇，被封为“灌顶国师”，对密宗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此碑的建立，既是唐王朝对这位高僧功绩的官方认可，也是盛唐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
更为深远的是，碑文提及不空的弟子惠果，正是他将密法传授给了来自日本的僧人空海。空海回国后创立真言宗，将密宗文化远播东瀛，并成为日本书法史上的“三笔”之一。因此，《不空和尚碑》不仅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晶，也间接联系着中日文化的传播脉络，其蕴含的历史与文化意义非凡。徐浩作为书写者，时已年近八旬，其声名在当时已如日中天，《新唐书》称其“书名年轻时已倾动海内”，肃宗朝诏令多出其手，其书法被誉为“怒猊抉石，渴骥奔泉”，足见其深厚的艺术造诣与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他来书写这座重要的碑刻，无疑是人与文、书与史的高度契合。
《不空和尚碑》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其雄健厚重的笔力。徐浩在此碑中大量运用“逆锋用笔”，强调“藏锋”起笔与行笔中的“涩势”，使得线条饱满而富有内力，避免了浮滑之弊。每一笔画，尤其是在中段行墨时，都显得格外厚重、沉实，仿佛能感受到笔锋在纸（或石）面上运行时的“阻”意，这种力量的积蓄与缓慢释放，构成了线条的韧性与张力。
这种笔法形成了“骨重肉丰”的浑厚气象。所谓“骨”，指线条的内在力量和结构支撑；所谓“肉”，指笔画的丰腴饱满。徐浩成功地将二者统一起来，既有刚健的骨力，又有丰厚的墨韵，正如前人“怒猊抉石，渴骥奔泉”的比喻，形象地描绘出其书法中蕴含的雄强奔放、力感十足的动态美。晚年的徐浩，笔法更趋圆劲老辣，点画之间力透纸背，转折之处多用方折，清晰果断，同时又不失弹性与沉稳，达到了“筋骨”与“血肉”的高度和谐，展现出一种内敛而强大的生命力。
在结体方面，《不空和尚碑》展现出稳健老辣的特点。字形多取纵势，即整体形态略显修长，这使得单个字显得挺拔而有精神。尽管字形取纵势，但结体内部却十分茂密紧凑，笔画安排疏密得当，重心安稳，毫无松散或倾斜之感。徐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在平正、端庄的总体框架内，巧妙地制造出一些险绝的趣味。
例如碑中的“有”字，其上部的横画排布紧密，下部的“月”部则相对疏朗，通过这种横向笔画的疏密对比，以及撇捺笔画的开张，形成了一种既平衡稳定又富于动态变化的视觉效果。这种于平正中寓险绝、于稳健中见奇趣的处理方式，使得碑文整体既端庄肃穆，又不失生动活泼的艺术意趣。清代碑学大家包世臣赞其“雄肆而解人意”，意指其书法既有雄健奔放的气势，又能于法度之中体现出灵动和人情味。杨守敬更直接称誉其为“骨力洞达，唐楷中的上品”，精准地指出了其结体稳固、骨力强健的优点。
《不空和尚碑》在唐代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转折点地位。它不仅是徐浩个人书风成熟的代表，更是盛唐楷书风格演变的关键标志。初唐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为代表，多继承晋人风韵，风格偏于秀逸、瘦硬，法度谨严。而到了盛唐，国力强盛，文化自信，审美风尚也随之转向雄浑、博大。颜真卿是这一转变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徐浩的《不空和尚碑》在时间上稍早，其风格已明显呈现出从初唐的清瘦向盛唐的丰腴饱满过渡的特征。
此碑既保留了初唐楷书“法度森严”的优点，结构严谨不苟，又融入了盛唐所特有的“雄强力量感”，笔画厚重，气势开张。它完美地融合了初唐的“晋韵”之雅与盛唐的“浑厚”之美，成为连接两个阶段的桥梁。因此，它被视为颜真卿书风的先驱，颜真卿本人对徐浩也颇为敬重，甚至有奉其为“老师”之说，足见徐浩及其《不空和尚碑》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此碑所展现的正是雍容大度、自信磅礴的“盛唐气象”。
徐浩书法艺术的另一大特色，在于他对古法的借鉴与创新，特别是将隶书的笔意巧妙地融入楷书之中。《不空和尚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融合的痕迹。例如，一些撇画的处理，不像纯粹楷书那样流畅犀利，而是略带隶书的波挑之势，含蓄而富有古意。横画也常常借鉴隶书的写法，中段饱满厚重，而起笔和收笔处则提按分明，形成类似“蚕头燕尾”的意趣，但又加以楷化，使其不失楷书的基本法度。
这种将隶书的波磔笔法、古拙质感与楷书的严谨结构相结合的尝试，极大地丰富了楷书的表现力，增强了其朴茂、雄强的艺术效果。这种独特的风格被后人称为“徐体”，其核心特征之一便是“体近平实，骨力洞达”——字形趋于平正朴实，不作过多华饰，但内在的骨力却能穿透纸背，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隶楷结合的创新，不仅是徐浩个人艺术成熟的标志，也为后世书法家探索楷书的多样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书写《不空和尚碑》时，徐浩已近八旬高龄。此时的他，人生阅历丰富，艺术修为深厚，书法技艺已臻化境。相比于早年的秀润风格，晚年的徐浩更加追求老辣沉雄的境界。《不空和尚碑》正是其晚年风格的集大成之作，褪去了年轻时的妍美，代之以苍劲、古拙和内敛的力量感。其用笔“识锐于内，振华于外”，意指其功力深藏于内，而神采风华自然流露于外，这是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不空和尚碑》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平实稳健、法度严谨的结体特点，对后世尤其是明清时期的“馆阁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官方文书规范字体的借鉴来源之一。而其雄浑厚重的笔力、隶楷结合的探索，则为清代碑学派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取法资源。碑学派书家们力图打破“帖学”的柔媚，追求金石碑版的阳刚之美，《不空和尚碑》所展现的“骨力”与“气象”正契合了他们的审美追求。近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在创立“标准草书”时，也曾借鉴吸收徐浩书法的某些特点，足见其艺术生命力的持久。
历代书法评论家对徐浩及其《不空和尚碑》给予了高度评价。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将其书法列为“妙品”，认为其书如其人，有“君子之器”。明代董其昌对徐浩书法推崇备至，坦言从《不空和尚碑》中获益良多，尤其欣赏其法度与气韵。清代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明确评价《不空和尚碑》为“唐楷中的上品”，肯定了其雄强力量与法度兼备的特点。南宋的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七的《徐浩谢赐书帖赞》中称赞徐浩书法“绝伦”，足见其技艺之高超。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更是将其誉为“篆隶之极”，极言其融合篆隶笔意达到的高度。
当然，历史上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徐浩的书法“俗”或“少清逸之气”。这种评价可能源于其书风过于雄健厚重，与崇尚秀雅飘逸的审美趣味有所不同。然而，这并不妨碍《不空和尚碑》作为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其在笔法传承、风格演变以及体现盛唐精神方面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和不朽价值，早已得到广泛认可。
《不空和尚碑》作为徐浩晚年楷书的代表作，以其雄健的笔力、老辣的结体、隶楷融合的创新以及所承载的盛唐气象，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它不仅是研究徐浩书法艺术和唐代楷书演变的重要实物，更是感受那个伟大时代精神气魄的珍贵窗口。尽管历史评价偶有微词，但其整体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使其无愧于“唐楷上品”之誉。时至今日，无论是临摹学习，还是学术研究，《不空和尚碑》依然散发着强大的艺术魅力，持续滋养着后世的书法创作与审美。
附：徐浩楷书《不空和尚碑》高清单字赏析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