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传》讨论的主题是“天文”与“人文”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思想的永恒主题。先秦士人对一切“天经地义”之法则的追问，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自觉反思，为中国美学奠定了哲学的基础。

《易传》讨论的主题是“天文”与“人文”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思想的永恒主题。先秦士人对一切“天经地义”之法则的追问，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自觉反思，为中国美学奠定了哲学的基础。

中国古人并不把“文”仅仅看作是一套人为的约定，而认为它们是天地自然垂现的神圣事物。“天文”最早来自于上古先人观星制历的伟业。农业的生产特别重视“农时”，领受了“天命”的王朝统治者要指派一批专家来厘定历法，让耕作者知晓播种收获的时节。这就是《周礼》所谓的“授民时”。除了辨正方位和把握农时这样明显的功用之外，星历还为人的精神世界建立了时空的坐标和秩序。与当今受到近代自然科学重塑的“天文学”不同，中国古代的“天文”并不是研究“天体”的学科，而是探究天地之“文”的学问。中国的“天文”是以“天”作为人世间的“文”的范本，以使人世更加有序和安宁的一种观念体系。久远的神话、符号结合在这种“天文”之中，成为古人精神家园的基础，也是其哲学思考和艺术创作的渊源。

《易》是“律历哲学”的产物。顾名思义，“易”的基本意义是“变易”，人世的变易意味着成败利害的消长。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易传》以“知命”作为宗旨，“知变”则是其直接的目的。《易传》的“知变”，就是以“立象尽意”的方式把握变易对于人世的意义。把握变易，并不是从变动当中索取功利的好处，而是为了让人对于祸福有一种理性而达观的认识。这跟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都有契合之处。孔子被誉为“圣之时者”，大概也跟他精研易学有关。

易的象数体系所模拟的，是在无数具体情境中实现的“常”与“变”的统一。《易传》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同前面分析老子的“三生万物”一样，“生”意味着自组织、自创造。在《易传》的理论中，这种自组织、自创造是阴阳之间相互激荡的产物。《说卦传》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在相反相成的各种因素之间，阴阳的动能成就了不同的情境，借助各种爻变、卦变，易象的推演可千可万，以至于无穷。所有变动的总概括，就是“乾”，其内涵是“健”，即永恒的运动、创化。

“易”同时还意味着“简易”，灵变之中，寓有条理。也就是说，不论事物的变动多么纷繁复杂，总是具有一定之规可为人把握。《易传》以庄严宏大的笔触描绘了天地间的交响乐：“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辞上》）“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易所呈现的变动，并不是一片令人畏惧的混乱（chaos），而是一幅有条理、有生机而又壮丽磅礴的画卷。《易传》以“变”为主题，推崇阳健之“变”即是张扬“其命维新”的意义创造，所以尊天而卑地，但与此同时，“变”已蕴于“常”的作用之中了。总之，没有“变”的“常”是守旧僵化，而不尊重“常”的“变”则是胡作非为。

《易传》是战国哲学思想交汇的产物，与儒家和道家思想都有交集。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说《易传》与孔门传人以及《老子》的作者（们）有直接的关系，但在那个思想交流活跃的时代，人们思考的问题以及运思的路径具有相通性，却是不争的事实。老子学派对作为意义世界之“名”的生灭流通、思孟学派对“情”与“心”的讨论都达到了精微的层次；在《易传》中，广大的仁心与虚静的境界、敬畏怵惕的态度与观几察变的方法、对于人事与自然的把握，兼具了精深与广大的面目。《易传》在先秦思想的发展史上还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易传》以“象”喻德，上承古代史官的占筮之术和春秋时代的孔子易教，并吸收了战国时代对于“情”与“心”的深入讨论。《易传》由精微而广大，启发了后人对“天”的讨论，以至于晚周至汉代的宏大宇宙框架的奠定也可以从《易传》中见出端倪。

从价值关怀的方面看，《易传》从“天”的角度概括了“人”的规律，以无欲、无为的心态俯察世间的分合治乱，这是一种道家的旁观态度；另一方面，《易传》又十分强调条理秩序，以及人对于世界意义的主动参与。这一点又反映了儒家的入世担当的精神。在《易传》中，儒的刚健仁德与道的无为旁观结合得十分自然，以“神”作为理想的“大人”境界的一个代称，也是儒道共通的观念。在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理念相互激荡的背景下，《易传》做出了一个初步整合的尝试，以此而奠定了中国人的宇宙论、人生观的基础。

选自叶朗主编《中国美学通史》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