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权力合法性基础不断重构的过程。本文提出，在人类文明史上曾发生两次具有范式意义的权力转移：第一次是公元前11世纪中国周代以“以德配天”取代商代神权政治，第二次是17—18世纪西欧通过“社会契约论”打破天主教神权垄断。两次转移均以“人的主体性
人类文明史上两次权力范式转移：从“神赋”到“人赋”的合法性重构
摘要
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权力合法性基础不断重构的过程。本文提出，在人类文明史上曾发生两次具有范式意义的权力转移：第一次是公元前11世纪中国周代以“以德配天”取代商代神权政治，第二次是17—18世纪西欧通过“社会契约论”打破天主教神权垄断。两次转移均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将权力合法性从“神授”拉回“人赋”，但因文明路径差异呈现不同特征——周代构建了以“德—礼”为核心的伦理型权力体系，西欧则形成以“权利—契约”为基础的法理型权力框架。通过比较分析，本文揭示权力范式转移的驱动机制及其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深远影响。
一、权力起源与早期范式：从母系权威到神权政治的演进
（一）原始权力的生物性基础：母系氏族的情感—生存依赖
在人类文明的萌芽阶段，权力的最初形态源于生物本能与生存需求的结合。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因生育能力和采集经济的主导地位，天然成为族群的核心组织者。她们通过哺乳、照顾幼崽等生物性角色，建立起情感依赖的权威，并进一步将这种权威扩展到资源分配与冲突调解领域。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母系氏族的权力并非制度化统治，而是基于血缘纽带的“自然权威”，其核心是通过“仪式”固化社会秩序——如原始巫术仪式、生殖崇拜等，这些仪式既是对未知的心理安抚，也是权力合法化的最初尝试。
（二）神权政治的诞生：从“母亲”到“祭司”的权力专业化
随着族群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如陶器、农业的出现），权力逐渐从个体血缘权威转向专业化的宗教权威。掌握祭祀仪式、天象观测的“祭司”阶层崛起，他们通过垄断与“神”沟通的渠道，将权力合法性根植于超自然解释体系。商代甲骨文记载的“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正是神权政治的典型表述——商王既是世俗领袖，也是最高祭司，通过人牲祭祀、占卜等仪式强化“天命所归”的合法性。这种“神王合一”的模式在古埃及、两河流域等文明中普遍存在，标志着权力从生物性依赖转向系统性的宗教建构。
（三）父权宗教社会的崛起：战争、农业与功能性权威的强化
农业革命（约1万年前）引发的剩余产品积累和定居生活，为规模化战争创造了条件。男性因体力优势在农耕（犁耕农业）和军事活动中逐渐占据主导，权力开始从“血缘权威”转向“功能性权威”。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领（“父亲”角色）通过战利品分配、领土扩张强化权威，形成“父权宗教”社会。商代晚期的人牲规模激增（殷墟考古显示，武丁时期人牲达5000余例），既反映神权的强化，也暗示军事贵族对宗教仪式的掌控——战争胜利被归因于“神佑”，而战士阶层则成为神权的世俗代理人。
二、第一次权力范式转移：周代“以德配天”对神权政治的伦理化改造
（一）商代神权合法性的崩溃与周人的危机回应
公元前11世纪，“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政治变局，本质是神权合法性的危机。商纣王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将权力视为神权的无条件授予，导致人牲祭祀滥用、附属部落离心。周人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尚书·大雅》）重构合法性，核心是引入“德”作为权力中介——上天并非永远眷顾某一族群，唯有“敬天保民”者才能获得天命。这一论述首次将权力合法性与统治者的道德责任绑定，完成了从“神选”到“德选”的范式转换。
（二）“天—德—民”三位一体的合法性框架
周代构建的权力逻辑包含三重维度：
1. “天”的超越性监督：保留“天命”概念，但赋予其道德属性，“天”成为正义的终极来源，而非商王的私有庇护神；
2. “德”的实践要求：“德”的核心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尧典》），即通过推行礼制、节制暴力（如废除大规模人牲）实现社会整合；
3. “民”的民意中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将“民意”作为“天命”的显现，使权力合法性获得世俗化根基。
（三）“礼”制：从神权仪式到伦理秩序的转化
周代将商代的宗教仪式转化为世俗化的“礼制”，通过规范祭祀、婚丧、朝聘等行为，构建宗法等级秩序。“礼”的本质是“别贵贱，序尊卑”，但同时强调“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将权力运作纳入可预期的伦理框架。这种“伦理型权力”体系，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以世俗道德（而非宗教神权）作为统治合法性基础的文明。
三、第二次权力范式转移：近代西欧“民赋公权”对神权专制的理性化颠覆
（一）天主教神权体系的僵化与合法性危机
中世纪西欧的权力合法性建立在“君权神授”基础上，教皇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掌握精神与世俗双重权威。14世纪后，教会腐败（如赎罪券买卖）、民族国家兴起、资本主义萌芽共同动摇了神权根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7）提出“因信称义”，否定教会中介，为个体理性觉醒开辟道路；随后的启蒙运动（17—18世纪）进一步以“理性”为武器，批判“君权神授”为“违背自然法”。
（二）社会契约论：从“神赋”到“民赋”的逻辑重构
启蒙思想家通过“自然状态”假设重构权力起源：霍布斯认为，人们为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通过契约让渡权利给主权者；洛克强调“生命、自由、财产”是天赋人权，政府权力源于人民委托，若滥用权力可被推翻；卢梭提出“公意”理论，认为真正的权力是全体公民共同意志的体现。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在于：权力合法性不再来自超自然意志，而是源于个体权利的让渡与社会同意，形成“权利—契约”的法理型合法性基础。
（三）从“神性个体”到“理性个体”：权力主体的范式转换
与周代“民本”思想（强调人民作为被治理对象）不同，西欧“民赋公权”的核心是承认个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平等性。1776年《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1789年《人权宣言》确立“主权在民”原则，标志着权力主体从“君主—贵族”转向“公民”。这种范式转移不仅否定神权，更颠覆了基于血缘、等级的传统权威，建立起以法律为纽带的理性化权力体系。
四、两次权力范式转移的比较分析
比较维度 周代“以德配天” 近代西欧“民赋公权”
合法性基础 道德伦理（义务本位：统治者有德） 法理契约（权利本位：公民同意）
权力来源逻辑 天—德—民的循环（半宗教半世俗） 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彻底世俗化）
权力主体 宗法贵族（周天子—诸侯—卿大夫） 公民（理论上的平等政治主体）
世俗化程度 保留“天命”框架，强调世俗道德实践 完全剥离宗教，基于理性主义建构
历史定位 神权政治向伦理政治的过渡 神权专制向自由民主制的转型
（一）共同逻辑：对“人的主体性”的觉醒
两次转移均通过引入“人的维度”打破神权垄断：周代以“德”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自主性，西欧以“理性”肯定个体的权利自主性。尽管前者侧重集体秩序，后者侧重个体自由，但本质上都是人类试图通过自我规范（而非神谕）掌控权力合法性的努力。
（二）路径差异：文明基因与历史条件的塑造
周代转移发生在农业文明早期，依赖宗法制度和农业伦理，因此合法性建构围绕“差等秩序”（礼制）展开；西欧转移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国家兴起，个体主义与契约精神成为核心，合法性建立在“平等权利”（法理）基础上。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形成“政统与道统合一”的治理传统，而西方发展出“权力制衡”的制度框架。
五、结论：权力范式转移的文明意义与当代启示
两次权力范式转移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两次飞跃：第一次使权力从“神秘不可测”的神权转向“可被道德约束”的伦理权力，第二次使其从“等级依附”的传统权力转向“基于同意”的理性权力。尽管路径不同，但共同揭示了一个规律：权力合法性的核心在于回应时代危机——周代回应族群冲突与神权滥用，西欧回应教会腐败与社会转型。
在数字时代，权力结构正经历新的变革：社交媒体重构信息传播模式，区块链技术催生去中心化治理尝试，人工智能引发对“数据权力”的争夺。这些变化是否预示着第三次权力范式转移？或许，人类对权力合法性的探索永无止境，而两次历史经验始终提醒我们：唯有将权力植根于人的价值与尊严，才能实现文明的可持续演进。
参考文献
1. 摩尔根. 古代社会[M]. 商务印书馆, 1977.
2.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 三联书店,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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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硬核熊叔4